第三节古典文化社会学的几个流派
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以前孔德、斯宾塞所开辟的道路还很少有人问津的话，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人们已经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了。过去，孔德不过是一条“死狗”，斯宾塞也不过是一个孤僻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不仅科学界纷纷把他们当做魁斗仰视，而且连官方也不能不把他们抬进神圣殿堂，大量出版发行他们的著作了。人人谈实证，个个论进化，实证主义一进化论的世界观成了当时西方知识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不仅试图以此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也试图给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以科学的说明。在这种研究中，他们时而把这些自然因素提高到首位，时而又强调那些自然因素重要，这样就形成了古典文化社会学研究中的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主要是：文化地理派、文化心理派、文化人种派等等。这些流派主要不是在组织上有什么联系，而是以某种共同的自然因素解释文化现象。
文化地理派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社会地理学思想。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等书中就曾过文化地理派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
德嘶鸠的社会地理学思想。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等书中就曾过分地强调地理条件对一个民族的道德面貌、法律性质以及政体特点的影响。19世纪初期，法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史达尔(C．Stall)在她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简称《论文学》，1800)中，也曾从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方面论述过西欧南北方文学发展的不同特点。我们在前边谈到的德国民族学家巴斯蒂安的文化地理区域理论和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文化区域分布论，都可以说是文化地理学派的思想渊源。到19世纪后期，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按照生物学的地理分布理论来解释社会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分布情况，遂形成了一个文化地理流
派。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拉策尔(F．Ratzel)。他是德国的地理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人类地理学》（1882"一1891）、《非洲的弓》(1891)、《土地与生活》(1901—1902)等。拉策尔把社会看成如同生物一样的有机体，从地理环境方面描绘人类文化的进化与分布。他着重注意的是物质文化现象，认为物质文化特征是不同民族发展的标志，从各种物质文化特征上可以看出不同民族之间的历史联系，看出文化的移动和传播。拉策尔既是19世纪文化地理流派的代表人物，又是20世纪初德国“文化圈”派的创始人。除拉策尔外，古典文化地理学派中还有法国丹纳(H．A．Talne)、英国的勃克尔(H．J．Buckle)等人。丹纳主要是研究文学、艺术一类精神文化的，著有《艺术哲学》；勃克尔则侧重于民族意识、体格与物质财富的积累，著有《英国文明史》。其他还有一些社会地理学家、地质学家等。文化地理学派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研究文化与自然界的交互作用的做法和相关见解是颇为重要的。但这种见解主要适用于原始文化的创造与发展，因为原始文化时期影响文化创造的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文化世界创造发展起来以后，虽然也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但若过分强调地理环境，也就忽视了文化的独立性及其存在发展的复杂变量关系了。文化地理学派的思想对20世纪初期德国的“文化圈”学派、英国的传播学派、美国的历史学振以及现代的人文地理学派都有很大影响。
文化心理学派的思想在巴斯蒂安和泰勒的著作中即已表现出来。巴斯蒂安的“原始观念”和泰勒的“原始信仰”，都可以说是文化心理学的解释。到19世纪末期，实证主义心理学发展了起来。遂产生出了一批进化论的心理学家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沃德和吉丁斯。沃德著有《动态社会学》(1883)、《文明的心理因素》(1893)等书。他从人类的“欲望”出发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他把这种原始动力分为两种，一种是生物性的冲动，如性欲、食欲等；一种是精神的冲动，如道德、审美要求等。因此，沃德认为，人类理智的、道德的、审美的等文化现象都是这种人类欲望冲动的结果。吉丁斯著有《社会学原理》(1896)、《社会化理论》(1897)等书，他以“同类意识”说解释社会文化的起源。他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区别于他类动物的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中，由于政治、经济以及种族的种种原因，产生了各种“同类意识”。在他看来，社会不过是一种受自然过程制约的心理现象，它的发展是由“同类意识”决定的，文化传统、群体思想、价值观念等都是“同类意识”的产物。除美国的沃德和吉丁斯外，英国的詹姆斯·弗雷泽(J．Frazer)和芬兰的希尔恩(Y．Him)也从人
类心理的角度解释文化现象。弗雷泽是民俗学家，著有《金枝集》(1890)，其文化思想宗于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理论。不过他又把人类智力的发展划分为巫术、宗教、科学三个阶段。按照弗雷泽的意见，人类原始文化都由“交感巫术”产生。希尔恩主要研究文学、艺术一类精神文化，他的《艺术起源》(1900)一书，一半是心理学的，一半是社会学的，其思想主要受爱德华·泰勒和弗雷泽等人类学家的影响。古典文化心理派的思想主要是基于人类进化的理论，其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实证主义的。但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在反实证主义一进化论的思潮中，随着本能心理学、族体心理学、集团心理学的兴起，他们对自己的思想都做了不
同程度的修正。
文化人种论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约瑟夫·戈比诺(GobineanleContebe)、德国的奥托·安蒙(O．Ammon)和英国的H．张伯伦(H．Chamberlain)等人。这些人主要是种族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从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生物学出发，以人的生物本能代替人的社会本质，认为影响文化发展的不是地理环境，也不是时代风俗、道德或其他社会条件，而是种族本身。他们企图以人种的皮肤颜色、头颅的大小、身体的素质等特性来说明人类文化的创造能力和掌握能力。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白色人种创造的，其他文明民族的文化都是白色人种的文化传播的结果；白色人种的文化又是由雅利安人创造的，而日尔曼人则是雅利安人当中的*高级种族，因此日尔曼人是人类的花朵和文明的中心。文化人种论为德国法西斯主义者进行扩张、侵略战争制造了理论根据。
除上述文化流派外，还有一些别的流派，如文化机械论、文化唯能论等等，大都以自然科学的理论解释文化现象。这些理论离文化的社会学思想更远，这里就略而不论了。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产生的新的文化进化论思想，则留待第五章去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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