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否灵魂，这是几千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在我看来，人的躯体存在总会有自己的灵魂————灵性，而随着肉身的消亡，灵魂亦就灭迹了。但中国古人以为，人死亡后，其灵魂依然四处漂泊，于是就有神鬼说、超度论。在日本古代，也有一种“御灵信仰”：即死者，特别是政治上死于非命的人，死后常常现出某种怪异，给人们带来灾难，这种未被安慰的灵魂即称“御灵”，于是要为它们修盖专门的祖庙。这种“御灵信仰”在日本平安时代特别盛行。
英国有一个灵魂研究所，美国、日本也有，中国的社科院也有宗教研究所，名字不同，实质一样。英国这个研究所，给修行人(修道者)和不修的人做对比实验，研究发现实验对象死后脑电波非常平稳的都是有一定功夫、经常静坐的修行人。有实验结果，却无法解释脑电波不异常活动的原因。没有一定静坐功夫的人，他们的脑电波上下跳动，非常活跃。这样的人死时内心恐怖，心性散乱，业力苦逼，这是其一。其二，科学家通过暗室里安装多角度视频摄像头观察发现，在一片黑暗的暗室中，所有人毫无例外的死时都有一丝白光由体内射出，有的修行人光都从头顶射出，多数人是从颈部以下的身体其他部位发出，脚部、腿部，各个部位都有，几秒钟时间，这道白光迅速穿透一切阻力，消失不见。这是什么？日本的研究报告就说了，这是人的灵魂。研究报告已经表明，人体内确实有一个东西存在，佛家叫“神识”，其他宗教则叫“灵魂”。
且不说这样的话题，我则是想讲讲知识分子的灵魂。老实说，比起前辈老知识分子，当今青年知识分子，大多人格双重、灵魂漂泊，能甘受清贫、耐得寂寞的恐怕少数，真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瘠者，兴许是“稀有人物”，或者更被人耻笑，诚如古人云：“人心世道，日趋于下，真可叹也！”
当然怪不得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受拜金主义、享受主义冲击，加上“文革”以前知识分子的受惊受压和“文革”以来知识阶层的断裂，薪火传承受阻，知识传递相隔，使得当今知识分子的自持、淡定、坚守的精神，再也不能与老一代学人相比。尽管时今青年知识分子高学历(不管这种高学历的学问底子如何)、高智商(不管这种智商的价值取向怎样)，但未必有高能力、高品行，无怪乎有人嘲笑：“得学位者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而教书者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由于生活方式、生命形态不同，老一代知识分子渐渐“驾鹤西去”，若有在天之灵，他们惟有无奈叹息和苦笑。
记得北大著名教授游国恩先生说过：“人要有‘中气’，学问要有‘底气’，学问和人一样，有‘气’才能活。”此话确是说在道上，但我后来细想，现在知识分子的“气”用在玩耍上，用在门路上，用在造假上，说穿了是竞相争项目，钻进铜眼里，盯在钱袋上，毫无一个“正”字，一个“傲”字，从而变得人格低下，灵魂出窍，何有“气”矣，何有“神”也！知识分子素有“社会良知”、“时代书记”之称，而不是“笼中金丝鸟”、“屋内巧鹦鹉”。作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社会精英，他们有沉静、含蓄，有通悟、呐喊，有本色、感伤，有尖锐、泼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中华民族振兴的漫漫征途中，上下求索，坚忍不拔，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可惜，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缺席”了，或者说是“失哑”了。
倘若正确表达，当今知识分子灵魂正在漂泊，无有定所。这是一代的悲哀，是一代的痛楚，也是一代的麻木。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超常敏感的群体或个体，为一切不幸和痛苦感到震颤，经常领略灼烫、锥心的怜悯，如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所说：“只要存在着痛苦和不幸，快乐和幸福就不再可能。”而另一位思想家拉吉舍夫说得更透彻：“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相反，现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阶级一直沉浸或陶醉在“幸福指数”，从来没有“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打，敢骂”，对社会不公、分配不均、贪污腐败、欺上瞒下、官员霸道、平民受压以及医疗红包、教育资助、办事送礼等等，几乎不吭一声，更无拍案而起。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咸于改革”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躲进雅致的“象牙塔”，躲人自造的“蜗牛庐”，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个人收入、情色享受，甚至以“智囊”、“顾问”身份为利益集团献计献策，分得一份美羹，而遗忘、漠视、旁观另一群被侵占、被损害、被遗弃、被贫困的底层群体，试问：如此知识分子的良知何在？如此灵魂漂泊变成天马行空，捞取自由买卖的筹码、本钱。
古谚说得好：“文人得志学孔孟，文人失意学老庄。”中国毕竟有几千年的文脉，现时知识分子的灵魂漂泊则是暂时的，不可能永恒。我以为，失去灵魂、漂泊灵魂的知识分子自然是少数，但害群之马的危害不可小觑，除了被正直、有气节的知识分子鄙视、唾弃外，未来知识分子的灵魂会得以矫正、回归。如果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真的知识分子大可不必去与假的知识分子较劲，“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倒不妨学点庄子“自然主义的超脱论”。
庄子的灵魂或许玄妙，然而其超脱生死却是一种豁达的生活哲学。在他眼里，人体与自然本是一体，出于自然，归于自然，无所谓生离死别，从而将小我化人宇宙的大我，达到无限，进而对人生持有一种淡泊无为的立场。庄子与惠施有过一场有趣有味的哲学争论，即“倏鱼出游从容”命题，两人的质疑异常风趣，庄子“知鱼乐”，实际上是物化心灵，他的灵魂自由实在，以此推理，面对山岳、林泉、飞鸟、云霭、苍穹……大自然的一切，都给庄子的灵魂装上翅膀，从远空，从高山，从大海，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心底，由此落定伫立，恐怕比那些四处飞散的灵魂更快乐、更知足。
当代青年知识分子，不妨从庄子的快乐中明白点事理、悟到点启示，让自己的灵魂洁净、淡定，从而熠熠生辉，温暖人间。我想，绚烂是人生的追求，而平淡亦是人之福分。人的灵魂藏于躯体内，也可飞越天地外，但它是灵鸟，在飞达长空后须回返，否则无家可还，灵魂便会污染、肮脏，甚至变成一潭腥血。一个人的灵魂在于精气，而一个国家的灵魂在于文化。人若缺失灵魂，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国家没有灵魂，其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躯壳有甚意义？青年学子需要为生计奔波，但不可为挣钱失魂落魄，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我很真诚地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请你们考问下自己的灵魂，是不是丢失了？丢失了是否拾起？千万不要忘记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不可像果戈理描写的“死魂灵”那样，把现有的中国现实改变成形形色色、贪婪愚昧的地主家园，腐化堕落的官吏天堂，以及悲惨处境的农奴地狱。
让自己的灵魂清醒，则需要珍视自己的精神生活，有时需要学会孤独沉思、甘于寂寞。孤独是人最好的伴侣，沉思是人最亲的友朋，它们无待于你的微笑、眼泪、赞美、讴歌，而你也无待于它们的慰藉、抚爱、嗔怪、共鸣，在孤独中可获得宁静，在沉思中可享有遐想，这一切，尽在“无我”、“无待”中汲取与收获，如惠特曼德的诗句：“退到深藏着的隐避的地方，远离人群的喧闹，在那里深思冥想，度过快乐和幸福的时光。”可见，孤独并非一无是处，沉思其实并不吝啬，你的思想、灵魂在提升，能够进入全新境界。
基于我的人生经验，很想提醒青年学子：忙忙碌碌遂会使人心气浮躁，精神亢奋之后不免让人感到疲倦。人的心灵也许只有徜徉在一块静谧的芳草之地，一个闲适的绿洲之甸，方能获得一时半刻的轻松惬意。“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窍禄人”。生而为人，不能去做争利逐禄的蟊虫。人是需要看看鼻底下碗盆中的食料，摸摸口袋里的钱币，但有时也该看看头顶之上的星星和白云，关注身边周围的人间世界，更须回眸自己的心灵宇宙。一个人倘若遗忘或抛弃精神家园，失掉灵魂，一生劳碌，匆忙一世，岂不白白到人世走一遭？
但愿青年知识分子能与质朴率直的人相处，与民众融合，尽管在这扰攘的世间，那份清纯本色、那种人间挚爱似乎已成为“稀有元素”，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需要坚持，更加努力，人性之光，灵魂之辉，必将照亮神州大地。P1-4
写作此书断断续续花了半年多时间，写完之后，不像以往完稿后有股轻松愉悦，相反，心头沉甸甸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这本书讲的多为海上文化(过去老文化人常把“上海”倒称“海上”，在此暂不探究)，其实主要讲知识分子，尤其是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这些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显得尤其可贵。书中虽没写所谓“现代意识”、“先锋意识”，但其中的文化传统在今天来看，依然有现实意义。
原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人文学者高瑞泉教授说过：“中国在百余年问经历了一个从学习型现代性到反省型现代性的过程。随着20世纪晚期中国经济起飞，一方面现代中国的轮廓日益清晰，另一方面对现代性的反省和批评也日渐增长。”高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本身包含了传统的士类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其现代知识分子正映射出现代性复杂斑斓的光泽。高教授的理论概括无疑是正确、合理、科学的，但我辈从事一线新闻工作，实际上是社会见证者，所见所闻却大有相异，若按教科书所言，许多社会现象难以圆说。
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具有正直、气节、尚学、崇德的品质。但按我人生经验，除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环境反思外，其自身也须考问和议评。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批判为己责”，但不洁净自己灵魂，何以“传道受业解惑”？如今“夸夸其谈”、“行为不端”的知识人屡见不鲜，民众不满自有道理。我有时纳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界出了不少真正大师级的学问家、文学家、科学家、大名医等等，且举教育界、文学界，像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胡适、陈寅恪、陈垣、钱穆、周谷城、马寅初、马一浮、梁漱溟、吕叔湘、舒新城、梁淑冥、苏步青、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真是一代宗师，群星璀璨。新中国成立以后，“反右”、“知识分子改造”、“文革”等政治运动不断，“夹着尾巴做人”，一代大家荡然无存，即使有也隐姓埋名，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
我辈伴随新中国长大，从小受党的教育，刻苦学习，立志报效当时物质不丰、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祖国，那时，我们的理想、情怀是高远的，我们的精神、意气是奋发的。我们钦佩那年代老共产党人的做事为人，他们的理想、胸襟、品质感染着我们，使我们激情燃烧。老知识分子同样钦佩、亲近、接受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曾有比较，即便政治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被“老左”迫害，但他们感恩心地善良的工人、农民，而中下层品行耿直、具有人性、做事公道、同情帮助知识分子的老共产党人大有人在。即便这样，毕竟伤了中国知识界元气。
“闭门锁国”使中国大陆落伍，特别是“文革”十年，贻害至今，恐怕三四代人都难以“弥补”。对这场国家、民族的空前灾难(尚不能说绝后)，将来会由历史学家论定，但对已五六十岁以上的我辈说，这场“文革”不仅严重伤害了知识分子，而且搅浑了人们思想，这种流毒痛定思痛。虽有后来的“纠错”、“改正”，可知识界“断层”之恶果迄今显现出来。中华文化肌体伤筋，民族文脉裂痕，不是几代人所能弥补。如今的学校熙熙攘攘，好像菜市场；再如教师气质高雅、醉心学问者颇为少见；又如听学校领导演讲报告，连我旁听者都要昏昏欲睡。现在高校的博导、硕导满目皆是，聊谈中觉得知识根底远比不上我们前辈老师的满腹经纶。过去做大学教师起码当四五年助教，有的当讲师二十多年还评不上副教授，可他们不在乎，学问拿手，倾心教学，让我辈受益终身。如今博士二三年便自然提升，学生称自己老师为“老板”，而老师则称领导为“老板之老板”……听人戏言：现在学生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先生教书是把自己的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又听调侃：现在一些外文系学生的中文水平不如外文，已见怪不怪，而有的中文系学生中文水平不如外文，亦非危言耸听。
学校环境与社会制度是关联的。现在一个频繁出现于媒体的词汇叫“腐败”，这是宽泛的概念。现在的腐败，不仅仅是指金钱、美色、物质利益上的贪腐，更包括一种“腐败文化”，在官场则叫“官场文化”，在学界则叫“学官文化”，特征是不思进取，只求保住官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高高挂起，不说真话，只讲假话、空话、套话、废话，这种文化特征蔓延社会肌体，就会渐渐腐蚀，莫说国家前途、民族希望，连亲情、友情、恋情直至民情都会“异化”，这极其危险。
本书写作自然没有涉及这类时政的核心问题，则从正面角度讲述文化，强调现代知识分子的担当、责任、命运。“气可鼓而不可泄”。那些落马的或未露的贪官，要讲学历、文化大都不凡，拥有过辉煌，缘何把持不住自己、保持不了操守，除了制度性外因，恐怕与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甚了解、不愿学习有关，而是热衷于人脉关系、深谙于厚黑之学，以致贪婪、私欲无限膨胀。不可否认，现代科技对传统文化有巨大销蚀力量，但反过来，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也有反哺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是“良药”、“抗体”，所以讲文化、人文，研究知识分子自身，也算是“为己之学”。书稿中正面讴歌的知名学者、科学家、报人、出版家、导演、诗人、画家、篆刻家、书法家包括不为人知的优秀人才、党务工作者等，他们的道德情操、精神境界、思想修养，时常感动我。走笔至此，突然想到今日正逢端午节，让我想起我国著名大诗人屈原，想到他的《离骚》、《天问》、《渔父》等作品，“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卜下而求索”，“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他的深思高举，他的爱国情怀，正是本书所书人物的精神写照。
向读者奉上这些文字，正是表达我对有思想、有气节、有才华、爱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敬意。我虽不才却执著，花了半年多时间，翻资料、寻故地、采访人、精筛选，用心用功地写作，但愿读者能从中得到收获。过去有句流行的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相信现代读者的眼光同样也是雪亮的，是真用心、真用功、真情感，逃不过读者的目光。读者的评判是最权威的，是好是歹，对我都是一种护爱，我真挚感谢。因学力不逮，学识有限，书中难免罅漏或差错，尽管我一次次努力推敲、修正，并且得到不少友人点拨、指正，但“千虑一失”肯定会有，在此恳请读者鉴谅，期盼读者赐教。
管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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