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先驱西蒙娜·德·波伏娃有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建构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杂志的对于女性身份的建构来看，如果说，新中国初期的女性试图通过抹杀掉所有的女性特性，即“把女人变成男人”，用否定性别身份的方式来获得个人社会身份，那么现代女性则试图在保留女性特性的基础上，加入“男性”元素，将“男”“女”两性混合同体，塑造出一个“新女性”形象。不少评论者认为这种倾向是男女平等意识的体现，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表征。但这样一种模糊性别身份的方式就真的较之前辈们否定性别身份以获取社会认同的做法来得更为理性、更为高明吗，
真相似乎并非如此。“中性”也好，“男色”也罢，它们所展现的恰是女性在自我幻象中对于男性身份的羡慕和渴望，当女性试图在这样一种身份的幻象中重构自身时，其背后传达的还是男性权威的至上性。尽管弗洛伊德在解释女性性意识时所提出的“阴茎嫉妒”说法，即“菲勒斯”情结已被后来的大多数女性主义者所诟病，认为这是一种基于男性立场而人为区别男女二元结构的理论。但讽刺地是，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社会，迄今为止不管其表层是怎样地潮起潮落、风尚更迭，其深层意识形态却仍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二元结构，要分析几千年来始终在这样一种文化场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对其自我的身份建构，弗洛伊德的理论反而比绝大多数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话语来得更有说服力。
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菲勒斯”不仅标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它还成为女性与男性相比所缺少的和不如男性的地方，而男性则是评判的标准。按照拉康“镜像理论”的说法，任何主体身份的获得都是需要借助“他者”目光建构的，那么无疑，定义女性的“他者”是男性，而定义男性的“他者”仍是男性，只不过是“我”之外的其他男性。男性就仿佛是亘古不变、自我证明的“公理”，其自身就是中心，就是定义，而女性却从未获得自己的专属定义，只能从“相对于”男性的角度来定义自身。于是在“社会性别”的形成期，女性由于缺少“菲勒斯”而长期感受到来自拥有菲勒斯的“男性”的精神压迫，因为拥有菲勒斯就代表了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拥有“意义”。这种通常是不自觉的焦虑情绪长期积累，最终内化为女性的人生目标即获得一个菲勒斯。传统的“曲径”疗法自然是希望获得一个丈夫，或是渴望生一个男孩，而现代社会则为女性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即自我幻象。如果说“男色”是“60％的男人加上40％的女人”④，那么“中性”即是“60％，的女人加上40％的男人”．甚至这两种性别气质间的比例要比之更接近于五五开，这种模糊的性别分界对于建构女性的自我身份幻象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她可以不借助婚姻、不借助生育，而直接通过“男色”、通过“中性”将自己幻想为“菲勒斯”的拥有者。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希望在自身原有气质的基础上加人异性元素的往往是女性，而不是相反。
如在《王的男人》中以女性扮相而一炮走红的李准基，面对媒体采访多次宣称自己其实“很man，很男人”。这个漂亮得令女人汗颜的男人，为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特意在镜头前表演黑带三段的跆拳道功夫，并透露自己穿上戏服演出的第一天，恶心得直想吐等细节。显然，在现实生活中的他并不愿承认被广大女性受众所赋予的“男色”特质。再如当某娱乐周刊以“男色大拍卖：你够胆消费吗？”为题，设计女人如何花几百块钱请《加油！好男儿》的选手们喝茶吃饭，却遭到东方电视台和选手们的愤怒谴责。一位自认受辱的选手说：“我们每个来参赛的选手都在舞台上展示了真正的男人的本色，我们不是供别人消费的‘男色’。”这话恐怕道出了很多“男色”们的心声，尽管已经上了选秀台，做起了偶像梦，但在这些男人心里，“男色”和“男人本色”是彼此互斥的，后者是男人应有之色，而前者则是绝不能承认的。这看起来多少有些掩耳盗铃之嫌，但恰是绝大多数男性再真实不过的心理。而这也是“男色”与“女色”所不同的地方，因为在很多男性包括女性自身的刻板印象中，“女色”就是“女人本色”，两种非但不矛盾甚至是可彼此互换的。
如此的“男色”不禁让人怀疑起所谓“男色”时代的真实性。“男色”形象的出现固然在某种程度上令传统的男权文化有些难堪，但这或许不过是后者精心设计下的又一个美丽陷阱。当“男色”开始代言女性化妆品广告，当女性化妆品专柜开始出现男性导购员，这绝不意味着“花样男子”们已身处传统女性被看的角色地位，相反“男色”代言女性化妆品牌，那是“以男人的眼看女人的美”，虽然和女性同是从事彩妆销售，这些男人却被塑造为“专业”的“化妆师”或“男性艺术家”，复制着父权文化中男性作为观看者的角色，扮演着评价、再造女性形象的主导身份，并试图将男性的优势地位转化为“专业”的刻板印象。P11-13
教学相长，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精髓之一。
在赴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大学教育时，有两点最深的感受。一是：课堂上，教授很“闲”，学生很忙。每个学生都要发言、陈述，不是即兴的回答问题，而是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发表个人见解。教授很看重你是否有独立的创见。二是：课堂下，教授也忙，要接待同学，还要研究新的学术内容。学生则更忙，首先他们必须每周阅读数百页相关参考书，然后在一个讨论小组中互相交流，听听其他同学的看法，互相进行思想激荡、头脑风暴，这样才能在课堂上做精彩的有独立见解的发言。在欧美许多著名大学的教学中，学生一直是主角，他们要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研究”任务。
我每次看到学习室或咖啡馆中这样的小组讨论，都十分感慨。在中国，高校学生都是“各自为战”，学习就是掌握知识，谁背得好、记得清，谁就拿高分。在餐馆、咖啡馆，更多的是聚餐、闲聊、喝酒。在中国的课堂上，教授很忙，讲得天花乱坠，很累，要做很多准备，一言堂。学生很闲，悠闲地听老师讲，出了教室，已经忘了一半，出了校门，全部还给老师。因为听课就是为了应付考试，考试是为了拿高分，拿高分就有好排名，有好排名就有获得评各种奖、推荐读研等好事的优先权。除了期末的考试外．我们的学生没有每天的自我思考、创新的“压力”，很少有小组讨论会，也没有表达、展示的机会，期末集中背背书就应付过关。学校觉得对学生越严格越好，严格就显现为闭卷考试。而闭卷也往往只能考“知识点”，如果做论文，闭卷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中国的考试很重要。我的学生告诉我，复习备考研究生的几个月，是大学生活中最紧张最重要也是收获最大的时期————以前都在玩，除了高强度大跨度和繁多的内容外，他／她第一次成为学习的主角，由被动的接受型变成主动的掌握型，屁股挪了位．态度大变样。准备考研，必须看看今年相关学科的发展状况，要看看自己要考的导师发表过什么文章，要准备考试可能涉及的现实的学术的问题，逼迫考生有了一种“问题意识”。但是，中国高校学习与考试的急功近利的功利考虑仍然是主导取向。
记得在美国某名校的课堂上，几个中国学生总是非常认真地听课，书面作业很好，但是总怯于在课堂表达自己的看法(或许是因为语言障碍？还是内敛的民族性格？)。因而美国教授总是觉得不够满意，往往不给他们高分。而中国学生又非常在意是否能拿到A，除了中国人的荣誉感和面子————做好学生、好孩子外，这可能还与是否能拿到奖学金有关。
“教然后知困”，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在今天的教学中探索高等教育中教与学的互动模式，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当仁，不让于师”。
还是孔子说的好：“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个案研究或者案例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文化研究是“最语境化”的学术，它与现实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在以前的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中，我们却总是在进行“概论式”的教学，“文化研究”的泛泛之论还是很多，与当下现实实践结合紧密的案例研究却非常少。
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个案研究在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国的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运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在今天中国从事文化研究的主要还是一些文艺学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出身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反而很少)。中国的人文学界长期以来习惯于在抽象理论的层面上打转转，把西方的各种理论比较来比较去，试图这样来进行理论上的创新。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论创新之路是走不通的，是一条死胡同。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理论”主要是从西方介绍的，而西方的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带有自己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传统，很难与中国的实际完全吻合。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新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书房而是在“田野”、在社区，国外人类学与社会学中非常流行的“田野作业”(6eld work)社区研究，在中国一直是薄弱的环节。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理论创新的途径也常常是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比如布迪厄是在阿尔及利亚的田野研究中发现了此前的人类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无法解释那里的经验事实，这促使他创造出一套以“场域…‘习性”“文化资本”等一系列概念为核心，旨在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社会理论。这个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只有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个案研究中才能发现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中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从而在中国本土经验的特殊性中检验西方的理论并建立自己的理论。这是我们提倡个案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对而言，国内的文化研究需要从两个方面突破，这就是深刻的逻辑的形而上理论思辩和直面现实的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那种不上不下、既无形而上，也无形而下，既无细致的学理梳理————理论概念的思维的逻辑推演，又无细致具体的个案“深描”，却动辄要建构一个体系，列出一二三四，再辅之以例证的简单枚举，这种普遍泛滥的论文“格式”，确实需要改变改变了。
于是，就有了我们十多年来在课堂教学和现实研究的案例倾斜。
本书的编撰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有：
王林生、吴维忆、苏锑平、杜宇洁、赵文琼、王兴华、罗璇、王媛、郭燕、李娜、胡霞、谢盛松、李靖、刘倩、周琳、徐金钊、裘琳、王艳、向凯凯、乔艳伟、张芬、陈传媚、李娟、朱杉、张露元、g-柳青、张欣、李重蓉等，他们为本书的编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王林生博士不仅为本书提供了多篇论文，而且参与本书的整理、编排，现在他已经去从事博士后研究了；苏锑平博士则在繁忙的教学和学习的双重任务下，不忘进行文化研究的现实案例分析；远赴爱尔兰攻读博士学位的吴维忆同学，从遥远的科克大学寄来了她的文章；而张露元同学则是在完成这一篇论文后远赴海升继续学习；其他许多同学有的已经离开学校，有的还在加紧努力。在这里，我向每一位撰稿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一同进行的文化研究案例的互动教学实验，都将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的集体记忆。
金元浦记于北京海淀三灯阁
2012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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