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的“守温字母”残卷和多种《切韵》残卷展示了隋唐五代的韵书发展史，目前对中国音韵学萌芽时期的认识大多来自这些资料。而同时期的梵汉，藏汉对音资料又对这些韵书多有补充和证明。同样，借助西夏时期遗存的韵书和《番汉合时掌中珠》。我们可以建立汉字和西夏字音的对应关系，而同时的梵汉对音资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汉字音值的直接材料，两方面材料互相参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建构西夏语音系统，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2世纪前后西夏地区流行的汉语河西方音，从而使我们接续隋唐五代西北方音发展史的设想成为可能。
孙伯君的《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广搜西夏时期新译的梵汉、梵夏对音资料，首先对这些材料加以文本考察，然后运用译音对勘法，通过汉文、西夏文佛经咒语与相应梵文咒语的对比，归纳对音规律，然后推知汉字的河西方音的读音和西夏字的读音。
最近二十几年，随着西夏文献的刊布、解读和西夏语研究等取得诸多进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搞清西夏语的语音系统，必须首先明确当时的汉语河西方音。此前利用夏汉对音资料所做的相关研究存在着一个致命缺陷，即西夏文也是表意文字，用西夏字来确定汉字的音值往往容易陷入循环论证，因此，人们急切期待着在大量西夏遗存的佛教文献中找到一些能够反映汉语或西夏语的表音材料。而包含丰富的梵汉对音和梵夏对音的佛经咒语可以极大限度地满足这种期待，从而帮助我们系统地重建宋代河西方言和12世纪西夏语的音值。
我们知道，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的“守温字母”残卷和多种《切韵》残卷展示了隋唐五代的韵书发展史，目前对中国音韵学萌芽时期的认识大多来自这些资料。而同时期的梵汉、藏汉对音资料又对这些韵书多有补充和证明。同样，借助西夏时期遗存的韵书和《番汉合时掌中珠》，我们可以建立汉字和西夏字音的对应关系，而同时的梵汉对音资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汉字音值的直接材料，两方面材料互相参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建构西夏语音系统，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2世纪前后西夏地区流行的汉语河西方音，从而使我们接续隋唐五代西北方音发展史的设想成为可能。
孙伯君的《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广搜西夏时期新译的梵汉、梵夏对音资料，《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首先对这些材料加以文本考察，然后运用译音对勘法，通过汉文、西夏文佛经咒语与相应梵文咒语的对比，归纳对音规律，然后推知汉字的河西方音的读音和西夏字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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