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无人认为自己和思想与文化相对立，”霍夫施塔特写道，“人们不会在早晨起床之后对镜微笑，然后说：“啊，今天我要折磨一个知识分子，扼杀一种思想！’”。在我看来，对反智主义的这种描写似乎太过宽容————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尽管无疑极少有人会把自己视为思想与文化(或是他们自己眼中的思想与文化)之敌。但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对文化的所作所为要比他们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重要得多。就连那位总发推手(Tweeter-in-Chief)，也从来没人听过他自豪地宣告“我讨厌文化”或“我讨厌书籍”。相反，各个经济和社会阶层的美国人都会接受他的说法————没有时间读书。但相较于任何表态，他在竞选期间宣布的废除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计划却更能反映出他对文学文化和表演艺术的真实态度。(就算这两个基金会在技术上依旧存在，预算的大幅削减将严重影响它们的正常运作。)
除了赤裸裸的审查与威胁，或经费缩减之外，绞杀思想的办法有的是。暗示对思想、理性、逻辑、实证和准确语言的热忱是邪恶的，甚至是“非美国”的，这便是其中一招。2004年总统选举前夕，记者罗恩．苏斯金德(Ron Suskind)报道过他和布什的一位高级助手之问的可怕对话，后者对苏斯金德说，在布什政府看来，媒体人士属于“以现实为基础的群体”————他们“相信解决方案源于对明确现实的审慎研究”。但是，这位助手强调说：“事实上，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已经变了。我们如今是一个帝国，我们将在行动中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现实。在你们研究现实的时候————你们想审慎就审慎————我们会再次行动，创造出其他新的现实，你们还可以继续研究……我们是历史的参与者……而你们，你们所有人，只能研究我们的行动。”只能做些研究的人和那些历史参与者之间毫不隐晦的划分不仅体现出了对知识分子的轻蔑，也侮辱了所有认为公共政策应该由现实证据而非权力与情绪决定的人。布什的那位助手坚持要求在苏斯金德的文章中保持匿名，而特朗普的顾问凯莉安·康威却毫不顾忌地果断使用真名为老板的“另类事实”辩护，这样的对比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康威和布什的那位助手所说的是同一件事————篡改向大众报道的事实。区别在于，十二年前，布什政府中篡改事实的人耻于与事实上的政治谎言政策挂钩。知耻未必总是美德，但————在应该感到羞耻的时候————不知耻却一定是恶习。
任何时代的反智主义都可以恰当地理解为多种原因带来的复杂症状，而症状的延续有可能让原本有望好转的问题变成危及整个政治机体的恶疾。美国反智主义的回潮在特朗普的胜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点出造成这种状况的诸多原因————有老的，有新的。回首以往，我们不禁会把文化中充斥的信息娱乐和数字媒体(甚至是社交媒体)视为始于电视问世之初的必然进程。很多人坚持认为电视和社交媒体完全不同，看电视是完全被动的行为，而在社交媒体上与他人交谈是主动和互动性的。我不同意。电视(和广播)是社交媒体的早期形式，因为人们总是会和亲友一同收看和收听，会彼此交流看到和听到的内容。显然，区别在于他们无法和那么多相距遥远的人交谈。我的祖母有一次偶然听到两个女人在巴士上谈起另外一个刚刚离开丈夫的女人。我永远都忘不了祖母听到这些话之后的笑声。“她们那么生气，我真的以为其中一个会扇另外一个一巴掌，”奶奶说，“慢慢地，我发现那些名字很熟悉，她们聊的是一部肥皂剧里的离婚。我问她们怎么会对剧中角色那么生气，其中一个说：‘我对他们比对我自己的大部分家人了解得还多。’”对于只在Facebook上联系的友邻，我也听过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P8-9）
非常清晰……(雅各比)通过《反智时代》触及到了所有那些和她一样本可以用更宏远的方式看待我们文化的人们。
————理查德·道金斯
这并不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堕落”的又一次怒号……(雅各比)引人入胜和激情的论述为社会敲响了警钟，值得我们认真倾听。
————《芝加哥论坛报》
不可或缺的书……这是一段绝不可忽视的历史，是对2l世纪愚行方式的控诉……近年扛鼎之作。
————《布法罗新闻》
向狼奔豕突、厚重伪装的当代愚行发起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系列准确攻击……雅各比做的远不止是重提对美国傻瓜化的无力抨击……而是对批量生产的娱乐的隐蔽性和其中根本性的非民主力量，勇敢地运用了一种相当老派的反向思维。
————《多伦多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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