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胡榴明合作的《现代都市的单身群落》一书中，对于城市单身群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单身生活做为婚姻生活的对立与补充，在都市文化环境中渐成气候、方兴未艾。单身族如何生活、感受、思考，如何面对空寂的房间和内心的落寞？本书以忠实的采访记录、深入的理解和评析为我们打开一个隐秘的世界。
南京有一位女画家喜欢画瓶子，她画的瓶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物体——奇妙而抽象的意境——其实，人世间的哪一个人不是被包容在(或者说是被囚禁在)一只瓶子中呢?环境与现实就是我们人生的一只瓶子，人们一生所经历的都在有限的空间中演绎。
前面有一节文字提到过因丈夫故世而至今单身的中年妇女王云，我们在对她的采访中还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王云自己是一个单身女人，一个单身母亲，很巧合的是，她的母亲和她的祖母也都是单身女人，她们住在一起，成为一个由祖孙三代的单身女人组织成的特殊家庭，老少三代三个女人将她们全部的爱和希望都寄托在王云的儿子身上，20年来她们一起含辛茹苦地将那个孩子抚养教育成人。关于这个家庭几代人数十年之间到底进行过什么样的人生教育，我们不可能知道，但是我们有理由推测，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几代人组成的单亲家庭里的孩子，天长日久，很容易对婚姻和家庭(指夫妻组合的家庭)产生畸形的看法，选择独身的可能性会很大。从这一个故事来看，似乎女主角对她那个失去父亲的儿子的母爱，成为她选择单身生活的理由，但是，我们假设女主角在另外的一个环境中生活，一个极力倡导婚姻和家庭为社会主流的环境，而不是生活在一个祖孙三代都是单身女人的特殊的环境里，也许，王云再婚的可能性会大得多。所以每一个人身处的家庭环境对于他或是她的人生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
J女士，55岁，小学教师，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优裕的家庭，对生活的质量要求很高，从年轻时起就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自然她出生之后的数十年里，她的理想不可能实现。35岁那年，因为觉得丈夫文化、职业、修养等各方面和她的希望相差很远，她要求离婚，带着一个10岁男孩独自生活。她苦心教育孩子，培养他上大学，读研究生。平时她对儿子的私生活也管得十分严格，不让他随便地交朋友，孩子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电话和信，她几乎都要检查。孩子上的大学就在本市，她经常一个星期跑去学校几趟，到了星期天非得让孩子回家，不喜欢孩子参加学校的活动，理由是学校伙食不好，回家来妈妈可以好好照顾。如果儿子带了同学来家，她就会不厌其烦地反复打听人家的个人情况和家庭情况，生怕孩子交友不慎。zui后儿子学业完成，但是性格极孤僻，不善于和人相处，更不愿意交女朋友。小伙子的职业很理想，电脑技师，人也长得很帅气，但是性格特别内向，成天泡在网上不下来，直到现在还是单身，三十好几了依然和母亲住在一起，尽管经济条件不错，也不愿意买房独自成家。
以上是由于家庭环境影响而选择单身的案例。其实家庭属于一个很小的社会环境，它的影响面是狭窄的，影响力也只能针对个别人。下面举一个因工作环境的影响而造成了一群女人单身的事例：
深圳某一中日合资公司，经营家用电器产品。公司内部日式工作环境气氛很浓，男权思想极其严重，对于女职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要求得十分严格，在中国人眼里有的属于额外的要求。在这个公司工作zui大的优点就是福利优厚，工薪较高，奖惩制度分明，无论男女职工，只要工作认真刻苦，能够随时加班加点，不随便请假，工作有建树，就可以得到上司的嘉奖和提拔。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公司不希望女职员结婚、生孩子。如果因为家庭影响工作，就会被资方辞退。在这样的环境下，公司里的日方和中方的女职员绝大多数坚决拒绝婚姻。到目前为止，全公司除了一个很早就已经结婚的四十来岁的女经理之外，其余各部门的白领女性全都是单身女人。采访她们时，问起她们对性别歧视的看法，她们说：“如果说这叫做‘歧视’也是可以的，为什么男人可以结婚而我们却不能呢？但是想一想觉得不结婚也好，结婚的男人可以不管家，女人就不行了，如果有了小孩而女人仍然在外面工作，那么抚育孩子便成了一个难题，这么一来必然会影响到婚姻的稳定。我们已经自由惯了，也不想被家庭拖累。当然上班的时候并不自由，上司管得很严；但是下班很休闲，没有家的管束，可以逛街、吃饭馆、泡酒吧，可以和任何男人交朋友，比有家的女人强多了。如今我们公司工资高、福利待遇好，只要我们坚持不结婚，趁年轻多干几年、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实话说，像这样高级的白领生活也不
是在别的地方想拥有就能拥有的，为了这一切，我们宁可不结婚。”
家庭，可以影响子女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工作环境，有可能影响一个群体的生存结构。这样的影响依然是个别的或是有限的。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都有可能对民众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产生直接的强制性的影响。
变性单身者
近来中国不断出现关于变性人的报道，例如著名舞蹈家金星，经过变性手术之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她是一个很有气质的美丽的女人。有变性要求的人在生理上是正常的，有符合他们原始性别的第二性征，只是因为基因变异或者后天影响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与自己的第二性征不相符合的性心理特征。目前，先进的医学和开放的社会使得有变性意愿的人可以达成他们的愿望。在几个大城市已经开设了专门的变性外科。发达国家的变性外科手术开展得比较早，变性人的社会境遇比较宽松。但是，中国人刚刚开始从思想上认识变性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能够以行动来接受则是另一回事，因而变性人在情感和性爱等具体问题上遇到的困难要比常态人大得多—容忍并不等于接受—可以推想他们中的大部分将成为单身者中的一员。
同性恋单身者
同性恋者之所以成为单身者，原因很明显，我国没有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的法律条文，同性恋者之间的婚姻不受中国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之中的多数会成为单身者。用“他们之中的多数”这样的提法，是因为他们之中有双性恋者，一方面维持着合法的婚姻，一方面坚持着自己双性恋的取向。因为社会压力，同性恋者在中国一般是隐蔽自己的身份来参加社会活动的，因而我们尚不能对中国同性恋者人数做出统计，但是同性恋活动近年来非常频繁，大有从地下转为地上的趋势，这也是绝大多数人不用什么专业眼光就能发现的。
同性恋在中国历史非常长久，典籍记载很多。西方由于教会统治，教会只承认男人和女人婚姻关系的异性恋为正统，多少个世纪以来，同性恋被视为异端邪恶，同性恋者的性取向被视为犯罪而遭到舆论批判甚至法律制裁。西方世界对同性恋的承认只是近几年的事情，2000年悉尼奥运会就有同性恋组织打出了“同性恋者支持奥运会”的标语，美国有数州已经宣布同性恋为合法。中国同性恋者命运不一样，同性恋在中国从来没有被视为违法，但是从来就被公众舆论所鄙视。1949年后，中国政府对同性恋者不作公开理会，于是他们默默生存，隐瞒着自己的性取向，从不敢公开暴露自己，一旦暴露，虽然没有法律制裁，但是社会压力也会使他们无地
自容。
近年来，随着同性恋问题在西方逐渐得到正统舆论和主流社会的宽容理解，中国同性恋者活动有公开化的趋向。但是，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他们依然缺乏自己的声音，政府对他们处于不闻不问的状态，媒体对他们采取了冷处理的策略。当然也有作家和学者对他们的存在给予了关注，例如社会学家李银河，就有关于同性恋研究和纪实的专著问世。
根据心理学、生理学研究结果，同性恋者的性取向是有其基因原因的，我们也认为，不能从邪恶和淫秽这些道德方面来定义同性恋者的性取向。性取向，只要不危害到社会，应当说就无所谓邪恶和正统，淫秽和正经的区分。当然，同性恋问题由来已久，其解决方案的裁定也非一朝一夕，目前，我们并不一定赞同简单地使同性恋合法化的举措。但是，我们呼吁社会学者和专家们对此进行更细致的研究，而不是忽视他们的存在，结论可以慢一步来做，但是重视却是必须现在就开始的。据说在某华中大城市已出现了公开的同性恋团体—“同性恋活动角”，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章《单身群落》里还要涉及。
1．儒家学说和人欲传统儒家学说强调天理，反对人欲，从家国本位出发强调人首先要服从家国利益，因而很少涉及对人的感性欲望、个体幸福的肯定。当然，儒家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早期的儒家，也就是先秦儒家，如孔子主要是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至孟子就讲“杀身成仁”了，即使如此，这个时候也依然保留了一点儿人本主义成分，如“食色，性也”；发展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将佛教的禁欲主义和儒学的伦理思想融合在一起，提出“存
天理灭人欲”，将一切人的本能的欲望扼杀得干干净净，以至于看起来中国人似乎先天地就是反人性的。
然而千百年来，中国的统治者就是用这种反人性的儒家说教来教化人民的，也正是这套说教渐渐地固化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性中，成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长期的教育使得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思想深入人心，普通民众逐渐地被培养成为自觉实行和施行道德的工具，zui高的统治者可以扼杀统治阶层官员的欲望，高级官员可以扼杀低级官员的欲望，官员可以扼杀百姓的欲望，家族族长可以扼杀族人的欲望，家庭之中家长可以扼杀子女晚辈的欲望，丈夫可以扼杀妻子的欲望，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层一层，一环一环，形成一个残酷等级制的伦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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