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写这本书，尤其为拍书中这些照片，我付出了长期的努力。无论春播，还是秋收，抑或年节，我放弃了与家人的团聚，无暇顾及年迈的父母。尽管他们不喜欢也不懂摄影，但他们凭一种亲情坚信我在做着正事，给予我充分的理解与支持。而一些长期以摄影权威自居的所谓“革命理论家”却给关注平民生活及其生存状态的摄影冠以“暴露阴暗面”的帽子，说这些作品是“土、老、破、旧”……多亏那个“棍子”、“帽子”满天飞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斗转星移，时至今日，“土、老、破、旧”的照片终于显现出其民族与地域的文化渊源的意义。
关中文明的盛衰起伏，是秦人生命长河中翻滚的波澜。瞬间的流变，都体现着种群血性、命运轨迹和文化传承。因此，回到关中民间，贴近了普通人生活的繁琐，也就贴近了真实，贴近了国情。记录下凡人俗事这一个个从未进入摄影圣殿的瞬间，必将为影像注入生活的厚重，为历史增添现实的鲜活，为读者提供一些看后的静思。
摄影对我只是工具，激励我活着的工具。用摄影记录生活、解读人生、认知社会是我逐渐形成的摄影观。
本书的照片zui早的摄于1971年，zui晚的摄于2002年，时间跨度为31年。在这31年中，我把镜头对准了数千年来关中人断续重生的文化血脉，对准了他们的悲喜哀愁以及对命运的承受与无奈。其中，我zui看重的要数《麦客》与《民工》这样的章节。从改革之初，我就开始关注麦客以及后来的进城民工，通过对他们的实拍，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他们对关中、对西安城的不寻常意义。
我的照片从始至终，变化不大。虽然缺乏艺术的创造，但不乏影像的实证。本来嘛，我能成为拍摄者就已经是对被拍者权利的僭越，怎能再张牙舞爪去创造甚至强暴出张牙舞爪的影像，叼夺大众的眼球，实现媚俗的所谓冲击力？!中国有句老话叫“润物细无声”，我认为所有的精神文化产品应当具备这种品质。影像也一样，无论面对哪种类别与功能的影像，读图都是一种自愿行为，既不能强制人读，也不能强制人不读。我正是用这种zui基本的感知、认知和良知对待我的拍摄对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像，无所谓美，无所谓丑，惟求其真。
“真”是一种关系，即人与环境、人与历史、人与现实、人与人的关系，当然也是我与被拍摄者的关系。为准确地把握反映这种关系，我常常与关中乡党们逛庙会、睡热炕、度年关；与麦客们冒风险、扒火车、赶麦场；与民工们下工地、钻矿井、住窝棚。经过30多年的拍摄与积累，加上近10万字的体验与思考，如今编辑成书，我应现了一种责任，完成了一件使命。
我说过，一种清晰自学的摄影观是从浑沌开始的，一本书的构架也是逐渐形成的。
是的，“活人”多么重要! “活人”虽然是关中人的日常口头语，但其意识多么前卫!在中国的正史中除主角“官”外，只提“民”，不提“人”。而关中老百姓却把“人”挂在口头上，始终要“活人”。他们教子时讲“要好好活人”，哀怨时喊“叫我咋活人”，办成大事时称颂“可活成人了”。可见“活人意识”在他们的观念中是何等深重。 即便千年礼教，百年束缚，也挡不住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意愿。从“官史”到“人史”是一个进程，也是一个进步。我们看到一个平民时代的“人的历史”正在来临，这将是全面而更具人类主义的历史。我情愿为关中人留影， 情愿为关中人“活人”过程留影。
数千年的农耕与游牧文化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旗帜。其中尤其不乏仁爱道德的温情，礼仪廉耻的准则，张扬生命的赤诚。然而，毕竟一个时代结束了。传统的书本文化已经僵死，过去的俗文化也不可再生。近20年的改革开放，使关中从根本上改变了数千年的旧面貌。从这时起，关中人才真正开始扬弃农牧文明， 迈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正是从这种意义上，作为传统形态文化变迁的目击者， 我决定拍下那些一去不返的瞬间，希望这些历史不要被人们如此之快地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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