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创办于1912年元旦，至今历95年。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华书局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知道中华书局的名字，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使用的教材和课外读物中，就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后来，上中学、大学，阅读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也增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来，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大批中国近代的文集、笔记、日记、档案等。这对于中国近代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和教学帮助甚大。就我个人而言，不论研究或教学，都离不开这些书籍。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不仅是中华书局的读者，同时也是作者。我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因为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程时阅读史料的需要，决定编辑一部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较系统的参考资料。在编选工作进行中，我与当时中华书局近代史组的同志联系，他们很感兴趣，给予支持。这部《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是按历史顺序分编出版，diyi编分两册，1840年至1842年为diyi册，1843年至1864年为第二册，于1960年出版。《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由翦伯赞、郑天挺两位教授任主编，我负责近代部分，由于承担了这项新的任务，原来那部参考资料没有继续编选；在邵循正教授的指导下，经教研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终于按期完成，由郑老审定后，中华书局于1965年出版。1980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
除教学参考资料外，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我参与编撰的《中国近代史》教材。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初版。此后，经过三次修订，至1994年出版第四版。到现在已印了近30次，约130万册。这部教材，对高校历史系教学和广大读者起了良好作用，荣获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此外，我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也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2年，该书经过专家评审，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列为研究生教学用书。
作为中华书局的作者，对于中华书局尤其是近代史编辑室编辑们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有了直接的了解和深切的感受。担任我主持或参与编写的书稿的责任编辑们对书稿的审读都十分认真，发现问题（包括标点符号），就在书稿边上写了意见，或贴上小纸条，有的页上几乎写满了。这种敬业的精神，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感佩。在书稿修订的往返过程中，在与编辑的不断接触中，我和原总编李侃、现总编李岩、编审刘德麟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周其厚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时，跟我谈了他对学位论文选题的想法。他觉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期间很有影响的两家出版社，关于商务印书馆，已有几种研究著作出版，而对中华书局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打算以之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加以研究。我赞成他的选题计划，并建议他去请教当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李岩。李岩不仅支持他的选题，而且给予具体帮助和指导，向他介绍了中华书局的历史情况，为他的研究提供了资料的方便，使得周其厚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学位论文《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这篇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作者又对它作了必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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