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六经”的传承，有其道统的沿袭及师承的连贯性。溯其根源，应肇自文王及周公。拙作《论周文王的立国思想与西周礼乐制度——兼论文王与儒家文化的渊源》一文，考证周公制《礼》作《乐》乃导源于文王；儒家文化的不少思想原素，亦皆发端于文王。因此，若论先秦“六经”及儒家文化道统之传，我认为文王、周公乃开创此一文化源的关键人物。《逸周书》及《尚书·周书》有十分充足的历史证据。孔子是在周王室日益衰微、诸侯争战兼并的春秋乱局中，继起“从周”，提倡“克己复《礼》。所以《庄子·天运篇》说孔子自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老聃也承认这一事实。此“先王”即为文王，“周”、“召”之“周”则为周公无疑。因此我认为孔子在中国文化史的重要性，正在于其上承文王、周公之道统，下启孟轲、荀卿之学术，纔使先秦“六经”之源流得以赓绩，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对促进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之贡献。故孔子之被尊奉为古之至圣先师、今之文化伟人，实有其前因后果。
本书作者立足“十三经”，以独特视角对先秦“六经”一一加以剖析，认为“春秋时期《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六经’已非常成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木本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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