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中国以及西方，关于印度文化和传统的书籍为数不少，其中，给戢留下zui为深刻印象的当数A.L.巴沙姆的杰作《神奇印度》（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这本书完成于1954年，是为了迎合西方学者和读者的口味而作的。毫无疑问，巴沙姆的这本书是一本学术著作，同时也是对古老印度的追思。然而，他对作为印度主流宗教的印度教表现出了不必要的苛刻。在中国，关于印度文化和历史的作品并不多。季羡林、金克木、林承节、黄心川、王树英等杰出的教授和学者的作品也被地理政治学的影响所掩盖。正因如此，姜玉洪教授的这本书适时地出现，并为中国的印度文化研究做出贡献。他的著作不仅尽力填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也充分展示出了他对印度文化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理解。他通过“梵我同一”（Brahmatmaikyam）、“解脱”（Moksha）和“达摩”（Dharma）等观点展示出印度精神、社会和文化规范，使我们窥见到了印度的过去。同时，他通过指出在全球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中，印度文化将不会丧失其独特的个性的观点来展望印度文化的未来发展。不仅如此，姜玉洪教授还观察到，印度文化将在面对外国文化挑战时加快反思和融合，使其更具合理性。
这本书可以吸引更多的从未读过类似书籍或是有兴趣了解印度的中国读者。姜玉洪教授在印度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亲历了印度文化。若要触及一个有多个种姓、多种宗教信仰、多个民族、多样人种、使用多种语言的印度的每一个文化层面绝非易事。急剧的改变导致生活形态的均匀化以及个人特征和文化表达的模糊化，这一切又加大了这个任务的难度。然而，姜玉洪教授却公正地将印度的文化传统与今日印度的时事变更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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