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稻田大学培养了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钟敬文与日本学者结成师生关系或学术友好，通过发表著述，开展学术对话，促进了中日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这是一笔历史遗产，它在一二战之间的和平时期发生，在中、日与周围亚洲国家的绵长文化交流史中建设，从日本文化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和文学等多学科成果中吸收理论与方法，同时参照西方先进学说，开展跨学科研究；它将方法论与社会功能结合，使学术国际化的过程对参与学者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起作用，对理论创建与学术社团的社会运动都起作用，也对携带爱国主义与摆脱狭隘的民族优越感都起作用，让一种富有现代文化史理解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得到加强，为中国民俗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到1936年，中日学者已在狼烟中读书和批评战争，但我们仍能从他们当年的学术活动的融入性思维、平等的概念和多元方法的研究中，找到我们今天所要的跨文化研究的本质。
建设跨文化民俗学，可以使跨文化学的中*体文化优势更为凸显，也促使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对话从少数精英的单边行动变成各国热爱和平的人民都来参与的积极文化建设。人民始终是跨文化对话交流的主体，学者要始终与人民握手，共同开展跨文化对话，获取利益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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