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人类传播智慧，面对中国传播问题，寻找传播创新路径，是一个不断沉思的过程，也是一个显现交流如何可能的过程。我们出版这套丛书，为的是在沉思中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让人百感交集的话语，人类由此认识一切，进入沉思，也由此远离自然家园。细究下来，亚里士多德是用“logos”来表达“理性”的，其本义乃话语、表述，换一种译法就是“人是能说话的动物”。事实上，西方人心目中的理性体现为人的语言能力，它是人基本的抽象能力或符号化能力。这样看来，被学术群体非常看重的“理性”（logos）其实也是现代传播学的重要思想源头，只不过现代传播学并不把语言符号能力推向抽象的逻辑，而是还原到日常交流实践。可叹的是，理性试图“附着”于现代新闻传播学，“照亮”人的日常交流实践，但“传播的偏向”“交流的无奈”那种挥之不去的“黑暗”始终嘲笑着理性，似乎在说，有语言能力的人试图通过技术理性设计确定性的交流，却越来越远离人与人的交流，当他回过头来寻找交流的心灵时，得到的只不过是对日常交流的怀疑与想象性的超过。
面向人类传播智慧，面对中国传播问题，寻找传播创新路径，是一个不断沉思的过程，也是一个显现交流如何可能的过程。我们出版这套丛书，为的是在沉思中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让人百感交集的话语，人类由此认识一切，进入沉思，也由此远离自然家园。细究下来，亚里士多德是用“logos”来表达“理性”的，其本义乃话语、表述，换一种译法就是“人是能说话的动物”。事实上，西方人心目中的理性体现为人的语言能力，它是人基本的抽象能力或符号化能力。这样看来，被学术群体非常看重的“理性”（logos）其实也是现代传播学的重要思想源头，只不过现代传播学并不把语言符号能力推向抽象的逻辑，而是还原到日常交流实践。可叹的是，理性试图“附着”于现代新闻传播学，“照亮”人的日常交流实践，但“传播的偏向”“交流的无奈”那种挥之不去的“黑暗”始终嘲笑着理性，似乎在说，有语言能力的人试图通过技术理性设计确定性的交流，却越来越远离人与人的交流，当他回过头来寻找交流的心灵时，得到的只不过是对日常交流的怀疑与想象性的超过。
哈贝马斯的回应有些特别，他提出用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打破传统理性的单一维度（即知识维度），走向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与表达，强调隐含在人类言语结构中并由所有能言者共享的理性。在中国和西方之间，这种基于主体间性的理性又如何可能呢？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提供的是“迂回”的方法，即迂回到中国话语之中，体验思想在异域中漂流的感觉，体验中国思想与欧洲思想的分离，以致找不到共同的范围和框架，无法归类，由此产生“思想的震颤”，探究那些隐含的偏见和被隐藏的欧洲理性的选择，并借此从中国这一异域出发，确切地把握欧洲思想未曾涉及的领域，迂回绕行到西方思想的原发处重新开启。一百多年来，我们也无数次“迂回”到欧洲话语之中，产生“思想的震颤”。比如“迂回”到西方的“理性”，发现与中国人讲的“理”（天理天道）与“性”（天性、心性）完全不同，中国人的天理天道是不用语言的，是要靠“反身而诚”体会的，而西方人通过语言发展出所谓理性。可是，如何重新开启中国思想以及内含其中的传播思想？如何使之成为可理解与表达的主体间性传播智慧？依然是一个未被破解的问题。
尽管与西方传播学的相遇是中国传媒改革与传播思想解放的重要事件，但如果仅仅是一种理论旅行，即如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个情境向另一个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那意义似乎是有限的，顶多只能说成是一种生活事实，一种开放传播活动的条件。迂回到理论一词的拉丁语“theoria”，其动词词根“theoeein”的意思是“观看”、“观察”，据说在古希腊语境中，“theory”特指一种旅行和观察实践。对于中国传播学人来说，在习惯了体悟、反省的思考之后，还能拥有一种“观看”“观察”的理论姿态，也就有可能找到抗拒在思想中失明的解毒剂。可问题是，迂回到这种理论姿态之后，我们又陷入“南方理论”之惑：一方面，知识生产被中心和边缘的不平等结构所塑造，习惯于以西方为中心去解读边缘的经验与数据；另一方面，边缘的知识生产强化反抗性，基于其特定的文化、宗教、语言、历史经验或身份的片段，形成马赛克式的认识，每一块都有权利要求自身的有效性，又很难被视作普世的解释或成为、主导性叙述，亦无法形成可交流的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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