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初，社会大动荡、大解构。清廷废科举，堵死了士子们博取功名之路。于是，有不甘寂寞的旧式才子，从全国各地零散汇聚而来，在繁华缤纷的上海、南京、天津等口岸城市，或办报馆，或开书局，舞文弄墨，吟诗填词，开始了卖文为生的生涯。他们领风气之先，尽情彰显个性，绽放自由的生命，在完成从儒生举子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中，既有倾听时代潮声的快乐，又有化茧为蝶的痛苦。蓦然回首百年路，当时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他们有的西服革履，皮鞋锃亮，得意地展示洋才子派头；有的趿拉木底拖鞋，悠闲地踱着步子，脚底踩出的那些声响，似乎难与大时代协调。殊不知，正是这个新兴的群体，在自古以来唯有科举仕途为王道的中国社会里，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那些从旧式文人蜕变而来的洋场才子，经常被人称作“鸳鸯蝴蝶派”。从上世纪初，围绕“鸳鸯蝴蝶派”的一场笔墨官司，旷日持久，打了一个世纪。在这场官司中，昔日风光无限的洋场才子们始终置身在被告席上，遭受污辱和谩骂，甚至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经常安放在他们身上的词藻有“文丐”、“文娼”、“逆流”、“反动”等，他们当初在文学园地里筚路蓝缕、劳作耕耘的身影，很少有人想起，即使想起了，也只会觉得沉重不堪。
那些繁华落尽的名字，隐入历史的背景中，与封存的灰尘为伴，寂寞无声。香港作家董桥曾说：“没有汉人小说，没有六朝的鬼怪志异书，没有《世说新语》，没有唐代传奇杂俎，没有宋朝的话本，没有《三国》、《水浒》，没有神魔小说，没有明清的人情小说，中国今日的小说就不是今日的小说。”其实，在这段话里，又何尝不能加上一句“没有鸳鸯蝴蝶派”呢！历史不能成为断尾巴蜻蜓，一百年前惊堂木啪哒一响，一百年后仍会激起丝丝回声。张爱玲自称喜欢“鸳鸯蝴蝶派”，也有人将张爱玲称作“鸳鸯蝴蝶派”最后的传人，这应算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摩登已成往事：鸳鸯蝴蝶派文人浮世绘》绕开复杂的文学纷争，另辟蹊径，专注于那些洋场才子的个人生活史，从历史的深井中打捞起记忆的碎片，爬梳钩沉，试图透过他们的身世经历、爱情遭遇、笔墨旧事，剖析其心路历程，还原一批先行者真实的境况。
他们是一批真实的文人，是才华横溢的文人，是纯粹的文人。说他们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很少戴着面具混迹于世。他们磊落坦荡，对爱情的真率，对朋友的热情，都是不掺假的。那种当面称朋友，背后抄家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文坛风气。在他们风华正茂的年代，检举别人，打小报告，趋炎附势，似乎并不多，至多也不过像包柚斧窃李涵秋的作品为已有那样窃名而已。说他们才华横溢，是因为他们部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没有一个是凭借政治势力弥补其底气不足。他们凭自己的写作著称于此，如李涵秋，共写作33部长篇小说，上千万字。每日人们排队买报，是要读报纸上连载的小说，报纸达到“无李不开张”的程度。再如天才作家毕倚虹，人称“小说无敌手”，虽说英年早逝，他留下的《人间地狱》等作品却成了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那时的小说是要读者自愿掏钱买的，没有谁号召，也没有谁为了这个人的作品畅销而封杀另一些作家，更没有公款买了“供大家学习”这一说。
张永久，1954年生于湖北宜都，武汉大学作家班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委员。曾下乡插队，当过工人、统计员、编辑、执行主编等，出版著作十余部。近年来专注于历史题材写作，有多部作品问世。
主要著作：
《逃亡记》（中国文学出版社）
《鹿城挽歌》（吉林人民出版社）
《袁世凯家族》（重庆出版社）
《刘湘家族》（重庆出版社）
《粉色官场——晚清旧事》（东方出版社）
《民国三大文妖》（东方出版社）
《革命到底是干吗？》（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摩登已成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
《西康密码》（凤凰出版集团）
《袁世凯家族》（台湾秀威出版公司）
《伤心的祭坛》（台湾秀威出版公司）
《鸳鸯蝴蝶派文人》（台湾秀威出版公司）
《晚清宦途胭脂扣》（台湾秀威出版公司）
《历史住在我隔壁》（台湾秀威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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