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修四库全书》作为我国迄今为止最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续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批准的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续修四库全书》从1994年开始启动，历时8年，到2002年4月完成了全部1800册的编纂出版工作。
从《四库全书》到《续修四库全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四库全书》编成以来，数代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曾多次倡议续修。清嘉庆初年，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利用职务之便，在江南陆续采购《四库》未收书 170多种，向朝庭进呈，并撰写《四库未收书提要》。这可以说是乾隆以后对《四库全书》拟加补修的开端。光绪十五年（1889），翰林院编修王懿荣上书提议“重新开馆，续纂前书”；此后，喻长霖、孙同康等也都有续修之议。1919年，叶恭绰等赴欧洲考察回国，动议影印《四库全书》，金梁复以为“书不易续，目则易修”，建议将“二百年来新出书籍”，“始存其目，以待后来”。二者皆因乱世未果。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计划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销售赢余“请海内通人，选择四库存目及未收书，刊为续编”。1928年，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属的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拟利用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将续修《四库》之事列为课题，并开始购求古书。同年12月15日，当时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也曾提出“拟垫私财”对《四库全书》进行影印、增补、续修的倡议。但其后因日军侵略我国东北、华北，时局动荡，续修之事也就逐渐停息，只有北平的一些中国学者为续修撰写了相当一部分乾隆以后着述的提要，总算为近百年来未能实现的各种动议、各种筹划留下来一些实绩、一点见证。
续修《四库全书》之所以必要，还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乾隆中期以后至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中国学术又积聚了大量重要的成果。清中期的“乾嘉之学”是清代学术中最具特色的，其代表人物如纪晓岚、戴震等均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受编纂体制的限制，他们的着作不可能收入《全书》。清后期，尤其在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文化学术因受国势陵替的刺激和西方思想的冲击而另辟新境，新思潮层出不穷，形成从魏源到章太炎为代表的“新学”；加上散失海外的古籍善本回归本土，考古发掘使竹简帛书重见天日，秘藏民间和以稿本形式流传的优秀着作不断面世。以上这些数量可观的古籍，都还来不及进行系统整理。通过编纂、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既可为《四库全书》匡谬补缺，又能继往开来，对清代乾嘉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学术文化发展进行新的归纳总结。
《续修四库全书》的收录范围既包括对《四库全书》成书前传世图书的补选，也包括《四库全书》成书后着述的续选。补选之书主要是被《四库全书》遗漏、摒弃、禁毁，或列入“存目”而确有学术价值的图书；《四库全书》已收而版本残劣，有善本足可替代的书籍；四库馆臣对戏曲、小说持鄙视态度未予收入，此次编选根据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择优选收，这也是“续修”具有开创意义之处。对乾隆中期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图书，尽可能选收各学术门类和流派的代表性着作，主要是清代中期以纪晓岚、戴震、翁方纲、彭元瑞、任大椿、孙希旦、王念孙、阮元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着作，清后期以魏源、龚自珍直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新学”着作。此外，新从海外访回而合于本书选录条件的古籍，以及新出土的整理成编的竹简帛书也酌予选收。《续修四库全书》总共收书 5213种，比《四库全书》增加51％。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曾向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82家藏书单位商借底本，每种入选图书，均选取最佳版本影印，其中大量的宋元刻本、名家稿本，为四库馆臣所未见。这是继18世纪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清理与汇集。
《续修四库全书》沿袭《四库全书》体例，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用绿、红、蓝、赭四色装饰封面，16开本、精装1800册，分经部260 册，史部670册，子部370册，集部500册。它与《四库全书》配套，构筑起一座中华基本典籍的大型书库，中国古代即1911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可大致荟萃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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