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思想文化彼此靠近的摆渡人曹卫东学术散文自选集。▼追溯法兰克福学派的沿革史，绘就德国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思维图景。
本书简介：
《赫尔墨斯的口误（增订）》是作者的学术译文合集，涉及形而上学批判、话语政治、文艺理论等，收录了霍克海默、哈贝马斯、伽达默尔、克吕格、巴尔塔萨、罗曼·茵伽登、顾彬等著名学者的经典文章。译文难度较大，可见译者译笔矫健，这些文章也为学术界提供了颇具学术价值的成果。
作者简介：
曹卫东，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兼任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德国《论证》杂志和香港《社会理论学报》编委、德国普莱斯纳学会学术委员，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主要著作有：《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中国文学在德国》《权力的他者》《曹卫东讲哈贝马斯》《思想的他者》《政治的他者》等；编有《霍克海默文集》《哈贝马斯文集》(第1-4卷)、《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等；译作有《后形而上学思想》《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等。
目录：
前言清楚地记得，同样也是一个多雨的盛夏，我躲在北京郊区一所偏僻的平房里，苦读了两个月的书，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有理论的，也有实用的。突然之间，于学问，于人生，似乎有所觉悟，有所追求。夕阳西下后，就着闪烁的余晖，我开始寻找自己治学求进的路径，并不揣才疏学浅，下笔翻译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德文文字，这其中就有哈贝马斯、伽达默尔、罗曼·茵伽登以及德国几位汉学家的作品。当初这样做虽然有些不自量，但万万没承想，一下笔就没有了收手的可能，真的走上了一条不归的学术路。掐指算来，从当初落笔翻译罗曼·茵伽登的“论戏剧语言的功能”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的零散笔耕翻译，实在算不上很多，更谈不上有什么大的学术建树，充其量就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些学习、思考和写作的回忆。但敝帚自珍，今天读起来，自己觉得这些翻译文字还是有价值的，于是，在友人和学生的帮助下，把它们辑集起来出版留作纪念。
这些文字看似驳杂而缺乏联系，但细心的读者在认真阅读之下，应该能发现其中的互文性和内在线索。要说有主题，“对话”和“交往”算是一个。清楚地记得，同样也是一个多雨的盛夏，我躲在北京郊区一所偏僻的平房里，苦读了两个月的书，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有理论的，也有实用的。突然之间，于学问，于人生，似乎有所觉悟，有所追求。夕阳西下后，就着闪烁的余晖，我开始寻找自己治学求进的路径，并不揣才疏学浅，下笔翻译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德文文字，这其中就有哈贝马斯、伽达默尔、罗曼·茵伽登以及德国几位汉学家的作品。当初这样做虽然有些不自量，但万万没承想，一下笔就没有了收手的可能，真的走上了一条不归的学术路。掐指算来，从当初落笔翻译罗曼·茵伽登的“论戏剧语言的功能”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的零散笔耕翻译，实在算不上很多，更谈不上有什么大的学术建树，充其量就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些学习、思考和写作的回忆。但敝帚自珍，今天读起来，自己觉得这些翻译文字还是有价值的，于是，在友人和学生的帮助下，把它们辑集起来出版留作纪念。这些文字看似驳杂而缺乏联系，但细心的读者在认真阅读之下，应该能发现其中的互文性和内在线索。要说有主题，“对话”和“交往”算是一个。按照自己的研究旨趣，我对这些文章进行了分类，并相应地编成四个专辑，分别是：“形而上学批判”、“走向一种话语政治”、“在知识与信仰之间”，以及“诗学中的交往实践”。第一辑“形而上学批判”，收录了三篇文章，分别是盖尔哈德的“生命的范式—康德的人学意义”、霍克海默的“黑格尔与形而上学问题”和伽达默尔的“逻辑学抑或修辞学”。三位作者当中，除了盖尔哈德比较陌生外，其余两位应该说是大名鼎鼎。我在文中会对盖尔哈德做一些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三篇文章，探讨的是哲学领域里长期众说纷纭的形而上学问题。之所以编选这类文章放在全书的最前面，是因为形而上学问题不仅是西方哲学思想的起点，也是我个人学术思考的起点。盖尔哈德采取了独特的书写方式，从人学的角度反思了康德哲学的意义，指出“早在康德那里，世界就已经被看做人的周围世界。在生命的范式中，自然和理性如同一种创造性的矛盾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霍克海默对于形而上学的思考始于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以及同一性范畴的批判，认为在形而上学层面上，黑格尔与启蒙哲学家们殊途同归，将他们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是错误的。伽达默尔从解释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关系入手，阐述了解释学的早期历史。第二辑“走向一种话语政治”，主要收录了哈贝马斯的文章，包括“生产力与交往”（克吕格的访谈）、“新的非了然性”、“论人权的文化间性”、“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论欧洲的复兴”（与德里达合著），这些文章前后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从19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但有一个清楚的理路没有改变，那就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建立话语政治模式。在“生产力与交往”这篇访谈中，哈贝马斯从总体性批判和理性批判的角度，探讨了西欧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下的民主政治模式。在“新的非了然性”中，哈贝马斯指出，“乌托邦力量已经穷竭”，特别是“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陷入了死胡同，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力量也一道走向了穷竭”，留存下来的是历史意识和政治讨论的乌托邦，因此，需要重建一种新的政治概念。“论人权的文化间性”一文既对人权的相对主义概念进行了批判，也对西方自身传统的解释方式作出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提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团结方式，支持欧洲各个民族的团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捍卫欧洲已经取得的历史成就。“论欧洲的复兴”是一篇宣言性的文章，由哈贝马斯执笔，德里达署名共同发表，探讨的是在后民族国家语境下欧洲一体化的出路问题。第三辑“在知识与信仰之间”，收录了四篇讨论宗教问题的文章，包括巴尔塔萨的“启示与美”、“悲剧与基督信仰”以及哈贝马斯的“内在超越与此岸超越”、“关于上帝和世界的对话”（门迪塔的访谈）。启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现代性发生以来的一个重要论题。长期以来，宗教作为“启蒙话语”的他者，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上。宗教与启蒙的关系，也多半被看做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但这几篇文章或许有助于我们换个视角来考察启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启示与美”探讨了神学中的审美因素和审美中的神学因素，试图揭示启示话语与审美话语在现代思想中的关联。“悲剧与基督信仰”把悲剧与信仰看做一个硬币的两面，通过对希腊悲剧的分析，指出“耶稣基督乃是世间悲剧的集大成者，他不但继承了希腊悲剧，也继承了犹太悲剧”。哈贝马斯对于宗教的思考，显然更加具有“沟通”的意味，“内在超越与此岸超越”是哈贝马斯缄默了很长时间之后，对学界作出的回应，也是哈贝马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宗教观念。“关于上帝和世界的对话”探讨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宗教的变迁，特别是与启蒙之间关系的变迁。最后一辑“诗学中的交往实践”，收录了罗曼·茵伽登的“论戏剧语言的功能”、克雷格·欧文斯的“他者的话语”、海因纳·弗罗奥夫的“论东西方文学中的异国主义”、特劳蔡特尔的“论鲁迅小说主人公的美学结构”、特拉普的“时代性的反讽”，以及顾彬的“少女与恶魔”、“路的哲学”、“铁马背上的黑骑士”，讨论的主要是跨文化对话问题。罗曼·茵伽登是波兰的现象学美学家，“论戏剧语言的功能”简要阐明了茵伽登对于戏剧表演、舞台、台词等问题的看法。“论东西方文学中的异国主义”探讨了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异国情调”。“论鲁迅小说中主人公的美学结构”、“时代性的反讽”以及“少女与恶魔”出自德国的几位汉学家之手，探讨了鲁迅小说；顾彬教授的另外两篇文章“路的哲学”和“铁马背上的黑骑士”，是对中国现代诗人冯至和郑愁予的研究。这些出自汉学家的文章都带有跨文化的解释学意味。蹒跚走过这二十年的学术之路，得到了许多老师的点拨和教导，得到了许多友人的支持和指点，得到了我的学生们的无私帮助，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好在今后的学术之路还很漫长，带着感恩继续前行，肯定会让自己越走路越宽。曹卫东让我们共同具有的理性达成一种非暴力的谅解、从而能够达到相互理解的设想，影响和促使曹卫东决心成为一名中德之间思想文化的中介者。让中德这两个迄今为止共同点颇少的文化大国彼此更加接近和相互加深了解，甚至彼此通过对方来观照自己，成了曹卫东所有创作重要的目标。——阿克塞尔·霍耐特
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曹卫东在过去的十年中对德中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把阿多诺、霍克海默、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大量著作翻译成中文并介绍到了中国，成功地把高校教师、翻译家以及协调中国出版社的联系人等多个角色结合于一身。——德国翻译界zui高奖项之一“文学之家德嘉银行奖”授奖词论实践理性的实用意义、伦理意义和道德意义哈贝马斯 实践哲学的讨论始终都有三个源头，即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功利主义和康德的道德理论。在这个紧张激烈的论辩场上，争论双方也都与黑格尔建立起了联系；黑格尔想通过其客观精神理论以及用德行（Sittlichkeit）“扬弃”道德（Moralität）的理论，把古典的集体自由思想与现代的个体主义自由思想综合起来。社群主义者从亚里士多德善的伦理学的角度继承了黑格尔的遗产，但他们抛弃了理性法的普遍主义；而话语伦理学（Diskursethik）则接受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对于绝对命令的主体间性解释，同时又无须付出用德行“消解”道德的历史主义代价。像黑格尔一样，话语伦理学坚持认为正义与团结之间有着一种内在联系，但其所本却是康德的精神。话语伦理学试图阐明，道德原则的意义是从一种论证实践必须具有的预定内容中解释出来的，而这种论证实践只有与他者共同进行才能得到完成。我们要想对实践问题进行公正评判，就必须从道德视角出发，当然，这种道德视角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然而，这一道德视角不是供我们任意使用的，因为它源于理性话语自身的交往形式。任何一个人，只要参与到了这一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行为的反思形式当中，都会凭直觉认识到道德视角的存在。依靠这样一种基本立场，话语伦理学把自己置于康德传统之中，而又可以避免一开始便把矛头对准一种抽象的信念伦理而招致的质疑。话语伦理学的确是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概念来集中讨论正义问题。但它既不需要回避功利主义对行为后果的正当强调，又不需要把古典伦理学所强调的有关善的生活的问题从话语讨论领域当中排除出去—交由非理性的情感立场或交由决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话语伦理学这一名称本身或许就会招致误解。话语理论以不同的方式与道德问题、伦理问题和实用问题发生联系。对于这些差别，我想在后文中加以阐述。和现代理论一样，古典伦理学也是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是任何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情境下都会遇到的：面临有待用实践加以解决的任务却又犹豫不决，因而需要明确方向时，我应当怎样做？我应当做什么？只要相关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应当立足的角度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规定，那么，这一“应然”（Sollen）就包含着一种并不特别的意义。我想先从实用问题、伦理问题和道德问题这三个不同的方面出发，对实践理性的具体应用进行区分。人们从合目的性、善和正义等不同的角度，期待着实践理性提供不同的功用。与此相应，在实用话语、伦理话语和道德话语当中，理性与意志也呈现出不同的格局。最后，道德理论一旦摆脱了第一人称单数的提问视角，就会触及一种他人意志的现实性，而这种现实性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1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会遇到实践问题。实践问题“必须”得以解决，否则便会产生后果，即便是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也会带来麻烦。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骑的自行车坏了，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没有钱来满足某种愿望等，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如果我们想要达到一个目标的话，我们就必须完成一定的任务，面对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我们则要在各种不同的行为可能性中作出理性的抉择。目标本身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安排好的度假计划突然无法实现，或者必须就职业作出选择。无论是去斯堪的纳维亚或阿尔巴旅游，还是在家里待着，无论是中学毕业就接着上大学，还是先去当学徒，无论是想当医生还是想做出版商，关键都要看我们的优先考量以及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具有怎样的选择余地。这样，我们就要再一次为理性的抉择寻找理由。不过，这一次是在不同的目标本身之间进行抉择。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我们以理性的方式应当做出的举动，部分取决于我们到底想要什么：一种是针对一定的目标对手段的理性选择，另一种则是根据现有的优先考量对目标的理性权衡。我们的意志实际上早就受制于愿望和价值；只有在涉及选择不同的手段或确立不同的目标的时候，我们的意志才会允许有其他的规定性。这里涉及的仅仅是适当的技术（无论是修理自行车，还是诊治病人），涉及的是赚钱的策略、度假计划和职业选择。在复杂的情况下，甚至还需要找到决策的策略—只有这样，理性才会明确自己的发展过程，并且具有反思性，比如表现为一种理性选择的理论。只要我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涉及上述实用的任务，那么，所需要的便是我们根据经验信息、从效用的角度或借助于其他的决策规则所作出的观察和研究、比较和权衡。这里实际的思考是在目的合理性的视界中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寻求适当的技术、策略或方案。1实际的思考带来的是一些建议，它们在单纯情况下具有相对命令的语义学形式。康德曾经说到过机敏的规则、机智的建议以及技术命令和实用命令。所有这些都使原因与效果按照价值的优先考量和目标的具体设定而处于相互关系之中。它们所表达出来的指令意义，可以看做一种相对的应然。行为指令告诉人们，在面对一个特定问题时，如果想要实现某种价值或目标的话，就“应当”或“必须”做什么。不过，一旦价值本身出了问题，我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便超出了目的合理性的视界。在碰到像选择职业这样复杂的抉择时，所涉及的显然就不是一个实用的问题了。一个人如果想要进入出版社的管理层，他就会考虑究竟是先做学徒，还是直接进入大学学习更合乎目标一些。但如果一个人并不是很清楚他到底想要干什么，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因此，对职业和所学专业方向的选择，是与对“倾向”的追问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和对下列问题的追问联系在一起的：他对什么感兴趣，什么样的活动能让他感到满足等。追问越是彻底，就越是能够把下列问题揭示清楚：他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谁如果在生活中的重大决策上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话，最终便会追问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日常的或无关紧要的优先决断，是不需要论证的。在喜欢什么样的汽车品牌或毛衣问题上，没有人会追究自己或他人的责任。相反，“重要的”优先考量，用查尔斯·泰勒的说法，我们称之为估价（Wertung）：它们不仅涉及偶然的爱好和偏好，而且也涉及一个人的自我理解，涉及生活方式和品格。它们与每个人的认同是交织在一起的。1这样不仅赋予了有关生活的抉择以重要意义，而且也为这些抉择提供了语境，使得这些抉择既需要也能够得到论证。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重要的价值判断一直都是被当做善的生活中的诊断问题来加以对待的。一种充满幻想的抉择—依靠错误的对象或选择了错误的职业—会导致生活的失败。在这个意义上，实践理性不仅追求可能性和合目的性，而且也追求善，如果我们沿用古典说法的话，那么，这种实践理性可以说是活跃在伦理学领域当中。重要的估价立足于自我理解的语境。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不仅取决于人们如何描述自己，而且也取决于人们追寻的榜样。自我的认同同时也取决于人们怎样看待自己和打算怎样看待自己—人们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人，依据什么样的理想来规划自己及其生活。这种生存论意义上的自我理解就其本质而言是可以估价的，而且和一切估价一样具有两面性。下列两种因素在其中是交织在一起的：有关自我生活历史发生过程的描述以及自我—理想的规范性。因此，要想对自我理解作出明确的解释，或就自我认同获得一种确证，就需要有一种深入的理解，即对自己生活历史的深入把握以及对规定自己成长过程的传统和生活关系的深入把握。1如果掺杂进了顽固的幻想，那么，这种解释学意义上的自我理解便会发展成为一种反思，用以消除自我欺骗。对生活历史及其规范语境的批判揭示，并不会导致一种价值中立的自我理解，相反，通过解释学方法获得的自我描述，与一种同其自身的批判关系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一种深入的自我理解改变了人们的立场，而这些立场支持或者至少包含着一种具有规范内涵的生活规划。因此，重大的估价能够借助于解释学意义上的自我解释而得到论证。在搞清楚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之后，就可以根据更好的理由来作出选择，究竟是要学习产业经济学还是要学习神学了。一般情况下，伦理问题可以用下述这样一种绝对命令来加以解答：“你必须从事一种职业，可以让你能够感觉到要去帮助别人。”这句话的命令式内涵可以理解为一种应然，这一应然并不依赖主观的目的和优先考量，而且也不是绝对的。你“应当”做什么，或者你“必须”做什么，在这里的意思是：这样做下去，长远来看或整体上来看对你“是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才讲到了通向善的和幸福的生活的途径。重要的估价是以我的绝对目标为取向的，即以一种生活方式的最高的善为取向的，这种生活方式是自足的，其价值在于自身内部。一旦我的行为触及他人的利益并导致冲突，而且，这一冲突应当公正地，即应当从道德的角度加以解决时，我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便又一次改变了其意义。通过仔细的对照，我们会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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