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修辞术与城邦》为施特劳斯1964年春季开设的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研讨课的授课记录，共十六讲。2.作为演说术的“修辞术”是古典政治哲学中zui为重要的手段和问题之一。施特劳斯的疏解关注的是修辞术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他格外看重在古典时期修辞术的意义。
本书简介：
作为演说术的“修辞术”是古典政治哲学中zui为重要的手段和问题之一。本稿为施特劳斯1964年春季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研讨课的授课记录，共十六讲。施特劳斯的疏解关注的是修辞术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他格外看重在古典时期修辞术的意义，其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政治领域中的修辞术现象永远不会消失，那么，想要以现代的方式恢复或重建古典政治哲学，古典修辞术（古典演说和写作）的现代形态和功能应该是什么？《修辞术与城邦》是著名学者列奥·施特劳斯1964年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政治哲学课程之一，是对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一书的讲疏。全部课程立足于《修辞术》一书的文本，以学生朗诵原文、然后教师提问、学生回答、再共同讨论的传统问答式教学法，对这部古典著作、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内传著作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作者简介：
讲疏者列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人与今人的争执，并由此审视当代思想的种种潮流。其代表作有《迫害与写作的技艺》、《城邦与人》、《什么是政治哲学》等。 编订者罗娜·伯格（RonnaBurger）：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杜兰大学（TulaneUniversity）哲学教授和犹太哲学的西策勒（Sizeler）教席的教授，著有《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对话：论〈尼各马可伦理学〉》（Aristotle’sDialoguewithSocrates:OntheNicomacheanEthic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8年），另有论述古代哲学作品若干。 译者何博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哲学，涉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修辞学，亚里士多德在古代东方的接受，以及东方基督教问题。
目录：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1
中译者说明/1
编订者前言(伯格)/3
编订者说明/13
第一讲/15
第二讲/31
第三讲/65
第四讲/101
第五讲/142
第六讲/177
第七讲/219
第八讲/257
第九讲/299
第十讲/327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1中译者说明/1 编订者前言(伯格)/3编订者说明/13第一讲/15第二讲/31第三讲/65第四讲/101第五讲/142第六讲/177第七讲/219第八讲/257第九讲/299第十讲/327第十一讲/357第十二讲/391第十三讲/422第十四讲/456第十五讲/489第十六讲/525前言中译者说明
本稿为施特劳斯1964年春季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研讨课的授课记录，共十六讲。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同一年，《城邦与人》刊行。原稿为依据录音记录的打字稿，当时的版权归克罗波西(JosephCropsey)所有(1975年)。2014年，经伯格等人重新编辑后，在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网站上刊布，尚未正式出版。
作为演说术的“修辞术”是古典政治哲学中最为重要的手段和问题之一，尽管这个词的含义现在已经变得有点狭隘，仅仅指一种产生语言效果的书面或口头技巧。当代修辞术或修辞学研究往往成了总结种种辞格的雕虫小技；当然，也有人从语言认知或文化传播的角度进行探索，但很少关注修辞术在古代的起源、曲折漫长的发展以及它与政治学的暧昧关系。
在古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据说是他的内传作品，极为重要。亚里士多德早年在柏拉图学院中就是修辞术教师，他广搜了当时存在的大量修辞术手册，立志用哲学的方式(中译者说明 本稿为施特劳斯1964年春季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研讨课的授课记录，共十六讲。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同一年，《城邦与人》刊行。原稿为依据录音记录的打字稿，当时的版权归克罗波西(JosephCropsey)所有(1975年)。2014年，经伯格等人重新编辑后，在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网站上刊布，尚未正式出版。作为演说术的“修辞术”是古典政治哲学中最为重要的手段和问题之一，尽管这个词的含义现在已经变得有点狭隘，仅仅指一种产生语言效果的书面或口头技巧。当代修辞术或修辞学研究往往成了总结种种辞格的雕虫小技；当然，也有人从语言认知或文化传播的角度进行探索，但很少关注修辞术在古代的起源、曲折漫长的发展以及它与政治学的暧昧关系。在古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据说是他的内传作品，极为重要。亚里士多德早年在柏拉图学院中就是修辞术教师，他广搜了当时存在的大量修辞术手册，立志用哲学的方式(承自《斐德若》但又有所区别)改造之前仅仅被智者定义为“说服技艺”的修辞术。他甚至认为修辞术就是政治学的一部分。这足见修辞术的政治意义。这部著作的主题就是“说服”，前两卷作为主干讨论构思(说什么让人信服)，第3卷讨论措辞和布局(怎么说让人信服)，原为《论措辞》一书，被后来编者合并入前两卷(这一卷才相当于现代的狭义的修辞术)。前两卷中，第1卷重新定义了修辞术，提出了主题、情感和品性三种技艺内的特殊说服法(修辞术的材料)，并分别罗列了议政修辞术、诉讼修辞术、展现式修辞术的特殊论题，也就是主题材料，以及技艺外的说服法，这里面涉及了政治学、伦理学(大众道德观)、法学等内容(讲座第一到第七讲)。第2卷处理了情感和品性的说服法，然后是普遍模式和普遍的说服法，即修辞演绎和例证(修辞术的逻辑形式)(讲座第七到第十二讲)。第3卷讨论了措辞和布局(讲座第十三讲到第十六讲)。施特劳斯的这部《修辞术》讲稿相当于对这部古代著作进行了一次文本疏解，可以说，在近现代学者中，施特劳斯是第一个从哲学角度对《修辞术》做文本解释的学者。在他之前，虽有施本戈尔(Spengel)(拉丁文笺注)和寇普的笺注(桑兹补订)，但两者都侧重古代修辞术传统和古典语文学。而在他之后，才有格里马尔蒂(Grimaldi)(前两卷)和拉普(Rapp)(德文，综合研究)的系统诠释。施特劳斯为什么看重这门曾经与哲学和政治学抗衡而如今已经淡出主流科学视野的技艺呢？在施特劳斯之前，《修辞术》自古就受到西方和东方学者的重视。比如逍遥学派后学德米特里欧斯，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昆体良、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俄尼修斯均发扬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体系。到了中世纪，在阿奎那的建议下，莫贝克的威廉用拉丁文翻译了该书。布里丹、罗吉尔·培根也都写过立足于《修辞术》阐发其逻辑学和伦理学大义的拉丁文作品。在东方，阿维森纳、阿威罗伊都用阿拉伯文写过阐释修辞术的作品，前者的《治疗论》第1卷第8部分(Al-Khatabah)讨论了修辞术，后者还有《修辞术》短注(有巴特沃斯英译本)和中注(有阿—法对照本)，希腊修辞术直接影响了伊斯兰政治、法律和文学修辞学的发展。著名叙利亚正教会学者赫卜烈思(BarHerbraeus，公元13世纪)也用古叙利亚文阐释过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收入他的《智慧的乳脂》(有古叙利亚—英对照本)。此外，在古代亚美尼亚传统中，比如大学者施拉克的阿纳尼亚(公元7世纪)的《典则(亦译为历法)》(K’nnikon)一书也涉及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文艺复兴时期，《修辞术》开始出现了古希腊文刊本，进入近现代，西方学者不断校勘和笺注，《修辞术》一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比如，霍布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概述式地翻译了《修辞术》，但未作疏解。在《利维坦》中，他主要吸收了《修辞术》中研究情感的部分，试图用于政治哲学。与之相近的还有年长于他、熟读《修辞术》的培根，其《学术的进展》提出了用修辞术调动民众情感，导其正路，借以治国的理想。18世纪是修辞术的一个转折时期。虽然修辞术一直都是学校的主科目，但饱受重视理性的哲学家的攻击，比如洛克、达朗贝尔、康德都鄙夷修辞术对理性的破坏和欺骗。另一脉重视情感作用的哲学家如休谟，更看重修辞术激发情感的意义，他对于情感的分析都承自《修辞术》，他甚至认为理性是情感的奴隶。而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则看重修辞术带动情感的正面价值及其道德作用。还有一些哲学家，比如孔狄亚克就认为修辞术与哲学完全可以兼容，他看重的是修辞术对于传播哲学观念以及认识论方面的功能。与上述这些人完全不同，维柯对于修辞术的重视才最贴合政治，他看到了修辞术在公共哲学中的意义，因为在这个领域，人们只能借助修辞术的逻辑进行决定，笛卡尔追求的绝对确定性是不存在的，而笛氏正是17世纪修辞术的死敌，他极为鄙视这门毫无确定性的技艺。但在维柯看来，修辞术是表达常识的重要手段，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常识才是真理。尽管如此，从18世纪开始，修辞术已经面临哲学全方位的克制，它的衰落不可避免。随着现代人文科学体系的完善、事实与价值的两分，修辞术涉及的价值领域已经不再需要这种“不科学”的推理，它被斥之为颠倒是非的诈术，甚至被当作政治厚黑学。再加上其他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修辞术(作为技艺，而不是修辞现象)彻底败退，它不再具有往日的地位。但是，修辞术这门技艺具有的不变的内在结构一直存在于社会生活中。19-20世纪以来试图重启修辞术问题的哲学学者不再研究作为演说术的修辞术，也不把它处理为取得语言效果的技术，而是将其处理为一种普遍于人类的与各种语言形式有关、处理“可能性”意见、调动人类非理性部分的认识和实践模式。主要有三种路径：解构修辞术现代对修辞术有复兴作用的首推尼采，他早年曾开设了《修辞术》课程，重点评述了第3卷(《考订版全集》II.4，1995年)，虽然立足古典语文学，但他提出了修辞术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一切语言都是修辞”这样的重要论断，他用修辞术代表的意见反对真理。一度被哲学镇压的修辞术，被尼采重新释放。他对《修辞术》的阐述也为后来的结构主义修辞学，如罗兰·巴特(开设过《修辞术》课程)和解构修辞学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保罗·德·曼和德里达，在这两人手中，一切文化符号全是修辞，因而一切真理和价值全都是可以消解的。修辞术成为了现代和后现代思潮的基础。存在论修辞术海德格尔在20世纪上半叶也研究了《修辞术》一书，还开设了相应课程(1924年夏季)，他把对《修辞术》的理解收入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中译见华夏出版社，2014年)，这是一种存在论式的修辞术。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与时间》的一个注释里，他颇有意味地提到了《修辞术》。只要有人类存在，人类就永远是以修辞的方式在语言中存在。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后期似乎也陷入了和解构修辞学一样的修辞迷雾中。第一讲(1964年3月30日)[1][进行中]施特劳斯：演说的力量并不等于是演说的技艺。智者们对演说技艺的讨论甚精。我们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结尾得知：智者认为政治技艺等同于修辞术。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建议则是，政治才能的技艺大于修辞术。你们怎么看智者的这个大错特错之处呢？(在这里，施特劳斯开始讨论《高尔吉亚》，这一部分听不清楚。它主要是对1963年《高尔吉亚》课程的概括。)现在让我们读读《论题篇》中的几个段落，先找个进入课程的途径。为了全班着想，也是更为兰肯(Reinken)先生着想，我带来了一本，是复印本。我们就从这里，从《论题篇》101a25开始吧。兰肯[读文本]： 继上述之后，下面一点应该说明：这部论著有哪些目的，都是什么。 施特劳斯：这部论著……兰肯[读文本]： 目的有三点：关于智力训练(mentaltraining)，关于对谈(conversation)，关于哲学科学。 施特劳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科学就包括着：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然科学。继续。兰肯[读文本]： 就这部论著来看，它对于智力训练的作用显而易见；因为，如果我们有了方法，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论证所提出的有关问题。而它对于对谈也有用途。因为，在列举多数人的意见(theopinionsofthemajority)时，我们就会基于这些人自己的意见来和他们打交道—— 施特劳斯：亚里士多德原文说的是“许多人的意见”(theopinionsofthemany)，这和“多数人(themajority)的意见”不太一样。观点不一样了。他的意思也就变了。你能再读一遍吗？[2]兰肯[读文本]：而它对于对谈也有用途。因为，在列举许多人的意见时，我们就会基于这些人自己的意见来和他们打交道，而不是其他人的意见；还能改变所有他们做出的、在我们看来使用不当的论证过程。 施特劳斯：你拿掉了让意思更清楚的那部分。是这句，“每个指向个人(adhominem)的论证都是论辩术的论证”。那么，什么是指向个人的论证呢？有人知道吧。什么是指向个人的论证？兰肯：一个针对某人的论证，它不是一个论题(topic)。施特劳斯：不太准确。应该是这样，你所立足的前提(premise)被对话的反方承认。然后，你从这些前提来论证。这些前提的真假与论证无关。但是，如果对方向你承认了什么内容，那这个内容就需要反驳。他对你承认的内容就是前提。那么你会从前提做出一些推断；而且如果这些推断破坏了对方的立场，那么它的立场就被反驳掉了。在这个程度上，论证非常有价值，但是它当然还不是真正的科学论证，因为它不是从那些真的前提出发。故而，我们看到怎样……和柏拉图对话相联系。论证是由一个个体还是一类个体做出呢？它是一种平等交流(agiveandtake)吗？在科学阐述里，不一定有这种平等交流。它是一种前后连贯、没有任何交流的阐述。请继续。兰肯[读文本]： 它对于哲学科学也有用，因为，如果我们能从两方面提出疑难，那么我们就容易在每个方面分辨出真与假。此外，它也能用于关涉每门科学的最终基础。因为，立足于某门相关科学专有的各种原则，人们是不可能谈论这些最终基础的，既然这些原则是其他一切事物的最初根据，而且，必然要通过关于每件事情的普遍意见来处理它们。这正是专属于或最适合于论辩术的任务；因为它的本性就是考察，是通向所有研究方法之原则的途径。 施特劳斯：现在让我们试图理解一下。科学推论(即三段论，syllogism)是一个从两个不需要任何证明的真前提出发的推论。但是，你如何能达到真的前提呢？根本上来说，你如何能达到科学的各种最高原则呢？你不可能从更高的东西里得到它们。那样它们就不是第一原则了。你只能从共识出发，来达到它们。但共识并非单纯就是真的，相反，它只是一个你拥有的出发点。一个从某一主题的共识的真理出发，达到种种真实原则的论证，也就是论辩术(即辩证法，dialectics)。因此，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论辩术有一个根本上的歧义之处。在一个意思上，[3]从论辩术之事的整体来看，它低于科学，不使用科学推论；但是在另外一个意思上，它高于科学，因为它是通往最高原则之路。这个歧义是亚里士多德其他作品的关键。有人也能说，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论辩术与中世纪的那种论辩技艺并不一样，虽然相同点挺多。这种论辩技艺也是一种立足于争论者承认的事情来论争的技艺。因此，有一个著名的否定性原则：你不可能与否认某个前提的人争辩这一前提。在《修辞术》开篇，我们会读到，有些地方提到了论辩术技艺，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论辩术和修辞术关系密切；一个人要是不考虑论辩术，就不能恰当地理解正确的修辞术。我们可以再多读几段，这一点就清楚了。不过首先，我想知道在什么程度上……嗯，那位先生，什么问题？学生：论辩术是达到那些原则的唯一途径吗？……施特劳斯：表面来说，如果所有科学都从前提出发，那么必然有其他什么东西，你通过它可以达到那些前提。这很明显。但这太笼统了，没什么用，[这只是]暂时的条件。我们还是看看政治方面的事情吧，就是政治事务。你们是如何做的呢？放到今天来说，你们每个人是如何做的呢？按照公认的方法，你们以哪里为出发点呢？我的意思是，我现在说的不是研究这个国家选举的人怎么做，因为不一定需要这种事情，相反，需要看的是整个选举，整个选举。那么，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学生：普通人？施特劳斯：不，不，范围还是在政治科学里。但我们仍然能用政治科学的方式表达普通人关心的事情。学生：在这个国家，我们从关注宪法开始。施特劳斯：对。但是，如果有谁研究选举过程，那么当然，你必须知道进行选举的总体框架。但是，宪法给你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选举研究者研究的那些问题。对吗？同一个学生：对。施特劳斯：只有宪法中关于政党的说明……但是你不得不超越宪法。那么，通常认为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以定义为起点建立科学，我们如何获得定义呢？定义是什么意思？按照一种很重要的观点，定义基本上是主观随意的(arbitrary)，一旦做出了定义，那么情况无非是，以后你在推理中都不会再用到定义了，除非你再次做出这个定义。有本考夫曼(Kaufmann)写的书，我忘了书名，大约是十年前写的，它就给出了这样的定义。但是我们如何达到这样的定义呢？我们如何达到它们？我们难道不能以日常用语为出发点吗？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4]把“政党”的定义弄成了屋顶的定义，以至于当你们说“政党”一词的时候，你们每个人就会想到屋顶的定义。这很荒唐吧。但事实上，你们的出发点还真就是日常用语。好。但是，日常用语当然有些不明确，总受一些歧义的干扰，各种各样的歧义。当你们说政治科学的主题就是“权力”(power)时——你们肯定听到过这种说法——如果你们想探究细节，你们就只是考虑这样的关键词。那么，权力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我觉得，电力(electricpower)也是一种“力”啊。显然，政治科学家不关心这样的东西。权力是什么呢？我们说出“权力”这个词之后，我们如何以它为出发点呢？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想知道“统治”一词的意思，那么，我们如何以“权力”为出发点呢？学生：如果我们想知道在任何具体例子中，“力”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寻找在“力”这个词的各种用法中存在的普遍要素。施特劳斯：有电力吗？学生：不。施特劳斯：为什么你不考虑电力？学生：嗯，是基于对政治权力的常识。施特劳斯：我明白。我认为一个人也会说，除了电力之外，人类还有其他种类的力，比如像放高利贷的给债务人施加的“力”。这肯定是一种一个人施加给另一个人的力。但我认为，我们主要考虑的也不是这种。更不是校园里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混混给其他人施加的力。既然人给人施加的力不全是“权力”，那么我们这里考虑的就只是“政治之力”。但是，在这个问题中，什么是“政治”呢？我们如何以“政治”为出发点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政治”是什么，那我们是不是就不可能清楚地谈论政治事务呢？好了，既然我们，还有尼克戈尔斯基(Nicgorski)先生都对这一点非常困惑，那我们看看亚里士多德是怎么做的吧？同一个学生：他首先要考察更小的关系——比如家庭，然后揭示出，这种关系变成了那些满足自我需要的自足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表明，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就是政治关系。因此，正是以他对“城邦”(polis)的经验为中心，他才认清了政治是什么。施特劳斯：好的，正是如此。不过你忘了说“部族”(tribe)，我来简单地说说吧，恕我愚钝：他从这个事实出发，即“政治的”是一个来于名词polis[城邦]的形容词。我们把polis译为城邦(city)。然后呢，他说：如果我不知道城邦是什么，那我就不可能回答“政治是什么”这个问题。因为“政治的”必然是属于城邦的事情，这种“属于”的方式有许多种，有这种或者那种，等等。现在你看到了，这多少澄清了一些我们的难解之处。我们一直都是在想当然地使用这个形容词。有些人说政府学(government)系，有些人说政治科学系……不得要领。我认为这比政治科学或政治学(politics)还要差劲。[5]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用“政府学”来替代“政治的”？“政治学”和政府有很大关联，也许政府是政治学的核心。但是，为什么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呢？对这一点能有什么反思吗？另一个学生：政府应该理解为对“政治的”限定(restriction)。施特劳斯：在什么意义上呢？同一个学生：是这种意义：政府通常关涉一种立法—行政的(legislative?executive)关系，但“政治的”一词总是更意味着种种人的功能，就是那种组建城邦内部(civic)关系的东西。施特劳斯：好，换言之，一切都导致了……比如说，各种选举，被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是构成立法和行政的形式；立法和行政属于政府。但是我认为，你说的方向正确。让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认为每个人会承认，战争是一种政治的现象。但它能叫作政府间的关系吗？这能充分地描述战争吗？不能，我觉得做不到。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宣战等于是中止了外交关系等等，但这种解释还不太充分。战争是两国间的，或者多国间的。所以，政府也许是“政治的”的核心，但还不是全部。所以，在一开始，我们所做的这种反思，还是完全待定的，是用前—科学的方式做的反思。我们从每个健全心智的人所承认的事情开始，然后继续前进，直到我们感觉到了问题的核心为止，我们就专注于此。接着，我们必须提出问题——我们不可能什么问题都不提，因为我们[没有]古代的那种城邦(polis)：在今天，什么等同于那时的城邦(polis)呢？——要找到我们自己的途径……很清楚，我们所说的政治学(politics)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政治学存在着密切关系。但是，那个核心，即城邦，已经不在我们的政治学中了。但必然还有一些与之相同的东西。我们必须发现它，然后以它为出发点。这种反思虽然是前科学的，但明显不是修辞术式的。它们显然不是修辞术式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情感。这就是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论辩术”的含义。它与柏拉图对话中的方法一致。但仅仅是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它也总是与另一种论辩术相联系。我现在先不谈另一种论辩术，以免混淆。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这里有没有人会主张“修辞术有可能完全没有必要”，先不管他信不信这个说法。之所以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如果有人这样想，那么我们就无法进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了。难道没有可能在美好的将来，我们拥有一个这样的社会，在那里，修辞术完全是多余的、所有论证都会是科学式的或技术式的呢？——当然，所有人都会承认，现在这个社会还不是——反正这种想法、这种对未来的期待，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面对它。巴特沃斯(Butterworth)先生，你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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