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经到诗经，从大学到中庸从孔孟到老庄，从朱熹到王阳明讲述国人必备的国学常识
本书简介：
本书所谈，是作者个人基于文化理念的关怀，认为国人应有的国学知识，其主轴在于儒家与道家。为了追溯源流，特地阐述了《易经》、《尚书》、《诗经》、礼、乐，旁及《山海经》与天人之际。其重点集中于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四位中国大哲。然后，再谈到《大学》、《中庸》、墨子、荀子、韩非子、道教、佛教、三纲五常。最后，殿以今日仍有影响力的朱熹和王阳明。由此，国学的架构虽未能完全兼顾，亦可稍显完整。作者撰写本书的心意，是希望跨越两千多年帝王专制政体对传统理念的扭曲与压制。因此，本书毫无保留地推崇儒家与道家，而对其他学派尽量做到同情之理解，并客观地对各家各派有所评论。
作者简介：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比利时鲁汶大学、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教授积累四十余年在中西哲学方面的训练，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皆有卓越成就。其学术论著贯通古今中西，结构严谨，创见迭出，是当代华人世界公认的一流国学研究专家。傅教授是央视《百家讲坛》、凤凰卫视《国学天空》的嘉宾主持，被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最热门教授，并获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教学特优奖、台湾大学生社团推荐最优通识课程。其作品曾获台湾中正文化奖、最高文艺奖。傅教授著作甚丰，出版《哲学与人生》《易经与人生》《推开哲学的门》《心灵的旅程》等图书逾百种。
目录：
序承先启后的智慧
引论文化?国学与人生
1.《易经》：群经之首，学会可以终身受用
2.《易经》的象数：养成达观心态看待自身的处境
3.《易经》的义理：观天道以立人道
4.洪范?九畴：统治者或管理者的大法则
5.《尚书》所呈现的理想
6.《诗经》使人温柔敦厚
7.《诗经》：孝是最恒久的情感
8.礼仪之本：在于真诚的心意
9.大同与小康：政治家该有的社会关怀与梦想
10.乐教：感通人心，人文化成
11.《山海经》：中华文明的“在起初”
12.天人之迹：现代人该如何面对“天”
13.孔子（一）自我的觉醒，人人皆可超凡入圣序 承先启后的智慧引论 文化?国学与人生1.《易经》：群经之首，学会可以终身受用2.《易经》的象数：养成达观心态看待自身的处境3.《易经》的义理：观天道以立人道4.洪范?九畴：统治者或管理者的大法则5.《尚书》所呈现的理想6.《诗经》使人温柔敦厚7.《诗经》：孝是最恒久的情感8.礼仪之本：在于真诚的心意9.大同与小康：政治家该有的社会关怀与梦想10.乐教：感通人心，人文化成11.《山海经》：中华文明的“在起初”12.天人之迹：现代人该如何面对“天”13.孔子（一）自我的觉醒，人人皆可超凡入圣14.孔子（二）成功没有捷径，需好学、深思、力行15.孔子（三）修养是与快乐的保证与保障16.孔子（四）拥有兼顾身心灵的宗教情操才是完整的人生17.孟子（一）人生需要修养18.孟子（二）人生关键在于择善固执和止于至善19.孟子（三）善心与法度配合，才谈得上“仁政”20.孟子（四）快乐的秘诀21.《大学》：修身乃为人生之本22.《中庸》：人能弘道，非道弘人23.老子（一）天下大乱的处方24.老子（二）成为你自己的圣人25.老子（三）道法自然，使人因悟道而无所执着26.老子（四）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27.庄子（一）不同的修行途径：修行要兼顾身心，做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28.庄子（二）有用与无用之间29.庄子（三）看清“死亡”这一回事30.庄子（四）天人合一与悟道契机31.墨子的兼爱：全面而平等地爱护众人32.荀子是儒家吗？人性向善或人性本恶33.荀子思想的转折：“二千年之学，荀学也”34.韩非的法家：最大的盲点在于迁就现实的君主35.三纲五常：并非儒家思想36.道教：依托于古代的民间信仰37.佛教：不再轮回的涅槃境界38.中国佛学的特色39.朱熹塑造的儒家，才是近代“反孔批林”的对象40.王阳明的修行心得结论国学面对三大挑战前言序言评论国学与人生国学代表中国文化的“理念”，这种理念之中最精纯的是儒家、道家与《易经》。我近年研究国学与人生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以下几句扼要的话。儒家提醒我们：1.对自己要约；2.对别人要恕；3.对物质要俭；4.对神明要敬。前两者涵括人类世界，后两者指涉自然界与超越界（神明包含祖先在内）。四点合而观之，人生安稳踏实。道家期许我们：1.与自己要安；2.与别人要化；3.与自然要乐；4.与大道要游。相对于儒家之重视德行修养，道家所要求的是智慧觉悟。要觉悟，不妨使用减法，消除执着，或可体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易经》号称难学难精，但也可以勉强用四句话来描述：1.存自己以诚；2.待别人以谦；3.观万化以几；4.合天道以德。先说“诚”，有“闲邪存其诚、修辞立其诚”二语；次说“谦”，六十四卦只有谦卦是“非吉则利”，最受欢迎；再说“几”，察知几微、预见吉凶，正是象数之妙用；最后是“德”，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无一不是劝人修养以合乎天道。我对国学的简单心得既如上述，那么若要撰写一本名为《国学与人生》的书，其基本立场与主要内容也已不言而喻了。撰写这本书的心意，是希望跨越二千二百年帝王专制政体对传统理念的扭曲与压制。本书毫无保留地推崇儒家与道家，而对其他学派与后代学者多持批判态度。我尽量做到同情的理解，但是累积四十多年在中西哲学方面的训练，使我必须负责地对各家各派有所评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学术是天下的公器，也是人生智慧之典范。“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儒道二家的启示得以如实展现，并使生活充实而有意义，实是作者的虔诚愿望。国学的主要内容广而言之，古代留下的文字资料都属于国学范畴，但是正如黄河挟泥沙以俱下，其中有不少泛滥的、复制的、浪费纸张的东西。因此，谈起国学，眼光自然转向经典。即使是经典，如《四库全书》所列的“经史子集”，其数量也过于庞大。我们的时间与力气有限，所能阅读、理解并加以应用的更为有限，那么要如何选择呢？首先，既然所关注的是理念，就要认清“什么理念是完整而根本的”。理念若不够完整，就像探讨人生问题却只注意少年阶段或老年阶段，只看到人生的光明面或黑暗面。理念若不够深刻，则对“生老病死”难以释怀，对“喜怒哀乐”不明所以，对“恩怨情仇”无力化解，对“悲欢离合”莫可奈何。文学与艺术所展示的理念，往往就有这样的问题。至于宗教，则涉及个人是否信仰的机缘与抉择，其教义所展示的理念也难免于独断而没有思辨及讨论的空间。因此，理念之中值得考虑的主要是哲学。“哲学”一词由西方翻译而来，其原意是“爱好智慧”（philosophy），亦即以理性探索宇宙与人生的根本真相。“理性”是要讲道理的，“探索”代表开放的心态，“宇宙与人生”所指的是完整性，“根本真相”自然是指根本性而言。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的时期，就是历时约五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期何以特别？在它之前是封建制度，礼乐政刑皆上轨道，不必认真思考有关人生意义的问题；在它之后是秦始皇帝王专制，从此一路下去，尊君卑臣、剥削百姓，不容许自由思考这些问题。这短短的五百年间，百家争鸣，诸子各申己见、各立新说，但能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不多。《庄子·天下》历述七家学说，《荀子·非十二子》批评不同立场的学者，到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才算确定了六个有系统的学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这六家之中，表面上各有长短，但只有儒家与道家合乎严格意义的哲学之名。判断一套哲学能否成立，要看它是否兼顾三点：第一，澄清概念；第二，设定判准；第三，建构系统。其中以建构系统最难，亦即要为变化生灭的人类世界与自然界找到“来源与归宿”，因为不如此不足以说明“人生的意义与目的”。儒家所谓的“天”与道家所谓的“道”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既不是人类也不是自然界。人类之中只有“天子”而没有“天”，自然界由“道”所生而不是“道”。相对于此，墨家的“天志”要依循人类的需要而赏善罚恶；法家的“道与理”局限于自然规律与人类思维；名家的逻辑论辩只是人类语言的巧妙游戏；阴阳家的天人相应则将人类当下的祸福联系于自然现象。因此，后面四家学说，无法建构完整的系统。从国学到人生因此，谈国学须以儒家为主，并以道家为辅。以儒家为主，这固然是历史上的事实，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中国言六艺（六经）者，折中于夫子”，而历代专制帝王也确实利用儒家来教化百姓。但正是这种帝王专制扭曲了先秦儒家的原始理想。至于道家，则以其开阔的视野，提供心灵与道契合的无限空间，但也同样受到后代的误解与误用，以致显得面貌模糊。因此，若要探讨国学对人生有何启发，首先要做的是正本清源。西方近代文化能够展现活泼的生机与动力，必须推源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回到古希腊与罗马初期，一举跨越一千三百多年的宗教钳制。中国文化呢？我们面临更大的挑战，要跨越的是两千一百多年的帝王专制，回到先秦的儒家与道家。关于这个问题，学者难免各有所见，那么不妨再来营造一次诸子争鸣的盛况。当然，在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从起源到流变的重要材料。所以，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国学与人生》，是以儒家为主，对《易经》、《书经》、《诗经》、礼与乐的诠释，皆采取儒家观点，同时也侧重介绍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的学者与经典，兼及朱熹与王阳明。以道家为辅，在充分发挥老子与庄子的思想的同时，旁及其对道教与佛教的影响。至于《山海经》与墨子、韩非等思潮，也附带做一介绍，使国学的架构虽未能全面兼顾，亦可稍显完整。总之，我们今天谈国学，所侧重的是它对人生的启发，并且是正面而积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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