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文化与文化自觉


作者:费孝通     整理日期:2016-09-05 19:02:05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并在20世纪末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是他对“文化自觉”理论所作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当下文化觉醒、蜕变的前瞻性指导。本书收录了费孝通先生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十余年间的原创文化论著共计51篇。这个时期也是费孝通先生*终形成并完善“文化自觉”理论的时期,是作者毕生从事文化思考和研究的升华与结晶。本书汇集了费老一生研究文化,特别是文化自觉问题的经典论著,有助于读者充分了解这一理论的精髓,以及费老学术思想特别是文化自觉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对当今提出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也有很深刻的指导和启迪作用。本书收录了费孝通先生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十余年间的原创文化论著共计51篇。这个时期也是费孝通先生最终形成并完善“文化自觉”理论的时期,是作者毕生从事文化思考和研究的升华与结晶。本书汇集了费老一生研究文化特别是文化自觉问题的主要论著,有助于费老学术思想特别是文化自觉理论的研究与传播,让读者充分了解这一理论的精髓。对党提出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也有很深刻的指导和启迪作用。
  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年生,曾任民盟中央主席等职。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获美国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日本福冈市亚洲文化大奖、菲律宾“麦格赛”社会领袖奖等奖项。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民族与社会》《生育制度》《行行重行行》等。其所著的《江村经济》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中的经典论述更是被誉为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
  目录:
  前言
  序
  上册
  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
  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
  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
  文化的物质面与精神面
  评《文化新论》
  文化论与社会学
  关于对待民族民间文艺遗产的一些意见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人文类型》重版前言
  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前言
  序
  上册
  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
  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
  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
  文化的物质面与精神面
  评《文化新论》
  文化论与社会学
  关于对待民族民间文艺遗产的一些意见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人文类型》重版前言
  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
  孔林片思
  寻根絮语
  对“美好社会”的思考
  个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面对世纪之交回顾传统文化
  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注入新的时代精神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晋商的理财文化
  黑龙江行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节选)
  东方文明和二十一世纪和平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节选)
  开创学术新风气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人文价值再思考
  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创造现代中华文化
  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节选)
  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
  下册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
  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
  关于文化交流
  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
  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
  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
  新世纪新问题新挑战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
  关于“多元化的西部文化”和“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谈话
  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再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
  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与前瞻
  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前言  本书选编的是费孝通教授有关文化与文化自觉的论著。费孝通教授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本书选编的是费孝通教授有关文化与文化自觉的论著。费孝通教授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7年1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1996年11月任民盟中央民誉主席,1998年6月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费老曾说,“作为一个以社会人类学为职志、一生关注社会文化变迁的学者”,把他70余年的精力用在了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和文化思考。社会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作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观察与研究文化问题,是他有关文化问题论著的一大特点。从早年的《花蓝瑶社会组织》,到在英国留学期间用英文写作并享有国际声誉的《江村经济》,以至晚年的《行行重行行》等关于中国社会的调查报告和著作,都涉及到文化问题。为了在有限的篇幅里,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与研究费老有关文化与文化自觉的思想与理论,本书尽量收录相关论述比较集中的篇章。早在大学求学期间,作者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等文中,就论述了自己有关文化的实质、形态、功能等问题的见解。在上世纪40年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作者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执教时期,又写作了《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文化的物质面与精神面》、《文化论与社会学》等,从更深层次探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6月,作者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兼第三分团团长,赴贵州考察半年。1951年6月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同年8月又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作者从此又认真研究民族学,并写下了许多著作,论述了文化的民族性,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等问题。本书选录了这方面的一些论著。其中最为著名和最有影响的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局》。本书收录的大部分论著,写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十余年间。正当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各国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在新的世纪,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国学术文化界也密切关注中华文化所面临的挑战。进入耄耋之年的费老,在积极投入这场文化讨论新的热潮的同时,还以“时不我待”的迫切心情,反思、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历程。费老生于1910年11月2日,逝于2005年4月24日,亲历了20世纪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并看到21世纪初的世界风云变幻。他高瞻远瞩,脚踏实地;晚年关于文化的一系列著述,已经超出一般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围,而是从更高、更宽的视角来着和思考。在这个时期,他的文化兴趣十分广泛,不仅继续深入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而且对于理财文化、玉文化等都有专文论及。这些均在本书选编之列。也正是在这个关键时期,费老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十六个字,是他对于“文化自觉”理念所作的高度概括。在各种不同场合,作者还反复用同样的语言,对“文化自觉”作了定义式的解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段精辟而又通俗的论述,内涵丰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化自觉论可说是作者毕生从事文化思考和研究的升华与结晶。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有所了解之后,都认为文化自觉的确是时代的要求,不仅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世界各个民族也都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这样才能形成世界各种文化多元共存、取长补短、联手发展的局面。为了便于研究文化自觉论萌发、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本书对费孝通教授的有关著述尽量全部收录。费孝通教授在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期间,对研究会的学术文化研究,特别是由研究会发起倡议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给予了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费老在“论坛”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本书也收入其中。本书收入的论著,大部分选自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十六卷本《费孝通文集》,也有《文集》出版之后的少量论著,编者未作任何变动。选编想必有不周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的选编工作,由鲁谆、张荣华、王才三位同志具体负责。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研究作者关于文化特别是文化自觉的思想理论,提供宝贵的文献资料,并有助于推进先进文化的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并在20世纪末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是他对“文化自觉”理论所作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当下文化觉醒、蜕变的前瞻性指导。  康梁维新的着力点是把同光的洋务运动之“器物层次的现代化”转进到“制度层次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对传统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颠覆了中国二千年来构成的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秩序。诚如陈寅恪所说,是建基于儒家的三纲六纪的。名教纲常是儒家文化价的制度化的呈现,可称之为“制度化的儒学”。但从洋务到维新到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虽是愈来愈烈的批判,实际上中国文化并没有消亡,儒学也只是被“去中心化”了,但“制度化的儒学”却是寿终正寝了。而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基本上是各个领域寻求新制度的建立,也即从事于“制度的现代化”。中国三十年的现代化几乎是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一波的全球化同步的。中国进入世界,世界也进入中国。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使中国百年的“现代转向”展现了强大的发展生机,同时也因现代化(特别是它基本组成之工业化)而产生种种新问题。因而在中国崛起的强声中,不能不冷静地自问,中国文化自觉的最终取向是什么,现代化、全球化中如何实现中国文化自觉。文化论与社会学首先我说:人类学与社会学和文化论与社会学,叫法虽不同,问题是一个。要谈这个问题,最方便的办法是,看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究竟有什么不同,假使确有不同之处,就可以有两门学问去处理它们。我们从来不说蚂蚁、蜜蜂有文化,或有文化的动物,但是我们可以说,蚂蚁、蜜蜂有社会,或是社会性的动物。有文化的地方,固然有社会存在,但有社会的地方,并不见得一定有文化,这个例子,很明显地说明了,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有不同之处,从发展的层次说,社会是基层,文化是上层,从范围上讲,社会现象的领域比文化现象的广。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在内容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假使一种生活不全靠个体的单纯经营,而需要许多个体用分工合作的方式生活,这是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社会动物,蚂蚁也是社会动物,蚂蚁中也有社会现象。但人和蚂蚁究竟不同,不同在蚂蚁没有文化,而人有文化。动物的社会的生活是靠先天的生物遗传的社会本能,这是本能性的生活,而人类的生活,固然也有赖生物本能,重要的是仗着学习得来的社会遗传,后天学来的本领而生活,这种经学习而得,累积而成的,有时间空间性的生活,就是文化。假使有这么一天,原子弹轰轰的掉下来,把人类所有记忆都轰得一无所存,文化全没有了,人类也许还可以还原到像蚂蚁一样的社会。所以社会是群体生活本身,文化是群体生活持以进行的一种方式。社会和个人是可见的实体,文化是看不见的抽象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驱策着人接近它,因而使大家近乎一致。文化和社会的不同交代清楚了,现在我们要问,在人类生活中,是否可以把上层的实际生活方式抽象出来,只剩下基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这种抽象的关系形式是普遍存在任何人类社会中,不像上层的那一部分,有其历史性和地域性,因而有其比较性。假使能抽象出来的话,这个领域才是真正社会学的园地,也就是一般所谓纯粹社会学、系统社会学所指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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