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厚积薄发的思想力作。楼先生学养深厚，他六十余年研究中国哲学，融汇古今中外，精研儒、释、道精华，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给予了富有创建的智慧解读，还原了传统文化的本怀。本书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题出版重点选题。＊坚守传统文化的高远境界。楼先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强守护者，同时作为传统文化智者、仁者、行动者活跃在传统文化普及推广的前沿。他以耄耋之年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以身教引导青年学子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而奋斗。＊思想花火颠覆惯性思维方式。楼先生是北大极受欢迎的国学讲座教授，他的公开课增强了海内外众多学子的思想力、体悟力。他以睿智的哲思颠覆了某些错误观念存在的根基，给后学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
本书简介：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中国家庭、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道德的自觉自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在很多人的观念中，现在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近代西方文化所倡导的人本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自西周以来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而西方在公元一世纪以后确立的是以神为本的文化，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精神核心之一。西方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思想家们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十六世纪以后通过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带回去的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他们以中国的人本思想去批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性的独立、自主，把中国看作是最理想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讲，欧洲的人本主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文化中的两个优秀传统。一个是“以史为鉴”，一个是“以天为则”。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新唐书·魏徵传》）古代中国重视历史经验的积累。在全世界，中国的历史著作是最系统、最完备的，中国有“二十四”史，还有很多野史或辅助性的历史资料。中国每个朝代等到政权相对稳定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制礼作乐，第二件事就是修前朝的历史。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就是通过“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是这一文化传统的成果。西周初期，人们反思夏、商两代兴亡的原因。通过对历史的观察，人们看到夏代发端于大禹治水。当时天下洪水泛滥，民不聊生。大禹把水灾治理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大家拥护他建立了夏朝。可是最后一个君主夏桀，荒淫暴虐，老百姓一天到晚都在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就在这样一个“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尚书·仲虺之诰》）的时期，商部落在成汤的带领下推翻了夏朝，建立起商朝，老百姓歌颂他把人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商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早期相对成熟的文字就是商代的甲骨文。商代人很信天命，最后一个天子纣王荒淫暴虐，他在位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民心叛逆，大臣祖伊告诉他，民心都要归向周部落了，得注意了。纣王却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纣王自认为周人也奈何不了他。可哪里知道，西北地区的周部落受到民众的拥护，在武王的带领下，推翻了商朝，纣王兵败自杀。商灭夏，周灭商，在历史上称为“汤武革命”（《周易·革卦·彖传》）。以历史为镜，周王朝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天命靡常。”（《诗经·文王之什·文王》）天命是会被别人革掉的。天命怎么变化呢？根据什么变化呢？《尚书》里记载了周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周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敬德”，而且要“疾敬德”（《尚书·召诰》），即努力地、迅速地提升自己的德行。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特征，即决定命运、政权兴亡的不在于外在的力量，而在于人自身德行的好坏。古人认为，上天是根据民意来做事情的， 《尚书》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等等。春秋时期齐桓公和管仲曾有一段对话：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韩诗外传》卷四）二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秀传统，即“以天为则”的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是强调人的自我管理，是向内的管住自己，不仅要管住感官，更要管住心。人只有管住自己的心，才能管住自己的行为。在传统文化典籍中有这样的记载：“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管子·心术上》）“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管子·心术下》）“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修身》）人要保持品德，就要警惕物欲的腐蚀。如果放纵自己，对欲望无止境地追求，人就会被物控制住，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而成为物的奴隶。中国文化中另一个重要传统是“以天为则”。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天地为榜样，向天地学习。如果去孔庙，人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用“德配天地”、“德侔天地”来赞扬孔子的。圣人的品德能够与天地相配，与天地一样高明博厚。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人绝对不能去做万物的主宰，相反，恰恰是要向天地万物学习。道家讲的“道法自然”也是如此，“自然”不是如今所说自然界的概念，而是说事物的自然而然、本然的状态。值得我们学习的“道法自然”就是强调人应尊重事物的本然状态。天地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品德。我们看到天地从来没有因为喜欢不喜欢而舍弃一些东西，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都是普照万物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礼记·孔子闲居》）。天地是这样地广大无私，包容万物，人类首先就要学习天地的这些品德。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化讲的是“天人合一”，其实，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在德行上的一致。天地是非常诚信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用一个字来形容天就是“诚”。《中庸》里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这也就是说，人道是从天道学来的，天道是诚，因此，人也要诚。这一说法在《周易·观卦·彖传》里也可以得到印证：“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的“神”不是造物主的神，“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周易·系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最根本的含义是指万物的变化。过去我们把“神道设教”曲解得一塌糊涂，以为这四个字是讲抬出一个神秘的、高高在上的神来教化大家。其实，这里一点儿神秘主义都没有。我们观察天的变化之道，看到春夏秋冬四时是没有差错的，这就是诚。圣人按照天的神道—“诚”来教化民众，天下就太平了。在某种意义上讲，人最主要的德行都是从天地中学来的。我们不仅要向天地学习，还要向万物学习。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中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是要人们学习小草顽强的精神。有两句写竹子的诗：“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这是要人们坚守做人的气节，地位、身份再显赫也要虚心谦下。最值得人学习的就是水。老子《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也就是说，水具有最高的品德。很多书里都记载了“孔子遇水必观”，中国人很注意向水学习。水的品德太多了。水总是往下流，普润万物，从来不居功自傲，要求回报，这是谦虚的品德。水也能够包容万物，它没有自己的形状，而是随器赋形。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水还有坚忍不拔、以柔克刚的品德。最柔弱的水滴穿透了坚硬的石头，就是因为水有坚忍不拔的精神。人们常说，女人是水做的。女人柔弱，可她又有一股韧劲儿。以柔克刚，刚柔相济，这是双赢。如果以刚对刚，一定是两败俱伤。现在社会上懂得运用柔的智慧的人太少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作用日益凸显，人们常常用阴盛阳衰来评说这种社会现象。其实，阴盛阳衰只是从现象上来看的，而实际上是阳盛阴衰。因为本来应该阴的、柔的，现在都变成阳的、刚的了。拿人类与整个自然关系来说，如果说整个自然是阳，人类是阴，现代人要去征服自然，人就变成阳了。以阳对阳，结果是人类自身遭殃。我们是阴，就应该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方面强调人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强调人也不能狂妄自大，不要去做天地万物的主宰，反而要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顺应自然。“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结合，保证了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不可能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纵观近几百年来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社会）的关系、身心的关系，日趋紧张、恶化，原因之一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遗失。因此，现在亟须重振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而抛弃异化了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主义”、“科技万能”等思想。正确地阐释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将它贡献给世界，是当前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 传统是我们的原创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呢？这本不应成为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割裂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文化如果是一直延续的，那么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环境下都不会被割断。我们对传统文化存在偏颇的看法，很多人在认识传统上有障碍，很多人认为传统是以现实的对立面存在的。其实，传统跟现实根本不应该对立，现实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都是承袭传统文化而来的，是要做传统文化下的现代人，还是做割裂传统文化的现代人呢？简单地讲，我们是要做现代化的中国人，还是现代化的西方人呢？不管在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下，我们都要坚持做发展传统的现代中国人，并致力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历史不能被割断，只有对历史进行反思，或者跟更古老的文化衔接，社会才能进步。西方就走过这样的道路，它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就是学习更古老的希腊、罗马文化。复古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把现代根植到传统中，再继续向前发展。能否成为发展传统的现代人，这是观念问题。如果我们要做继承优秀传统的现代人，学习传统文化是不应该有问题的。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什么都以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作为标准是错误的观念。有些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等价交换的原则并不适用于所有领域。有些东西的文化价值与商品价值并不完全吻合，而且一些有文化内涵的东西，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商品。道德也是不能用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衡量的。道德里涉及到权利和义务，等价交换不应该成为道德的准则。道德应遵循“不计功利”的传统，正如董仲舒所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个公正的社会必定是赞扬那些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而不会赞扬争权夺利的人。如果社会不给尽责任、义务的人相应的回报，这个社会是不公正的。但社会公正与道德实践是两个问题，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你不给我回报，我就不尽义务、责任，是不对的。在社会生活中，什么都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我们就会丧失做人的道德底线。 社会是不是只靠经济发展就可以实现总体发展目标呢？答案是否定的。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发展，整个社会是得不到提升的。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发展了文化，社会才能进步。我们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联系起来。只有继承了传统文化，才能有本民族的特色。否则，我们虽然实现了现代化，却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还能自称是炎黄子孙吗？一个西班牙记者曾在文章中提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文化认同感却在消失。中国很快会成为世界大国，并正以某种形式，悄悄地进入西方世界。他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西方化的中国，对世界而言，是更富裕了，还是更贫困了？现代中国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文化的主体意识，我们就会被其他国家的文化所同化。不管世界怎么变化，不同的国家还是要传播不同的文化传统。如果连这个基本的理念都没有，虽然世界化了，但中国文化就不存在了。如果还要有中国文化，我们就要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而不是割断、抛弃传统。文化自觉就是要把我们的文化根植到传统中去。不要以为世界化就是跟别人一样，如果跟别人一样，别人根本就看不起你，你永远都会跟在别人的后面，因为那不是你原创的东西。只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才是原创的，越是传承民族的，就越有世界意义。现在很多人认为，只有抛弃了传统，才是原创。原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继承优秀的传统去发展。抛弃了传统去跟西方接轨，没有了自己传统文化的烙印，还是什么原创呢？传统就是我们的原创。没有传统，哪来的原创？以医学为例，究竟中医是我们的原创，还是西医是我们的原创呢？当然中医是我们的原创。很多人否定中医，是因为对中医不够了解，没有把握它的核心理念，总把它看作是落后的、迷信的。如果能把中医发扬光大，使其成为现代医学，这才是真正的原创。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都应该保护、继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误读很多人都有习惯性的思维，我们也没有去深入探究这种思维方式的优、缺点。例如，一谈到礼教，首先冒出来的想法是什么呢？礼教吃人。近代以来，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太深入人心了。对于礼教，说它吃人之外，还给它扣上一顶封建的帽子，礼教被习惯性地表述为封建的、吃人的。实际上，礼教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是什么身份的人，这样身份的人言行举止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矩。另外，人们还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即讲到什么事情时一定会问这个想法有科学依据吗？这样问没有错，但是如果有些事物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就一棍子打死，问题就很大了。很多人说，与科学相对应的宗教不科学、迷信。毫无疑问，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文化样式是一种分科的学问。什么叫科学？大体来讲，就是一种分科的学问，如宗教、文学、哲学、艺术、物理、化学等。分科之学起源于近代西方，古代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综合性的学问，因其具有一体性，也都不是分科来讲的。现在大家惯用的、狭义的科学，就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学科。我们有时也称其为自然科学。在中国，科学曾经是一些人手中的棍子，到处打不科学的事物。其实很多人也没搞懂什么叫不科学。宗教就不科学吗？宗教研究的是人类的精神、情感生活，怎么能说它不科学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一场思想论战，现在常称其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一批学者认为，科学能解决物质世界的一切问题。另一批学者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类精神方面的问题，因此，玄学不能被忽略。直到现在，争论依然存在。在科学与人文中，人文精神应该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可以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以人文为特征的传统文化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常问的是：“这个有科学依据吗”？可是很少会有人问：“有人文依据吗”？所谓人文依据，即不仅把人看作一个物质生命体，而且必须要看到，人是物质和精神结合在一起的高级生命体。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精神生命来谈物质生命，否则，不就跟禽兽一样了吗？如果不能用精神生命来管理物质生命的话，人类很可能会做出连禽兽都不如的事情，这就牵涉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关系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两个不平衡。第一个不平衡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比例的失衡，西方文化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传统文化，这体现在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人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但很有可能不知道汤显祖，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一个是英国的剧作家，一个是中国的戏曲家。很多人可能知道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却不知道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连汤显祖最著名的戏曲作品《牡丹亭》都不一定知道，这是不平衡的具体实例。第二个不平衡是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不平衡，我们注重的是科技文化，觉得科技文化才是实实在在的，而人文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讲文化是软实力。有人就对软实力这个提法很不满意，说文化才是硬实力。我认为，也不用计较提法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世界上的竞争从根本上讲都是文化上的竞争，最后主要看一方的文化能不能超过另一方的文化。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文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人文文化是起引领作用的，它指明科技文化发展的方向。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引领，科技文化就会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一样，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因为有人文文化才会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物质生活的奴隶。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科技文化确实可以改善物质生活，但它不能来解决精神层面的生活需求。由于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会把科技文化放在第一位。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它的人文文化特质，我们不要以为科技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如果能坚持人文文化，并用人文文化来弥补科技文化的不足、缺失，这对整个人类来讲，都是重大的文化贡献。我们不能放弃中国文化中人文文化这一根本特征。“人文”一词出自?《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在这里，人文和天文是相对的。通过观察天文，可以搞清楚四时的变化；通过人文的文化，来化成这个社会的风气。因此，人文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人文化成有两层含义，一个含义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是指，保持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而不是现在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不要让人沦为神的奴隶、物的奴隶，同时也不要让人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另一个含义是文化最初与武化是相对的，武化是用武力强制改变人的习性，文化则是以礼乐教化，让人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礼乐教化达到的目标是自觉自律，让人们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因此，《周易》上才有“文明以止”这样的说法。在古代中国，无论是考虑问题，还是对自然界的观察，都离不开人。人是在向天地万物学习的过程中，才提升出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我们看到天地不仅生万物，还要养育万物，从来没有私心。天覆地载，天在上，地在下，万物在中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从来不排挤任何一个事物。天地最大的德行是广大无私，我们要向天地学习这种德行。天地让万物自由地生长，却从来不去占有、主宰它。人类也要学习天地，我们也不能让天地万物按照人的要求去运转、变化，我们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简单地说，这就是所谓“道法自然”。我们从自然的关系中提升出应当遵守的道德，我们常常用这样的话来教育孩子—乌鸦小的时候，老乌鸦喂它。当老乌鸦老了以后，小乌鸦就去觅食来喂老乌鸦。乌鸦反哺说明乌鸦有感恩之心。还有羔羊跪乳，是指羊羔吃奶时是很有礼貌地跪在那里吃的。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学到做人的道理。中国的伦理关系最看重的是自然的、内在的关系。中国的伦理关系跟西方的伦理关系不同，它不是一种外在的、契约式的关系。西方人的伦理关系是一种外在的关系，要用契约来规范每个人的行为。魏晋玄学家王弼二十三岁就过世了，但是他留下的著作时至今日人们还在研究，他的《周易注》、《老子道德经注》依然是今天的经典著作。王弼对孝做过一个诠释，他说“自然亲爱为孝”，孝里体现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自然亲爱。孝是子女应当遵守的自然道德规范。在古代中国，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伦里，我们可以先不说君臣关系，其他四伦都是不可逆转的自然关系。没有人在社会上可以孤零零一个人生存下去，鲁滨逊即使在荒岛上也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和关系。五伦中唯一像社会关系的就是君臣关系了，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也要想尽办法把它纳入到自然关系中，把它诠释成父子关系。君父臣子就是用这样的逻辑规范出来的，官民关系也是如此，上述关系都不是契约关系。因此，才有“父母官”这样的提法。在传统社会中，之所以要这样来诠释，是因为传统社会希望君父、父母官能够像对待子女那样去关怀臣民，做这样的诠释源于传统的理念。在自然亲爱的父母子女关系里，其实包含了一种最无私的精神。准确地说，没有一个父母对子女不是全心全意地服务的。绝大多数父母都是无偿付出不求回报的，当然也有极个别家长是求将来回报的。某个大学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男生硕士毕业了，每月才挣三千多块钱的工资。父亲发火了，他说：“给你投了那么多的资，结果你才挣这么一点儿钱”。这个男生受不了就自杀了。在父母子女这样一种私密的关系里，蕴含着一种最无私的精神。也正因如此，古代中国人把君臣、官民之间的关系都纳入到“父子关系”中。这在当时很平常，现在觉得这样的说法简直可笑。三百多年前，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对父亲的尊重意味着父亲以关爱回报子女。与此同理，长者以关爱回报幼者，官员以关爱回报属下，皇帝以关爱回报臣民。所有这一切构成礼仪，礼仪则构成民族的普遍精神。”（《论法的精神》上卷《中国人如何将宗教、法律、习俗和风尚融为一体》）我们现在一说到 “父母官”就给它扣上封建的、落后的帽子，其实是我们没有理解其最初的含义。我很希望官员都能够像父母关心子女那样去关心老百姓，古代中国这个理念才真正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有一种人文的思维方式，就不会只是简单地用封建、落后、吃人来评论古代的文化传统。有一次，当我讲到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时就说“要向天地万物学习。”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上台跟我说：“你讲的这个是动物的本能。”我说：“如果你从科技角度来看，动物哪会有感情呢？我们不是说动物有感情，是让人们体会出动物的这种感情，这就是人文的思维。”老子讲“上善若水”，即最好的善就像水一样。水怎么善呢？用人文的思维方式来体会，水永远是往下流的，它永远是那么谦虚谨慎。水普泽万物，可是从来都不求万物的回报，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水从来都不把自己固定成什么形状，从来不以自己为标准，然后要求大家都要和自己一样，你是方的，水流进去就变成方的；你是圆的，水流进去就会变成圆的。因此，我们常说，君子不器，大道不器。如果完全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看，水就是一堆物质，没有其他意义，而中国传统的人文特质让我们对天地万物都有了感情。我们不是把天地万物看作冷冰冰的物质，而是把它看作跟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我在清人的书法作品中读到一篇动人的生命奇文：鹁鸪呼雏，乌鸦反哺，仁也；鹿得草而鸣其群，蜂见花而集其众，义也；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礼也；蜘蛛结网以为食，蝼蚁塞穴而避水，智也；鸡非晓而不鸣，雁非社而不至，信也。禽兽尚有五常，人为万物之灵，岂无一得？……兄通万卷，全无教弟之才；弟掌六科，岂有伤兄之理？仲仁，仁而不仁！仲义，义而不义！过而能改，再思可也。兄弟同胞一母生，祖宗遗业何须争。一番相见一番老，能得几时为弟兄。相传，江西有两兄弟在朝为官，哥哥是翰林院沈仲仁，弟弟是户科都给事沈仲义。先人过世，留下万贯家业，为争遗产，兄弟二人反目成仇，争讼于知府衙门，历时六年，经三任知事，未果。已离任赋闲的知事余总宪得知这件事后，一气呵成此文。这篇文章一出，兄弟二人都很惭愧，不再争家产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要合法、合理，还要合情。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糟糕透顶。其实，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家是什么呢？我常讲，家是安乐窝。家应该是安全、安心、快乐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家变成了我揭发你，你揭发我的地方，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在“文革”中，泯灭了亲情，这是很大的问题，它破坏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文革”中，讲的是“亲不亲，阶级分”，阶级立场是第一位的，亲情荡然无存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韩国考察。我注意到，韩国法律规定，如果窝藏者和被窝藏者之间有亲属关系，尤其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要酌情轻判。再看伤害罪是怎么判的，法律规定，如果伤害者和被伤害者之间有亲属关系，父亲伤害子女，子女伤害父亲，同样的情节，酌情重判，这就弥补过来了。韩国的法律规定，一家人住大点没关系，多交点税就好了，但是如果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话，房产税就可以酌减，这样规定就是希望子女要赡养老人，可以说，法里包含了情。前段时间，贵州四兄妹集体自杀，我们处理了一大批各级官员，批判了孩子所在的学校。暂不管处理得是否妥当，但是我想问一下，怎么就没有人批评、指责孩子的父母呢？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四兄妹的父母没有尽到父母应尽的责任。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入手，而不应该想办法按照自己的方式试图改变别人的生活。在什么都社会化的当下，留守儿童国家都管起来，会很棘手；空巢老人国家都管起来，也做不到。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这样的吗？中国的传统是生而养，养而教，养儿防老。不是说国家设置各种机构来帮助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就能彻底杜绝此类悲剧。我们要想办法，提供各种帮助，看能不能够让父母把孩子留在身边。我们要做到，不要让有父母的子女变成留守儿童，不要让有子女的父母变成空巢老人，这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不是一切都社会化就是进步了，我们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是社会公共事业越发展，社会就越进步。其实，大家能做的事情，就要让他们自己做。子女可以赡养父母的，就让子女赡养父母，其实现在很多空巢老人不是子女没有能力来扶养老人，恰恰是很有力量但就是要让父母空巢待着，这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西方的生命观是：人是独立的个体，上帝创造了人，因此人与人之间只有外在的关系，没有内在的关系；而中国的生命观是：生命是一代一代相延续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有血脉的联系，彼此之间都是有责任、义务的。我们是要自觉自愿地来遵守伦理规则的。如果我们把传统的生命观等中国文化核心的观念都抛弃了，那么中国的复兴就是一句空话。中国传统的生命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小家到大家，从小家庭到大家族，从大家族到家乡，再从家乡到国家都是一个整体。如果说传统文化都被解构了，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那还是中国文化吗？我曾经问学生：“‘父债子还’这个概念好不好？”学生答：“不太好。”我说：“父财子用可以吗？”学生答：“这当然可以。”这明显是实用主义的观点。其实，责任和权利应该是一致的。父母没有完成的事情子女要完成。反过来，父母拥有的财富子女当然可以继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把万物也看作自己的同类。宋代的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我们有“亲亲仁民爱物”的传统，“亲亲”是就家庭内部来讲的。然后我们将“亲亲”推广出去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叫“仁民”。最后，我们还要爱万物。人、动物、植物都有生、老、病、死的过程，佛教讲，万法皆空。一切事情都要经历生成、存续、变异、消亡的过程。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我们所见的客观世界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变化就是一种生命现象，道家把生死也看作一种变化。天人是会感应的，我们常以一些人说的比较过头的话来否定“天人感应”的思想。“天人感应”在很长时间是被否定的。其实现代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天和人是可以感应的，我们能亲身体会到天的变化。天冷了，你就感觉到了。天对人的影响是很直接的，人对天的影响可能要长久一点才能看到，可是有些也挺快的。其实，“天人感应”也包含了一种人文思考，借助于天的变化让人类警惕自己的行为。所谓的“天谴”，站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简直是胡说八道。但是，仔细想想，天谴就是天的大变化影响了人类，人类就要反思一下，是不是人的行为造成了天体的剧烈变化。古代若发生了地震、风暴、海啸，统治者都要自我反省、检讨，这不能简单地被说成是迷信的，其中也有人文的含义。很多人习惯性的思维就是科技的思维方式，缺乏人文思考。现代人都只崇尚理性的思维，看不起直觉的智慧，而中国的文化恰恰是以直觉的智慧为根基的。近代西方崇尚的科学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崇尚科学也没错，但是不能够把理性的智慧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人们也可以通过直觉的、体悟的方法来认识世界。中国的文化、哲学其实更重视直觉的智慧，因为有很多事物我们眼睛一看，耳朵一听，鼻子一闻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能把理性逻辑的分析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很多人误认为化简为繁才是有学问的表现，别人都听不懂那学问就更大。反之，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地讲解，就被认为是没学问的。一些人把崇尚理性变成对理性膜拜了，这是不妥当的。其实，有时人的直觉更能够反映出事物的本质。这百余年来，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只有理性才是可靠的；直觉是不可靠的。理性的东西是清晰的、准确的；直觉的东西是模糊的、不准确的。有些科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人类认识世界并不只是理性这一条道路，直觉也是认识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两者是并行的，理性与直觉都有其优、缺点。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平行关系》一书中指出，我们过去总以为理性才是智慧，直觉好像不是智慧，但直觉恰恰也是一种智慧，直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面对科技的发展，有一些人开始质疑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缺乏理论创新。众所周知，科学理论在不断创新，从根本上看，这些创新都是以局部观察作为事实根据，设立一个假设，然后构建起一套理论，新理论的提出往往颠覆了人类的常识。当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推翻”了牛顿经典力学时，我们不能说牛顿经典力学是错误的，只能说牛顿经典力学只是适应于一定范围内的真理，超出了适用的范围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可以说，理性思维存在片面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整体。“凡物必有合”是董仲舒提出来的，他认为，凡事有阴就有阳，有上就有下，有顺必有逆，有昼必有夜。我们通过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认识到整体性的道理，而这些道理是亘古不变的。一些人说，古代中国没有科学思维、理论。我说，如果套用西方的科学观点去分析，古代中国就一无所有了。但是，中国传统是靠直观、直觉去体悟事物规律的。古代中国人认为，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事物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的。其实，这些整体性的道理就是宇宙变化的根本规律。从某种程度上讲，五行生克、阴阳消长都是符合事物发展的科学思维。两极分化其实就是阴阳失调的表现，不要以为阴阳五行只适用于人的身体，自然、社会的管理都可以运用阴阳五行的理论。因此，中国文化不是没有创造性，其创造性体现在实践中，它并不追求理论上的日新月异。苏东坡在跟他的朋友讨论书法时讲到一个理念，他说：“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古人在掌握了整体的理论体系后，是在应用中去创造。现代人还有一种思维方式—非此即彼，即总要把彼此分得很清楚，把彼此对立起来，而忘掉了中国人的传统是“执两用中”。儒家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我们有时候把中庸看作是不讲原则，其实中庸恰恰要求讲原则。中庸可以倒过来讲叫“用中”。据《尚书》记载，尧传位给舜时，交待给他四个字—“允执厥中”，就是要求他掌握中道。舜传位给禹时，把这四个字扩展成为十六个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来，宋明理学家就把这十六个字看作是中国从古到今道学的心传。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掌握中道，不偏不倚，看问题一定要看到事物的两面，然后以中道来加以平衡。我们往往会走极端，认为这一边是这样的，那一边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如果肯定了这边，一定不会去鼓励那边，其实不能那样思考问题。儒、释、道都讲“中”，“故儒曰致中，道曰守中，释曰空中”。儒家讲的“致中”来源于《中庸》首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了中，天地定位了，万物生长了。中国古代的三教都讲中，“道曰守中”。张三丰说：“夫道者，中而已矣。”道就是一个“中”字，没有别的了。《道德经》讲：“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释曰空中”，空中即空的中道。佛教的重要经典《中论》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义。”“空中”一词的含义源于此。为什么说由因缘所生的万物都是空的呢？这个空不是指没有，而是指各种现象的本性是空。佛教讲事物的本质特性是无常无我。我们在讲这样一个本质特性时，是不能离开现象的假有，这就是佛教讲的中道，因此叫作“空中”。清代有位练内丹的道学大家黄元吉，他说，“圣人之道，中庸而已”，这就把儒家和道教的思想结合起来了。“中”就是顺其自然，这就是中道。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说，西方科学辛辛苦苦走了几百年的道路，回过头来一看在东方的神秘主义里早就已经提出来了。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汲取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根本理论。可以说，现代西方文明的成果与中国文化提供的智慧是分不开的。我们应该如何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呢？我希望国人能够以传统文化的智慧为基础，去吸收西方文化中值得学习的东西，然后创造出适合当今世界的新文化。有很多人认为，人本主义是从西方引进的，是西方的思想，于是就去学习西方的人本主义，而又往往看不见西方人本主义的弊病—“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万能”思想。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特产。在近代西方的变革中，启蒙运动思想家之所以能够冲破中世纪以神为本的文化，是因为学习了中国文化，用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去批判中世纪的桎梏。中国的人文精神在推进西方文化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的影响，西方人认为，打倒了上帝，人就可以做主宰者。于是，一些人喊出了响亮的口号—人定胜天，人要征服、改造一切。人的力量是发展起来，但人又异化了。人主宰一切时，反过来又被物质世界所主宰。物欲是没有止境的，为了满足贪欲，人就变成了物质的奴隶。西方思想家在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进行了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世界性的大战呢？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很简单，战争就是为了争夺资源财富。人为了争夺资源财富，不惜上战场，人又被物牵着鼻子走了。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思想家提出了“新人文主义”，而且认为要从古代中国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到了西方也发生了变异，用古代的人文精神来纠正变异的人文主义，同样具有很大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也不凌驾于物和神之上去主宰一切。中国传统文化中，辩证看问题的思想方式，过去常被称作“朴素的辩证法”。其实也没有必要给传统的思维方式扣上“朴素”的帽子。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我们不一定要去区分是朴素的辩证法，还是所谓的科学的辩证法，这还是对传统文化没有自信的表现。运用传统文化的智慧，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从这百余年来的习惯性思维中跳出来。尽管我们常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精华”部分到了无能的后辈手上也会变成糟粕的，所谓“糟粕”到了有智慧的后辈手里也会变成精华的。对待传统文化不能绝对化，我们应该将其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去重新认识。 传统文化的实践者：国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学”这个概念就存在了，使用“国学”一词是为了区分洋学、西学。我们的武术称为“国术”；我们的绘画称为“国画”；我们的历史称为“国史”，钱穆先生有本书就叫《国史大纲》；我们的文字叫“国文”；我们的语言叫“国语”。当然，如何定义国学也存在分歧，有的偏重于文化，有的偏重于学术思想，有的偏重于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学科。著名的国学大家章太炎先生就强调国学就要以小学为主。他所说的小学里包括最基础的课程，除了文字、音韵、训诂，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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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校勘。大体来讲，国学就是指本国的学问，宽泛一点没有关系。我非常赞同使用“国医”这个概念。我曾多次提出，如果有可能要把“中医”改回“国医”，因为国医的界定很明确，就是区别于非国医的医学。而中医这门具有深刻内涵的传统的学问渐被淡化、被解构了。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医”内涵阐发出来，才能够真正了解国医的价值。中医的第一个含义：即上、中、下的“中”。历史上就有这种说法，“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医是治人的，而不是治国、治病的。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仅仅看病的，如果仅仅看病、治病是下医。同时，把握了医道的精髓可以去治病、治人，也可以去治国。中医的含义与今天大不相同，如今学了医就只能去看病。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说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能改斋漫录·记事》）良相是治国的，良医是治人的，但治国、治人、治病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说：“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东坡题跋·跋君谟飞白》）只要把握道的根本精神，运用到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的。中医的第一个含义，即中医治人。中医的第二个含义是什么呢？《汉书·艺文志》中有一句话：“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有病不治，才能得到中医。据《黄帝内经》记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有病不治，就是说不治已病。因此，中医不是治已病的，是治未病的。治未病，也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保持身心的健康。历史上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答：“我大哥医术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答道：“我大哥治病，是治未病的，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将病的，大家以为他只能治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能在乡里流传。而我是治已病的，我治好了很多病危的人，大家自然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因此只有我名声大振。”所以中医是“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不要等到有病了再去治，最好还是不要生病。中医的第三个含义是什么呢？清代学者钱大昭在注释《汉书·艺文志》时说：“时下吴人尚曰：‘不服药为中医。’”他是说，到今天为止，吴地的人仍以不服药为中医。”中医不是以服药为主的理念可能在清代相当盛行。曾国藩的儿子身体比较虚弱，在家书里他告诉儿子：“治心病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病要以‘不药’二字为药。”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能不用药就不用，再好的医生也可能在用药过程中产生偏差，这会导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良医十个人里面能够治好八个人就不错，庸医十个人里面有八九个会让他给治死。因此，用药要慎重，能不服药就不用，这是清代的理念。现在流行的自然疗法流派有七项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即能不动手术的尽量不动，能不吃药的尽量不吃，要调动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其实，在中医里早就有这样的理念了。但凡事都不能绝对化，需要用药时还是要用药，但不能依赖药物，药只是起辅助作用的。这是传统中医的第三个含义。最重要的是中医的第四个含义，即中医讲究中正平和，这跟中国文化的生命观是一致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不是造物主或神创造出来的，生命是天地之气达到和谐状态而产生的。因此，每个生命都是天地之和气而生的，这也是每一个事物的真性。生命因和而生，那么怎样维持生命力呢？也是要靠和。国医用“中”的概念来调整人体各种的不平衡、不中正、不平和。生命因中正和平而产生、延续是中医最核心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怎样来保持身体健康呢？《黄帝内经》一书几乎已经告诉我们全部的答案了：“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我们不要违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要顺应自然。有一个电视节目要人们挑战极限，抱着一个大冰块，头上还浇着冰水，挑战这样的极限有意义吗？个别人有可能会做到，但是也一定伤害了身体，绝大部分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和于术数”，即要选择保养身心的好方法，要有正确的理念去指导养生。在《抱朴子》中有一句话：“非长生难也，闻道难也。非闻道难也，行之难也。非行之难也，终之难也。”其大意是讲，不是说养生很难，要懂得养生的道理很难。不是说听到养生的道理很难，而是正确地实践很难。要按照道理去做一做也不难，难的是能够坚持到底。葛洪这几句话值得我们思考，术数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胡乱养生。人是精神生命和肉体生命相结合的生命体，其中精神生命起引导作用，肉体生命是听精神生命指挥的。饮食无节制会生病，药才有三分毒，过饱九分毒。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养生必先养心，或者说要心术正。“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管子·心术》）心居主导地位。中国传统观念中，“心为思之官”，心也管思想。心为一身之主，心管官。官，即各种感官—眼、耳、鼻、舌、身。心管官，官管物，是正常的心术。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常常是官让物管住了，心让官管住了，这样心术就不正了。要理顺两者关系，才能让人不沦为物欲的奴隶。人肉体上、精神上的疾病，很多是由于管不住自己，禁不住外物的引诱而产生的。一提到神仙，我们就会想到神仙可以长生不死。怎样才能成为神仙呢？道家曾讲过各种各样修身、养身的办法，但我觉得《汉书·艺文志》对神仙的界定是最深刻的。《汉书》中养身、治病的方法可分成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医经，整体上说明治病的道理；第二部分是经方，讲怎样保持身体健康；第三部分是神仙，即怎样修炼成神仙；第四部分讲房中术。据《汉书·艺文志》卷三十：“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身体要健康就要保住真气，人来到世界以后，真性就丢失了，如何保持性命之真呢？《汉书·艺文志》讲了三点，第一点是“聊以荡意平心”。我们的心思经常是混乱的，心意不平会引起疾病。荡意平心，即扫除种种胡思乱想。第二点是“同死生之域”。我们要认识到整个宇宙的规律，即有死必有生，我们要认识、看透它，不要贪生怕死。《吕氏春秋》一书讲“勿以贵生而害生”，保养也要遵循“自然之道”。欧阳修给《无仙子删正黄庭经》一书写了个序，开头讲：“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我之所哀也。”意思是说天下哪有不死的仙呢？有生必有死，这就是养生之道、自然之道，“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他提出“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他批评了那些老想着长生不死的道家，炼丹、服丹等都是为了抗拒自然之道。第三点是“无怵惕于胸中”。怵惕就是紧张、害怕，神经太紧张，整天提心吊胆对身体有害。我们一方面要坦坦荡荡，做正人君子；另一方面欲望要少，做个无私无欲的人。如果做到这三点就是神仙了。神仙不是服丹药求得的，而是调整精神状态，保持身心的平和。国医和国学是一体的，国医是技术层面的内容，但技术层面离不开整个理论的指导。《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最后对方技这个概念有个总结：“方技者，皆生生之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提出了“生生”的概念。所谓“生生”，即维持生命的方法。有生生之具，也有生生之理，二者结合在一起成为“生生”之学，生生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在哪里？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是建立在珍重自然的基础之上的。自然，即事物的本然状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从直观直觉入手的，中国文化注重思维方式的本然状态。现在我们去中医院看病，再也看不到传统的诊疗理念了。中医院跟西医院一样，也以仪器的检测为主，很少有望闻问切了。我一直认为，中医是传统文化的具体实践者，通过实践来看我们的思想，就会更生动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直观直觉，我们不能用西方的理念来理解中医，也不能以为只有用西方的理念来理解中医才是正确的，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来构建中医就是不科学的。很多人说，中医不科学，中医就是靠想象，并没有以生理解剖学作为基础。其实，中医也有解剖学，只是做的不是生理解剖学，而是内观解剖学。生理解剖学是在尸体上做的，当一个生命变成了尸体，其所有内在的联系都中断了，看到的都是个别分离的脏器；而中医强调生命体的五脏六腑之间的联系。内观解剖学可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一个心境很浮躁的人，不可能感观到自己体内的活动，也不可能静下心来去引导体内气血的流转。古人通过用直观直觉的方法，把人体内的关系整理、描述出来，古人在活体上认识到的规律是不是比在尸体上得出的结论更科学呢？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思考。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到望闻问切是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医的根本精神就没有了，甚至可以说中医就没有灵魂了。在博鳌论坛上，习主席发表演讲时引用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话“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并指出，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庄子》里有一句话：“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诊病、治病也一定要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这就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是把同异结合得很好的文化。我曾经讲过，中国文化强调自然合理，西方的近代文化则强调科学合理。所谓科学合理就是强调普遍性、规范化；而自然合理则重视差异性。在技术层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的就是我们的中医。但是由于中医主体性的丢失，结果就成为了西方医学的附庸。现在西方医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却总跟在西方医学的后面并没有多大变化。在西方医学界，越来越谨慎地使用抗生素，而我们却还在大量使用抗生素。在这方面，我们要有自信心，要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当然，抗生素作为辅助治疗也是可以的，但是当我们慢慢开始依赖它时，人就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中国的传统的医学理念是西医一个很好的补充，中西医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我们要继承国医的传统，坚守国医的传统理念。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不一定只靠孔子学院，其实交流的途径还有很多，交流的内容也很丰富。说到“软”实力，软在我们理不直气不壮，我们总是去迎合别国的口味。传播中国的文化，就应该以我国文化为主。每年都有交流团出国，但许多人的指导思想是要迎合别国，而别国却恰恰不需要迎合。来中国交流的外国人是来看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借鉴学习。有一些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许多东西都是模仿、抄袭，没有自己独创、独立性的东西，也有一些外国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存在模糊、片面的理解，有的人甚至根本看不起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研究科学史的学者就曾说过：“中医阴阳五行的那套说法，打死我也不会认同的。”我们给外国人讲阴阳五行，有的一下子就接受了；给中国人讲，国人反而听不懂。我们还有什么地道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了呢？有人说我们的国乐走出国门了，但现在中国的乐律其实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西洋的乐律了，我们其实没有把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东西传到国外。经济全球化后，信息交流更方便快捷了，古代流行的东西可能要过几十年、几百年才能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现在只需要几秒钟全世界就都传遍了。文化会不会趋同呢？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很多人为追求时髦，把自己传统文化都抛弃掉了。有些学者主张文化要寻根，不能把根丢掉。我很赞同这个观点，跟世界接轨不是消除自己的特点，而是要让现代人认识、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也不一定要普遍接受。我们存在很多思想误区，例如，有的东西一被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想尽办法要把它变成全民文化。我觉得越是这种文化就越是小众的，把小众的文化变成大众的，无形之中这种文化就被搞没了。正因为它是小众文化，所以我们才要保护它。我觉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绝如缕就可以了，把传统文化的种子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而不是一下子把它变成大众都热热闹闹搞的东西。不求轰轰烈烈，但求不绝如缕，这是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看法，这样它才能保留今人要借鉴的东西。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除了艺术之外，还有中医，中医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国外从事中医事业的人比国内的要多，其中很多人是从国内出去的，也有外国当地的。中医现在在世界上除了中药没有被完全认同外，中医的针灸、推拿、按摩、心理治疗都被普遍接受，而且越来越被看好。有一个自然医学派，其理论都出自中医，它七条总的原则跟中医是一样的，比如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治病要找原因，不能只找它表现的症状；医生不应该只是开药的，而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生活的老师。有一次，我在中医会上提出，重要的不是强调中医的“技”，而是强调它的“道”，要传播中医文化，而不是只偏重中医治疗。中国其实有很强的文化软实力，但在文化传播的时候只是从“艺”和“术”的层次出发，没有从“道”的文化层次去全面考虑。中医文化里面也不要只是宣传怎样治病，而是要让人不得病，中医文化的核心是养生文化。中国文化里的儒、佛、道、医、武都有养生文化，中医的养生文化应该是融会贯通这五家文化的产物。“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岂若能使无有盗心哉？”（《淮南子·精神训》）当然是没有盗心好，就不用去防备、惩罚了。得了病去治好，还是不得病好呢？当然是不得病好，所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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