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那句话所说，“生活不仅仅是眼前的苟且，还要有诗和远方。”那么，当我们去到远方，又该如何不忘却曾经的生活和诗歌呢？在《怎样让旅行遇见文化》一书中，作者吴玫呈现了多种解答方式。我的答案是：一场说走就走的任性旅行，远远不如一场有书相伴、由景生情、有人追忆的文化旅行。你呢？
本书简介：
本书通过27篇丰富、知性的随笔和大量精美的图片，生动地记录了作者与朋友远行俄罗斯的一次文化之旅。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作者参观了与各位作家、诗人、作曲家、音乐家、舞蹈家相关的场所，引发了自己对俄罗斯文化的深远回忆。上篇中，作者与普希金、屠格涅夫、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对话，动情讲述与俄罗斯文学的遇见；下篇中，作者聆听柴可夫斯基、普加乔娃、梁赞诺夫等人的琴声、曲声、歌声，优美再现与俄罗斯艺术的遇见。作者用极其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全方位的文化视角，诠释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完美结合。
作者简介：
吴玫，1985年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做过五年语文老师，后在企业做过五年行政管理，1996年开始一直在目前供职的报社工作，从记者、编辑部主任一直到现在主管编辑业务的副总编，管辖有《上海中学生报》《少年日报》《当代学生杂志》和《好儿童》杂志等两报两刊，著有《怎样听一首名曲》《于悦读中如痴如醉》等书。
目录：
上篇遇见俄罗斯文学
阿赫玛托娃的皇村呢？
背诵他，延续他
高尔基去过克里姆林宫后
跟着车尔尼雪夫斯基问过：怎么办？
攫住他，让他相思
灵魂碎了，安能苟且？
涅瓦大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左，果戈里在右
普希金，用鹅毛笔宣誓了俄罗斯的丰赡
我有我的肖洛霍夫
燕燕，我在重读屠格涅夫
墓木已拱，但他从未走远
下篇遇见俄罗斯艺术
不再回首，只为城南旧事？上篇 遇见俄罗斯文学 阿赫玛托娃的皇村呢？背诵他，延续他高尔基去过克里姆林宫后跟着车尔尼雪夫斯基问过：怎么办？攫住他，让他相思灵魂碎了，安能苟且？涅瓦大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左，果戈里在右普希金，用鹅毛笔宣誓了俄罗斯的丰赡我有我的肖洛霍夫燕燕，我在重读屠格涅夫墓木已拱，但他从未走远 下篇 遇见俄罗斯艺术 不再回首，只为城南旧事？隔排而葬，天堂里已经比邻了吗？看看，十二月党人的女人们女人，是英雄永远的手下败将让他醉吧，他已完成《图画展览会》斯特拉文斯基，以毁灭为乐？虽有七年之痒，但鲍罗丁的《夜曲》经久不衰天才是上帝最脆弱的孩子铁幕坚不可摧？有人穿墙而过 伟大的作曲家，卑劣的丈夫？乡愁如潮水，退后一片荒芜写在五线谱上的俄罗斯声音，从这里散播出去一枚棋子？照样走通全世界一走近柴可夫斯基，就情怯爱你入骨，但不承诺永远所谓大师，能从错综复杂的世俗中犀利地看到必然前言序言
我认识吴玫老师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吴玫老师的正式职位是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的编辑兼管理者。我知道吴玫老师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但我并不确定，她是否当过老师。不过，从认识她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我是一直称她为“老师”的。
这绝非出于客套，而是有理由的。
吴老师曾经多次向我约稿，我当然敬谨奉命，为她主编的报刊写过长长短短的大概几十篇文章。这就让我有了很多机会，领教吴老师严谨的编辑工作和扎实的文字功底。我们经常会为文中的几个字争执得不可开交，不过，最后的结果总是令我们都很满意。所以，她是我文字方面的老师。
恐怕不仅仅是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吴老师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母亲，她对如何教育孩子以及当下的教育问题，确实有真知灼见。我经常就犬子的教育问题，向她请教。吴老师不以为麻烦，每次都小叩大发、黄钟雷鸣，让我感念，更令我钦佩。所以，她也是我教育方面的老师。
称呼她为“老师”的理由很多，我还可以列举下去。序言我认识吴玫老师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吴玫老师的正式职位是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的编辑兼管理者。我知道吴玫老师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但我并不确定，她是否当过老师。不过，从认识她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我是一直称她为“老师”的。 这绝非出于客套，而是有理由的。 吴老师曾经多次向我约稿，我当然敬谨奉命，为她主编的报刊写过长长短短的大概几十篇文章。这就让我有了很多机会，领教吴老师严谨的编辑工作和扎实的文字功底。我们经常会为文中的几个字争执得不可开交，不过，最后的结果总是令我们都很满意。所以，她是我文字方面的老师。 恐怕不仅仅是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吴老师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母亲，她对如何教育孩子以及当下的教育问题，确实有真知灼见。我经常就犬子的教育问题，向她请教。吴老师不以为麻烦，每次都小叩大发、黄钟雷鸣，让我感念，更令我钦佩。所以，她也是我教育方面的老师。 称呼她为“老师”的理由很多，我还可以列举下去。 交往的时间长了，我也就早已自居吴老师的好友之列，自以为对她还是相当了解的。但是，近几年来，我的这份自信却日见动摇了。我发现，在吴老师文静雅致的外表背后，自有某种隐密的蕴藏，极深极厚，如果没有长时间的蓄积，实在是难臻于此。吴老师的人文艺术素养，我多少是有所领略的。即便如此，我还是为之惊奇赞叹了。我想，吴老师的朋友们，都会有类似的感觉吧。 或许是其子已学有所成的缘故，吴老师蓄积有年的蕴藏还是显露出来了。仿佛是一夜之间，她忽然开始发表大量的音乐评论。说“评论”也许未必恰当。那些传播于友朋之间的音乐美文，是她聆听欣赏西方古典音乐的感受与领悟，像极了阅读文学经典之后自笔下流出的“读后感”。她的聆听和阅读交融无间，自然别有意味。 吴老师是很安静的，现在又仿佛是一夜之间，忽然开始满世界地旅游了。说“旅游”肯定不恰当，因为她怎么会是一名过客般的游客呢？吴老师依然是在阅读。她用行走的脚步、移动的眼光，用似云朵掠过天际的悠悠心情，在进行自己的阅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熟语了，好像也并不足以描摹吴老师的阅读。 眼前的这本书，就是吴老师阅读俄罗斯的纪游文字，却并不是一般的游记。我相信，读过这些文字的人，都会心生别样的欢喜。 我和吴老师是同龄人。说得平淡点，是“上有老、下有小”的60后；说得耸人听闻点，就是“上气不接下气，中间几乎断气”的中间的60后。其实，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我们出生在贫瘠甚至蛮荒的年代，那是我们珍贵无比的、几乎是唯一的资源和养分。如果顺便说到音乐，那就是我在偶然听到《贝加尔湖畔》时，会伤感，几近落泪的原因。这种凄凉苍白的无奈美感，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记忆的回声吗？ 如果大家多少还有兴趣了解一下“既为人子女、又为人父母”的我们这代人，多少愿意感受下我们“气紧”的痛苦和“断气”的忧惧，那么，请读读吴老师的这本书吧！ 我感谢吴玫老师的文字，更感谢读者诸君的阅读。 钱文忠 2016年7月4日高尔基去过克里姆林宫后红场，是每一位到莫斯科游玩的旅人必到的一个地方。俄语的另一层意思为“美丽广场”的红场，因为疏阔，仿佛再多游客涌入其间，都会被吸附：地上的条石照样放着幽光、墙上的红砖照样含蓄得耀眼、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尖顶照样夺目、古姆百货公司照样用一副爱答不理的姿态宣示它淡而又淡的名贵。只有列宁陵墓前，排着很长很长的队伍，人们耐心地挪动着缓慢的脚步，等待走进去，看一眼安睡在水晶棺材里的列宁。就算极度缓慢，从走进安放着列宁棺椁的墓室到围着经过技术处理、百年以后看上去还像在熟睡中的列宁遗体转一圈，顶多三五分钟，我们却为这三五分钟用了一个多小时排队等候。刚刚度过20周岁生日的俄罗斯姑娘丽达表示很不理解：为什么要去看一个死去那么多年的人？他把俄罗斯搞成了什么样你们知道吗？他其实是一个德国人??我们冷眼看着丽达，用行动表示，哪怕再多一倍的时间我们也要去看看列宁，与历史如何盖棺定论无关，只因为在我们比丽达还小很多的时候，这个小个子、秃脑袋、说起话来喜欢将双手大拇指插在西装马甲袖口的外国人，曾经不容置疑地左右了我们的思想。还记得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被老师关在一间墙壁雪白、钢窗被剥蚀、日光灯亮得刺眼的教室里集体通读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论断“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千百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并像尾巴一样跟随爸爸妈妈参加在当时此地风起云涌的义务劳动：爱国卫生、脱砖坯、除四害，等等。至于《列宁在1918》和《列宁在10月》这两部电影究竟看过多少遍，我的同龄人恐怕都难以说清。只是看的遍数太多，到后来关注的重点已从列宁转移到了一闪而过的芭蕾舞《天鹅湖》片段上—满大街灰蓝色的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有着曼妙身材的舞蹈家们在能让人屏息凝神的音乐中翩翩起舞，绝对值得我们因此一次次地走进电影院。高科技让水晶棺材里的列宁遗体鲜活得犹如昨天他还在跟这个世界相谈甚欢。我们一边讨论着是什么技术能够做到让一个百年前故人的面容还如此真切，一边走进了红场的先贤祠。抬头望去，十二块墓碑各归其主：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捷尔任斯基、朱可夫元帅、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高尔基、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等。在红场的先贤祠看见高尔基墓碑时，我心潮澎湃。他是我最早读到其作品的外国作家。还在童年时期，我就读过改编自他的三部曲的连环画。比常见的杂志小了一半的开本，每一页都被画面占据了大半面积，只在画面的下方有三两行文字说明。每一本书都不厚，相较于高尔基的原著，我读到的三本连环画要精简了许多，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太缺乏读物了，而高尔基讲的故事，苦情、温暖、励志等这些在今天看来畅销的元素一样不缺，于是它们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我为《童年》中丧父的阿廖沙随母亲回到外祖父家后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啜泣，我为《在人间》中因为外祖父家横遭灾祸十岁的阿廖沙不得不去当绘图师的学徒、到轮船上做洗碗工、去圣像作坊做徒工备受凌辱而悲伤，我为稍稍长大的阿廖沙终于可以自主地在喀山的贫民窟和码头这样的“社会大学”中接触到革命团体、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感到欣慰，甚至羡慕—谁在少年时期不曾跟父母有过矛盾？每每与父母产生冲突，我就会告诉自己，忍一忍吧，再长大一点就能像高尔基一样，去随便什么地方上“社会大学”。再长大一点，我就在语文课上读到了高尔基的散文《海燕》和《鹰之歌》。这两篇至今还在我们语文教材里的他的散文，不知道让多少原本就血脉贲张的青少年更加热血澎湃，所以，上高中、上大学、做了老师之后，我不知道听过多少回他或她站在简易的舞台上，面孔因为豪情万丈而通红，开始朗诵：“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很久以来，对高尔基的认知，就是一位伟大的红色作家，直到1998年读到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十月革命的最初时期，高尔基在彼得堡自己办的《新生活报》上发表大量文章，谩骂和攻击列宁和十月革命。他反对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反对列宁“消灭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政策；反对推翻选举产生的立宪议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等。在这些原则下，他对十月革命采取了彻底反对的立场。高尔基的这些文章，结集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此书没有被收录进三十卷本的《高尔基全集》，七十年后才重见天日。乍一读中译本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我简直不敢相信作者是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的高尔基！这是另外一个我们感到陌生的高尔基，一个闪耀着人道主义思想的伟大作家。怀着对《不合时宜的思想》作者的尊敬，我重读《海燕》和《鹰之歌》，真有点“不知鸿鹄之志”的羞愧。离开列宁陵墓，我们进入克里姆林宫参观。没有去过莫斯科的人，一听说克里姆林宫，会以为那是俄罗斯国家政权的所在地。事实上，克里姆林宫是一个建筑群，主要建筑物有：列宁陵墓、二十座塔楼、圣母升天大教堂、天使教堂、伊凡大帝钟楼、捷列姆诺依宫、大克里姆林宫、兵器库、大会堂、古兵工厂、苏联部长会议大厦、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办公大厦、特罗依茨克桥、无名战士墓，等等。允许我们参观克里姆林宫的时间不长，我们只来得及四周环顾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之一和选择其中一个教堂细看。恰好，克里姆林宫的卫队表演渐入佳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平时需要排长队的圣母升天大教堂门前冷清，我们赶紧入门参观。圣母升天大教堂是克里姆林宫建筑群中最巍峨壮观的一座，建于15世纪后期，一直是俄罗斯皇家举行加冕大典的地方。整个建筑呈月牙白色，山字形拱门和三个金光闪闪的圆塔是它别具一格的地方。教堂内保存着许多堪称俄罗斯宗教艺术珍宝的壁画和圣像画，这些画都在克里姆林宫内创作完成。不过，教堂内最值得看的，恐怕是伊凡雷帝的棺椁。棺椁再豪华，伊凡雷帝也已经是隔了几世的历史人物了，我在想，在伊凡雷帝行将就木的瞬间，他有没有后悔过自己误杀儿子的冲动？肯定有吧。展示在特列恰科夫画廊里的那幅由列宾创作的《伊凡四世杀子》，在被儿子的鲜血染红的地毯上，身着黑衣的伊凡雷帝紧紧拥住身着金色睡袍的儿子，亲吻着他的头发，眼里满是意外、惊恐、慌张和不舍、不甘。怀着要去特列恰科夫画廊看看列宾的原作是不是比印刷品更恐怖的念头，我们离开了圣母升天大教堂，此时，排队等候进入教堂的游客已经绕了教堂一匝半。我们当然有些得意，得意中脚步难免轻快，结果被导游警告：“别过去，当心卫兵开枪。”抬眼一看，果然，一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守在路口，卫兵身后，就是俄罗斯政要包括普京办公的地方。我突然想问，高尔基有没有进过克里姆林宫卫兵身后的区域？当然，那时在那里主政的，是斯大林。《不合时宜的思想》以后，出乎高尔基意料，十月革命胜利了。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关系颇为尴尬，一直当面包容背后不那么留情的列宁于1921年劝告高尔基去国外养病，“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高尔基完全可以逗留在德国或他喜欢的意大利直至客死他乡，从而成为像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那样以文名著称全世界的苏联流亡作家，也未可知。事实上，从1921年10月到1928年，高尔基在彼邦的七年间，始终在用自己的文字和影响在批判十月革命和革命胜利之后苏维埃的一些举措，特别是关乎文化的运动，但是，被墨索里尼政权监视的极不舒服感和苏维埃政权日益强大起来的事实，让高尔基开始后悔自己曾经的“不合时宜”，在给罗曼·罗兰的信笺中，高尔基慨叹苏联进入了新声时代的同时，真心“隔山打牛”起来：“国内生活的进步越来越显著，从旁观的角度可以进行比较，俄国共产主义领袖们的惊人毅力令我叹服。”高尔基的新声和心声通过各种途径传回苏联之际，列宁死后，赢得了党内斗争、已经成为列宁接班人的斯大林，需要一位列宁的旧好站在自己这一边，一个思乡成疾一个急需支持，双方一拍即合，1928年，高尔基回到了阔别近七年的苏联，与此同时，也彻底从不合时宜变成了跟在斯大林身后亦步亦趋。以报复心强著称的斯大林，怎么可能忘记高尔基曾经“不合时宜”过？不错，他亲自在莫斯科为高尔基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曾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此外，还分给高尔基两幢大别墅，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有警卫保护。但是，斯大林肯定没有也不想忘记高尔基那些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言论，他要为高尔基“建筑”一个高高在上的平台，那样的话，一旦让他摔下去，高尔基粉身碎骨就不必说了，更是对那些喜欢多嘴多舌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警告！于是，给予高尔基的荣誉数量在不断增长：以高尔基名字命名的城市、研究所、街道越来越多；给予高尔基的荣誉级别也越来越高：庆祝高尔基创作40周年的热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列夫·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如若此时高尔基还拥有“不合时宜”时的清醒，他大概能看出事情的端倪，但是，高尔基已经对斯大林为他安排的生活安之若素了，一个铁骨铮铮的作家就此成为斯大林的宠臣，他也不必害怕别人的批评，政府不许人们批评他。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斯大林的抬举很快就在高尔基那里收获了他想要的东西，在集体化时期，高尔基向当局提供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931年3月，他同意布尔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还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啊！”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给了斯大林展开大清洗一个借口，许多人未经调查或审判就以间谍罪名被立即枪决。1935年1月2日，高尔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为斯大林呐喊助威：“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然而，沦为斯大林宠臣的高尔基，并没有在斯大林那里得以善始善终。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高尔基虽倍感打击沉重，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庭医生等参与马克西姆死因调查的人员一个个死去。这无疑是一个信号，它告诉高尔基，他在斯大林那里的价值已经在慢慢减损。他不想失去作为斯大林宠臣的地位。生命的最后两年，高尔基拼了老命颂扬斯大林，可斯大林已不以为意，使出专门为他印刷一张报纸的损招，把高尔基与外界完全隔绝。1936年的春天，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里接待了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当马尔罗问到苏联文学是否处于衰落阶段以及他对《真理报》正在批判肖斯塔科维奇音乐这件事的看法时，高尔基一下子回到了“不合时宜”时期的犀利，明确回答马尔罗，苏联文学正处于衰落时期，他不同意批判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这似乎是一个旁证：从1928年到1936年的八年间，高尔基始终在头脑极为清醒的状态下助纣为虐？一个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举世闻名的作家，一个完全能够以流亡作家的身份保全自己人格的汉子，到底为了什么，那么彻底地投靠了心狠手辣的斯大林？这是一个暂时无解的问题。这又是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问题：克里姆林宫卫兵身后的那一片建筑，深似海。攫住他，让他相思 我第一次听到果戈里的名字，是在读初二的时候。这是一所如今已不见踪影的蹩脚学校，却有一位出色的语文老师，他叫周才荪。周才荪老师右眼不知怎么的，瞎了。我们看见他的时候，那里填进了一只义眼，大小、凹凸、色彩对比度与左眼明显不一样，还不能眨动。我们班几个学不好语文的坏种背地里就叫他周狗眼—原谅他们吧，那时他们不懂事。是不是受了这只义眼的影响？周老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给我们讲课时也不太跟我们眼神交流，总是偏过头看窗外的景色。那时，陈冲因为《小花》成为国内影坛一时无两的明星，有一天，周老师上着课突然说：“陈冲好看，是因为下巴翘着。”说得我们全班同学都大吃一惊地看着周老师，他居然笑着对我们说：“我们班有个同学，下巴也很翘。”说着，仅有的那只左眼看向了我。“刷”，全班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了我，几个坏种甚至用各种夸张的表情嘲笑我。从那以后，我就有了一个跟翘下巴相关的外号。但是我从来没有怪过周老师，我知道他是因为喜欢我才会开这样的玩笑。他喜欢我，是因为我打心眼里愿意呼应他的语文课，比如，在上鲁迅先生的《故乡》时，周老师还告诉我们，鲁迅先生除了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翻译家，是他最先将俄罗斯作家果戈里的作品《死魂灵》介绍到中国的。一间教室里还有谁听到了周老师的“旁白”，我不知道，反正下课后我就跟着周老师去了他的办公室，要借《死魂灵》。周才荪老师用我平生都忘不掉的眼光温柔地看了看我，从他的办公桌里找出《死魂灵》，郑重地交给我：“可惜，这不是鲁迅先生的译本。”初二的女学生，又刚刚从文化禁锢中被解救出来，正走在挣脱文化饥渴症的路上，根本不懂“不是鲁迅先生的译本”的含义，接过《死魂灵》，连译者是谁都没去看一眼，就翻开了封面，走进了果戈里虚构的一个悲怆又教会人憎恨的故事。俄语中，农奴有一个别解，为魂灵。果戈里管那些已死去却没有注销户口的农奴叫死魂灵，其中的悲愤可比天高可比海深。为了将一腔悲愤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果戈里虚构了一个名叫乞乞科夫的骗子，对，虚构了乞乞科夫这个人，但乞乞科夫的所作所为却不是果戈里凭空捏造而来：游走在乡间讨价还价地从地主手里购买死魂灵，这些法律上还活着的农奴，就成了乞乞科夫向政府申请土地的砝码。等到获得了土地证明，乞乞科夫再将死魂灵和土地捆绑在一起高价卖出去。已经累死、饿死、穷死的农奴，死后还要被无耻之徒用作挣钱的筹码，一位宅心仁厚的作家将如何用小说让乞乞科夫们遭受天谴？可惜的是，原本打算写作《死魂灵》三部曲的果戈里，发现写完第一部后，灵感也随第一部的成功飞到了云天外，第二部是只有五章的残稿，第三部更是空中楼阁。于是，我没有读到乞乞科夫一定是可鄙的结局，这成为埋伏在初二女生心里一个与果戈里有关的悬念。《死魂灵》以后，我虽然没有刻意去寻找果戈里，但是，遇到果戈里，我就会走近他。2009年，由焦晃领衔、在上海戏剧学院舞台上重现《钦差大臣》时，我又一次前去观赏，因此，对果戈里就有了认定：这是一位握着辛辣之笔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以，他应该时常眉头深锁、嘴角满是讥屑。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又像是一个雕塑公园，顶着荣耀过或者被争议过的名字的肉身已经先后躺在了地下，只有个性各异的墓碑代表着他们向后人诉说着前尘往事。那些或具象或抽象地雕塑在石头上的他们的形象，应该是地上地下合一的吧？我站在果戈里的墓碑前，诧异地打量着他：面容饱满、眉宇舒展、眼神温和、嘴角微微含笑。一个敢于揭露社会讽刺现实的作家，他应该是双颊塌陷、眉目含恨、眼里全是愤恨的，对吧？于是，盯着果戈里的雕像我默默地问：这是《死魂灵》、《钦差大臣》的作者吗？我有些疑惑：他的作品不应该只有《死魂灵》和《钦差大臣》。回家之后，我用互联网整理了一张果戈里作品的书单，到社区图书馆借了一摞果戈里的作品，快读或者精读之后，才对这位沙皇时期被称作俄罗斯心脏的作家有了全面的了解。这位出生于乌克兰的作家，乡村生活给了他丰富的创作素材，所以甫一写作就出手不凡，当时的代表作是《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等。随着作品受到广泛好评，果戈里尝试在创作题材和风格上有所突破，除了以其在圣彼得堡的生活为蓝本的《彼得堡故事》外，好友普希金提供给他的一则荒诞见闻，狠狠地刺激了他的创作冲动，只用了两个月，一部杰出的、享誉世界的戏剧作品《钦差大臣》就问世了。《钦差大臣》的轰动效应，让果戈里思考起自己的创作未来。《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以及《彼得堡故事》这样的题材写作起来固然得心应手，但是，就挑战性和社会影响力而言，《钦差大臣》更佳。坚定了自己的创作蓝图后，果戈里殚精竭虑，五年之后的1841年，因为《钦差大臣》不得不远走他乡的果戈里带着《死魂灵》荣归故里，并以此作一举跻身俄罗斯乃至世界一流作家的行列。对于我，这一次重读果戈里，重点是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和《密尔格拉得》。犹记当年老师给我们上课讲到果戈里时，说《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太长也太难记，我们就记成“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吧；也还记得，一万两千多字的《老式地主》中铺满了俄罗斯美食，曾经读得我们垂涎欲滴。“我非常喜爱那些幽居在偏远乡村的庄园主的简朴生活，他们在小俄罗斯通常被人称为旧派人物，犹如年久失修而又优美如画的小屋一样讨人喜欢??”在这种暖洋洋的调子中开始的《老式地主》，情节很简单，就是讲述老式地主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托夫斯托古勃和他的妻子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托夫斯托古比哈后半生的生活状态。因为富足，托夫斯托古勃夫妇几乎不用劳作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哪怕庄园里的树木被农奴偷伐、仓库里的布匹被佣人盗拿、储藏室里的食品被佣人们偷吃了大半，都不会影响老式地主夫妇的生活质量。果戈里衡量他们生活质量的标准，不是住宅有多么豪华，而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先登场的，是猪油蜜饼、带罂粟花籽的包子和腌松乳菇。这猪油蜜饼可是小俄罗斯乌克兰的美食，外皮用俄语所称“萨洛”亦即腌猪油制成，再包上用蜂蜜、白糖和果干熬制成的馅料，就可食用了。至于包子，更是从农奴到地主餐桌上常见的食物，只不过，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让丈夫选择的包子额外添加了罂粟花籽，味道就更鲜美了。至于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给出的第三种选择方案腌松乳菇，这又是俄罗斯特别是乌克兰家庭的常备佳肴。半年封冻期过去之后，俄罗斯许多地方的林子里会长出各种各样的蘑菇，像羊肚菌、卷边乳菇、黑色和红色的羊蘑、口蘑、乌克兰蘑、牛肝菌、蜜环菌等，人们采摘到蘑菇之后，一时食用不完，就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蘑菇腌制起来，就好像我们在俄罗斯任何一家餐厅都能吃到的酸黄瓜，清香爽口，特别好吃。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让佣人拿给丈夫的，是同样清香爽口、却比酸黄瓜更加鲜美的腌蘑菇中的一种—腌松乳菇。老式地主早晨起来，喝了好几杯咖啡也许还就了几口软糕，只在庄园里走了几步，就要求加餐。说到软糕，俄罗斯最出名的点心就是苹果软糕了，又以科洛姆纳市出产的苹果软糕最为上品，它用当地出产的偏酸的苹果、上等蜂蜜、坚果和浆果调制而成，制作工艺相当繁复。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科洛姆纳像苏联其他城市一样，男人们都上了战场，软糕厂纷纷关门。战争结束后，冷战时期的苏联为对抗西方社会，重重工轻轻工，不要说恢复软糕厂了，就连软糕的制作方式都已失传，直到最近，当地才找到制作软糕的古法，这款16世纪以来风靡俄罗斯，为伊凡雷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偏好的俄罗斯美食，才得以恢复生产。吃过了猪油蜜饼或者带罂粟花籽的包子或者腌松乳菇后不久，距离午饭还有一个小时，果戈里又让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和妻子两人吃了一顿点心：用古旧的银制酒杯小酌一杯伏特加，配以一些蘑菇、各式鱼干和其他佐饮食品。在俄罗斯靠近江河湖海的地方，人们喜欢将小鱼特别是胡瓜鱼晒干，要么用作佐酒小菜，要么冬天做汤时撒一把进去，汤水因此会鲜美许多。午餐之后晚餐之前，在丈夫的要求下，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让人为他准备了浆果馅的甜饺。吃甜饺的时候，俄罗斯人喜欢配上酸奶油、蛋黄酱一起吃，然而，如此高热量的下午茶，都没能叫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倒了胃口，“晚餐前，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又吃了些点心。九点半，他们坐下来用晚餐。吃完晚餐，他们立即去就寝了。”然而，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睡不着，觉得肚子不舒服。谁都知道那是因为他吃撑了，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也知道，不过在她看来，治疗此症的最佳方式是再吃一顿，在她的建议下，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又吃了一些酸牛奶和梨干煮的稀甜羮，这才送走了吃货心满意足的一天，安然入睡。在小说情节推进的那些日子里，果戈里还让这两个一生简朴、只在意吃什么的老式地主吃了乳渣馅的包子和用酸白菜加荞麦米饭做馅的包子，吃了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从土耳其女人那里学来的加了香薄荷或丁香和核桃腌的蘑菇??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病死后，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伤心又孤独地在世上活了很多年，当小说的叙述者“我”再度见到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时，“他常常舀起一勺粥，没有送到嘴里，却挨到鼻子上；他拿着叉子，没有插到鸡块上，却戳到酒瓶上去了，于是，女仆只好捉住他的手，往鸡块上戳去。”就算这样，当浇了酸奶油的乳渣饼端上桌后，“‘这是那个食品??我??那??亡??妻??’，泪水忽然夺眶而出。”老式地主的怀念都与食物紧紧相连，这也是我当年阅读《老式地主》时不太懂得的地方：写一对疏于农庄管理、一天到晚都在吃吃吃的老式地主，果戈里寓意何在？现在再读，大概懂了。《老式地主》写于1836年，1830年到1840年是沙皇统治下俄罗斯最好的年代，一份题为《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俄国农村的伙食》的调查报告告诉我们，这十年中，哪怕是农民，也是一日三餐，不缺牛奶、黑面包、燕麦饼、乳渣馅的淡馅饼、酸奶、煮土豆、咸鱼干、梭鲈鱼和鲟鱼肉等食物。对曾经忍饥挨饿的俄罗斯人来说，能够吃剩有余实在是天大的幸福，这种社会现象当然影响了果戈里的创作，这才有了一篇布满俄罗斯美食的小说《老式地主》。说得准确一点，这些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是乌克兰的美食，如慈母或娇妻攫住了果戈里，1835年已经在圣彼得堡大学担任副教授的果戈里，生活安定下来后思乡之情如窗外的天空，晴有晴的模样阴有阴的牵挂，何以排遣？写出来！说果戈里是“俄国的心脏”，是因为他有一颗细腻如篦子的心，将俄罗斯民族的象征，细密地排布在他的作品里—所以，新圣母公墓果戈里墓碑上的那尊雕像，应该是1835年的果戈里，国家安好、个人顺畅，他的脸庞怎能不饱满而安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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