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名哲学家、古典学家罗森对柏拉图《理想国》的系统阐发1.在英语世界，柏拉图研究曾为分析哲学出身的哲学家所占据，倾向于孤立地分析对话中单个的论证。而罗森（以及其他一些哲学家）致力于将柏拉图对话视为整体，现在哲学界已经就柏拉图的对话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就对话文体的特殊性而言，论证的意义和重要性不能脱离提出论证的戏剧背景以及文本的上下文进行研究，研究者必须考虑到柏拉图的对话的文学整体性。2.《理想国》剑桥版编者费拉里（G.R.F.Ferrari）评价此书时说：“罗森在柏拉图为他敞开的空间中，对《理想国》做出了专业的、全面的、根本而言原创性十足的解释，值得柏拉图的每一个深思熟虑的读者关注。
本书简介：
罗森将《理想国》视为为精心安排的整体，侧重于研究论点表述的戏剧形式。他的解读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与前人（如：施特劳斯和他的学生认为此对话是“反讽性”的）都不尽相同。罗森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柏拉图撰写对话的意图是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是否认为对话中构建的“理想城邦”真的是可欲的？最后罗森试图说明，显示哲学和政治实践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可能正是柏拉图的意图——富有吸引力的哲学前提，如若实践为现实将导致概念上的自我不一致和政治灾难。
哲学进入城邦，不是作为秘密入侵者，而是作为改造城邦的工具。在这种改造中，哲学将在改善人们生活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一桩危险事业，但在柏拉图看来，冒这个险值得。对此，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不应错误地认为，《理想国》的革命信息就是柏拉图的全部政治教诲，或者甚至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开放和进步的社会。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社会就是一个封闭社会，它要防止其公民染上心灵的疾病。柏拉图的革命意在保护我们免受自然的攻击，而不是支配自然。
作者简介：
作者斯坦利·罗森（StanleyRosen）（1929—2014）一生中出版了20部著作，超过125篇论文，在柏拉图、黑格尔、海德格尔以及尼采研究方面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学术贡献。他的著作被翻译为包括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和中文在内的多国文字。罗森的处女作是1968年出版的《柏拉图的<会饮篇>》。在他学术生涯晚期，又发表了大量对柏拉图形而上学和政治学思想的研究，其中包括《柏拉图的<智者篇>》（1983），《柏拉图的<政治家篇>》（1995），以及我们现在准备出版的这一部《哲学进入城邦——柏拉图<理想国>义疏》（2005）。他的著作几乎可以说是改变了当时英语世界对柏拉图研究的径路。在《柏拉图的<会饮篇>》出版之前，英语世界的柏拉图研究为分析哲学出身的哲学家所占据，倾向于孤立地分析对话中单个的论证。而在罗森以及其他一些哲学家的努力之下，现在哲学界已经就柏拉图的对话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就对话文体的特殊性而言，论证的意义和重要性不能脱离提出论证的戏剧背景以及文本的上下文进行研究，研究者必须考虑到柏拉图的对话的文学整体性。
译者朱学平，男，湖南桃源人，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研究。出版有专著《古典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青年黑格尔思想的形成与演进》（2010年），译有拉兹《实践理性与规范》（2011年）、阿维纳里《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即出）、罗森《哲学进入城邦——柏拉图<理想国>研究》等。
目录：
中译本说明
序言
导言
一克法洛斯和玻勒马霍斯
二忒拉绪马霍斯
三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
四教育之一：奢华的城邦
五教育之二：净化的城邦
六正义
七女人的戏剧
八可能性
九哲人的天性
十善、线段划分和洞穴：哲人的教育
十一政治的蜕化
十二幸福和快乐中译本说明
序言
导言第一部分
一克法洛斯和玻勒马霍斯
二忒拉绪马霍斯
三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第二部分
四教育之一：奢华的城邦
五教育之二：净化的城邦
六正义
七女人的戏剧第三部分
八可能性
九哲人的天性
十善、线段划分和洞穴：哲人的教育第四部分
十一政治的蜕化
十二幸福和快乐
十三哲学与诗之争
十四不朽的灵魂结语
索引前言施特劳斯曾说，柏拉图每一部著作都是一个谜。若此言可信，那么《理想国》可能就是其中最大的谜。它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米诺斯迷宫一样，以其复杂的思想、奇妙的构思、精彩的对白等等吸引着一代代学人，令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而又难得其解。如今，政治哲学在我国学界声名日隆，对柏拉图此著的热情也有增无减，近些年来，相关的中文论著、译著相继出版，已经十来本之多。在西方政治哲学经典著作中，能够享受这般尊荣的，恐怕唯此一书而已。现在译者也谨呈上著名学者罗森这本研究《理想国》的临终之作，以为国内《理想国》的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也稍稍弥补一下译者因为未能撰写一部类似的研读著作而留下的几许遗憾。
罗森自言，此书成书前后历时十五载，可谓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此书成文比施特劳斯、布鲁姆和伯纳德特的相关著作都要晚很多，因而以之为该派解读《理想国》的集大成之作，亦不为过。《理想国》剑桥版编者费拉里（G.R.F.Ferrari）评价此书时说：“罗森在柏拉图为他敞开的空间中，对《理想国》做出了权威的、全面的、根本而言原创性十足的解释，值得柏拉图的每一个深思熟虑的读者关注。”至于罗森此书有何创见，读者阅后自有明见。这里仅就翻译中的两个技术性方面稍加说明。
1.翻译时，柏拉图原文的引文主要参考张竹明译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和王扬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并以张译本为主（这颇令人遗憾，因为张译本仍有不少错，希腊文人名的译法也多按英文发音）。当中译文与罗森原文出入较大时，据罗森英文原文直接翻译，恕不一一指明。
2.原书尾注均转换为脚注，以方便阅读。同时略去原书页31的一条讨论英文翻译的注释。施特劳斯曾说，柏拉图每一部著作都是一个谜。若此言可信，那么《理想国》可能就是其中最大的谜。它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米诺斯迷宫一样，以其复杂的思想、奇妙的构思、精彩的对白等等吸引着一代代学人，令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而又难得其解。如今，政治哲学在我国学界声名日隆，对柏拉图此著的热情也有增无减，近些年来，相关的中文论著、译著相继出版，已经十来本之多。在西方政治哲学经典著作中，能够享受这般尊荣的，恐怕唯此一书而已。现在译者也谨呈上著名学者罗森这本研究《理想国》的临终之作，以为国内《理想国》的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也稍稍弥补一下译者因为未能撰写一部类似的研读著作而留下的几许遗憾。
罗森自言，此书成书前后历时十五载，可谓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此书成文比施特劳斯、布鲁姆和伯纳德特的相关著作都要晚很多，因而以之为该派解读《理想国》的集大成之作，亦不为过。《理想国》剑桥版编者费拉里（G.R.F.Ferrari）评价此书时说：“罗森在柏拉图为他敞开的空间中，对《理想国》做出了权威的、全面的、根本而言原创性十足的解释，值得柏拉图的每一个深思熟虑的读者关注。”至于罗森此书有何创见，读者阅后自有明见。这里仅就翻译中的两个技术性方面稍加说明。
1.翻译时，柏拉图原文的引文主要参考张竹明译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和王扬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并以张译本为主（这颇令人遗憾，因为张译本仍有不少错，希腊文人名的译法也多按英文发音）。当中译文与罗森原文出入较大时，据罗森英文原文直接翻译，恕不一一指明。
2.原书尾注均转换为脚注，以方便阅读。同时略去原书页31的一条讨论英文翻译的注释。
3.由于“柏拉图《理想国》绎读”一类书名太多，中文难以区分，按出版社的要求，本书原书名作为副题，书名则从罗森“导言”中选取，以便中文读者与其他解读《理想国》的译著区分。
由于译者对柏拉图的理解和英文水平所限，翻译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谅解，并不吝指正。朱学平
2015年9月于重庆宝圣湖畔哲学进入城邦——柏拉图《理想国》研究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乃是哲学史上那种无人不知而又神秘莫测的著作之一。林林总总的读者、专家和业余爱好者对其进行了汗牛充栋的研究，而且它也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经典文献。没人指望经典讨论小组会讨论黑格尔的《逻辑学》或者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不会指望它们成为本科生人文课程的必读书目。而《理想国》则在这两种情况下均无不宜，或者即使不是特别适宜，也确实不会完全出格。它探讨人类能够提出的最重大的问题：什么是好生活？此外，尽管对话偶尔会出现一些专业性段落，它读起来却像是在向广大表现出哲学精神但又未必精通哲学的聪明严肃的听众直接讲述。
毋庸置疑，《理想国》广受欢迎，良因其卓越的艺术性。但哲学生的任务不仅在于欣赏，而且在于理解。如今，出色的柏拉图学者普遍承认，如果我们对分散的论证[2]与文本的戏剧形式和修辞之间的联系视而不见的话，就不能完全领会柏拉图的哲学教诲。《理想国》是柏拉图最全面的对话，而且尽管哲学与诗之争由来已久，但它在一种结合人类精神的这两个方面的风格下展示这一争论。当然，结合并非消解哲学与诗的纷争，而是使其相互贯通。因此，我假定解释学上的论战胜负已决，无需再战。我仅在形式问题上补充一点，即我赞同对柏拉图对话的成功解释，除其他各端以外，亦有赖于对下述主题的谨慎关注：戏剧性场景、主要对话人物的性格和智力、生动活泼的修辞性对谈与科学讨论或者分析性讨论之间的区别、反讽或是（政治对话中尤其合适的）文雅的运用、借助神话或者寓言。使用神话或寓言的目的是为了让由于对个别“情节/论证”（arguments一词兼具戏剧和逻辑双重含义）进行零散审查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整体的诸要素复归于统一。
修辞性对谈要求我们注意那些存在逻辑缺陷的论证，这一事实尤其重要。《理想国》并非一篇政治论文，而是对那些谈论正义和善的联系的人们所作的一个戏剧性描绘。我们谈话时，尤其是当我们谈论的是诸如政治这样的激动人心的主题，并且需要用并非纯粹逻辑的方式来说服人们时，我们就不是像在做逻辑习题一样，只是交换对于合法性所作的精心论证而已。在分析此类对话时，需要通盘考虑个别论证在作者总体意图中的作用，并以之为指南。而这反过来又困难重重，因为作者柏拉图就像莎士比亚一样并不出现于其戏剧之中。由于缺少柏拉图的直接引导，我们就只能从戏剧本身的指引推知他的意图。柏拉图通过他讲述的故事，而不是通过他让其戏剧人物所作的那些论证，进行言说。
这并不意味着，我等解释者即可不必对苏格拉底在建构其正义（或者当言貌似正义）的城邦时运用的许多合理的抑或不周的论证进行分析。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在没有深刻反思的情况下贸然假定，当苏格拉底的论证有误时，这种错误乃是逻辑上的无心之失。同样，我们也不能简单认为苏格拉底所言的观点即为柏拉图之见。我们千万不要天真地以为苏格拉底本人相信其所言的一切，而这恰好就是我们最难以克服的。倘若哲人王有权为了城邦的善而言疗治性谎言，为何哲人王之师就不会为了学生的善而允许自己采用此等药物呢？
我们面临这般特殊境地：苏格拉底说话似乎非常坦率，却以一种他本人确定为真理之幻象的语气道出。我们必须谨记于心的是，由于柏拉图将苏格拉底表现为在向一个匿名的听众叙述对话，从而掩盖了他自己乃是整个对话的模仿者[的事实]。《理想国》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毫无二致，同为模仿性诗篇。此外，尽管在运用真理的影子与通过柏拉图的理念的辩证法而通达真理本身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但是苏格拉底明言，他在《理想国》中是在向一帮新手言说，因此他说，尽管其中可能有人天资卓异，但他也不能透露理念论的全部真理，尤其是至高至本的善的理念的全部真理。借助于太阳的形象，善的理念降至当前的对话水平。整个呈现充满了修辞和神话，因而充满了诗的意象。它们之如真理，恰如镜花水月之如鲜花皓月。线段划分的最低端属于影子，而线段本身就是影子。
从这些考虑可知，哲学与诗的著名争论只是一个更深的论争的表相。可以万无一失地说，没有一个拥有柏拉图的诗性天赋的人看不出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提供的诗化解释不充分。苏格拉底不仅在说明基本主张时利用诗和神话，而且他还在对诗进行道德批判和认识论批判很久以后，继续引证诗人（尤其是荷马），作为洞察人性者。尽管对政治目的来说，一旦我们接受理性的完全统治的需要，则将模仿诗逐出正义城邦实属绝对必须，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此举本身亦非正义。
对人性进行诗化解释，其缺陷可能并非如苏格拉底所言。但是诗的魔力却要求为了城邦的善，诗必须接受哲人的管辖。倘若熟思之，则此举会导致哲学屈居于正义、从而屈居于政治之下。哲人为了建立正义城邦，并生活于其中，必须压制其本性中的诗性方面，或者换而言之，使之接受经常性的审查，听任诗歌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真正的哲人进入正义城邦的代价就是逐除或净化他们以前的堕落的自我，此说诚非虚言悖语。
我们引用尼采笔记本上的一段话，足证可对哲人作如是观：吾与瓦格纳皆此时代之子也，易言之，余人皆为颓废派（décadent）；唯余洞晓之；唯余抵抗之。余心中之哲人抵抗之。此乃最深地占据余之身心者也。我认为，《理想国》是柏拉图对他与堕落所作的斗争的一个描述。以这场斗争的名义，他不仅在言辞中将伟大诗人逐出洁净后的城邦，而且还倡导对传统希腊生活进行全盘改造。换言之，尼采是扎拉图斯特拉降临的预言家，因此离超人社会尚有三步之遥（如柏拉图所算）。如前述，无论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如不牺牲他们本性的一个基本成分，便不能栖身于他们描述的正义城邦。在其表面上推荐的正义城邦中，《理想国》不能出版，苏格拉底也不能在卫士中间从事旨在推动他们批判性地思考人类灵魂的探讨。
这一设想也为对研究柏拉图来说也许最恼火的解释学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答。《理想国》的许多读者认为，不仅苏格拉底为正义城邦开出的药方不切实际、不受待见，而且柏拉图对此也心知肚明。据此解读，《理想国》实为一部讽刺之作，它说明了追求极端正义的恶果。从多方来看，这是一个迷人的假设，但它至少有一个严重缺陷。苏格拉底一无例外地承认他钦佩他的革命性政治建议，并以“该城邦是可能的”这种极具保留意味然而又非常明确的主张结束。于是，问题产生了：“他为何说谎？”倘若有某种苏格拉底不想让大众看到的其他隐秘政治学说，他为何[5]继续以最强烈的语言推荐一个某人私下认为具有根本缺陷的城邦？如此骇人听闻的城邦又焉能保护传统的雅典城邦防止其所产生的危险思想？
要说《理想国》有所讽刺的话，那么哲人统治的政治后果似乎就有此意味。我的见解如次。按照我本人接受多年的有时所言的施特劳斯的观点（这是施特劳斯的学生们的一种说法），柏拉图想要我们明白，苏格拉底知道他对构建一个真正的正义城邦提出的主要建议是有根本缺陷的，他也知道，甚至在某些点上会产生不义的后果。因此，这部讽刺之作的寓意也就在于，建设完美正义这种极端的努力不可能。但是，这种观点完全可以像亚里士多德对温和的、具有贵族倾向的民主制所作的有关辩护那样，直接表达出来。苏格拉底论证的“显白”面相与希腊的一般实践——特别是与雅典的权威观点——如此相左，因此，我所言的亚里士多德的解决（这是对哲学的暴政所作的哲学拒斥的一个自然结论）当会获得广泛接受。
总之，《理想国》并不迎合大众的代言人，换言之，这种迎合并不是政治的。相反，它迎合的是极少数，即像格劳孔（Glaucon）和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这样的尚处于青年时代的极少数。他们必须经过对话的检验，以决定他们是否适合于哲学。此为《理想国》的特别之处：公开言说最危险之事，在讨论似乎最不可能危及实际的或想象的城邦之事时保持克制，或采用迂回的修辞。换一种略显不同的说法，苏格拉底所言的辩证法偷偷进入城邦，它必须如此，以保证哲学在城邦中安然无恙。哲学为它的这种安全所付出的代价是，它为城邦提供正义的基础，在叙述美丽城邦时，这种正义被夸大了，但其更加清醒的形式则被西方的历史过程所证实。
因此，我们应抵制住这种诱惑，即从当代哲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出发，将《理想国》所描述的一些高度相似的段落视为这些基本问题的远祖。《理想国》的目的不是为这些学科奠基，这是其他对话的任务；相反，它是要在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的心中坚固哲人王的可能性。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的要务不在于培养认识论和本体论专家，而是物色那些力推哲学进入城邦的人选。哲学进入城邦，不是作为秘密入侵者，而是作为改造城邦的工具。在这种改造中，哲学将在改善人们生活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一桩危险事业，但在柏拉图看来，冒这个险值得。对此，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不应错误地认为，《理想国》的革命信息就是柏拉图的全部政治教诲，或者甚至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开放和进步的社会。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社会就是一个封闭社会，它要防止其公民染上心灵的疾病。柏拉图的革命意在保护我们免受自然的攻击，而不是支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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