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至今仍在进行。近代以来，高僧大德和学界顺应社会发展，提出了“实践佛学”“日用佛学”“实用佛教”乃至“人间佛教”，并进行佛理的探讨和具体内容的阐释。本书即是这种探讨和阐释的一个新成果。
本书简介：
本书分析和揭示应用佛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价值，以此为基础考察佛教与家庭生活、孝道伦理、儒家文化、身心健康、临终关怀、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阐明佛教对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正确的、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作者简介：
陈坚，浙江临海人，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宗教学教研室主任，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佛教、中国哲学、中西宗教比较方面的研究。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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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缘起“道在屎尿”
第一章作为一门学科的“应用佛学”
第二章作为“应用佛学”场景的日常生活
第三章作为“应用佛学”实例的谭嗣同
第四章作为“应用佛学”实例的“生活禅”
第五章佛教之于家庭生活
第六章佛教之于中国孝道
第七章佛教之于儒家文化
第八章佛教之于身心健康
第九章佛教之于临终关怀
第十章佛教之于社会文明
第十一章佛教之于生态文明
目录：
：自 序 缘 起“道在屎尿”第一章 作为一门学科的“应用佛学”第二章作为“应用佛学”场景的日常生活第三章作为“应用佛学”实例的谭嗣同第四章作为“应用佛学”实例的“生活禅”第五章佛教之于家庭生活第六章佛教之于中国孝道第七章佛教之于儒家文化第八章佛教之于身心健康第九章佛教之于临终关怀第十章佛教之于社会文明第十一章佛教之于生态文明第十二章佛教之于伦理道德三、生命的涅槃虽然谭嗣同有很好的以佛教为思想基础的维新变法思想，但维新变法最后毕竟还是以失败告终，谭嗣同本人也在维新变法失败后被清政府逮捕刑杀。对于谭嗣同之死，历史学家的评论如出一辙，皆谓谭嗣同具有为救国救民而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兹举两则评论如下：谭嗣同拒绝逃亡国外的劝告，并声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遂于九月二十八日，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一起被顽固派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刑前愤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是他给自己走改良主义道路得出的结论，但也反映了为革新不怕牺牲的精神。又：9月28日，是一个值得人们纪念的悲壮日子。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在北京菜市口为变法而流血。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临刑前，面不改色，大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现了资产阶级维新志士为维新变法不惜杀头牺牲的爱国精神。不可否认，面对死亡，谭嗣同视死如归，心如止水，毫无畏惧之色，“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方！’刚去不听，乃从容就义。”行将被斩的谭嗣同轻松自若，倒是监斩的军机大臣刚毅怕起来了，真是对比鲜明，事有颠倒！可见，谭嗣同的不怕死是个事实，然而，我们现在要探讨的不是谭嗣同如何不怕死或不怕死的表现如何，而是谭嗣同何以不怕死。笔者以为，谭嗣同之所以不怕死，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革命的，二是佛教的。就革命方面言，诚如刚才两则评论中所揭示的，谭嗣同为救国救民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在谭嗣同看来，只有流血才有变法成功的希望，才有国运之复兴，而要流血，“请自嗣同始”，只有这样的流血而死，才是“死得其所”。很显然，一种强烈的革命家的爱国情怀在支撑着谭嗣同，使他不怕死并企图以自己的死来警醒国民实现变法——关于这一点，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为革命而不怕死，应该说并不足以反映谭嗣同的特色，因为历史上的许多革命家都有此种情结，古今中外皆有许多实例。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斐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即是明证。实际上，历来革命家之不怕死，都可用孟子的下面这段话以为解释，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在革命家的眼中，有比生更可爱的东西（“所欲有甚于生者”），也有比死更可恶的东西（“所恶有甚于死者”），因此，为了革命理想，他们可以舍生，可以不避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大凡革命家莫不有此人生逻辑。然而，谭嗣同之不怕死，除了遵循此一人生逻辑外，还有其独特的原因，那么，这种独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谭嗣同之不怕死，其特色究竟何在呢？或者说，谭嗣同之不怕死，与历史上其它革命家之不怕死，究有何别？答曰：谭嗣同之不怕死，更有深层的佛教原因，即谭嗣同之死无疑是佛教的涅盘，何也？试以三点明之：（一）谭嗣同有两次能够安全逃走的机会，但他都主动放弃了。一次是象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在日本公使的帮助下逃走；一次是他的好友、侠客大刀王五想帮助他逃走，他亦不从。面临被捕杀头的危险，能逃却不逃，对于谭嗣同的这种“傻瓜”行为，单单从革命英雄主义角度来解释，似乎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历来的革命家被杀，都是因为实在逃不脱了才被抓住，唯独谭嗣同，能逃却不逃。谭嗣同的这种可以免死却静待死亡的不怕死与其它革命家不得已而死的不怕死，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谭嗣同的不怕死，其背后有其独特的精神境界以为支持，这种境界便是佛教的境界。(二)前文已言，谭嗣同赋予维新运动以佛教的意义，将维新运动看作是佛教普度众生的一个实例。在被赋予了佛教意义的维新活动中，谭嗣同常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菩萨献身精神自勉，勇猛精进大无畏，因此，一旦遇到真的要“入地狱”而献身时，亦无动于衷矣。更重要的是，(三)谭嗣同自接受佛教后，其整个生命便为佛教的精神所浸染，断我执，空生死，入于涅盘之境界。在谭嗣同看来，“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存，则因私利而生计较，因计较而生罣碍，因罣碍而生恐怖，驯至一事不敢办，一言不敢发。……今夫世界乃至恒河沙数之星界，如此其广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自地球初有人类，初有生物，乃至前此无量劫，后此无量劫，如此其长；我之一身，数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质，如此其复杂；我之一身，分合六十四原质中之各质组织而成，如此其虚幻，然则我之一身，何可私之有？何可爱之有？既无可私，既无可爱，则毋宁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以行吾心之所安。”又“既无净土矣，既无我矣，则无所希恋，无所罣碍，无所恐怖。夫净土与我且不爱矣，复何有利害毁誉称讥苦乐之可以动其心乎？……通乎此者，则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出，谭嗣同已完全进入了佛教涅盘无我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生死已无分别，生死已全放下，生即死，死即生，于生不执着，于死亦不执着，生死皆成虚空，于是乎，出生入死,“游行自在”，既然如此，而对死亡，谭嗣同还会怕吗？这是谭嗣同静待死亡不怕死的深层原因。综上所述，谭嗣同之不怕死，既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表现，也是佛教涅盘境界的结果，两者璧合于谭嗣同之一身。革命英雄主义使谭嗣同的死具有壮烈之美，而佛教涅盘境界则使谭嗣同之死显示宁静之美。以比喻言之，谭嗣同之死就象波涛滚滚的大海，表面壮烈，底下宁静。尽管谭嗣同之不怕死体现了佛教的涅槃境界，但我们毕竟还不能将其看成是一名佛教徒，犹如他的《仁学》一书充满佛学思想但我们却不能将其看成是一部佛学著作一样。郭沫若曾写过一首新诗，叫《凤凰涅槃》，说凤凰届五百岁时，自衔香木，堆积自焚，在烈火中涅盘永生；谭嗣同亦是自愿赴死，在刑场上涅槃永生也。再者，如果我们综合用前文提到的孟子“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和佛教的涅盘境界来审视谭嗣同之不怕死，那么谭嗣同的死无疑乃是儒佛境界相互融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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