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堂人文素养课?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本？许纪霖、梁文道、刘擎等学者探讨重建心灵世界之法。
本书简介：
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本？在本书中，许纪霖先生通过与众位学者的谈话，分多个层次对我们每一个人如何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进行了探讨：我们要如何名对自己？找到面对死亡、信仰和文化环境的方法。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如何看待世界的发展趋势？新天下主义、伊斯兰国问题。如何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力求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们找到重建自己内心的方法。
作者简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兼任上海市社联常委、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日本爱知大学、东京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或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目录：
自序
第一编何以安身立命
儒、耶、佛对话当代人的心灵世界
现代人如何面对死亡？
知识分子：文化托命之人
第二编换一种视野看中国
何谓现代，谁之中国
目录：
自序第一编 何以安身立命 儒、耶、佛对话当代人的心灵世界 现代人如何面对死亡？ 知识分子：文化托命之人第二编 换一种视野看中国 何谓现代，谁之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双城记 回眸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传统第三编 这世界怎么了 从中东的民主困境到欧洲的穆斯林难题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如何面对无所不在的暴力？新天下主义：当中国遭遇世界 第四编 一个陌生的时代 中式教育打败西方了吗？科学家、同性恋与国家利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阅读革命网络时代的语言暴动与教主现象前言自序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自序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名言，似乎再一次在天际回荡。对于这个陌生的时代，每个人由于所处的位置、利益和价值观的不同，竟然有截然相反的感受。这个时代变得撕裂、难以思议，但又需要去理解、阐述、适应并改变它。在这个陌生的时代里，如何安身立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又能够做什么？ 知识分子，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已故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他说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具有业余精神的人，对他来说，研究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像业余玩游戏一样，是一种爱好，甚至是一种天职。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讲得更明确，说知识分子不是靠思想生存，是为思想而活着的人。知识分子典范地代表了启蒙一代人，有理性、有独立思考、有自己的意志力。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叫“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孔夫子也说过类似的意思：“士志于道”。“士”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志于道”有两层意思。第一，要探究和阐释个人、社会、世界和乃至宇宙的根本之道，这是知的层面。第二，不仅要“知”，而且还要“行”，亲身实践自己所认知的道。用王阳明的话叫“知行合一”。这与卡尔•马克思的精神不谋而合。德国柏林的洪堡大学，大厅楼梯的正面，写的正是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重要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在中国古代，究竟谁能代表道？皇帝是天之子，似乎垄断了天命、天道。但我尊重的、美国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权威张灏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有双重权威，一重权威是天子，代表政统，另一重权威是读书人，同样代表天命、天道，他们代表了道统。皇帝再有威风，也得尊敬孔夫子，朝拜孔庙，因为孔夫子代表着与皇权平行的另一重权威，这就是道统。皇帝是否代表天命，不由皇帝自己说了算，天命的解释权在士大夫那里，士大夫垄断了天命的解释权。因为同样秉承天命，所以才有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我把这些承担天命的知识分子，称为“文化托命之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到今，常怀苦痛。这种苦痛被称为“忧患意识”，为家国天下忧心。一般人不会有这种意识，但知识分子会为他自己利益不相干的事而痛苦。知识分子一定有家国天下情怀，对身处的地方、国家和世界充满了深切的关怀。知识分子天生就是情怀党，如果没有家国天下情怀，还真不能算什么知识分子。也有些人说：“我总是在生活的表层”，不往深处去探究，处之安然，这就心安了。好奇心害死猫，很多事情你搞清楚了就很痛苦，看清了宇宙，以万物为刍狗，宇宙是残酷的；看透了人性，人性深处有幽暗面，会觉得很痛苦。所以郑板桥说“难得糊涂”，这是一种道家的活法。但儒家的活法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打破沙锅问到底，把宇宙、人生、人性当中最深层的东西发掘出来，而且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与黑暗搏斗，所以知识分子的命运通常与痛苦相伴，这是他的宿命，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再痛苦，也要往前走，像鲁迅笔下的“过客”那样。往前走，首先要的是再回首，从已经逝去的历史中吸取知性的智慧与精神的支撑。再回首，就是怀旧。对于我来说，我所怀恋的旧，一个是民国，另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民国是一个短命的朝代，1911—1949年，半个世纪都不到。但这个短命的朝代非常丰富，非常精彩，可以说是一个“华丽的乱世”，在知识分子当中，出了不少“民国范儿”。什么是“民国范儿”？在我看来，“民国范儿”的第一个特点乃是“纯真”。近代中国历史当中有一所独一无二的大学，就是只有七年历史的西南联合大学，但是它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七年却产生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百五十七个两院院士，无数的学者大师。西南联大如今已经成为神话，也可以说是绝唱。我到台湾去，台湾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读台湾版的《青春之歌》——是鹿桥创作的长篇小说《未央歌》。这书我后来买来读了几页，有点儿看不下去，小说写的就是西南联大学生的生活，但小说里的人实在么太纯真了，纯真得让我觉得好像有点失真。究竟是小说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我想了半天，发现是我自己出了问题。我们这代人经历太复杂，心思也磨砺得太复杂，人际关系更复杂，已经不能欣赏、也难以想象曾经有过的纯真年代。而那个时代的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有非常纯真的东西。战争年代前方在打仗，他们就在后方读书，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经常要“跑警报”，躲到防空洞里去，但是他们整个心态非常安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他们的战场就在学术岗位上。在战争环境里面，这些学术大师写了很多经典。“民国范儿”的第二个特点是“德性”。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有一个著名的太太客厅，客厅主人是当年的北平知识界女神林徽因，她既漂亮又聪明，又很有交际能力，每天下午在她的家里许多学者、作家聚集，喝英国下午茶，谈学问、谈思想，很有魏晋名士清谈和风流的气度。每天太太客厅必到的是一位器宇轩昂、风流倜傥的绅士，英国留学回来的大哲学家金岳霖，他很有智慧，幽默，其风度远在林徽因的丈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之上。有一天，林徽因沮丧地对丈夫说：“思成，我现在有个大苦恼。我发现我爱上老金了，但是我也爱你。我怎么办呢？”梁思成说：“让我想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对林徽因说：“我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不配你，还是老金配你，我退出吧。”林徽因很感动，就与金岳霖商量。金岳霖说：“还是我退出吧。”但他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还是让我每天下午到‘太太客厅’来喝茶。”这三位后来就成为终生的朋友。林徽因先离世，最后梁思成临死之前，叮嘱儿子说：“我走了之后，你一定要照顾好金爸爸”。这种德性既是中国古代的君子之美，也受到了西方的罗曼蒂克的影响，在他们那代人身上，中西文化中最好的德性交融在一起，形成独有的风范。不要以为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是孤案，只能发生在绅士身上，在左翼知识分子那里，也有一段著名的传奇。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教书期间，与他的学生杨之华相恋。杨之华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出名的美女，已经是有夫之妇，但夫妻感情并不好。秋白与之华去浙江与她的丈夫沈剑龙谈判，竟然相谈甚欢。最后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刊出三则广告：第一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第二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第三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据郑超麟回忆，有一天他去秋白和之华的新家，说话间进来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与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一般，之华招待他，也好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当然，你可以说这些都是传奇，有后人编造加工的成分，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凡夫俗子的时代，你要编个传奇都没有了，因为没有了这样的素材，没有了这样的故事了。“民国范儿”的第三个特点我称之为“趣味”。民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从事人文的、社会科学的，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品味。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风气有关。传统中国没有阶级的等级之分，因为士农工商四大阶级不是世袭的，而是上下流动的。没有等级，但钱穆先生指出，虽然没有阶级，却有流品之分。这个流品，就是文化的分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民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对流品的追求。许多科学家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其人文修养远在今日的文科教授之上。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的古典文学修养，连王元化先生都非常称赞。民国的知识分子学贯中西，融会古今。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先生在北大开课，既有古希腊哲学，也有印度哲学和佛教，还有中国的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他的学生张岂之说：“汤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就像中国哲学，讲的西方哲学就像西方哲学，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勉强处”。汤先生提出“融会中西”“接通华梵”，既不排外，也非复古，将中西印三大文化置于同等的位置比较研究，但不忘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本位。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这些“新派中的旧派”的文化态度。钱理群教授曾经有一名言，说今日的清华北大学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一般人没有注意到他还有另外一句话，说今天中国的文坛只剩下一些“没有文化的学者”和“没有趣味的文人”。很多学者没文化，只是一个趣味索然的专家，一离开他的专业领域，基本就是无知，有一些文人好像有点儿文化，但是没有趣味，写出来的文章趣味很低。学术是要讲究流品和趣味的。在科学上，爱因斯坦代表了物理学最高的趣味，发现引力波也是对物理学最高流品的追求。相对论和发现引力波有没有实用价值？恐怕很难说清楚，中国的科学家太实用，不会去追求科学本身的内在价值，只问成功，不问趣味。如今学界到处弥漫着急功近利的氛围。前年内地有一个大学的本科大四学生，要来面试直升研究生，说自己已经与老师合作，发表了6篇论文，这些论文，基本是人云亦云，没有什么学术价值，更缺乏学术品味。我给他回封信说，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学术品味，而不是匆忙为发论文而发论文，因为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卓越，什么叫平庸，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这位学生完全不理解我在做什么，因为这个时代教给他的，只是成功二字，发论文就是成功，品味二字，听都没有听说过。而在民国的一流大学，发表倒是其次的，重要的“好”。陈寅恪先生当年连大学文凭都没有，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梁启超推荐他到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清华校长有点儿为难，梁任公就生气了，说：“这个陈寅恪半篇文章就抵得上我梁某人著作等身！”校长一听，梁任公都这样肯定他了，立即同意聘任，因为他信任梁启超的眼光，信任大师的学术品味，而不相信数字。民国范儿的第四个特点是“尊严”。知识分子守护的最核心价值，乃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把人视作目的，而不是工具。人最可贵的一是生命，二是尊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尊重人的生命，但更重要的是尊重人的精神尊严。前两年南京大学学生创作了一部话剧叫《蒋公的面子》，讲的是抗战期间发生在中央大学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蒋委员长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请三位教授去吃饭，三位教授一位是对蒋有看法的左翼知识分子，一位是清高的逍遥派，一位是很有政治欲望的保守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算盘，想去赴宴，又怕被人说闲话，因此很纠结。到底给不给蒋公一个面子，形成了一台戏。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有尊严的，“天子呼来不上船”。1944年教育部给汤用彤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颁了最高学术奖，用彤先生很不高兴，对朋友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在权力面前，他是有傲气的，他讨厌“以吏为师”，看不起那些高高在上、不学无术的行政官僚，他鄙夷地说：“谁能评我的书，他们看得懂吗？”民国知识分子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乃是人的尊严和士的气节。当我这样称颂民国知识分子的时候，有人不以为然，说难道民国没有烂人吗？你看钱锺书写的《围城》，这个三闾大学就是他曾经任教过的蓝田师范学院，不是有好多庸人、烂人吗？的确，每个时代都有俗儒、烂人，《儒林外史》里面各种各样人物，不都是俗儒吗？但是比较不同的时代，不是比烂，烂人任何时代都有，而是比高度、比风气。民国的确有很多庸人和烂人，但是那个时代有一批卓越之士，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群，最重要的是，是这些“民国范儿”主导了士林的风气，让那些庸人、烂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当真小人，只能做伪君子，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有真君子在那儿，有好风气在那里，所以学界比较正派。如今有些人喜欢比烂，你说中国不好，他就说美国也有不好啊，用别人的烂为自己的烂辩护。文化与文化比，民族与民族比，时代与时代比，不是比烂，而要比高度、比风气。我记得列宁曾经引用过俄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谚语，他说：“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不可能像鹰飞得那么高”。对于我来说，民国是一重值得怀恋的旧，另一重怀恋的旧，是20世纪的80年代。从1982年毕业留校至今，我在大学任教已经34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60后、70后、80后的学生一波接一波，从校园趟过，如今教室里坐满的，是90后。春去秋来，花落花开，归来的春，已不是过去那个春，重开的花，亦非原来那只花。3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若问校园生活究竟有何变化？我的脑海中跳出两个色彩分明的意象：以1990年代中期为界，如果说之前的校园如一汪激荡的大海，那么其后的大学则变成了一口沉重的焖锅。前几年，中国刮过一阵“80年代”怀旧风。我得承认，我也是一位80年代之子，是那个时代启蒙运动的精神产儿，时光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的思想跟随着时代前行，但内心的灵魂依然为80年代塑造，似乎是一个很不适时宜的80年代遗民。作为“文革”之后首届77级大学生，2000年，我曾写过一篇《大学年代：我的精神摇篮》的回忆。一位70后的学生读了之后，无限羡慕地对我说：“老师，80年代的校园生活，真令人向往啊！”另一位80后的学生则满腹狐疑地问：“80年代真的那么好吗？会不会是一个被你们虚构出来的传说？” 20世纪80年代，究竟是令人神往的过去，还是后人虚构的神话——这恐怕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今天来说，80年代已经成为一种批判现实的历史想象。作为一个80年代的亲身经历者，我只是想说，80年代拥有与当下完全相反的气质，那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对未来憧憬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校园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气息。那是刚刚过去不久的革命年代残余物。革命死了，革命精神万岁。革命精神的超时代内核，乃是对现实的不满与超越，是对乌托邦理想的普罗米修斯式追求。纵然昔日的革命理想已经幻灭，但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红卫兵一代学生，依然坚信缺乏理想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于是，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向往，代之以对中华民族融入世界、走向现代化明天的憧憬。那个年代的人们，格外看重精神生活，不那么物质、不那么功利，常常为内心的激情荡漾，胸怀远大的志向。有一次，我看了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十年前央视东方时空自编自导自演的内部晚会，在结构上套用革命年代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我惊叹从80年代氛围中走过来的那代人，在精神结构上与老一代革命者何其相似！在那个年代里，校园中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沸腾的、激动人心的。80年代大学生的私人生活，比较起今天是枯燥的、乏善可陈的，但校园的公共生活却足以让今天的大学生羡慕不已。数不清的学术讲座、公共辩论，话剧汇演、诗歌朗诵，从学校到院系再到每个班级，无数的学生社团等着你去加入——不，让你自由去组建，尽情燃烧你的青春热火、发挥你的个性和创造力。1980年的区人民代表选举，多少学生慷慨激昂地站出来参与竞选，以自己激情的演说去实践想象中的民主。大学是最好的公民学校，有什么样的校园生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分子：或者是铁肩担道义的公民，抑或是鼠目寸光的侏儒市侩。 在那个年代里，校园里流行的一个词，叫做“解放”。这个解放，是思想的解放，也是体制的解放，更是个人的解放。旧的极权体制正在冰融，新的民主体制尚未形成，在开放的环境之中，一切皆有可能，未来有无限的多元发展空间。于是，人变得格外的自由，虽然传统的左倾思潮和体制依然强大，时常有寒潮袭来，但师生的内心是自由的，研究也是自由的，时间更是自由的。虽然住得寒酸、穿着土气、囊中羞涩、生活清贫，但老师们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支配自己，自由地去做内心想做的。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没有难以抗拒的体制诱惑，没有无穷无尽的职称等级等着你去爬行，反而多了一分潇洒、一分自如，一分读书人的精神从容。 诚然，20世纪80年代并非全然亮色，黎明的晨光背后依然乌云笼罩。理想主义的豪情万丈，可能意味着虚骄和狂妄；过度的政治参与，蕴含着悲剧性的政治危机；而漫无节制的奇思异想，也会导致理性的贫血。30年之后，当我们以“后见之明”的智慧，意识到80年代的种种不是的时候，我依然要说，让80年代死去，让她的灵魂存活下来！这个灵魂，便是精神的活力。精神的活力，是一种青春的象征。80年代，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而言，乃是五四的第二春。何谓五四之精神？民主？科学？还是道德？在我看来，在德先生、赛先生、莫姑娘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五四灵魂：青春。1916年，五四的精神领袖之一李大钊先生从日本眺望神州，激情洋溢地写下了名篇《青春》：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冱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沐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青年之于社会，殆犹此种草木之于田亩也。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膏腴矣。则谓此菁菁茁茁之青年，即此方复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 五四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李大钊所言的青春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的青春激情，不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这些师长辈拥有，在傅斯年、罗家伦、闻一多、罗隆基一代学生辈那里尤为突出，因此才有了两个充满了激情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运动。20世纪80年代在精神谱系上所继承的，正是这种充满活力的青春精神。何曾几时，青春精神在中国大地消失了，在校园里面流散了，在青年的灵魂当中死去了。在80年代，是社会跟着大学走，大学作为思想的领导者、社会的开路先锋，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而在今天，是大学跟着社会走，社会流行什么风尚、操持什么语言，传播什么价值观念，大学就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学生一进入校园，就等于提前跨入社会，各种竞争、算计、功利，弥漫整个校园。大学成为职场的预备役，跨入了大学，就等于进入了成年人社会。一切都是成年人的规则，到处是老气横秋的早熟与世故。学生如此，老师亦是如此。愈加细密的学术晋身规则让青年教师几乎喘不过气，著书全为稻粱谋，房子、职称、课题……当有趣的人文与科学事业最终蜕变为无聊生计的时候，青春与活力便成为过于奢侈、可望不可即的梦想。有学生喜好读书，求知欲未泯，或者以天下为怀，为苍生而鸣，常常被同学视为异类，所谓的“政治不成熟”。有年长的好心者会如此劝说：“不要太理想主义，这年头不要生活得太迂，要现实一点，莫谈国事，少读闲书，还是多想一想文凭、职位、收入、早点为结婚、买房、买车做准备罢！”不说大学生，今日之中国，高考的指挥棒带动高中、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托儿所……一条龙式的应试教育，中学生早早告别了青春，小学生也失去了童真。所有的考题，包括作文，都有莫名其妙的标准答案，余秋雨式的标准套话代替了个性化的稚稚童语。中国的青少年们，当他们还没有迈入青春期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衰老，不仅是应试教育围逼下的肉身疲劳，更是过度竞争氛围中的精神疲惫。当一个个校园沦陷，成为一口口窒息心灵的焖锅的时候，何处去寻觅中国的乔布斯、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呢？于是，就有了对80年代的怀旧，那些对过去时光的记忆与想象。青春精神是一段神话般的传奇，当置身于80年代的时候，你只感觉到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一旦失去了它，便会感受到缺氧般的窒息。今日之校园，不再令人着迷，不复是青春活力的伊甸园！ 莫非回到20世纪80年代，回到激情洋溢后革命年代？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川，80年代也是一去不复返的神往而已，何况被神话的80年代本身还有需要解魅的毒素。但是，80年代依然令人神往，她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气质，有一种将先秦文明、盛唐气象、东林党人和五四运动链接成一体的伟大精神，那是直入人心、总是让我们感动的青春活力。 本书是近两年我在上海主持和参与的多个人文论坛与沙龙的对话集，讨论的主题都与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有关，从城市身边的社会文化现象，到国家与世界的大事件，无所不谈。无论是“清议”，还是“清谈”，皆承继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传统。感谢参与这些对话的各位学界朋友，恕不一一列名，感谢腾讯思享会•海上文化谈的主办方腾讯文化，感谢文景•静安品书汇的主办方文景文化出版公司，感谢ECNU-UBC思想论坛的主办方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感谢为对谈提供了高雅场所的上海新华书店静安书店及其总经理江春华先生，因为有了他们，上海才变得不那么寂寞，才有了与其都市身份相称的文化生气。最后要感谢的，是中信出版集团的李楠老师，从《SOHO小报》《信睿》到这次出书，彼此的合作总是那样地默契，心有灵犀。 作者谨识2016年春节有尊严地活着，有尊严地死去 许纪霖：对于生死问题，我个人的理解比较接近道家。从道家角度来说，死亡只是回归自然，就像一片树叶，从树木上面成长，到了秋天被寒风刮到地面，又重新化为泥土，成为养料，第二年春天再生，生生死死，一切都是自然的造化。我不知道佛教怎么看，请成庆博士为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成庆：佛教讲轮回，在轮回，你的生命就没有终止，它不说回归自然，而是说这就是“实相”，翻译过来就是指真理。如果从道家角度来讲，生命流转没有断灭、没有虚无、没有消失，轮回也挺好的，是值得歌颂的。但有一点，佛陀讲，不管当下你是苦还是乐，在生命流转的过程中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你在每一次生命存在的样态当中都有苦的相貌。有的人说我不苦，为什么呢？我生活很安逸。但是，你对死亡的恐惧苦不苦？你对失去目前拥有财物的恐惧，苦不苦？还是苦的。但又有另外一种观点反驳，你怎么知道你上辈子的苦，你现在换了一个存在的形态了。这不是说当你回忆起上辈子的苦才会害怕这辈子的苦，而是你当下就是苦，因此，轮回其实并不好玩，并不像许老师描写得那么诗意，其实充满着苦难跟不安。因此佛教讲，你的生命的确没有终止。但是有一点，你玩够了没有？你没有玩够，那就继续不断地像自然一样不断地循环，但是佛教要超越轮回，佛教有一个终极目的要去超越。怎么和那些死去的人和解？佛教里面有一种很重要的修行方法叫作回向。很多人做法事、诵经，或者行种种的功德，通过一定的方法回向给亡者，建立这样的互利联系。你说那个联系在哪里？佛教当然会用教理去说明这个联系。但是它不是说，我的父亲或者我的爷爷变成这个、变成那个，好像始终飘浮在那里，不是要建立这样的联系。而是说我只要观察我的心，流露出智慧和慈悲心做事情，就可以心的力量去感应。佛教讲感应，就像磁场的感应一样，我看不到没有关系。因此这个联系是使用这样的方式建立的。 许纪霖：有年春节期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住的宿舍旁边，有几个小神社。我很好奇，走过去看看，就是在居民楼之间，很小的神社。我觉得很有意思，拍了几张照片，结果当天晚上我就发烧了，才想起来过去老人家一直告诉我们，墓地是不能拍照的，否则惊动了死去的人，冒犯了鬼神，就会有惩罚。这多少是东方人的观念。但我向剑波请教一个问题，基督教神学里面有没有鬼神的观念？ 黄剑波：基督教神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一般说基督教是一神教。但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至少早期的基督教，尤其在欧洲兴起的时候，除了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官方正统的基督教这一套神学之外，其实还融合了相当多的民间传统。在这些民间传统中，西方和中国关于鬼魂、灵魂的想法是蛮接近、类似的，这是其一。其二，在《圣经》里面，在旧约时代至少也可以看到，确实存在着所谓的交鬼这些案例。在新约时代，同样地我们也看到耶稣的神迹，赶鬼等神迹奇事。从这个意义来讲，基督教虽然一般说是一神教，但并不否认鬼魂世界的存在，反倒认为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当然，在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鬼魂世界到底在哪里，如何面对，如何看得到。在这个问题上，很有意思的是基督教内部确实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关于人死后，尤其信徒死后到底去了哪儿。比较多的人会认为基督徒的死去是进入到我刚刚讲的，“阿爸父”的怀抱，意思就是安睡了，在一个乐园当中安睡。要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次到来，那个时候身体完全复活，永远地与上帝同在，所以那是进入到真正的天堂。当然这是其中的一种理解，关于末世的问题，基督教有相当多的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对照我们自己所熟悉的传统，我们一般会说，自己家的人去世，就称为祖先。但什么样的人容易成为鬼魂呢？孤魂野鬼，意思是说没有人拜祭，没有人延续祭祀，这就变成孤魂野鬼，这种是容易作祟的。当然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家的祖先就是你们家的鬼，意思是说我们家的祖先要保护我，而对你就有一些不好的作祟。我想稍微回到刚刚讲到的一个问题，张老师提到，是不是有可能免于恐惧，免于对死亡的恐惧。虽然刚才提到在基督教里面，死亡是一个逗号，因此不须恐惧。但是还有另一种思考方式认为：第一，恐惧是不可能完全免除的；第二，也不须完全免除；第三，这种对肉体死亡的恐惧本身有它积极的价值，其价值在于，如果一个人对肉体死亡的恐惧能够带来对灵魂或者永恒生命的追求，那这个恐惧是好的，甚至是值得鼓励的。我们看哲学史上，克尔凯郭尔专门写过这样一本书《恐惧与战栗》，讲人与上帝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讲，基督教谈死亡，不仅从肉体死亡的角度谈，也包括关于死后的看法，也会提到在世的时间和我们肉体死亡以后的时间，其实都是在讲人这一生应该试图恢复的四个层面的关系。我再次借用许老师的词“和解”——恢复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恢复人与上帝的关系。 许纪霖：讲到孤魂野鬼，上个月我在台湾访问，台中附近有一个叫鹿港的地方，是台湾古代的三大港口古镇之一，罗大佑有一首歌就叫《鹿港小镇》。陪我去的是东海大学历史系一位研究台湾民俗文化的退休教授，他带我看了路边好几座寺庙，祭祀的都是当年传说中的孤魂野鬼。按照闽南人的说法，因为没有后人安顿这些孤魂野鬼的灵魂，担心他们会到人间骚扰活着的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专门立寺庙祭祀他们，让他们的灵魂得到安宁。然而，儒家对鬼神是采取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文江教授对儒家的研究是很有功力的，我想请教您从儒家的角度怎么看人鬼之事？ 张文江：从儒家尤其是理学的角度来看，鬼神是所谓“二气之良能也”（张载《正蒙•太和》）。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有其深刻含义，并不像字面理解的那么简单。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孔子这个态度其实可以看成保护，人应该处理好属于人的事情。先秦的孔子、老子、庄子，对鬼神都持相对理性的态度。普通人如果妄谈鬼神或者接近鬼神的话，或许会受到负面能量的干扰，所以说要敬而远之。孔子没有说无鬼神，而是敬鬼神而远之。刚才的讨论之中，谈到道家很潇洒。我觉得就像每个普通人都不容易一样，三教也不容易，里面有很具体的东西。成庆博士说到苦，只有在生活当中体会到苦，才可以说沾了一点儿佛教的皮毛，而不是搬弄一些来自概论的名词。黄老师谈到恐惧，对恐惧有了真实的感觉，也会体会到基督教比较深入的内涵，这并不是每一个教徒都能体会到的。宋美龄在很晚的时候，有一次读经时真实看到了景象，她才真正认识了圣灵（《我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道家的潇洒，依然来自这种情绪，是对这种情绪的化解或者和解，最后才出来的潇洒。当然，所谓“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是不是真实的庄子形象？读《德充符》《大宗师》等，才可以知道，庄子对人生残酷的一面，有多么深刻的体会。这种恐惧如果不能和解或化解，放任它凝聚起来，那么怨念的累积，或许真会导致难以想象的心理事件出现。 许纪霖：我曾经带过一个博士生，名字叫张刚，他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在上海的航天部门工作，突然被查出来患了骨癌，开刀以后，到华东师范大学先是来读社会学系硕士，后来又不断来听我的课，要读我的博士，我收了他。我知道对他来说，读博士不是为了一张文凭，也不是仅仅为了学一点儿知识。虽然我知道他对人文知识有特别的兴趣，但我猜他是要通过学习，战胜内心对死亡的恐惧。死亡就是一把挂在头上的、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幸的是，六年以后，他的癌症复发，而且是大爆发，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全身转移。在他临终的那一年，我和其他同学都劝他读一点儿宗教的书，比如《圣经》、佛教的书。我觉得儒家在终极性的生死问题上，比起佛教和基督教来说，还是浅了一些。台湾的自由主义大家殷海光先生当年患了癌症，最后在夫人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然而，张刚在临终之前，既没有接受佛教，也没有皈依基督，他是以一种中国式的非常自然的方式，坦然面对死亡一刻的来临。他写下了许多文字，在网上流传很广，对死亡看得非常超然，我这里念几段他的文字：信仰对我们来说，相当于一把椅子，你坐在这上面不至于摔倒。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椅子，我已经找到了支撑我安身立命的理由……我的内心是充满力量的，所谓俯仰无愧于天地的浩然正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只要有机会，我会珍惜生命、好好活下去，“获罪于天，无可祷也”，所以在事已不可为的时候，我也可以平静接受自己的命运。我想，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力量足够强大的话，那么这已经足以支撑他安身立命，走过人生，不需要一个人格化的上帝做支撑。在生命的最后我会很平静地闭上眼睛，因为像理想中的那样，我来过这样世界，我很嚣张地、很肆无忌惮地生活着，我又幸福地离去了，我很满足。如果有一天，我的肉体离你而去了，你应该了解，我还活在你心里，在你冲我微微笑的时候，我也会对着你微微笑。在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对我诉说。我会在天上永远用温柔的目光看着你，鼓励你。多年以后你也死去了，那时候我们就会在天上相聚，那时候我们就会永永远远地在一起。从张刚那里，我发现中国人有自己的生死观，不必借助于超越性的上帝和菩萨，以一种道家回归自然的坦然和儒家注重此刻的从容，依然可以面对令人恐惧的死亡。张刚之所以能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从容，我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是，没有过于看重自我，时刻关心的是别人。有一次我去看他，很偶然地告诉他，我妻子不久前体检的时候发现某个异常，医生告诉说要复查。过了一个礼拜他专门打电话问我：“老师，师母复查的结果出来了吗？”那一刻，我非常感动，一个自己已经距离死亡不远的年轻人，心里最挂念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他一直到生命结束，都在资助几位大别山的失学儿童。关心别人，也是战胜死亡的一种方式，而且是重要的方式。张刚走了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了他的生死观，题目叫作《微笑着面对死神：一个年轻人的生死观》。 黄剑波：讲到这里感觉有一点心灵鸡汤的样子，但我真的不希望是心灵鸡汤，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去面对、思考的问题。我特别喜欢刚刚许老师讲的时候用到的一个词叫作有尊严。我自己所在的研究所，所长在10月份的时候去世。在他去世以前的一段时间，他住在医院，癌症晚期。我几次要求说能不能去看他，他坚决拒绝。其实我后来能够更多地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不希望让人看到他那种痛苦甚至是没有尊严的样子。所以我想有尊严地死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张刚同学的案例是非常好的例子。而另一方面，第一，既然死亡是反正要来的，那不如好好活；第二，既然要好好活，那不仅仅面向自己，更要面向别人。所以关于这一点，基督教的传统当中有很多非常美好的例子，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特蕾莎修女，在印度，她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愿意接触、帮助那些印度教的人。尤其是帮助他们处理对死亡的恐惧，而且她自己也要处理很多的苦活、脏活。对她来说，她甚至是天天都经历死亡。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说的临终关怀，就是这样一种设置。不是说其他的文化、宗教传统没有对于死亡的关怀，而是说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的设置，也基本上是从基督教的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所以好好活不仅是面向自己活，还有更重要的，面向他人活。去服侍、去帮助，去真正地呈现自己活着的意义。回到基督教来说，还有第三点我觉得更加重要。在基督教的传统看来，其实人活着是为了更高的目的。不仅仅面向自己，也不仅仅面向他人，还应该面向上帝。不用上帝这个词的话，可以换一个，面向终极、面向永恒，或者你可以换另外一个词。总之，面向自己好好活，面向他人好好活，面向永恒，面向更好的终极，可以更好地活下去。 张文江：我最后解释两段文字作为结束。一段是《老子》的五十章，原文是谈生死：“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这段文字有很多解释，我尝试取其中一种：把人的生命各分为三，3/10在生的层面，3/10在死的层面，还有3/10在由生走向死的层面。为什么由生走向死？因为过于贪恋生，无止境地满足物欲，就是走向死。这是我们各占3/10的平凡人生，那么加起来是九，是否还有剩下的一？原文没有说，只描绘了一段传说中的“善摄生者”，完全是神奇的景象，什么灾难都躲避开他。在剩下的1/10中，还有一小部分的可能性，通过修持完全消除死亡的阴影。这是中国文化里道家特有的想象，成为后世丹道的追求。另外有一段文字经常被人引用，虽然耳熟能详，我觉得还是可以再一次分享。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JohnDonne）的布道词，原文说：“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说，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成庆：从我的角度谈，其实大多数人可能期许自己未来的死亡是“好死”。好死是什么意思？刚刚许老师也说了，有尊严地去死，或者说死的时候不要那么痛苦、恐惧。但我思考自己未来的景象并不是有尊严地去死，也不在于死得很好看，就算我被车撞死，我心里有没有一丝的贪恋跟放不下。或者有的人觉得很奇怪，像中国古代高僧传里面讲，那些高僧都是坐脱立亡，我没有那个功夫，但我至少会说，我并不期待一定要在一个很好的环境死掉，我只要在当下生命中去不断地做生命的减法。人生总是在做加法，要这个，要那个，但从死亡的角度来说，人生应该形成这样的态度，这个东西我得到了，没有关系，我很开心，但是我不会做加法去执着它。当你慢慢做减法的时候，减到最后，你发现减到什么程度了？所有的一切来来去去就像一条河流一样，来来去去奔流不息，留下什么呢？只不过是一个生命流转的样貌而已。如果说有一天，我达到这个境界，我觉得很开心，这就是我的目标。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一个消息说某某成老师被车撞死了，请不要为我担心，为什么？核心不在那个“死相”上，而是在我自己内心里，一生中最后的那一念是否有烦扰，是否有贪心，那一刻才是检验我对佛教的理解是否真正深入的核心原则，而不是说，你要看我死得好漂亮。如果我有自我期待的话，就是这一点上面，是我努力的方向。 许纪霖：一个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要有尊严。有尊严地活，有尊严地死。生与死是同一个过程。在张刚弥留之际，我去医院看他，我到现在还记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被抢救之际，他无意识地扶了一下眼镜，即使生命即将终结，眼镜也要戴正。王元化先生也是这样，一生最看重的就是尊严两个字。先生晚年患上了癌症，生前再三对家属和身边人说：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要抢救，我不想做插满管子的植物人。为什么？在他看来，假如一个人他的脑子死亡了，不能思考了，失去意识了，生命就没有意义了。王先生对人的理解，就是一个会思想、有独立意志的存在，这是人的尊严所在。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每个人手里总是捏着一张终于要来临的走向死亡的船票。然而，最大的恐惧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恐惧的恐惧。一旦我们从各种宗教和文明当中了解到何为死亡、生死的意义，或许就可以战胜恐惧，从容面对。明白了何为死，就知道了为何生。以后这个“现代人的安身立命”系列，将继续邀请专家学者从人性深处的其他一些方面，比如如何对待苦难、焦虑、贪欲、虚荣、妒忌等，与大家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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