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2013年1月16日第一批四个“国家级非遗保护研究基地”命名并颁牌之后，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保护研究基地”今天在这里举行命名暨颁牌仪式，在此我向各国家级“非遗”保护研究基地的代表们，表示衷心的祝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一项跨世纪文化保护工程，起步于2003年，迄今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回首往事，“十年辛苦不寻常”！在征途上留下的每个脚印里，都浸染着“非遗”保护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我们不仅在各个层面上一步一步地开拓和推进着保护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的成绩，而且理论探讨和研究工作也受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重视和参与。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2013年6月在成都答记者问时所说的：“中国有很多的专家和专业机构介入‘非遗’保护，能够传达这些遗产所固有的文化表征。中国的‘非遗’保护走在世界前列。”我们的保护工作成绩可以如数家珍般地数算，但归结到一点，莫过于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宏伟事业重新回归民间，为亿万普通百姓所耳熟能详，普遍认知，他们在“非遗”保护上的文化自觉空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是行动（实践）的先导。没有理论的行动（实践），常常会陷入盲目性。试想，如果没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就不会有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也不例外，同样是在理论的先导下开展起来的。当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部分知识分子认识到或预感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即将给以口头形式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化带来衰微甚至泯灭命运的时候，保护工作开始进入了政府的视野，形成了“政府主导”的自觉文化工程。稍后，我们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学术理念，并在我国的国情下不断地本土化。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汲取了、集中了、反映了全国“非遗”保护工作者、包括法律界人士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实践经验和学术成果。一直以来，我们始终遵循着理论与实践作为“非遗”保护工作两翼的理念前行。毋庸讳言的是，在一定阶段上，保护实践走在了前面，理论工作落在了后面，或者说，理论大体上停留在保护工作研究的层面上，而对“非遗”本体及其相关领域的学理性研究探讨则显得裹足不前，不能适应“非遗”保护工作的要求了。现在，继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之后，又一批保护研究基地被命名和投入工作，这些包括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所在的“非遗”保护研究基地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非遗”研究基地、研究中心一道，将会大大提升我国“非遗”及其保护的理论研究的力度，我们期待着更多更好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问世，从而充实和提升“非遗”理论在“非遗”科学保护领域里的先导地位，为构建和完善我国新兴的“非遗”学科，为中华文化的大复兴、大繁荣尽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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