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我在宝岛长大


作者:龚显耀     整理日期:2016-07-09 11:29:47

★30年成长亲历,116个时代热点聚焦,全面解读台湾现代化进程里的大事小情;★一部带领我们重温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政治风云、经济变革、娱乐文化的盛衰更迭的见证实录;★一扫前三十年描写台湾的同类题材作品的沉闷与压抑,作者以乐观积极、永远“活泼泼少年郎”的心态和笔触,给读者展现出生机勃勃、趣味盎然,令人读后开怀大笑,更有心领神会的惬意。 
本书简介:
  本书以幽默谐趣的语言,世故而不失真诚地记录了台湾60年政治巨变、大时代背景下,作者30年亲历亲闻,压抑中有创造,嬉笑中有真诚,愤慨中有审思,讲述了普通老百姓生活中好玩有趣、让大陆同胞好奇不已的方方面面,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台湾市井生活长卷,读后不禁让人惊呼:真实的台湾,比正史有趣,比野史可靠!
  作者简介:
  龚显耀,父籍四川双流,母籍广东新会,台湾台南出生,居住北京18年。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美国麻省大学硕士,曾任惠普、北电、思科等著名企业高管。2000年参股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现移居上海从事旅游产业投资工作。
  目录:
  第一章老爹上了大江轮
  01来台湾的败兵
  02蒋介石带来了“外省人”
  03“二•二八事件”中的悲情城市
  04邓丽君也是眷村子弟
  05宝岛一村
  06用房子安营扎寨
  07“肥水之战”
  08向蒋介石照片鞠躬换寿桃吃
  09接种疫苗,从上到下一个都跑不了
  10幼稚园的“两只老虎”
  11豆瓣吴郭鱼
  12八大菜系外的第九大菜系—台湾眷村菜
  13红遍中国的台湾牛肉面
  14粮票和战备粮第一章老爹上了大江轮01来台湾的败兵02蒋介石带来了“外省人”03“二•二八事件”中的悲情城市04邓丽君也是眷村子弟05宝岛一村06用房子安营扎寨07“肥水之战”08向蒋介石照片鞠躬换寿桃吃09接种疫苗,从上到下一个都跑不了10幼稚园的“两只老虎”11豆瓣吴郭鱼12八大菜系外的第九大菜系—台湾眷村菜13红遍中国的台湾牛肉面14粮票和战备粮15眷村的三家冰店16露天电影017黄梅调和琼瑶风18“杀不死”的大侠19烤番薯哪去了20妈妈的专利21吊起来打第二章世家的聚居地22京剧改名,名角“埋名不隐姓”23老兵的乡愁24罗大佑的《童年》25租书店里偷看书26“焚书坑儒”和漫画审查制度27打牙祭28固执的百年老店29韦小宝的师父30扛着五公斤黄金出嫁第三章台湾义务教育31不上学要受惩罚32两根指头的敬礼33班干部选举34这里有正宗的老北京35令大陆人抓狂的注音符号36写简体字就准备挨揍37挨打是种本领,打人也是种本领38做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39蒋介石看鱼儿逆水上游40美丽中国全图是“秋海棠”41“小心!共谍就在你身边—”42李敖栽在“保密防谍”的幌子下43老师盯着男女牵手跳国际土风舞44“远足”中的奢侈品—苹果45课间激烈对抗游戏第四章追星潮46蒋经国亲往机场迎接棒球队载誉归来47电视史上最长寿的歌唱节目“群星会”48罗大佑和民歌时代49电视剧的魔力50风头盖过蒋介石的“史艳文”51台湾人从布袋戏里寻根第五章成为准军人52“西瓜皮”发型和童子军帽53上了中学成为准军人54联考必考孙中山、蒋介石的文章55去议会旁听辩论课56熟悉大陆地理超过了台湾地理57一只励志的海鸥58听着美军电台写作业59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60台湾“断交时代”第六章蒋氏时代61“高票当选”的蒋介石621000多位“万年代表”63建设从蒋经国开始64“客厅即加工厂”65经济起飞,军人成了弱势群体66蒋经国拍脑袋拍出来的十大建设67债留子孙68蒋介石“龙驭宾天”69禁止娱乐,台湾民众悼念蒋介石第七章来自蒋经国的关怀70台南一中71争取穿短裤权利的女中学生72“叛逆易躁会读书”73源自蔡元培的学生军训制74军训教官的“鬼枪”教条75“台独人士”76蒋梦麟和台湾计划生育77“用自己的语言”去敬仰上帝78蒋经国一手抓的“救国团”79威震全台的“自强活动”80全台最大旅行社兼婚介中心81台湾学生的政治课82加入国民党后第一次干事83充当“厕所里的花瓶”的青年党和民社党84买票与做票:神证明你拿了我的钱85自备大手电筒来开票86蒋经国的女儿也必须参加的大学联考87台湾“连烤”,先填100个志愿第八章对面的新竹清华88“吃斋念佛”的新竹清华学子89校园里的渔翁90梅贻琦见证校园爱情91直属学长92梅竹赛:“整顿交通”与“踩死青蛙”93无校方同意,警察不得入校94由冈村宁次和及川古志郎负责的蒋介石顾问团95新学员的“黑、白两个老婆”96刺枪术97营区里传言的“乖乖针”98“为蒋经国而战”99马英九也当过成功岭宣誓代表100每个台湾领导人都要来巡视101蒋经国亲临的结训典礼102林青霞参演的军教片103会弹吉他会唱歌的永远不缺女朋友104万般皆下品,唯有研究高105对面的新竹清华第九章禁歌与禁书106“禁歌”不禁听107马克•吐温是“马克”一家108净化歌曲与禁止说方言109余光中与校园民歌110“唱自己的歌”111《鹿鼎记》改叫《小白龙》,韦小宝改叫任大同112被禁的政论杂志:从自由民主到反蒋反党113李敖成为我们的偶像114只送不卖,不印封皮的“心灵进补”禁书115伤痕电影—台湾人民了解大陆的偏门116一碗豆浆敲定的惊诧世界的电子工业政策前言1996年12月初,我人生第一次落地首都北京,记得那时候首都机场还只有一号航站楼。出了楼,坐上当年最新潮的夏利出租车,我1.83米的身高、170斤的身子必须打横才能坐进去。出了机场,上了刚建成的机场高速,两旁还没有现在的杨树林,左右一眼望过去是无边无际的黄土地;向前看,是灰蒙蒙的天空,黄、灰二色是我对北京色彩的第一印象。
  机场高速尽头是三环,三环路估计也是刚建好,整条马路很宽敞,空空荡荡,不似现在车水马龙。迎面而来的是一辆驴车,没错,是驴车!驴子这家伙我在台北动物园才见过,现在居然让我在北京看到实物了。驴车上载满了煤球,但不是球状,而是圆筒状,中间分布着藕孔状孔洞,后来才知道大陆叫“蜂窝煤”。
  记忆马上把我带回30年前,我在台湾上小学时,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生煤球。生煤球是个技术活啊,得先掏空炉膛,拿把斧头劈柴,把柴火劈得细细长长的,在炉膛里架起来,底下塞张报纸,上头放些较大的木块,炉口对风,一把大蒲扇旁边备着,等到火苗从煤球孔中冒出,方才大功告成。
  日后,我就凭着这一手生火绝活横扫各类野外露营活动,特别是童子军营队,每次野外露营……
  “等等,你们有童子军课程?童子军是不是像我们这里的少先队一样?每个人都打红领巾?”
  “什么?内蒙古有四省?东北有九省?四川省西边还有个西康省?”1996年12月初,我人生第一次落地首都北京,记得那时候首都机场还只有一号航站楼。出了楼,坐上当年最新潮的夏利出租车,我1.83米的身高、170斤的身子必须打横才能坐进去。出了机场,上了刚建成的机场高速,两旁还没有现在的杨树林,左右一眼望过去是无边无际的黄土地;向前看,是灰蒙蒙的天空,黄、灰二色是我对北京色彩的第一印象。机场高速尽头是三环,三环路估计也是刚建好,整条马路很宽敞,空空荡荡,不似现在车水马龙。迎面而来的是一辆驴车,没错,是驴车!驴子这家伙我在台北动物园才见过,现在居然让我在北京看到实物了。驴车上载满了煤球,但不是球状,而是圆筒状,中间分布着藕孔状孔洞,后来才知道大陆叫“蜂窝煤”。记忆马上把我带回30年前,我在台湾上小学时,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生煤球。生煤球是个技术活啊,得先掏空炉膛,拿把斧头劈柴,把柴火劈得细细长长的,在炉膛里架起来,底下塞张报纸,上头放些较大的木块,炉口对风,一把大蒲扇旁边备着,等到火苗从煤球孔中冒出,方才大功告成。日后,我就凭着这一手生火绝活横扫各类野外露营活动,特别是童子军营队,每次野外露营……“等等,你们有童子军课程?童子军是不是像我们这里的少先队一样?每个人都打红领巾?”“什么?内蒙古有四省?东北有九省?四川省西边还有个西康省?”“清华大学?你们还能来北京上学?不是?怎么你们那儿还有一个清华?这不是闹双胞了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头,在和同事朋友聊天时,由于身份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聊着聊着就聊到海峡对岸。由于当时台湾还未开放观光,大家对宝岛还陌生得很,所以朋友们最喜欢听的就是我怎么在台湾长大的事。“眷村是怎么回事?”“台湾的注音符号是怎样的?”“禁歌禁书是怎么回事?”“蒋介石死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得跪地痛哭?”“从小就有流行音乐?”“你们有高考吧?”“台南为什么专出台独?”“保钓一代?民歌一代?野百合一代?你们真逗,为什么还这样分世代?我们这里就简单多了,50后、60后、70后……”“你带过兵?打过演习?来,说说看,解放军是不是一周就能解放台湾?”好了,我就像是《一千零一夜》中那位自愿当一夜王后的宰相大女儿一样,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过去我自己亲历过的人和事。说多了,我的好朋友兼成都老乡万夏就问:“为什么你说的故事和坊间许多关于台湾的书不太一样?”我哪知道?作为多年专业训练的理科生,我只能就亲身经历发言,不敢凭空臆测,更不敢看了几篇报道就俨然成了专家对台湾说三道四,好似成了代言人。万夏和黄利就怂恿着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不仅要写,还得出版,给大家看一看,也给自己作个交代。就这样我这个理科生被赶鸭子上架拿起了笔,做了一回讲故事的人,讲这些台湾三十多年来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故事。龚显耀2016年4月14日这是一本从个人视角去透视大时代的书。正因为作者写自己的事,“唱自己的歌”,所以生动,所以有趣,所以就把政治生活写成了童年趣闻,把历史大事写成了少年糗事,把社会变迁史写成了个人生活史,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周濂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畅销书作家
  我一直在思考“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也愿意去挖掘这样的历史,而我们每一个人就像那一个个水滴,倒影里折射的是那段亲身经历的历史曲面印象。作者龚显耀是这样的一个明白人:写亲身经历的台湾大事小情,用的是世故诙谐的文字,告诉你的却是真诚鲜活的台湾众生相。我更愿意把对这部作品的接受,作为对一段历史的理解;把对作者的接受,理解为对一份情感的接受。——徐晓
  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作家
  这本书不只是作者个人的生命史,也是我们这辈台湾人,在那个极其特殊年代的集体生命史……我到大陆旅游工作快30年了,身边的大陆朋友或工作伙伴,再怎么这是一本从个人视角去透视大时代的书。正因为作者写自己的事,“唱自己的歌”,所以生动,所以有趣,所以就把政治生活写成了童年趣闻,把历史大事写成了少年糗事,把社会变迁史写成了个人生活史,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畅销书作家我一直在思考“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也愿意去挖掘这样的历史,而我们每一个人就像那一个个水滴,倒影里折射的是那段亲身经历的历史曲面印象。作者龚显耀是这样的一个明白人:写亲身经历的台湾大事小情,用的是世故诙谐的文字,告诉你的却是真诚鲜活的台湾众生相。我更愿意把对这部作品的接受,作为对一段历史的理解;把对作者的接受,理解为对一份情感的接受。——徐晓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作家这本书不只是作者个人的生命史,也是我们这辈台湾人,在那个极其特殊年代的集体生命史……我到大陆旅游工作快30年了,身边的大陆朋友或工作伙伴,再怎么熟识,总觉得有层说不清的隔膜,尤其是涉及台湾人的观点时,好像永远讲不清楚而刻意回避,有了这本书后,一旦欲语还休时,就可奉上“请你自己看”!——谢英俊国际知名建筑师,2011年柯里史东设计奖得主作者善于从事实的汪洋大海里提炼出最吸引人的部分,演绎成使人应接不暇的精彩,有时让你忘却了这些事实本身承载的沉重与遗憾,这本新书不仅仅是他个人身世的缩影,还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社会的一部心灵历史,有着寻常写作不具备的细节和兴味,值得读者细细品味。——唐克扬人民大学副教授,《从废园到燕园》《纽约变形记》《在空间的密林中》作者本世纪初的一个下午,我在台北永康街闲逛,瓢泼大雨突来,雨势甚急,匆忙避入一家茶行。茶行老板一人正在独斟独饮,看到我一身狼狈地进来,不免招呼一声:“来来来,来喝点热茶。”我也不客气,坐下就喝。在台湾,茶行有一个规矩,买茶前可以先试喝,如果口味不适就扬长而去,没有人会说什么。这个规矩似乎只有1868年开业的台南振发茶庄例外,进门后没茶桌试喝,大概是同业敬重它是全台最老茶行的缘故吧。茶这个东西一杯为品,二杯为饮,再喝下去就是牛饮。雨势一直不停,就不免和老板侃起大山。中国人见面第一句话往往是吃了没,第二句就是哪里人。知道我生在台南,苗栗老家的老板就幽幽地说出一句:“你是吃甜的,我是吃咸的。”啊,就一句吃甜的,让我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台南眷村。 半个世纪前我在台南出生,在我幼年时代残留的记忆中,台南和现在大陆任何一个岭南一带的县级城市没啥两样,城里是矮矮的楼房,弯弯曲曲的马路与街边的骑楼,骑楼下高高低低的步道,随意走着穿着木屐逛街的人。小城外是一个又一个的村落,村落间环绕着农田水塘,然而,这一幅农家景象在我上了中学后就消失殆尽,泥土路都成了柏油路,农田都成了一排一排的房子,闽南语称之为厝。 第一章老爹上了大江轮01.来台湾的败兵我的村子也是那其中的一个村落,村名叫“崇诲新村”。这四个字是有讲头的,“崇诲”二字是为了纪念空军先烈沈崇诲。沈崇诲,1911年生于北京,193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航空学校,1937年淞沪会战执行轰炸任务时,在2000米高空因机械故障,干脆就驾机对准日舰“楚云”号直冲而下,与日舰同归于尽。新村,顾名思义是有别于原来的村落。当年蒋介石管军队管得严,吸取大陆失败教训,不准退台的军队在市区里头驻扎,全数赶到乡村郊区田野间。“陆军总部”人最多,被赶去距台北市区100公里外的桃园,“海军总部”在台北市基隆河北边的大直山区,“空军作战司令部”在台北南边的蟾蜍山里头。连总部都如此憋屈,就别说各部队了。部队如此,随军眷属就只能杂居在部队营地四周的大棚里头,或是四处乱搭帐篷。直到1956年,才在美国的帮助下,紧急建设数百座新村给120万随着蒋介石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及其眷属居住。家父是军人,为1949年随着国民党败退来台的百万残兵中的一员。老爹身份证上籍贯栏里写的是四川省双流县,现在双流县已经没了,划为成都市的一个区。每次聊天时老爹都会说老家就在双流县的马家寺。我曾问过具体是在马家寺的哪儿,一巴掌就打过来:“瞎了你的狗眼,去了马家寺,远远地就能看到两株高高大大的柏树,那就是‘龚家大柏树’,就是你爷爷家门口。”40年后我是去过一趟马家寺,看到了高速公路,看到了大楼和工地,就是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大柏树。据老爹说,老家家境算是富裕,在当地算是个小地主,家中晒谷场就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平时开饭,家里二三十个长工能坐满三四个大圆桌,遇到农忙时左邻右舍过来帮忙就是百余人的规模。当年家里有了钱就能进省城读书,每当开学前几天,家祖父就叫两个长工各推着一辆鸡公车进城。鸡公车就是独轮车,头一辆轮左坐着老爹,轮右带着行李;第二辆就是堆着几袋加起来近百斤的谷子,“吱呀吱呀”地进城上学,这些谷子就是交给学校作为当年学费的。据老爹说,当年同学们都是这样,泸州的同学大半坐船来,顺带捎上十几坛泸州大曲;郫县的同学行李里头一定有几大荷叶包的豆瓣。学校也没计较哪个学生带的钱多钱少。由于少年时在省城成都读书,因此老爹就带了点儿成都公子哥儿的气质,栽花莳草、玩鸟养鱼、打麻将什么的样样都来点儿。到台湾后,有了空闲就在小院子里东栽西植,顺便养些鸟儿之类。老爹进军校也是偶然,1944年老爹中学毕业后考进了成都当地的华西协和大学。“当年哈,这个华西坝里头挤进了五六间大学,啥子北平的燕京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都在这里。”“我们学生不上课的时候,就全挤在河边的茶馆泡着,家里有钱的就来个三花(“三花”指以金银花、菊花、茉莉花为主材的饮品),没钱的就来杯玻璃(“玻璃”则指白开水)。”可刚入学没多久就遇到日军从广西柳州沿湘桂黔铁路打进贵州,前锋距离陪都重庆不到700公里,行军快的话七八天就能到。当时全国震动,蒋委员长于9月中旬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鼓励知识分子从军,老爹和几个老乡同学干脆就不读了,仗着自己的英文底子不错,跑去报名空军军官学校,想当个飞行员。那时候想当飞行员的多了,报名的长队拉出去都有好几百米,可飞机就那么几架,所以学历要审,身体要好,一切从严。官校一看报名表,吓,华西大学的,没问题。身体检查检查,身高、体重、四肢平衡、木器械操什么的毫无问题。最后在医官听诊的时候:“咦,肺部怎么有点点杂音?”“杂音?医官再听听,再听听,你听没得,莫不是耳朵塞驴毛听错咯?”没错,老爹就是因为一点杂音被刷下来,求情托人都毫无用处。得了,就这样老爹的飞行梦破碎,去不了昆明空军官校,只能去武侯祠空军机械学校待着。“老爹,你遗憾不?”“遗憾个?,他们上了天就没下来,全部都死翘翘了,要是我去了昆明,你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最后那个“道”字在川音要发二声)老爹毕业后,抗战已经结束,开始打内战。他随着部队移驻上海江湾机场,一待待了大半年,所以老爹当年对十里洋场可不陌生。加上老爹离家时,家祖父母给了他一箱银圆,说“带着花,钱没了就回来”。空军子弟,一箱银圆加上十里洋场,就等于狼进了羊圈,猫进了鱼市场,老爹乐不思蜀,真的是乐不思蜀。等到我约莫七八岁的一天,老娘在整理屋子时,特地爬上梯子,把一个高高放在衣橱上方的小旧皮箱拿下来打开,从里头一个小袋中倒出来十来个袁大头,说:“这一箱银圆就剩下这一点。”1948年底,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大败,江湾机场各单位奉命转进台湾。老爹和同学们面临选择,是走还是留下?留下就是“起义”也是“叛逃”,走就是去一个离乡万里没人去过的小岛,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件事老爹说得不多,但最后有一半的同学留下来,而老爹上了大江轮跟着部队到了高雄港。“老爹,你遗憾不?”“遗憾个?,要是我留了下来,你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上了港口,一群吐得七晕八倒的小伙子正饿得不行,看到港边一堆小贩前面的篓子里一挂挂黄澄澄的东西。“是啥子?”“没见过,你说是啥子嘛?”大家七嘴八舌,四川老乡没见过名为香蕉的水果,最后推派老爹出马和小贩交涉,四川话对闽南话,总之最后是买到手了。“咋吃?”“不晓得,你先吃一口嘛!”“唉,滑唧唧的,不好吃。”好嘛,四川老乡的第一口香蕉是连皮带肉。老娘的身份证上写的是广东省新会县。当年老娘的老爹,也就是我的外公,一家四兄弟于清末民初时渡海来台讨生活,从学徒修理机械开始。外公为人比较沉默,“不喜交际”,一直待在屏东客运站,最后做到总工程师,其他三兄弟几年后就带着手艺去了台南,最后个个都开铁工厂闯出一片天。外公和自己的兄弟们,也就是我的伯公叔公们,平时说的是粤语,和我外婆说的是闽南语,在客运站和日本同事说的是日语。老娘在屏东出生长大,在学校学的是日语,和左邻右舍说的是闽南语,后来,又自己学了点“国语”。好啦,遇到了老爹。老爹读书那会儿可没有“国语”一说,成都人只会说四川话,来台湾后说起“国语”来也带着浓浓的川音,也不知道当年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老爹是怎么娶到老娘的?而当年在台湾,本省和外省两个族群分得可是清楚得很,我们这些父母辈在1949年后过来的都叫作外省人。我是跟随父辈,身份证上清清楚楚写着籍贯“四川省双流县”。要是有人叫我们眷村小孩“台湾人”,我们非得跟他拼命不可,小时候我们眷村就和村外本省小孩没少打过架,我们都叫他们“土台客”,好似咱们比人优越一等。没想到30年后去大陆工作,身份一下子就变成了“台湾人”。在台湾我们被“台湾人”叫作“外省人”,在大陆我们被“外省人”叫作“台湾人”,搞得我们无所适从。02.蒋介石带来了“外省人”台湾真正有开化的文化,要从荷兰人占据时代算起。荷兰人来了之后,他们就开始组织私渡,从中国的福建、广东一带招人,所以台湾这个时候才出现汉族居民。那时台湾盛产鹿,一年可以向荷兰人上交40万张鹿皮。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这是第一次东方跟西方的战争,郑成功赢了,他拿到了根据地,更拿到了东亚的海上航权。因为郑家一直都是以海上航权出名,打赢这一仗以后,来往海上航行的船必须挂上郑家的旗子—郑家是要收“保护费”的。而当时跟郑成功过来的人以潮汕人为主,因为郑成功原来的根据地是在闽南一带,那里跟现在的潮州、汕头很近。20年后施琅又把郑家打败了,他这回带来的人多是闽南人。当时清朝政府原本是打算放弃台湾的,认为太远了,而且汉民也很少,只有施琅坚持要留下的,原因很简单:打赢了郑家以后,台湾有1/10的土地被施琅纳入囊中。而且施琅为了打动康熙,上奏说派去台湾的所有士兵,军饷当地出,这一下台湾一个农民缴的税是大陆农民的3倍,不仅要交国家的税,还要交施琅的税。这样一来,当时的台湾人民其实生活是很艰苦的。再加上施琅怕移民暴动,规定移民来台湾的只能是“男移女不移”。当时福建的土地不够,很多人就迁移过来了,造成了当时台湾的年轻男人过多,于是就和少数民族结合,所以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台湾后来的居民,母系是少数民族,父系则大多数是闽南过来的人。接下来就是客家人往台湾迁移,他们来了后发现最肥沃的平原已经被之前的闽南人、少数民族占据了,所以客家人就被赶去了北部的山区,这两大移民群体彼此水火不容,为争抢土地,冲突不断。日据时代日本人也移民,有一部分日本人在台湾出生的,他们就属于“湾生”。在1945年的时候,他们被迫回了日本。等他们回去,没有房子和地,更别说父母已经过世了。他们从小不知道日本,没有家乡的概念,有的会找到亲戚,如果祖父母还健在的话,可能会找到—但是从小没见过,没有感情:我出生在台湾,我的邻居、同学都是在这边,可是我被强迫回日本……这样的人有好几万,他们其实生活得非常困苦,非常悲惨。现在有人开始写这个记录叫“湾生回家”,这些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后来又回到了台湾,因为他们的生活还是黏附在台湾。大陆这边听到日本有一代人叫“湾生”,会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湾生”回去日本后,到了1949年,那个时候台湾人口将近600万,一下子蒋介石带着100多万人败退过来,这是有很大的冲击的。本来闽南族群就有很强的排外性,所以他们就把这批过来的人称为“外省人”——意思是台湾省以外的人,他们自己就称为本省人。刚过来那一批人,也是男的占了大多数,就与当地人通婚,于是我们眷村的小孩就被称为“外省人”了。03.邓丽君也是眷村子弟,老爹上班的台南空军基地地处市区南边,眷属们大体就住在附近的志开(又名水交社)、二空和崇诲三个眷村。每天清晨,自有交通车从眷村接送官兵前往台南空军基地,老爹的朋友们在这几个村子的不少,幼时我也常跟着过去逛逛。附近还有一个比较小的村子叫作飞雁新村,我就去过一两次,50来户,房子本身不大,院子倒是挺大的,里头住的全是飞行军官。那个年代两岸不平静,飞行员死得多,只要见到基地联队长的车进了村子,肯定没好事,不久就会传出阵阵哀号声,所以老爹一般不让我们过去,阴气重啊。台南空军基地,驻扎着台湾空军443联队,自我有记忆以来就是台湾空军F-5战机的主基地,也是台湾空军特技飞行小组雷虎小组的驻地,不过偶尔也会见到美军的F-4战机出没,当年在基地里头还存着好些美国核弹头。2015年4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23攻击中队(VMFA-323)的两架F-18因为机械故障而降落在台南机场。事实上,这个中队在1966年就曾驻扎在这个基地,算是旧地重游。基地对一般人来说是军事禁区,对眷村小孩来说就等同于家里厨房后院一般,跟着大人进出还算方便;等长大成了青少年为了避嫌,进出基地就少了许多。我去机场除了蹭吃进补,多半是因为家里无人照顾,因为老娘那时也得出外打工,遇到幼儿园、小学放假时,还真不放心将我一个人丢在家中。因此只要学校放假,干脆就让我随着老爹上班的交通车队进基地。基地里头吃的可丰富了,一早到基地,老爹上班,我就奔往美军福利社吃个汉堡加杯咖啡。咖啡苦苦的没啥好喝,但是加上三四勺糖后当个糖水喝也别有风味。汉堡在现在当然是普通得很,街上随随便便都能找到,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偌大一个台南市估计只有空军基地有汉堡。因为台湾空军是纯美式作风,连饮食都和美军别无二致。民间享用汉堡要在20多年后的1984年,才能在台北第一家麦当劳店里尝到。中午一般会被老爹的部下杨伯伯带去基地餐厅弄个小炒,多半是鱼香肉丝、回锅肉一类,偶尔再来个甜烧白当作主菜兼甜点。早上西餐,午饭川菜,就是台南基地一般军官的吃食。在餐厅里头常听到杨伯伯和其他同事谈笑风生,大伙儿全是川音。说来可怪,整个基地里头除了英语就是四川话,硬是没有听到“国语”。在台湾空军说英语是极正常不过的事,因为所有的武器装备都来自美国,作战、训练、维修、补给手册都是英文,所以在四川长大、连中学都没毕业的杨伯伯说起英语也是一溜一溜的,只不过发音怪怪的带点川音,听久了,日后学英语时就不自觉地带着川音和闽南音。后者是拜我高中老师所赐。至于台湾空军说川话也是有典故的。原来国民党空军是1931年发轫于杭州笕桥,前几期学员以北方小伙子为主,肯拼能打技术不差,从抗战开始就拼得有声有色。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空军与日本空军在上海上空接战,国民党空军来了个7:0的战绩,这个日子后来就成为国民党的空军节。但由于在数量上及飞机质量上不如日本,单凭个人技巧和勇气撑不了多久,开战后不到一年,这群飞行员就几乎牺牲殆尽。等国民党撤退到重庆后,空军各学校各部门也都改迁成都、昆明二地重新招生重新培训,云贵川老乡也因此成了国民党空军主力。退台后众老乡乡音不改,连带着所有在台湾加入空军的台湾本省小伙子为了要和部队老兵弟兄们沟通,一口闽南腔被硬生生地练成了闽川腔。除了吃之外,有时候还有劳军晚会,老爹就会带着全家老小杀进营区同乐一晚。劳军晚会一般都是几个艺工队来演出,艺工队有点像是大陆的文工团,只不过除了几个管事的是职业军人外,演员们大多是由义务兵里头选取。台湾一般的演艺人员和娱乐明星到了年纪不得不当兵时,很有可能在抽签分发时就因演艺专长被分发到艺工队,给弟兄们免费演出两年。记不得是在1968年还是1969年时,劳军晚会上看到了十六七岁成名不久的邓丽君,老娘和三姨兴高采烈地奔上前去一人拉着一只手合影留念,回家车上还一直唠叨着:“哎哟,邓丽君好瘦啊,手腕细细的。”三姨附和着说:“就是那张脸太大,不好看。”邓丽君也是眷村子弟,不过是陆军的,因小学时随着学校附近的空军93康乐队到处劳军演出而崭露头角。基地去得多了,除了吃喝拉撒玩之外,就是跟着杨伯伯在基地里头到处走,有时候在机堡里头看着战机加油挂弹,有时候在机棚里蹲在战机边上看着那些官兵们检修,有时候坐上吉普车跟着巡逻兵沿着机场周边巡逻。吉普车上挂着60机枪,一条沉甸甸的弹带从机枪上垂到弹药箱,弹头蓝闪闪的,很让儿时的我过足了英雄瘾。更多时候就是在机场尽头看着战机起飞,一次两架,轰隆隆的引擎声在头顶上飞过,也引发了我许多儿时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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