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明得失，以前贤为师，可得启迪。南宋大儒张栻开显了一代学宗的器识与宏愿，成为永世之楷模。通过对张栻及“张栻思想与民族复兴”这一学术议题加以研讨，理清张栻的思想脉络和文化成就、启发灵感，并结合实际就复兴中华文化提出建设性的方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当代的中国梦，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
本书简介：
本书是对南宋大儒张栻研究的论文结集，主要涉及张栻的易学、理学、教育、政治、诗学、史学等方面的研究，内容较丰富，代表了张栻研究的最新进展。通过对南轩昔时之所思所论的探究，希望为今日传统文化之传承、中国文化主体性之建设、中国文化之特质及其渊源流变之阐发、当下国家国族建构、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提供有益的启示，亦望经由张栻的研究，助推中国传统文化一阳来复之势的真正形成与到来。
作者简介：
周景耀，安徽省颍上县人，清华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中文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跨文化研究、中国思想史等。
目录：
赵辉序一1
张劲松序二3
刘东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1
付长珍市场时代的儒学复兴与秩序重建17
杨世文张栻的治国理政思想及时代意义27
蔡方鹿张栻反对“四风”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44
粟品孝“论说”与“事业”：理解张栻义利观的两个维度51
文碧方张栻与胡宏、朱熹58
王丽梅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75
肖永明申蔚竹南宋湖湘学派对周敦颐“理学宗主”
形象的初步建构86
杨潇沂吴仰湘试论张栻的知行观及其成因94
殷慧论张栻的礼学思想104
杨朗《南轩易说》中的目视114
目录：
赵辉序一1张劲松序二3刘东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1付长珍市场时代的儒学复兴与秩序重建17杨世文张栻的治国理政思想及时代意义27蔡方鹿张栻反对“四风”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44粟品孝“论说”与“事业”：理解张栻义利观的两个维度51文碧方张栻与胡宏、朱熹58王丽梅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75肖永明申蔚竹南宋湖湘学派对周敦颐“理学宗主”形象的初步建构86杨潇沂吴仰湘试论张栻的知行观及其成因94殷慧论张栻的礼学思想104杨朗《南轩易说》中的目视114周景耀张栻论诸葛亮：义利之辨与现代性问题123张申平张栻与“湖湘文统”141宁志奇绵竹南轩故里史迹新考160叶文举张南轩的《诗经》研究及其诗学主张170黄阿莎非与辋川做近邻，实由造化得心源181邹啸宇“体用相须，贵体重用”191胡杰探讨张栻经学与理学的关系203赖和平究竟在何处安身立命？213任仁张栻与吕祖谦往来书信编年考证221张建坤“生民”与“民生”229陈苛军张南轩“知行互发”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发249胡俊俊胡琼张栻朱熹暗引故训考同253罗晶宝南轩故里流淌的对联文化263高雷张栻的书院思想及其现实意义267纪洪堤略论佛教与儒家修为的异同274蒋德伟张栻太极思想与太极拳学试析282王丽梅高雷“张栻思想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综述288前言序一
德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赵 辉
2016年9月26日至28日，来自韩国， 中国澳门、台湾及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序一 德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赵 辉 2016年9月26日至28日，来自韩国，中国澳门、台湾及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及特邀嘉宾相聚在“古蜀之源，重装之都”德阳，就“张栻思想与民族复兴”这一学术议题进行研讨，会议围绕张栻思想与民族复兴、张栻与儒学、张栻的理学思想、张栻的政治思想、张栻与本地文化等议题做了广泛的交流与讨论。德阳人杰地灵，具有浓厚的历史底蕴、厚重的人文素质与发达的重工业基础，被誉为“川西明珠”，是古蜀文明发祥地。三星堆遗址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白马关、诸葛双忠祠等三国遗踪遍布境内，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的绵竹年画名扬海内外，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德阳文庙璀璨古今，“中国德孝城”德孝文化源远流长。德阳生态环境良好，是国家卫生城市、优秀旅游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德阳英才辈出，诞生了三国名臣秦宓、南宋名相张浚、理学宗主张栻、状元苏易简、文学家李调元、“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等众多名人。南轩先生诞生于德阳绵竹，幼承家学，用功早慧，博学多才，曾师从胡宏，深得胡宏赏识，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南轩先生创建城南书院，主岳麓书院教事，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南轩谥宣，从祀文庙，宣公怀瑾握瑜，其“体国之忠”，“为政之勤”，“为学之谨”，“立身之正”等品质，充分展现其传道济民的济世情怀，光辉而短暂的一生是实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的光辉典范，由此开显了一代学宗的器识与宏愿，成为永世之楷模。以史为鉴，可明得失，以前贤为师，可得启迪。对张栻的政治、教育和理学思想的深入交流和探讨，理清其思想脉络和文化成就、启发灵感、结合实际就复兴中华文化提出建设性的方略，是会议所追求的目标。会议的论文集的行将出版，是德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此热诚祝贺张栻研讨会论文集的出版，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亡续绝、传承和发扬行将起到重要作用，也将促进德阳文化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同时也有益于带动德阳经济之繁荣。张栻的思想研究还将继续，我们对文化主体性的建设还在行进。文明贯通古今，文化连接世界，德阳人民热忱欢迎海内外朋友来此地调研指导、交流学术、传播文化。有感于斯，特以为记！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刘 东 （一）我们都知道，孔子曾经向着“德之不修”和“学之不讲”的状况，表达出特别深切的忧虑。而如果再参照他那个年代“礼崩乐坏”的现实，我们就不难由此体会出，对于学术话语的“讲说”或“讲谈”，至少从孔子的角度来看，对于文化传统的传习与发展来说，具有相当关键的乃至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因为，一旦这样的“讲说”或“讲谈”被冷落了下来，载有文化精义的经典就要被束之高阁了，而文化的内在运脉也便要渐渐式微了。正因此，对于学术话语的这种持续“讲说”或“讲谈”，便应被视作支撑起一种文化传统的、须臾不可稍离的深层推力。更不要说，这种来自主体内倾的文化动力，对于由孔子所开出的这个文化类型而言，又具有远较其他文化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此种文化的特点恰在于“无宗教而有道德”；也就是说，它决定性地舍弃了在它看来并不可靠的、至少也是属于未知的外在神学支点，转而去向更有把握体会到的、来自主体的仁爱之心去寻求支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曾这样来总结此种文化模式的独特贡献：“善于自我救度的、充满主动精神的人类，实则只需要一套教化伦理、提升人格的学术话语，去激发和修养社会成员的善良天性，就完全可能保证日常生活的道德判断，从而不仅维系住整个社会的纲常，而且保障人们去乐享自己的天年！”我们知道，到了两千多年以后，为了维持这种话语本身的生机，以保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状态，现代学者冯友兰又在他的《新理学》一书中，把儒家后学对于它的“讲说”或“讲谈”活动，区分成了“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而沿着他的这种思路和句式，我跟着又把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关系，发展到了再从“接着讲”到“对着讲”的关系。——回顾起来，我当时正在北大比较所工作，也就是说，当时我正集中关注着文明边界上的问题。所以，按照自己当时的心念，如果能把上述两组辩证关系再串联起来，那么，借助于这三种接续产生的、针对全部既有人类智慧种子的，既严肃又灵动的讲说态度，就有可能牵出一条足以把我们引领出“诸神之争”的红线。正是为了克服片面囿于某一传统的“接着讲”，我们就必须把它进一步解放为“对着讲”！事实上，每天都摞向我们案头的西方学术译著，和林立于我们四壁书架上的中国古代典籍，已经非常鲜明和直观地提示着我们，如今不管谁想要“接着讲”，也至少要承袭着两种精神传统去开讲，——而且是两种经常在相互解构和解毒的传统！由此很自然地，如果我们自信还并非只是在以西方传统或中国传统为业，而是在以思想本身为自己的事业，那么两种传统之间的“对着讲”，就无疑是一种更合理也更宽容的学术选择。在那以后，我虽然又调到了清华国学院，工作的重心也随之有所调整，可自己在这方面的持续关注，却没有发生过丝毫的转移或变迁。毋宁说，我倒是发现了这种种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再到“对着讲”的、越来越丰富和细腻的讲说方式，对于如何开展国学本身“讲说”或“讲谈”，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为了能充分展开这种想法，我又需要在开头的这一节里，先来讲清在这三种“讲说”方式之间，究竟是如何渐次升华和不可分割的。首先应当看到，学者们之所以会一再地提出和细化这类区分，而先从“照着讲”走到了“接着讲”，又从“接着讲”走到了“对着讲”，当然是因为大家都在具体“讲说”的过程中，不断意识到列在后面的那种“讲说”方式的必要性。——比如说，即使只打算去“照着讲”，实际也不会只是在老实巴交地照本宣科，而必须充分调动起阐释者的积极性，否则就什么想象力都发挥不出来，什么新意和创见都“讲说”不出来，从而也就势必要被后人所忽略或淘汰了。正因为这样，正像伽达默尔早已向我们展示过的那样，在作为一种有机过程的“讲说”活动中，真正称得上卓有成效的“照着讲”，就只能是充满参与精神的“接着讲”，哪怕有人挑明了要严格地采用汉学（汉代之学）的方法。进而言之，由于文化之间越来越密切的交流，已使得任何统绪都无法单独自闭，又使得任何想要在哪条单线内进行的“接着讲”，都会不自觉和程度不一地变成了“对着讲”。——比如，如果只看其表面的宣示，唐代韩愈口中的“道统”曾是何等的森严和排他，所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可在实际的文化操作中，等到这个“道统”在后世真被继承下来，获得了被称作宋代“道学”的精神后裔，却不仅没对佛老进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愈：《原道》]，反而被后者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没有印度文化的传入与接受，其立论重心原在仁爱之心的儒家，顶多也只会以康德式的“主观的合目的性”，去虚拟地提出《易传》中的天地解释，以充当自家学说内核的、拉卡托斯意义上的“保护性假说”。而宋明理学的那些基本命题和图式，什么“格物/致知”，什么“主敬/主静”，什么“天理/人欲”，什么“道心/人心”，什么“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就不会照后来的样子被诱发出来。——尽管话说回来，又必须是沿着儒家学术的基本理路，和不失这种人生解决方案的基本特色，这类的诱发才会显出积极的效果；正因为这样，在先秦时代曾经看似平分秋色的“儒分为八”，也就不可能获得同样的思想史地位。既然说到了这里，就不妨再跟着补充说明一句，人们以往在这方面，似乎未能以同等的注意力看到，理学家之所以能顺利汲取当时的“西学”（西域之学），则是因为早在他们的时代之前，中原文化便已针对着外来的佛学话语，而长期采取了“对着讲”的文化策略，从而既逐渐化解了其外在性，又悄悄把它转化为可以优势互补的思想材料。而这也就意味着，不光是在理学家那里，实则早从佛学刚刚传入开始，这种“对着讲”的过程就起始了。——这也就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益发证明了我所提出的“对着讲”的普遍化和有效性。更不要说，尽管在一方面，正如我以前已经指出过的，“冯先生当年想把‘接着讲’跟‘照着讲’划分开来，其本意无非是赋予后者以学术合法性，以便名正言顺地对经典进行创造性的发挥。——这样一来，如果他在‘贞元六书’中想要代圣人立言，就只需照顾这些言论是否贴合儒学的内在走向，而不必计较是否确有先贤的语录可供征引”可在另一方面，这位自觉要来做个“宋学家”的现代学者，实则又在宋明理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揉进了西方哲学的要素，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当年借以自况的这种“接着讲”，也就属于一种照顾面更广的“对着讲”了，也即又不光是在中印文化之间来“讲说”，还更是接续着中、西、印三种文化的统绪，来进行水乳交融的、你中有我的“讲说”。出于同样的道理，现代中国著名的“新儒学三圣”，也即性格既鲜明、贡献亦突出的熊十力、梁漱溟和马一浮，这些学者从一个方面来说，当然也都是“接着”宋明理学来讲的，而且或许正因为此，他们才如此不约而同地，全都突显了自己的佛学渊源，而这自然就已经属于“对着讲”了；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所共同发出的学术话语，还又在同时回应着西学的强烈冲击，而或隐或现地回应着外部世界的挑战，——甚至，即使是在那些看似未涉西学的命题中，如果细绎其立意的初衷亦莫不如此，而这就更要属于自觉的“对着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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