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积聚三十多年心血之作，完整而又巧妙地梳理了德国浪漫派的历史，“细致入微”而又“宏阔之至”。使读者既能深入到德国浪漫派诸派别其里，一窥各派别的细致“风貌”；又能延展至与德国浪漫派有关的同时代文学现象、文化思潮以及政治事件等广阔视野里，全方位、多角度的把握这一文学现象。本书行文酣畅淋漓，严谨洒脱，趣味隽永，使德国浪漫派的灵性、自在尽现字里行间，十分具有可读性。
本书简介：
18世纪末发端于德国，随后在欧洲各地出现的浪漫主义，是一次波及范围大，影响深远，其“余波”至今尚未停息的文化思潮。其波及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领域，席卷了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探讨的德国浪漫派，是这个思潮的源头，特指18世纪90年代至1850年前后由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等掀起，随后又有布伦塔诺、阿尼姆、克莱斯特、霍夫曼、艾兴多夫等大批作家参与的一场文学运动。 德国浪漫派对后世有着难以估量之影响，它不仅是现代派当中诸多流派之源，更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论德国浪漫派》是自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学者系统研究德国浪漫派的第一部专著。不仅对德国浪漫派的形成历史研究得十分透彻，而且将德国浪漫派放入启蒙运动、德国古典文学，以及同时代的斯拉夫语世界的文学、英语世界的文学（包括北美文学）、罗曼语世界的文学、北欧文学等与它有关的文学广阔视野里一起考察。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对历史上关于德国浪漫派的论争有着独到见地。方便读者一本书把握德国浪漫派，更有助于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德国浪漫派的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
陈恕林，男，195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1954－195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选修德国语言文学。自1959年10月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翻译，重点研究德国浪漫派。
主要论著有：《德国浪漫派及其评价问题》《E.T.A.霍夫曼及其评价问题》《海涅与德国浪漫派》《魏玛古典文学与德国浪漫派》《从德国浪漫派看“积极”与“消极”浪漫主义划分问题》和《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作品多次入选《中华文库》系统工程。其中，《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于2004年获香港世界华人交流协会和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颁发的“国际优秀论文奖”。
主要译著有：霍夫曼长篇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观》、中篇小说《斯居戴里小姐》；霍普特曼剧本《织工们》《马车夫亨舍尔》、中篇小说《索阿纳的异教徒》《道口看守员蒂陈恕林，男，195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1954－195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选修德国语言文学。自1959年10月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翻译，重点研究德国浪漫派。 主要论著有：《德国浪漫派及其评价问题》《E.T.A.霍夫曼及其评价问题》《海涅与德国浪漫派》《魏玛古典文学与德国浪漫派》《从德国浪漫派看“积极”与“消极”浪漫主义划分问题》和《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作品多次入选《中华文库》系统工程。其中，《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于2004年获香港世界华人交流协会和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颁发的“国际优秀论文奖”。 主要译著有：霍夫曼长篇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观》、中篇小说《斯居戴里小姐》；霍普特曼剧本《织工们》《马车夫亨舍尔》、中篇小说《索阿纳的异教徒》《道口看守员蒂尔》；霍赫胡特剧本《代理人：一出基督教悲剧》；卡尔?迈长篇小说《银湖宝藏》；德国民间故事选《厄伦史皮格尔的故事》；托马斯·布热齐纳恐怖俱乐部系列丛书《魔鬼电车·碧眼男人·隐形怪物》；等等。
目录：
前言
导论
第一篇德国浪漫派的渊源与流变
第一章德国浪漫派的渊源
第二章一些作家的流派归属问题
第三章早期浪漫派（1790—1802）
一、早期浪漫派的产生
二、《雅典娜神殿》
三、早期浪漫派的特点
四、历史功绩
五、耶拿浪漫派的解体
第四章中期浪漫派（1803—1815）
一、时代背景
二、中期浪漫派的特点前言导论第一篇德国浪漫派的渊源与流变第一章德国浪漫派的渊源第二章一些作家的流派归属问题第三章早期浪漫派（1790—1802）一、早期浪漫派的产生二、《雅典娜神殿》三、早期浪漫派的特点四、历史功绩五、耶拿浪漫派的解体 第四章中期浪漫派（1803—1815）一、时代背景二、中期浪漫派的特点三、海德堡浪漫派（1805—1808）四、德累斯顿：中期浪漫派的另一个活动地盘（1806—1809）五、柏林（中期）浪漫派（1809/1810—1815）六、维也纳浪漫派（1808—1815） 第五章晚期浪漫派（1815—1850）一、历史背景二、天主教浪漫派之一：弗·施莱格尔和维也纳后期浪漫派（1818—1829）三、天主教浪漫派之二：格雷斯、艾兴多夫和布伦塔诺（1776—1842）四、施瓦本浪漫派（1807—1850）五、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过渡 第二篇独特的文艺理论第一章德国浪漫派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一、从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学转向中世纪和中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二、鼓吹文艺同宗教的融合三、偏爱晦涩文字，向往神秘主义 第二章美学革命和文学纲领一、浪漫派的美学革命二、浪漫派的文学纲领 第三章断片：德国浪漫派文艺理论的独特形式一、断片：浪漫派的重要理论形式二、浪漫派偏爱断片的缘由三、断片的传统与样板四、艺术风格与特色 第四章反讽：浪漫派美学的核心概念一、浪漫派反讽的来龙去脉二、弗·施莱格尔式的浪漫派反讽三、浪漫派反讽的接受第五章文艺批评作为一种批评艺术一、弗·施莱格尔文艺批评理论产生的背景二、弗·施莱格尔的文艺批评理念 第六章长篇小说：浪漫文学之核心一、长篇小说在传统的标准美学中的地位二、浪漫派的长篇小说理念三、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和德国浪漫派四、《卢琴德》：弗·施莱格尔小说理论的实验基地 第七章志异小说和中篇小说一、志异小说二、志异小说大家：克莱斯特三、中篇小说 第三篇热点难点问题第一章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一、“对立论”的来龙去脉二、“对立论”难以自圆其说三、浪漫派：启蒙运动精神的继承发扬者四、基本看法第二章弗·施莱格尔的莱辛评论第三章法国大革命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第四章魏玛古典文学与德国浪漫派一、时代名称问题二、席勒与早期浪漫派三、歌德与早期浪漫派四、美学上的对比第五章海涅与德国浪漫派一、海涅背弃浪漫派的原因二、海涅与浪漫派的关系三、海涅对浪漫派的批判 第六章从德国浪漫派看“积极”与“消极”浪漫主义的划分问题第七章德国浪漫派与欧洲浪漫主义一、概述二、欧洲浪漫主义的特征三、德国浪漫派的个性特征四、德国浪漫文学在西方国家的接受五、结语 第四篇人物研究第一章浪漫派理论家弗·施莱格尔一、家庭出身二、青少年时期三、动荡的生活，丰硕的成就 第二章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一、文学史论争中的诺瓦利斯二、诺瓦利斯诗歌代表作：《夜颂》三、诺瓦利斯长篇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 第三章怪诞小说艺术大师霍夫曼一、霍夫曼生平，从音乐家到小说家二、霍夫曼小说创作巡礼三、霍夫曼小说创作三原则四、霍夫曼小说艺术在后世作家中的反响附录：其余德国浪漫派作家简介阿尼姆，贝蒂娜·冯阿尼姆，路德维希·阿希姆·冯布伦塔诺，克莱门斯沙米索，阿德尔伯特·冯艾兴多夫，约塞夫·冯富凯格林兄弟格雷斯克尔纳米勒，亚当施莱格尔，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多罗苔娅谢林，卡罗利妮乌兰德瓦肯罗德 前言前言
文/张黎
（张黎/原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
《论德国浪漫派》的作者陈恕林，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我们在大学同窗5年。从在莱比锡工农学院一起学习德国语言开始，然后又一起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攻读德国文学，毕业后，我们又一起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前身），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直到他2011年12月辞世，我们在一起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从青年时代的磕磕绊绊，到晚年的相知甚笃，可谓缘分不浅。令我欣慰的是，他辞世之后，我居然有机会为他整理这部遗稿，给我们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友谊平添了一抹带有悲剧味道的浓郁色彩。整理过程中，他生前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在朋友中间常常开些大男孩儿式的玩笑，他那广式普通话会引起阵阵笑声。每次到我家来，只要赶上吃饭，总要说一声：“瞧你们家过的这城市平民生活。”那是“文革”后期，主副食供应紧张，一家四口围着一碗素炒白菜吃饭，在他看来，这日子过得太寒酸了。
前 言文/张黎（张黎/原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 《论德国浪漫派》的作者陈恕林，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我们在大学同窗5年。从在莱比锡工农学院一起学习德国语言开始，然后又一起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攻读德国文学，毕业后，我们又一起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前身），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直到他2011年12月辞世，我们在一起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从青年时代的磕磕绊绊，到晚年的相知甚笃，可谓缘分不浅。令我欣慰的是，他辞世之后，我居然有机会为他整理这部遗稿，给我们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友谊平添了一抹带有悲剧味道的浓郁色彩。整理过程中，他生前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在朋友中间常常开些大男孩儿式的玩笑，他那广式普通话会引起阵阵笑声。每次到我家来，只要赶上吃饭，总要说一声：“瞧你们家过的这城市平民生活。”那是“文革”后期，主副食供应紧张，一家四口围着一碗素炒白菜吃饭，在他看来，这日子过得太寒酸了。 遗憾的是在60年的相处中，我们极少谈起个人的身世。我们都影影绰绰地知道，他生在南方的穷乡僻壤，我长在北国的野岭荒村，彼此都有过不幸的少年时代，仿佛那是我们的最痛，谁都不愿意触摸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想不到我们都“混”入了知识分子行列。就我们的身世来说，若在旧中国，根本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是新中国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为我们开辟了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前程，我们不仅能念中学，读大学，而且成了新中国最初的一批公费留学生。依照旧日的眼光，在中国读书，特别是“读大书”，被认为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可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出过读书人，用我们家乡的话来说，到我们这一辈，我们家“祖坟上冒了青烟”。我们都是幸运的。我们虽然天生有些木讷，不善于用语言表达内心感情，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新中国最早的既得利益者，我们不但知道感恩，也懂得知恩图报，我们都怀有为新中国更加美好未来贡献绵薄己心的热忱。 在整理他的遗稿过程中，我想起一些德国文化史上文人相助的佳话。不是“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助。他们鼓励我把朋友的遗稿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尽量兢兢业业，不留或者少留遗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表明我这位老同学虽然出身寒微，祖上没有传给他什么文化基因，在新中国的培育下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阅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过世的时候，朋友们最关心的是《资本论》除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之外，还有没有后续遗稿。起初连恩格斯也说不清楚。他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发现一大摞手稿，经仔细辨认，原来它们就是《资本论》的后续内容。这个发现令马克思的朋友们欢欣鼓舞。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很快整理出资本论第二卷，于他去世两年后在汉堡出版。第三卷的整理工作花费了恩格斯整整10年时光，他在这一卷书上花费的功夫，远不只是整理两字所能表达，马克思原稿表述得比较晦涩的地方，他必须作一些词句调整，使之明白晓畅；原稿资料重复，内容不够简练的地方，他必须对某些篇章进行删减和压缩；某些读者难以理解的术语，他必须作些改动，等等。为了完成朋友的未竟之业，恩格斯不惜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没有恩格斯这种无私奉献，《资本论》不会有现在这样完整的面貌。 德国浪漫派文学时期，也涌现过不少这样的动人事例。早期浪漫派作家威廉·亨利希·瓦肯罗德，不满25岁便因伤寒病而辞世。他的遗稿经过同窗好友路德维希·蒂克精心整理，还加写了一篇《前言》和三篇文章，编成《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于作者去世第二年出版。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那一代德国文学青年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其成书过程具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倡导的所谓“协作文学”和“综合艺术作品”特点，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浪漫派文学经典。我国已有谷裕教授译文，对德国浪漫派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来感受德国浪漫派的风采。 诺瓦利斯是早期德国浪漫派代表性诗人，不满30岁便死于肺结核，可谓英年早逝。他去世以后，他的朋友蒂克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共同整理了他的遗稿，出版了两卷本《诺瓦利斯文集》，从而扩大了诺瓦利斯作品的读者群。诺瓦利斯那具有丰富想象力、充满哲理性、风格浑厚凝重的诗歌，在19世纪欧洲诗歌创作中产生广泛影响，开了一代新诗的风气，有力地冲击了古典美学的条条框框。 德国浪漫派文学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是个居无定所的学者型作家，一辈子以旅行授课为生。1829年刚刚开始，在德累斯顿波兰饭店讲授他的哲学三部曲（《生命哲学》《历史哲学》和《语言哲学》）最后一部的时候，死于突发心脏病。他的朋友诗人蒂克和哲学家温迪士曼，得知施莱格尔去世的消息，立刻向他的太太多罗苔娅伸出援手，帮助她搜集和出版他的遗稿。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得悉噩耗，也亲自张罗把施莱格尔散落在德累斯顿的手稿运往维也纳，交给暂居那里的施莱格尔遗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能出版35卷本《施莱格尔全集》，全得益于当年众多朋友的热心相助。 在以上三次抢救文人遗稿的活动中，每一次都活跃着蒂克的身影，显然，他是个十分重视友情，珍惜同行精神劳动成果的作家。这些热心肠的德国文人，为保存和发扬德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点赞的。 《论德国浪漫派》是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撰写的第一部专著。它开了中国学术界系统研究德国浪漫派文学的先河，使我们开始摆脱对这个领域一知半解的窘困状态。无疑，它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带动我国学界同仁对此开展深入研究，撰写新的著作。我这位老同学在这个课题上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这部著作是他辛勤耕耘三十年的结晶。我非常钦佩他那种做学问的钉子精神，一旦认准方向，便心无旁骛，咬住不放，不取得自己满意的成果决不撒手，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这部专著，它将在我国学术著作书架上放出异彩。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革”后第一次召开的德国文学讨论会上，我作了一个《歌德与德国浪漫派》的发言，旨在提醒同行关注各国德语文学界关于浪漫派问题的讨论。我在撰写发言稿时，多次与陈恕林一起讨论，征求他的意见。我们当年都注意到厘清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对长期争论不休的这段德国文学史的认识，对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们还意识到我国学术界面对当时世界各国同行的讨论，基本上是置身度外，无动于衷，实际上是没有发言权的。作为中国的德国文学工作者，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种失职的感觉，可也无可奈何，毕竟在业务上荒废了十年，还未来得及补课。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家争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国出版界不知是由于信息不灵，还是故意唱反调，居然出版前苏联学者伊瓦肖娃的《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其中对德国浪漫派的批判文字十分扎眼。直到“文革”过后，常常还有人习惯性地重复这本书里一些明显站不住脚的结论。我记得在那次德国文学讨论会上，南京大学赵瑞蕻教授以诗人的炙热话语，作了一次激昂慷慨的发言，他对这种倾向表示无法理解。当年我在写发言稿时，就意识到陈恕林对这种状况十分痛心，我当时就注意到他在搜集和阅读资料，执意要在这个领域取得发言权，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德国浪漫派进行深入独立研究，摆脱重复外国学人结论的局面。 我这位出身广东罗定农村的老同学，别看平时话语不多，普通话说得也不够利落，但却是个很有担当的人。他决心要做一件事情，既不惜力，亦不吝时。在别人看来，像他这样盯住一个课题，一干就是三十年，不计时间，不计精力，不计成果，不计职称升迁，颇有点“笨”，至少人家会说他“事倍功半”。可我这位老同学不这样看待自己，他是个做事极端认真的人，既然是做学问，就要做到真懂，这个领域该掌握的知识，要尽量掌握，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停留于人云亦云的水平。他没有这样干，凭着他的性格，也不会这样干。他是个主张厚积薄发的人，不急于表现自己。他更没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念头。他去世以后，我在他家里发现，他为研究浪漫派所收集的论文、专著和评论文章复印件，足足订了厚厚的二十几大册，规规矩矩地堆放了一大摞。他的夫人沈代珍指给我看那一大堆装订得整整齐齐、分门别类的复印资料，颇有一种望洋兴叹之感。这些资料有他自己出国考察带回来的，有我们研究室的同事从国外为他收集回来的，也有他的德国同行、朋友、旧日的老同学陆续寄给他的。他并不满足阅读这些文字材料，为了理解某些浪漫派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他甚至乘身在德国之机，去做些“身临其境”的调查。莱比锡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克劳斯·裴佐德（Prof.Dr.KlausPezold）教授，曾经亲自驾车带他考察了萨克森地区的魏森费尔斯小镇和附近乡村，以增进对诺瓦利斯精神世界的理解，对他诗歌内含和艺术特点的认识。有一次，克劳斯与我谈起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位老同学的敬业精神，表达了他那由衷的赞许和钦佩。 《论德国浪漫派》写成如此令人羡慕和敬佩的学术著作，绝对不是偶然的，这部著作是他花费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经营出来的。当初设计这部著作时，我们曾经一起讨论，拟写成一部断代史类型的著作，后来我读了他陆续发表的几篇论文，发现他要冲击更高的目标，突出议论的分量。如今我们看到这部著作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内容和写法，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尤其是第三篇，突出了论争的色彩，执意要对历史上关于德国浪漫派的争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匡正学术界长期以来某些人云亦云，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谬误。本书第三篇可以称为这部著作最精彩的篇章，它们当年以论文形式发表时，曾经引起学术界同行的关注，在德国浪漫派研究中起了引领方向，改变风气的作用，有的论文，例如《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还在香港学术界获得“国际优秀论文奖”。细心的读者一定还会注意到，作者在为德国浪漫派辩护时，表现了惊人的理论勇气，他选择了德国文化史上三位重量级的大人物，即歌德、海涅和卢卡契作为他的论战对象。尊重和敬畏这些文化伟人的成就，绝不等于盲目地随波逐流，也不等于可以姑息他们的谬误，况且作者在批评他们关于德国浪漫派的错误言论时，采取的是心平气和充分说理的语言，与他们当年对待浪漫派那种讽刺、挖苦、判决辞式的语言迥然不同。这是这部学术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本书对德国浪漫派形成历史的梳理十分仔细，下足了功夫，在浪漫派形成时间、地理分布、人员构成、地方特点等方面，尽量分门别类，交代得清清楚楚。作者在行文中不断强调，德国浪漫派是个派中有派的复杂现象，不可用一把尺子衡量他们，把握这一特性，你就容易理解为何耶拿浪漫派偏于理论，柏林浪漫派偏于小说创作，海德堡浪漫派偏于民间文艺的发掘和整理，巴伐利亚浪漫派偏于抒情诗创作，等等。这样的梳理有利于读者避免对德国浪漫派作囫囵吞枣式的理解，在方法论上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本书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作者的描述对象并未局限于德国浪漫派自身，而是把与浪漫派有关的启蒙运动、古典文学、浪漫派同时代的文学现象，都纳入了自己的讨论范围。不仅如此，为了便于读者全面认识德国浪漫派，理解德国浪漫派与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作者把同时代的斯拉夫语世界的文学、英语世界的文学（包括北美文学）、罗曼语世界的文学、北欧文学等，只要与德国浪漫派有关系，都纳入了他的考察视野。浪漫派在西方是个国际性的现象，评论家对浪漫派的定义、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作者把他们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有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把握这种文学现象，避免坐井观天的一孔之见。从这个角度来说，《论德国浪漫派》是一部能够使读者放开眼界、展开联想、富有启发性的著作。 我在整理这部遗稿过程中，常常会联想到我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某些文学现象。德国浪漫派文学与我国魏晋文学，虽然产生自亚欧两个大陆的两端，具有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时间上相距1600年之遥，但我们却能发现，它们具有某些大体相似或相同的特征，这是很值得文学史家思考的。例如它们都重视哲学思辨。中国传统称谓是“玄思”、“玄学”或“清谈”，德国浪漫派作家创作的“断片”（Fragment），或译成“语录”，也具有“玄思”特点，它们都是对自然、社会、人生、艺术进行哲理思考的文字，而且都体现了求真、自由、平等、创新精神，为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 又例如它们都重视文学批评。魏晋文学时期是个文学批评繁荣兴盛时期，作家们从人物品藻发展为作品品评、文体辨析以至形成文学理论体系，提出许多新的文学概念如风骨、风韵、形象、形神，等等。这期间出现了不少文论名家名作，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德国浪漫派，尤其是早期浪漫派，是个大力提倡文学批评的时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经借助论文、文学讲座，尤其是借助断片形式，就浪漫诗歌、文学批评、文学体裁、文艺形式以及神话学等问题，阐述了浪漫派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观念，他的《论莱辛》《评歌德〈威廉·迈斯特〉》，他哥哥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三卷本《论戏剧艺术与文学》，都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文学史著作。 还比如魏晋文学和德国浪漫派都有聚会结社的风气，文艺家们通过聚会交流创作心得，促进文艺思潮的兴旺发达。文学史家普遍认为，在我国文人聚会风气大约始于汉末魏初，其中最著名的是“建安七子邺宫西园之会”，邺城在今日安阳北，临漳西。曹丕、曹植、王粲、刘桢、应旸、陈琳、徐斡等人游于一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①。朋友们郊游之际，饮酒赋诗，呈现一派亲密无间，情谊深笃的气氛。他们留下的那些《公宴诗》表达了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邺宫西园之会被认为是后代文人聚会活动的滥觞。此外还有发生在三国魏晋正始年间，今日辉县西北武修一带的“竹林七贤之会”；发生在西晋以石崇为首的“金谷之会”，地点在今日洛阳以西的金谷涧；更著名的是发生在东晋会稽的以王羲之为首的“兰亭之会”，此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兰亭修禊，曲水流觞”的美谈。 德国浪漫派时代也有这种聚会结社的风气。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于1796年来到耶拿，被视为他踏入德国文学和哲学界的开端，在这里他与哥哥结识了哲学家谢林、诗人蒂克，拜访了莱比锡时代的老同学诺瓦利斯，并创办了面向知识精英的刊物《雅典娜神殿》，他们的初次聚会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德国浪漫派的开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活动甚至延伸到了德累斯顿画廊。后来他们迁往柏林，在这座城市传统的英国楼“周三会”上结识了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于是又以施莱格尔为首形成一个思想活跃的新团体。他们的活动内容，也从耶拿时期的宣传浪漫派纲领，转向了构建浪漫主义的“道德体系”，更关注个性、自主性、独创性、友谊、爱情、妇女地位、两性关系，等等。有趣的是E.T.A·霍夫曼并未加入这个小团体，他在柏林是个单枪匹马的浪漫派小说大家。他的地位颇似我国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并未隶属于任何集团，而是以超然不群的姿态，高踞于众人之上。海德堡浪漫派小圈子，是从阿尼姆和布伦塔诺开始的，他们带着编纂和出版古代民歌的计划，于1804—1805年来到海德堡，很快团结了一批同好，如格雷斯、格林兄弟等人，他们除编辑出版《隐士报》外，还主要从事民歌、民间故事的搜集、研究和普及工作。他们留下了举世著名的《格林童话》《男童的神奇号角》和《德国民间故事书》等。除上述共同特点之外，我国魏晋文学和德国浪漫派还有重想象、追求无限、崇尚个性解放、崇尚学问、激浊扬清，即批判精神等共性。从上述类似的共性可以看出，无论是我国魏晋文学还是德国浪漫派，在各自国家文学史上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创作，竭力冲破历史上形成的美学框架，审美情趣，一时之间文学艺术的题材、体裁、形式、语言表达方式等出现了新的更为个性化的特点。文学艺术的这种所谓“新变”，与文学家、艺术家的“文学自觉”、“艺术自觉”是分不开的，它们是文学艺术新时代来临的标志，奠定了后来文艺发展的方向。 关于《论德国浪漫派》这部书稿的整理过程，我还要交代几句。作者去世后，按照我与陈夫人沈代珍的约定，先由作者女儿陈菲把他的手稿进行初步加工整理，并输入电脑。然后把电子稿传给我，由我做第二遍加工整理。我补写了作者未来得及完成的第四篇第一、第二两章，对全书表述未尽完善之处，加了些补苴罅漏的文字。最后由我老伴儿刘迎晖对完成稿作通盘审读、润饰，对书中所用术语、人名、地名、书名进行统一。全书整理工作花了我们三人三年时间。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这位老同学挥汗苦读，撰写了一部学术著作，终于要变成铅字了。我作为他的老朋友，自然是欣喜万分，可他自己却未能看到这部著作问世。他病重期间，我去他家探望，他一再惋惜地说：“那本书本来快要结束了……”我安慰他说：“安心休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只是苦苦一笑。我知道，眼看着谢七爷、范八爷们的影子房前屋后转悠，我那些安慰的话是多么苍白无力呀。 他生前多次嘱咐我，一定要为这本书写个前言。他知道我是从来不为别人的书稿写前言后记的，这次是责无旁贷，必须满足我这位老同学的遗愿。呜呼，愿他在天之灵安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浪漫派政治上所追求的是自由解放，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启蒙运动精神孕育下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检验人们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的试金石。1792年，年方19岁的浪漫派作家蒂克在致友人的信里表示：“现在，我日夜思念着法兰西，如果她遭殃，我就蔑视整个世界。” 随着法国革命和战争的发展，战争与和平问题牵动着千百万人的心，它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和文人墨客写作的主题。针对康德的论著《为了持久的和平》（1795），青年弗·施莱格尔发表了他的重要政论文章《试论共和主义》（1796）。他从天赋人权的观点出发，认为公民不仅享有立法权，也应拥有执法权，并且在无法忍受专制主义压迫或者宪法遭到破坏时，甚至还有暴力反抗的权利。施莱格尔的文章不仅批判了康德的错误观点，同时也反驳了英国政治家伯克（EdmundBurk）及其追随者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伯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1790）一书里，以所谓暴力行为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和传统为由，谴责法国大革命，鼓吹渐变式的改革。他的书译成德文后，广为流传。人们曾认为它对德国浪漫派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人们改变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弗·施莱格尔这篇文章以及他在90年代写作的其他论著，对事情的是非曲直作出了明确地分析和判断。 艺术上，浪漫派向往创作自由，弗·施莱格尔声称，浪漫主义文艺不受任何文艺法则制约，“诗人的‘专断’，不容忍任何法规约束”，乃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条法则”。诗人诺瓦利斯本着启蒙运动精神，提倡思想的独立自主，他说：“理智不是要求人人都是他自己的立法者吗？世人应该只服从他自己（制定）的法则。” 浪漫派并没有让他们的文艺主张停留在口头或书面上，而是将其付诸实践，在创作中，他们的确“独断专行”，随心所欲。浪漫派之前的德国文学，存在理性化、教条化的现象和倾向。给人以索然寡味的感觉，除歌德、席勒等少数个别作家外，在国外影响寥寥。浪漫派给它“注入新鲜的血液”（梅林语），使之生机勃勃，富有魅力，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和形象。 启蒙运动思想家所确立的思想，尤其是事物不断发展并日臻完善的观念，也为早期浪漫派所接受。孔多塞关于人类社会能够不断进步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对19世纪的哲学和社会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最后一部，同时也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著《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中，阐明了人类社会可以不断进步、日臻完善的观点，要消灭民族之间和阶级之间不平等的看法。这部论著的发表，特别是由于它产生的特殊背景（作者1794年3月在狱中死亡前完成），在德国尤其在早期浪漫派中引起广泛关注。如上所述，1795年，在这部论著问世当年，弗·施莱格尔就及时撰文热情称赞。他的胞兄奥·威·施莱格尔原来也打算撰文嘉许，论文虽然没有写成，但他1798年在《断片》第195则里对这位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哲学家表示了敬意。正是在包括孔多塞在内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不断发展”的思想影响下，弗·施莱格尔把浪漫主义文学称为“渐进的诗”（progresivePoesie）。这位浪漫派理论家、代表人物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有他自己的道理。在他看来，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这个“发展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尽善尽美的事物是没有的，完美无缺的文艺作品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浪漫主义的诗只能是“渐进的诗”。浪漫派把无穷无尽和永无止境（Unendlichkeit）看作自己所追求的艺术理想。这个理想蕴涵着事物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辩证法思想。弗·施莱格尔给浪漫主义诗所下的定义，体现了浪漫派的艺术主张和理想。从上面的简略叙述不难看出，浪漫派的某些见解同启蒙运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早期浪漫派不仅继承而且发扬了启蒙运动精神。汉斯·马耶尔在《不幸的意识》（1986）中评论卢卡契对浪漫派的评价时指出：卢卡契否定了浪漫派继承歌德以及德国启蒙运动某些基本立场的历史合理性，他不仅把启蒙运动与浪漫派看作是尖锐对立的，“而且与马克思不同，他未看到恰恰在德国历史思维上，浪漫派作家与启蒙运动的基本观念相比，是一个重要进步；他未看到启蒙运动的，因而也是资产阶级的某些自由解放的科学原则，不是经过德国古典文学，而是首先经过早期浪漫派获得继续发展的。”虽说浪漫派与启蒙运动有着继承关系，但毋庸讳言，两者在下列问题上也存在矛盾：其一，在宗教问题上；其二，在理智同情感和幻想的关系上；其三，在早期浪漫派作家同一些后期启蒙运动者的关系上。 在宗教问题上，浪漫派作家同启蒙运动者发生了严重的碰撞。他们对“正教”（PositiveReligion）情有独钟。早期浪漫派圈内的基督教神学家、现代基督教新教神学缔造者施莱尔马赫，在关于宗教问题的演说里坚决捍卫“正教”，攻击启蒙运动者把“自然教”（NatürlicheReligion）当成真正的宗教。在他看来，自然教“只是个微小和单薄的宗教”，很少显示出虔诚来。因此他责怪启蒙运动者只重视自然教而憎恨正教。 诺瓦利斯在他的《基督教或者欧罗巴》里严厉批判了启蒙运动，说它对天主教的憎恨“逐渐上升为对圣经，对基督教信仰，最终甚至上升为对宗教的憎恨”。 正是启蒙运动使世人从教会的监督下，从宗教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浪漫派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前提。然而浪漫派在享受启蒙运动恩惠的同时，却也付出了代价，亦即失去了同基督教的联系。可是，教会是不允许浪漫派所追求的那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思想自由存在的。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等人，既要享受那样的自由，却又不愿失去同教会的联系，于是便试图另起炉灶，独自创造一个宗教。事实表明，他们的创建计划无非是一纸空文。这样，1808年，在诺瓦利斯逝世（1801）数年后，弗·施莱格尔终于皈依了天主教，其他早期浪漫派作家随后也相继投入天主教的怀抱。这意味着他们同启蒙运动的精神渐行渐远。随着早期浪漫派在19世纪初年的解体，浪漫派开始向后期过渡。 早期浪漫派与后期浪漫派的一个区别，反映在对待启蒙运动的态度上。同早期浪漫派相比，后期浪漫派对启蒙运动的谴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艾兴多夫对启蒙运动的看法和态度在文学界比较典型。他在其《18世纪小说同基督教的关系》（1851）一书里，对启蒙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这位诗人持这样的态度并不奇怪，因为他是个天生的天主教徒，判断问题的是非曲直总以天主教信仰为准绳。据称，他之所以敌视启蒙运动，是因为启蒙运动“导致蔑视任何正教特别是天主教”。在他看来，启蒙运动的罪恶在于：“启蒙运动最终的后果……乃是而且无非是生活的渐渐终结”，家庭被“腐蚀”，国家遭“蚕食”，在“日甚一日的粗野的和日益强烈的破坏欲中，上帝终将被取缔”。 在如何看待理智同情感和幻想的关系上，浪漫派作家与启蒙主义者再次狭路相逢。如上所述，浪漫派重主观，厚情感，爱幻想。启蒙运动崇尚理性主义和理性至上，这自然引起浪漫派的反感和非议。在他们看来，理性主义乃是文艺之大敌，它势必扼杀文艺，使之枯燥乏味，丧失魅力。诺瓦利斯在《基督教或者欧罗巴》一文中抱怨说，一些启蒙运动者“孜孜不倦地把文艺从自然中，从大地上，从人的灵魂和科学中清除出去。—根除神圣的任何痕迹，通过冷嘲热讽使人们对一切动人的事件和人物的怀念变得兴味索然，拆除世界上一切五光十色的装饰……” 此外，在处世哲学问题上，早期浪漫派同一些“平庸浅薄”的后期启蒙主义者（如弗·尼古拉、卡·戈·莱辛、梅克尔）也发生了冲撞。以尼古拉为首的这伙“平庸之辈”所倡导的健康理智、中庸之道和功利主义这类说教，令浪漫派作家极为反感。这帮“凡夫俗子”竟敢援引莱辛的精神，甚至竟敢将这位德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抬举为“平庸启蒙运动的英雄”（Heldderseichten），更令他们怒火中烧。在他们看来，“平庸的启蒙主义者”与鼠目寸光、因循守旧、热衷于中庸之道和囿于平凡琐事的市侩是一路货色，理应受到口诛笔伐。弗·施莱格尔在著名的《论莱辛》（1797）一文中，对这伙“平庸的启蒙主义者”进行了尖刻的批判，以捍卫真正的莱辛精神，他说：“的确，倘若莱辛重返人间，看到人们不厌其烦地赞美那些他本人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加以否定的东西，看到人们怀着片面和不公正的偏爱，只是分析和颂扬他本人竭力给予最低评价，并且较少谈论的那些东西，与此同时，却根本不愿意和不能够觉察到他的言论、评论中最独特和最重要的地方，看到这些，他即使不感到惊讶，也会感到奇怪，他会露出并非毫无反感地微笑！” 弗·施莱格尔接着指出：“恰恰是他生前曾经竭力抨击的那些诗坛上中庸之道的卫士们（Mediocristen）、文坛上的稳健主义者和一知半解的顶礼膜拜者，竟敢将他美化为中庸之道的名流……仿佛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对此他肯定会感到吃惊的。” 对待启蒙运动参与者，浪漫派善于根据其不同言行和表现，区别对待。对于尼古拉等一些“平庸的启蒙运动者”，他们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痛斥，而对于欧洲的伟大启蒙运动者诸如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他们十分敬佩和称赞。诺瓦利斯就把伏尔泰尊为“最健康、最有教益的作家”。当然，他们也很赏识本国的门德尔松和康德关于启蒙运动的论著。对德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莱辛，他们推崇备至。在德国作家中，弗·施莱格尔格外赏识的除格奥尔格·福斯特，就是莱辛。他把这位德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誉为“民族和时代的真正作家”，属于“革命英才”之列。他特别赞赏莱辛的个性和人格，称他具有“可敬的刚强的原则性”，有“伟大、自由的生活作风”，有“最勇敢的独立自主”精神。 《跳蚤师傅》手稿在法兰克福出版商维尔曼斯处被当局查出。卡姆普茨随即向内务部头子弗·冯·舒克曼控告作者“违背纪律”，“公然粗暴地诽谤一位行政官员”。舒克曼在致首相哈登堡的公函中称霍夫曼是个“玩忽职守、极不可信、甚至是危险的行政官员”，并声称要把霍夫曼此前在“直调会”任职审案中的态度，以及当年在波兹南用漫画讽刺当地普鲁士驻军的事件一并进行清算。1822年2月7日，怒不可遏的普鲁士国王下令，24小时内务必审讯霍夫曼。2月8日，医生海·迈尔对霍夫曼的健康状况作出结论，断定他没有出庭受审的能力，这才使这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得以幸免。 《跳蚤师傅》后来虽然发表了，但经过当局审查机构的删节，已变成面目全非的东西。那些揭露卡姆普茨一伙办案中弄虚作假，恶意诬陷的章节被抽了出来，一直封存在普鲁士档案馆里，直到1905年才被发现。《跳蚤师傅》的原稿于1908年（一说1906年）公开发表后，霍夫曼晚年的政治思想状况才为世人知悉。歌德时代的中篇小说（Novelle），多以故事的“新奇”和“闻所未闻”为主要特征。霍夫曼发展了这些特征，使之具有了神秘莫测和令人恐惧不安的色彩。中短篇小说在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独特地位，它们大多收入《仿卡洛风格的幻想作品》（1814）、《夜谭》（1816—1817）和《谢拉皮翁兄弟》（1819—1821）等3个多卷本小说集里。此外还有个集子名为《最后的小说》，收入了他的14个中短篇作品。这说明在霍夫曼文学创作中，中短篇小说数量占有很大比重，虽说它们并非篇篇都是精品，却不乏脍炙人口的名优佳作，诸如：《骑士格鲁克》《除夕之夜的离奇经历》《赌运》《斯居戴里小姐》《德·拉皮瓦埃迪尔侯爵夫人》《虱子海玛托哈》《美丽的曼陀罗》和《表兄的楼角窗口》等。 《骑士格鲁克》（1809）是霍夫曼的处女作，这是一篇文学随笔，描写故事的叙述者“我”同早已亡故的德国18世纪作曲家克里斯多夫·格鲁克（1714—1787）于19世纪某年一个秋日在柏林的“奇遇”。“我”所遇见的这个人虽说举止古怪，但他的艺术见地不凡，因此“我”乐意了解他，并跟随他去了他的住处，欣赏他弹唱《阿尔米达》（格鲁克的代表作之一），但他始终不知道这个怪人姓甚名谁。临别时，怪人才自报家门称“我是骑士格鲁克”。作品通过这个怪人的言论批判了当时的艺术现状、批判了音乐界的半瓶醋水平。在作者看来，他的主人公虽然举止古怪，其艺术追求却是高尚的，在他身上体现了真正艺术家的气质。今日的读者阅读这篇小说，一定会想到安娜·西格斯描写卡夫卡与果戈里在布拉格“奇遇”的故事，作者仿效霍夫曼，让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作家奇迹般地坐在一起，议论文学领域的是是非非。由此可见，霍夫曼小说艺术的影响是多么久远。 《除夕之夜的离奇经历》（1815年春）是霍夫曼受到密友沙米索《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又名《失去影子的人》，1814）的启发而创作的。《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写一个穷愁潦倒的年轻人外出谋生时，被一个魔鬼装扮的人所迷惑，用自己的影子去换取对方的魔袋。虽然他从此要什么有什么，顿时成了富豪，但因为没有影子而处处遭人嘲笑，不敢白天和月夜外出，而且还失去了女友。《除夕之夜的离奇经历》的主人公施皮克尔，是一个已婚德国画家，同样受到幽灵的捉弄，使他如醉如痴地爱上天仙般美貌的女子朱丽塔。除夕之夜他与朋友来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这里他又见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情人。归国时，他愿意把自己镜中的影像留给对方，以表示其爱的真诚。从此他因为没有镜中的影像而坠入无边的苦海，处处遭人嘲笑，还被妻子拒之门外。绝望之际，他表示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生命和灵魂献给朱丽塔，以换回自己的镜中影像。朱丽塔要求他向自己和她的一个神医朋友发誓，断绝与其家庭的关系，永远忠于自己。正当他用鲜血书写誓言时，他的发妻闯进来，警告他不要上当。这时他才恍然大悟，迷途知返，扔掉纸和笔，怒斥对方是地狱中的恶棍。朱丽塔和她的神医朋友顿时消逝。施皮克尔的荒唐行为得到妻子的谅解，不过他仍然需要找回自己的镜中影像。小说的结尾颇为耐人寻味，施皮克尔外出寻找自己的镜中影像途中，遇见了为失去自己的影子而苦恼的彼得·施莱米尔。两人结伴而行，但动机各异，前者想得到后者的镜中影像，后者则想得到前者的影子，但结果事与愿违，两人的希望都成了泡影。这样的结局似乎表明，蒙受黑暗势力捉弄的人，虽然迷途知返，但却苦海无涯。 《赌运》（1818—1819）的故事围绕着一个骑士的赌博运气和冒险经历展开。骑士梅内尔原先鄙视和厌恶赌博，涉足赌场后却成了狂热的赌棍。运气总是与他相伴，因而赌运亨通。他逢赌必赢，很快就成了巴黎最富有的人。后来头上的“吉星”离他而去，变成逢赌即输。末了，不仅把全部家财输光，而且还赔上了夫人。小说通过骑士梅内尔这个人物，揭露和批判了赌博的危害：它使人丧失良好的品德，甚至失去人性，变成冷酷无情的人，最终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身败名裂。《赌运》属于欧洲和德国传统的框架结构小说之列，如《一千零一夜》、博伽丘的《十日谈》、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等。所谓框架结构小说，是一种传统的文学形式：一篇小说插进一个或多个故事，或者说，一个故事引出一个或多个故事来。霍夫曼的《谢拉皮翁兄弟》中的一些作品，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框架结构形式。《赌运》是一篇构思巧妙，情节引人入胜的小说。 中篇小说《斯居戴里小姐》（1819）在霍夫曼最著名的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中占有特殊地位。近两个世纪以来，它被不断重版，还多次被改编成戏剧或广播剧，成了作者传颂最为广泛的作品，对它的介绍和评价需要多花费一些笔墨。小说以17世纪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巴黎为背景，写一个古怪艺术家的离奇故事。金首饰匠卡迪亚克为无法克制的占有欲驱使，经常深夜外出谋杀他的顾客，夺回已卖出的首饰，致使全巴黎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连女作家斯居戴里小姐也被卷入刑事案件中来。卡迪亚克在一次作案中被人刺死，巴黎人终于结束了多年来的恐惧与不安。 这篇小说被人称为“真正谢拉皮翁式的小说”，这是因为它既有历史依据，又是想象的产物，这就是说，从小说创作所依据的素材与构成的成分来看，它是历史事实与作家幻想结合的产物。霍夫曼一生未曾到过巴黎，对100多年前的巴黎社会与法国宫廷生活并无直观的了解。但他涉猎过大量有关的历史文献和资料，诸如伏尔泰的文化史巨著《路易十四时代》（1751）、法国学者皮塔瓦尔的《独特稀奇的诉讼事件》（德文先后出版于1782；1792年）等，特别是德国历史学教授瓦根赛尔的《纽伦堡编年史》为霍夫曼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资料，他从中了解到法国女作家斯居戴里小姐的奇闻轶事，接触到许多发生在当年巴黎贵族社会触目惊心的诉讼案件。根据这些史料，霍夫曼为小说绘制了一幅现实主义或者近乎现实主义的社会历史背景图，并在此基础上虚构了一个古怪艺术家的离奇故事。主人公卡迪亚克是个古怪的人，也是个狂人。他不仅外貌古怪，而且心灵和举止也很反常。此人作为一个手艺人，“技艺十分精湛”，他不情愿也不能容忍自己的杰作落入他人手里。强烈的占有欲和变态心理，驱使他成为艺术狂人，堕落为强盗和杀人犯，最终落得个遇刺身亡的下场。小说在追溯“艺术狂人”疯癫与犯罪原因时，提出了所谓生物遗传学问题。作品把主人公的变态心理和无法克制的占有欲，归因于母亲怀他时一次可怕的外遇对胎儿产生的奇妙影响。也就是说，主人公的问题是遗传的，天生的。这种神秘主义的解释，这种宿命论观点，流露了作者对主人公的同情和怜悯。其实，霍夫曼笔下的卡迪亚克，并非彻头彻尾的坏人，而是个精神分裂、双重性格的悲剧人物。 《斯居戴里小姐》产生于德国侦探小说的滥觞时期，比美国爱伦·坡的《莫格街谋杀案》早25年问世，一些评论家称它为德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的侦探小说”，对后世此类小说产生过一定影响。无疑，这部小说含有众多侦探小说因素，诸如特定的故事背景、谋杀、侦探活动等，作者还运用了一些侦探小说的技巧，例如把无辜的人描写成犯罪嫌疑人，把罪犯却描成无可怀疑的人，还有暗示谁是案犯，等等，当然也还描写了案情是如何查清与处理的。人们有理由将这样一篇作品归入侦探小说之列，但从小说内容和结构来看，它却并非纯粹的和典型的侦探小说。也许作者本来就不打算把它写成这样的作品，而是要借助侦探小说模式，通过扣人心。 《魔鬼的迷魂汤》（DieElixieredesTeufels）是一部以意大利为背景的小说，描写一个年轻修士梅达杜斯因喝了“迷魂汤”，犯下累累罪行的故事。小说主人公梅达杜斯是个卡卜齐修道士，在好奇心驱使下，偷喝了修道院秘藏的“魔鬼的迷魂汤”，顿生邪念，爱上来修道院做忏悔的美貌少女奥莱丽。他在逃出修道院，寻找美貌少女途中，看见维克托林伯爵坠入山谷，而他自己因与伯爵容貌酷似，被人误认为是维克托林，他则将错就错，冒充伯爵与他的情人欧菲尼厮混在一起。他发现欧菲尼的女儿就是他苦苦寻找的奥莱丽，可是欧菲尼和奥莱丽的哥哥却千方百计阻挠他与奥莱丽寻欢作乐，一时气恼便杀了欧菲尼和奥莱丽的哥哥。梅达杜斯行凶后遁入一位侯爵的府邸，不巧在这里他又遇见奥莱丽，作为凶手，他遭到拘捕。孰料他的那位“同貌人”维克托林突然出现，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原来他虽坠入山谷，但并未死，只是失去理智，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梅达杜斯获释后，佯称自己是莱昂纳特，与奥莱丽相爱。他们结婚那天，梅达杜斯忽然看见，囚车押着维克托林去行刑，情急之中他高喊自己才是那个凶手。他意识到自己暴露身份，凶多吉少，便用刀刺倒奥莱丽，仓皇逃跑，路上昏厥倒地，被人送进罗马附近一家修道院。醒来后，他在那里阅读了一位老画家的手稿，从中得知自己的身世。原来他是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学生弗兰西斯科（Francesco）的后代，他的祖先由于背弃基督教，耽于感官享乐，用艺术亵渎神灵，与女模特野合生子而遭天谴，其后代注定要成为罪人。他还弄清楚了，原来欧菲尼、奥莱丽兄妹、他那个“同貌人”维克托林，都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他们也像梅达杜斯一样，在承受着命运的诅咒。梅达杜斯决心回到自己原来的卡卜齐修道院，改邪归正，在这里他又亲眼目睹参加受戒礼的奥莱丽，被疯疯癫癫的维克托林用刀刺死。奥莱丽的死让梅达杜斯从“迷魂汤”的迷惑中彻底清醒过来，他接受修道院长的建议，把自己一生非凡的经历记录下来，以警戒后人。小说《魔鬼的迷魂汤》就是梅达杜斯的真实记录，他写完这部自述，在奥莱丽去世一周年之际，在修道院里平静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魔鬼的迷魂汤》这部小说，充满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和听天由命的思想倾向。画家弗兰西斯科因耽于肉欲和亵渎神灵而遭天谴，致使他的后人陷入疯狂、乱伦、凶杀等罪恶之中而无法自拔。霍夫曼小说里描写的爱情，已不具有任何神圣、浪漫和美丽的性质，只是一种令人沉沦的肉欲，这种灵与肉的冲突，最终导致人的毁灭。小说中唯一理智健全而又没有恶行的人物，就是那位美貌少女奥莱丽，她的行动本来可以消除压在家族身上的诅咒，最终却死在维克托林手下。她的死亡是一个残酷的象征，说明生在这个家族里的人，即使像奥莱丽这样白璧无瑕，也难逃天谴的命运。梅达杜斯的觉醒象征着理性最终战胜了肉欲，同时也象征着弗兰西斯科罪恶家族的彻底灭亡。在西方文化中有“恶”的品性可以遗传后代子孙，导致家族毁灭的说法，法国的所谓“萨德主义”（Sadismus），就是这种文化传统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从这个角度来说，霍夫曼的《魔鬼的迷魂汤》具有惩恶扬善的美学效果，也是一部情节紧张，引人入胜，可读性很强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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