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从80年代到21世纪，儒学大师杜维明代表文章新结集，收入多篇未刊文，体现大半生治学历程。
本书简介：
90年代，杜维明先生的更多精力在于开展“文化中国”的论域。《文化中国》着墨最多的是儒家的人文精神，以纠正将儒家入世的价值取向和凡俗人文主义混为一谈的印象，突显儒家一脉相承的批判精神。
作者简介：
杜维明，当代新儒家代表，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发言人。先后求学于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师承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1940年出生于昆明，现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2015年9月当选为国际哲学学院（IIP）副主席。
目录：
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催生1致林同奇4孟子：士的自觉7徐复观先生的人格风范37宏愿、体知和儒家论说54儒学论说的生命力59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69徐复观的儒家精神80大陆知识分子的儒学研究95宋明儒学的中心课题105儒家人文关怀与大学教育理念121从“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看儒学发展的困境129儒家传统的启蒙精神150儒家人文精神与宗教研究161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202冈田武彦先生的儒学231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234郭店楚简的人文精神267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273徐复观先生的人格风范中国有良心、有理性的知识分子总是站在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和长远幸福的立场，为历史文化的开展、学术生命的延续以及共同意识的发展而努力、奋斗、牺牲。虽然他们并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在农耕和制造方面创造文明的价值，但是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确实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每一分子的身体、心智、灵觉和神明各层次的合情需求与合理表现作出了不可言喻的贡献。这就是徐复观先生的自我认识。孟子所标示的“劳心者”绝不是骑在劳苦大众头上为统治君王服务的寄生阶级，而是主动地、自觉地为芸芸众生的生存、生活、教育、艺术和宗教等方面争取基本权益及大义大利的社会良心的代表。这批体现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不论从原始儒学的理想形态或儒家伦理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特殊表现来考察，都不是超脱现实而究心于抽象思考的旁观者，而是扣紧存在、以体现人生为天职的参与者。严格地说，他们不仅不脱离由农、工、商以及其他社会所组合的沉默大众，而且他们是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工夫，和各行各业的全体利益紧密联结着，而获得为沉默大众发言的知识劳动者，是既劳心又劳力的。这就是徐复观先生的社会关切。知识劳动者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优良传统。儒家传说中的大禹，正是既劳心又劳力的知识劳动者的典范。大禹有洞悉天文地理的睿智，有全面认识如何解决洪水泛滥成灾的见解，有大公无私的心胸，有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劳动的实践精神。这种和劳苦大众共患难、共生死、惟天下太平是问的悲愿，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希腊哲人有探索宇宙根源的惊异之情，希伯来先知有礼赞上帝伟大的敬畏之感。在古代中国，则有尧舜禹汤文武诸圣王的忧患意识（这“忧患意识”是徐复观先生提出来的）。这就是徐复观先生的人文精神。根据这条思路，孔子的绝学堪忧和文王不顾个人生命的危机而致力于推演易道以探索宇宙变化的悲情是一脉相承的。孔子一方面说“仁者不忧”，同时又承认对当时道业不修、学术不讲的风气抱着忧虑的心理。他对自己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因此不惑、不惧也不忧，但他对群体大众的现实生活、历史文化的最高理想乃至生生不息的天命，却有深刻的存在感受。这就是徐复观先生的终身之忧。徐复观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有10年之久。读其书想见其人，我深深地意识到，在他心灵里所荡漾的精神命脉，实乃如前面所说，是从中国泥土里涌现的源头活水。他是一个真正能认同（也许应说是体同）广大农民千百年大福大利的读书人。他的遗言之中说自己是一个农夫。同时，他是一个民主的斗士，一个敢向现实政权挑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他的耿介、他的悲愤、他的怒吼，都是力的表现；不是王龙溪所谓的气魄承当的勇力，而是经过无数转化和超升才逐渐凝成的智力。他接触面广，涵容性大，敏感度高，所以能够广结善缘，让淡泊的儒门获得各方道友的支援。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劳动者，他不向任何学术权威低头，也不接受狭义的师承家法，而是以独来独往的情怀，开发中国文化的内在动力。他是身体力行的儒学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学美术的批评家。以上是根据我在纪念徐老师逝世一周年（1983年）所写的《徐复观先生的胸怀》所发的一些感想。这10年，自从1981年和徐老师在美国告别以来，不论在北美、欧洲或日本用英文演说或在“文化中国”用中文讲习，徐先生那个非常浓郁的湖北口音，那种声如洪钟的教言，目光炯炯的形象，一种元气、活力充沛的弘道情怀，经常是激励我、导引我的灵泉。其实，在论学风格方面，他所体现的也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泉。他从事于学问工作，可以用朱熹的证道语说是非常艰苦的。朱熹晚年去世之前，学生问他这一生从事学的情况，他用了四个字“坚苦工夫”。又，熊十力先生说“为学不易，做人实难”。徐老师在这一方面确有一些体认。他自己曾说熊先生对他的“狮子吼”，是起死回生的一骂，他感觉到虽然那时候已经遍读群经，而且对于中国特别是词章文字上面已经有相当的造诣，但经熊先生当头一棒，才知道自己并不曾真正读懂一句。所以，徐老师的学问等于是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再重新起步。在这重新起步的过程中，他的学术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徐先生从抄写材料、反复的排比、校阅、研读等方面，体现了一种职业知识分子在学术界，甚至可以说在经院的学术界，从事研究讲习的人文从业员必须要通过、必须要做的基本工夫。他的文章当然是改了又改，千锤百炼。另外，对于一本大家都认为耳熟能详的经典《论语》，他读了又读，特别对《论语》所谓“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有深刻的体会。我从徐先生这边也了解到《论语》这本书的重要性，我也感觉到“四书”熟了以后，就可以从事于其他更高深的学术研究。徐先生给我的告诫就是“假如你认为你对《论语》已经有全面的理解，而在任何其他的时候从事于对《论语》的探索，不能发现新的问题、新的方向，那你等于是跟我一样，并不曾真正读懂一句”。徐先生也有一种“不耻下问”的精神，因此能够得道多助。作为一个老师，他在备课方面是煞费苦心的。现在我们还常常想到他进行学术讲习（讲习专书）的时候，满头大汗的样子和全神贯注的精神，真正可以说是老而弥坚，所以他给我们（他的学生）带来了一种既博大而又精深的求学论道的典范。一方面我感觉到他有孟子和象山的英气，一种“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的英气，同时又有伊川和朱熹的学养。有一点我应该交代的，就是我和徐先生认识的时间非常长。在中学的时候，因为从牟宗三先生游，同时参加东方人文友会也碰到了唐君毅先生。可能在1954—1955年我十四五岁（或十六七岁）时就见到徐先生。从那时候开始，他和我每一次见面一定是论学，即使是有很多非常困难、艰苦的政治问题，他可以跟我讨论，但是基本上是以学术为对象，所以我是从他的文字，从他的个人的经验理解到除了学问一面，他在政治、在社会上面的存在的感受和关切。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受了各种的屈辱，特别是反省能力特别强的知识分子，深味一种悲愤、焦虑、痛切，到后来无力之感非常强。在整个东亚文明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感受的是一种耻（国耻之耻）。韩国的知识分子，最近他们做一个全面的理解，了解韩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他们用一个字，韩文的发言叫hahn，事实上就中文的“恨”字。但这个“恨”不是仇恨的恨，是一种长恨歌式的很复杂的感情，一种悲恨、悲愤的感情。我曾和日本的学者交换很多意见，他们说如果要用一个儒家形象的字眼来了解他们明治维新以来所经历的种种，则是一个“忍”字（忍耐的忍），因为日本在战败的时候，他们的天皇就说，我们现在要忍人所不能忍。五四以来，儒家的传统（特别是孟子之道），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言，如果用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话，是东亚文明的精神体现转变成一种抱残守缺的传统主义，或用现代大陆的一些学者的话，现代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里面起着腐蚀和消极作用的封建遗毒。我本来只想举一个例子，现在因为牟先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我可以加一点，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情况。从1979年以后到今天这十多年，文化这个字又变成显学，所以说，大陆现在出现“文化热”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1974年，有一位中国领导人接见日本的教育访问团。在接见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是在中日两国长期的友谊的长河里面，不幸有一些波澜，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打了我们，希望军国主义不要再抬头。但是中国也有对不起日本的地方、对不起贵国的地方，就举了把汉字传到日本，使得日本的现代化受到阻碍，把儒学传到日本，使得日本在现代发展中间受到了钳制。但是，我觉得最有讥讽意味的是，日本代表团拒绝接受，认为汉字对他们非常好。理由何在呢?他们说在美国占领的时候，建议日本压缩汉字到八百个字。（有一段时间，新加坡认为八百个汉字也就差不多了。让人很高兴的是，现在新加坡改变了这个方针。）当美国离开以后，美国的影响逐渐地消除以后，日本的汉字从八百提升到一千、一千二、一千四、一千六，现在差不多将近二千。这都是由它的文部省所公布的。照统计，现在在日本所通行的汉字和在中国通行的汉字数量几乎相等，而日本汉字只是日本文化资源，就是象征符号的一部分，它可以通过平假名、片假名吸收很多英文、法文各方面的外来语。这可以看出来在文化发展上的距离。另外，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中国、日本和朝鲜（韩国）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明治维新充分发挥儒学的道德价值，儒学成为基本的道德教育，乃至在日本的企业界、政治界、社会各界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日本并不认为它受了儒学或者是汉字之毒。岛田虔次在1974年回访北京的时候，在北大做了一个演讲，讨论宋明儒学。当时因为“文革”的关系，中国大陆的学者不能谈儒学，至少不能正面谈儒家，于是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是北京一些同学告诉我的）：假若在中国，就是儒学的母国，不能够对这个学问做进一步发展，那我们在东京、在京都的学者就要加倍努力。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儒学受到了这样大的撞击,成为封建遗毒，成为一种抱残守缺的传统主义，是因为有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在起着非常积极，但是有杀伤力的作用。这个强势的意识形态，我现在叫它“启蒙心态”。从18世纪开始，特别经过19世纪以后，对进步、对理性、对经验、对科技，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强势启蒙心态的体现。其实有两种启蒙心态，一种是法国的，一种是英国的。法国的是反神学、反迷信的一种重智主义。因此，当时像伏尔泰，甚至百科全书的一些学者，很欣赏儒学传统，很欣赏中国所谓开明的专制。另外，还有英国的传统，是怀疑主义、经验主义。那么德国的理想主义，特别是费希特所代表的要唤起民族自觉的精神，也可以属于启蒙心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徐复观先生特别欣赏的。那么，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后来发展成所谓资本主义的一些思想动向，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重视个人尊严、重视人权、重视隐私权、重视国家法律的程序。在徐先生的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里，这个心态（启蒙心态）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因此，徐先生可以说是受到五四影响极强烈的人。以前他经过一段所谓“鲁迅迷”的时期，他反传统，绝对不看中国线装书（徐先生“反传统”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另外，对于马列的思想，对于西方的思想，这方面的书他看了很多。在日本的时候，河上肇所翻译的关于西方社会理论的东西，徐先生看得很全，这是在他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间一个很有意义、影响很大的积淀。因此，从这一方面说，徐先生可能还继承了五四启蒙心态的精神。他是比较重视理性、重视经验，当然重视科技、重视积累性的进步，而对于形上学，对于神秘经验，他是排拒的。可是启蒙心态，一方面为现代文明开拓了很多价值领域，另外也特别把浮士德的那种强烈的杀伤力的精神和启蒙心态融合在一起。好比社会达尔文主义造成殖民主义，造成帝国主义，也把人类今天带到了一个自我毁灭的边缘。因为这个缘故，在西方世界现在对于所谓根源性的问题、族群意识、种族的族群意识、语言、乡土、性别、基本的信念这些问题谈得非常多。我们看得出来，中国台湾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中国香港亦复如此，现在有强烈的寻根的意愿。这个寻根的意愿在它突出表现的时候，甚至是非常强烈的反中心论、反文化沙文主义的观点。因此五四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出现了一种全球意识和寻根意愿之间的复杂的冲突。一方面要现代化，要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一方面要寻求自己的根源性、族群意识、语言、乡土、信念和自己民族的认同。在1977年的时候，徐先生第一次访问美国，他已经察觉到关于儒学的讨论将来如果要有复兴的一天，对这个问题，就是全球意识和寻根意愿要有一种比较平实的、宽广的了解。在这个古今中西之争极为惨烈，而且非常错综复杂的思想氛围中间，民主建国的思潮（自由民主建国的思潮）和文化重建思潮，本来应该配套的。在日本配过套，因此它有突出的表现。而在中国，不仅没有配套，反而变成了冲突。这是中华民族在思想上面一个大的困境。牟先生是在哲学的层次，要对这个困境从根本上做出一个解决的方式。所以他的曲从的问题、坎陷的课题，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因此要对自己的一些局限性做出全面的分梳、批判，另外一方面要对西方文化的“体”的问题而不是“用”的问题做一番理解。徐先生作为一个现代新儒家，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思想氛围，在表面上看，他是为孔孟之道据理陈词。露骨地说呢，他要打抱不平，他要为传统中国文化申冤。其实更正面地看，这是一个怎样重新再铸民族魂的工作。各种的屈辱、悲愤，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新儒家都经历了，从日常生活或者言行、言论里面都可以体会出来，有很多的愤愤不平之气。在这个干扰之下，怎么样能够掌握一些真正的文化资源、精神资源来从事文化事业，在思想的领域、历史的领域、文学艺术的领域深入思考?而这些资源又真正是来自本土的根源性，非常强烈的一种本土的根源性。徐先生他以农夫自居，这中间有一种泥土气非常强的那种精神，就是根源性，是思想、历史、文学和艺术可以开花结果的条件。这个在徐先生看来，不仅是理念，而是落实具体日常生活的一种真切的感受。因此，要想了解他的人格风范，第一个先要了解他的感情世界，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有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像牟先生自己也说了，他在很多地方把他的感情冷冻了，所以他是一个静观者。何以说冷冻?因为你这个感情没有回应，这是在一个非常残酷的世界里面所走的一条哲学思想的奋斗之路。而徐先生是一个参与者，其感情生活非常丰富、多样。他有强烈的同情感，所以他可以成为儒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支持者，不仅是精神上而且是事业上各方面的一个支持者。徐先生的感性非常敏锐、非常强烈，所以他对所谓恻隐之情有深刻的体会。他有强烈的正义感，有的时候他的正义感在突出表明的时候有极端的一面，所以有的人说徐先生喜欢骂人。可是另外一方面，他有一种真正的谦让之情，不仅是对于先圣先贤，对于传统的智慧，甚至对于当代的大师，特别是在学术上面有成就的国内或国外的学者。我看过他好几次跟西方的学者、比较重要的神学家、比较重要的知识分子谈天的时候，他有一种谦让，有一种“以学心听，以公心辩”的那种心态。当然，有的时候他也有暴躁的一面，发挥他“狮子吼”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确实非常谦和。另外，他对大是大非的好恶都比较强，原则掌握得非常紧。其他各种感情，如对年轻人的喜爱，对于不长进、不能发挥全力的年轻人的一种愤怒，对于民主的追求和学运中有才的后进，他是以全部的心情去培育，结果有的时候反而受到一些无谓的干扰。他一直希望有一个安静的著述环境，可以自己写东西、抄东西。我去香港看他，他的公寓还是比较狭窄，书都不够摆，而且天气非常热。另外，因为语言的障碍，他与香港的社会事实上可说是格格不入。但在另一方面，他自得其乐，可以找到他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环境。他特别痛恨有名无实招摇撞骗的学术贩子。另外，我们都知道他享受家庭的温暖，跟学生们在一起。跟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有的时候是斗争，有的时候是和道友同志合作。平常他对人的那种感情是非常浓郁，非常复杂多样的。正因为如此，在现代新儒学发展的过程中，因为他的广结善缘，也因为他的疾恶如仇，由于他打笔战，所以他的知名度比较大，争论性比较大，使得这个淡泊的儒门热闹起来。他痛恨政治，但是强烈的不能自已的参与精神又关切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为儒学研究拓展了一些领域。很多朋友，很多道友，假如不是因为徐先生的关系，也不会对儒学有兴趣，甚至可以说原先对儒学有一种强烈的排拒和抗衡心理。在提拔后进以及和年轻人打成了一片这方面，他完全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我记得在1957年，那时候已经安排我转系，在台北，他到我家跟我父亲、母亲大家会面。正遇台风暴雨,家里面涨水，最后必须脱掉鞋子，把裤子卷起来，打着赤脚走过污水才能上车。那个形象一直在我心里面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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