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诵唸是中国古代的视听练耳，本书即是开发这一文化遗产的成果之一。本书《国子监官韵诵唸•大学》是当代昆曲名家张卫东先生诵唸、潘姝雅女士整理的一部线装文化艺术珍品，包括《大学》正文、工尺谱、诵唸光盘三个部分。《大学》的版本为宋人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清人张廷焕所书。三色套印,宣纸线装。诵唸传承自近代经学家吴鸿迈先生，系明清以来国子监所习官话。
作者简介：
张卫东，著名昆曲艺术家、理论家，北方昆曲剧院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兼职教授。受家庭熏陶，张先生自幼在北京昆曲研习社向吴鸿迈、周铨庵以及上海昆曲研习社樊伯炎学习老生、老外以及正旦、小生等行当，被文博大家朱家溍收为入室弟子。擅演昆曲老生、末、外等剧目。前言序言评论历史渊源 古时读书都是以吟诵方式传播，学生们以唸、诵、吟、唱四种方式来学习识字与音乐，再以背诵、默写、解字、作文等方式提高语言文字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多以琴（古琴）和之，作为读书发音咬字的音高标准弹奏，因此这种吟诵古代又称之为“弦诵”。古代私塾的年幼蒙童自四五岁到六七岁不等，学习唸书后再解决识字问题。而此时的“念”字就是加上“口”字边的“唸”了，是代表有腔调、有节奏“唸书”的读书调，这就是吟诵中的最基础练习——“诵唸”。有了诵唸古文的基础再吟诵感情内涵丰富的古诗，因而产生不同心境和声调强弱的微妙变化，使之成为一种既有规律又自然随意的吟唱方式。《诗经》是我国有记载以来最早的吟诵作品，如今我国各地仍有众多古文爱好者吟诵《诗经》。随着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替，前朝的诗歌腔调逐渐湮没，曲词却成为经典文学被保留，而此时新的吟诵腔调也就相应诞生了。因此，这种以四声阴阳为规律、强调字音准确的吟诵方式，就是吟诵中最基本的简单腔调，而“诵唸”恰是最能增强记忆的学习方式，也能对音韵有初步了解，是音乐教育最基础的声乐练习。自春秋以来，前朝留下的诗、骚、乐府、词、曲等唱腔逐渐失传，但读书人却依照当时的字音行腔作歌。此时的古诗文又被新鲜的时尚腔调传诵，而这种新腔又会慢慢改革发展。因此在文辞上才不断地推陈出新，咬字切韵的行腔方式以自然抒情为先。于是，新的文体也就悄然而生，这些作品无不与吟诵息息相关。《文心雕龙•神思》篇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这说明吟诵自己创作的辞赋能有文艺合一的美感，故而在用字、饰词方面强调可歌性是最基本的创作理念，如果不会作朗朗上口、用典恰当、可歌可泣的辞赋，在彼时就不能算是一个标准的文人。唐宋以来，中国的音乐、歌舞、戏曲随着国力的盛衰，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唐诗的曲调逐渐被民歌、戏曲借鉴发挥，又因战乱而导致民众迁徙，此时的诗逐渐被词取而代之，不仅音韵有所改变，文学创作上亦有更新，使得我们目前只能寻找些宋代以来的腔调痕迹。元末以后，宋词的演唱曲调被南曲吸收，有些曲调逐渐凋零，到明清时期，宋词的歌唱曲调多被吟诵调子取而代之。明代以来，新的音韵也没有全部把旧韵抛弃，俗唱曲调的口语化音韵不断地影响着古文诵读，而它们之间又是息息相关，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的牵连。因金与南宋的对峙有一百五十多年，南北曲形成突起之势。到了元朝，北曲杂剧逐渐超越了宋词的歌唱体系，使得音乐声腔形成固定模式，而后的明朝则是传奇剧作时代，利用南北曲演唱则是昆腔一统的局面。因此，这时的唐诗、宋词只在读书人的口中吟唱了，又因《中原音韵》与《洪武正韵》的影响，其中亦有变通着《广韵》字音的吟诵。明清时期，由于四书、五经等儒家正统经典在文人心中的地位根深蒂固，其吟诵腔调又不能如诗词那样随意多变，因此在个性声腔以及节奏方面平易古直，这是当时诵唸经典不可按照心境自由发挥的缘故。所以在音韵上虽然逐渐向近代语音过渡却又能坚守入声，虽有地方语音的影响，各地在吟诵古文的切韵咬字上仍是大同小异。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清政府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废除科举制度，这表明随着近代化的不断深入，以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已不能满足政治的需要。废除了中国始自隋代的科举制度，儒学便如同冰山崩倒，一败涂地。在当时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已经没有太多实际意义，那么这种读古书的诵唸方式自然也就逐步消失了。民国以来，新学堂兴起，废止私塾，部分旧学只能在幼童学前作为识字启蒙。而后的新式教育摒弃了四书、五经，所以，吟诵风格的读书调子自然走出教育的视野，新式的音乐教育则取代了那种悠悠冗长的唧唧书声。此时的音韵基本成为以北京音为准的北音系统，人们也就不重视入声字和一些应该读古音的文字了。民国初年，曾倡导以南京音为主的吴音普通话作为国语，但终究抵不过明清以来自然而然流传的那种文牍官话。此时读书诵唸的调子正在被新派教育人士唾弃，新式的音乐教育以及白话文章和白话诗成为那个时代的先锋，也是当时中国文化进程的必然。民国初年，吴承仕先生在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国文课堂上曾传授些吟诵腔调，但终不属正式课程范畴而没有提倡起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江苏常州地区还有一些能用吴音吟诵者，赵元任先生有感于吟诵濒临失传而专门录音抢救研究。教育家唐文治先生则是以身作则，索性把吟诵安排到他主办的学校裏，经他传授过的弟子多达数百名，后世把唐文治先生吟诵的调子称之为『唐调』。如今常州的吟诵已经成为方言吟诵遗产的代表作，以婉约绮丽的古歌声腔演唱着诗词经典，在文学艺术界久负盛名。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教育体制逐渐有了固定模式，学习古典文学以当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如此在古文音韵方面就自然存在一些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北京语言大学王恩保教授曾经为抢救吟诵而专门做课题研究，留下很多弥足珍贵的录音资料。近来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大气候下，有些研究中文的有学之士不断呼吁把吟诵继承传播下去，在传承古汉语、古典文学方面又有了新发展。正襟危坐 由于历代音韵不尽相同，故不同时期的吟诵风格各异。古代，对于读书方式的要求极为严谨，并不是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诵唸经文的。在书院、学馆以及自家书斋唸书时讲究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最基本的规矩是双手捧书、二目平视、正襟危坐，这也是学馆中的最低限度的标准读书姿势。在诵唸古文时，往往还要按照句读声腔节奏微微摇头，面部表情平和严肃，这也是近代贬损酸书生时所说的『摇头摆尾』。其实此种“摇头摆尾”正是发自内心的音乐节奏，也是读古书的一种文化礼仪，按照此种读书礼仪自会有通古解义的感觉，即便一时不懂文中实际含义，亦可从文字的四声阴阳中感应善恶。这也是中国文字的一个重要特点，好字眼儿一定是由好声音来体现的，坏字眼儿肯定是不好听的声音。例如：“善”、“福”、“好”、“高”、“大”、“天”、“阳”等字都是歌之美妙的声腔，而『恶』、“祸”、“坏”、“低”、“小”、“地”、“阴”等字却是不好拖腔作歌的声腔。因此，在童蒙时期的学生们不必要细解古文内容，只要凭借音乐记忆诵唸古文，随着解字功力的提高自然化解。如此使学生理解的古文是在书香中熏陶启发而得，并不是西化科学教育的解剖式分析比较。古代书生们学了四书、五经千百年，自然有其实用之道，经过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不能当作废止科举专用的炮灰。坐在书斋或学馆中诵唸古文有群唸、独唸、领唸、对唸四种方式，这与吟诵诗词的区别就是有标准的腔调和节奏规律，但又不像西方声乐那样的众人一声。通常是由塾师先生用“醒木”在书桌上敲击节奏，使大家准确无误地诵唸出文字声腔。“醒木”是一块一寸八长、八分宽、九分高的硬木，也叫“惊堂木”，是书馆中塾师先生弹压学生的镇物。除此之外还有一对戒尺，是如镇尺一样的硬木，除了用来体罚学生打手外，也是用来敲击节奏传授读书的镇物。这与西式教学中的教鞭是一样道理，但在尺寸及教学的规矩上赋予了极为深刻的内涵。群唸形式是指学生们一起合唸一段四书，由塾师先生用『醒木』开题后以戒尺敲击节奏引领。一般先由塾师先生敲击“醒木”诵唸第一句起调，学生们随之群唸时再用戒尺点板。独唸形式是指学生一人独唸一段四书，也是由塾师先生用『醒木』开题后以戒尺敲击节奏引领。独唸无需塾师先生诵唸第一句起调，但学生诵唸的节奏要按照塾师先生的引领行腔，如果节奏不准也会视为诵唸失误，如同不及格。领唸形式是指塾师先生传授学生，每示范唸一句，学生们学唸一句。对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塾师先生唸上句，学生们回答下句。而每每在起唸的时候，无论是古书中的哪一句，学生们都应对答如流，如果反应迟钝亦视为不及格。另一种形式则是学生们之间进行，由塾师先生监督掌控。此种对唸形式还可延伸成为开讲，就是无论提到四书中的哪一句，答对者要以自己的理解破题开讲，再由塾师先生评点指导。以上这些读书诵唸形式必须要正襟危坐地进行，无论有什么慷慨言辞还是才思敏捷的滔滔宏论，绝对不许飞扬浮躁，始终保持中正平和的书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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