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中国精神——良知之道。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传奇圣人，追随者遍天下。他的心学智慧，他的理想中国，极具现实意义。余怀彦，阳明学著名学者，二十年磨一剑，大历史观，全球视野，观照现实，激情解读“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阳明学精粹。
本书简介：
王阳明，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思想巨人，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王阳明的思想精髓何在？他的学说为什么会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他的“良知之道”对当下中国有怎样的现实意义？答案，就在这本《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中。这是一部记事客观公正、思想敏锐深刻的力作。作为研究王阳明的著名专家，作者提炼“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阳明学精粹，阐析其现实价值，并从阳明学与近代启蒙思潮、阳明学在东西方的影响等入手，以大历史观和全球视野，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张扬了“良知之道”这一中国精神，发人深省。
作者简介：
余怀彦，祖籍广东梅县，客家人，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到贵州师范大学任教，1987－1988年为留美访问学者。现任中华孔子学会学术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荣誉理事，中国实学会理事，贵阳王阳明学会副会长，贵州师范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近年主要从事王阳明哲学和中西文化的研究，著有《中西艺术的比较》《中国人的成功学——王阳明：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深层美国——实用主义与美国的300年》等。
目录：
第一章痴心求索，一个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1
一、“阳明三变”：出入儒道佛5
二、张载的结论，王阳明的起点12
三、从朱熹信徒到批判朱子学24
四、“鸢飞鱼跃在我”：白沙学派的启迪34
第二章“龙场悟道”，一个创新的思想体系43
一、“心即理”，建构自己的世界45
二、身心快乐的独特教育思想52
三、“知行合一”的诞生67
四、“镇压农民起义”之辨77
五、启示中国现代化之路88
第三章劈荆斩棘，中国近代化的拓荒人103
一、李卓吾：何惧别人说我狂105
二、“真”字当头，繁荣了文学116
三、黄宗羲：中国民主思想启蒙第一人126第一章痴心求索，一个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1一、“阳明三变”：出入儒道佛5二、张载的结论，王阳明的起点12三、从朱熹信徒到批判朱子学24四、“鸢飞鱼跃在我”：白沙学派的启迪34第二章“龙场悟道”，一个创新的思想体系43一、“心即理”，建构自己的世界45 二、身心快乐的独特教育思想52 三、“知行合一”的诞生67 四、“镇压农民起义”之辨77 五、启示中国现代化之路88第三章劈荆斩棘，中国近代化的拓荒人103一、李卓吾：何惧别人说我狂105 二、“真”字当头，繁荣了文学116 三、黄宗羲：中国民主思想启蒙第一人126 四、王阳明力挺明代工商业：商人亦可为圣141 五、阳明学与贵州实学：敢于任事，求真务实150 六、中国启蒙思潮：唤醒民众，解放自己162第四章阳明学为何走红日本？171一、明治维新的原动力173 二、被武士道尊崇和改造的阳明学181 三、三岛毅：仰见良知千古光187 四、换位思考的大哲学家194 五、知行合一的成功企业家201第五章“阳朱阴王”在韩国流行211一、李退溪对“知行合一”的批评213 二、尹拯的心学思想221 三、郑霞谷的中和论232 四、现代韩国阳明学的复兴243第六章进入西方精神世界的核心251一、西方人眼中的王阳明252 二、人的发现：王阳明与马丁·路德268 三、“心外无物”：王阳明与贝克莱276 四、意志的力量：王阳明与尼采285 五、境遇的哲学：王阳明与萨特294结束语良知之道，中国和世界的希望309后记321主要征引书目323 前言以阳明真精神观照天下
王阳明，一个响亮又耀眼的名号，一位多次被诬蔑又得到平反昭雪的“命世真才”，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思想巨人。
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王阳明曾受到严重的歪曲贬抑与严厉的批判否定。他被扣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家”、“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刽子手”等大帽子，其功业与思想也被彻底否定。然而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走上改革开放的金光大道以后，对于王阳明的评价逐渐回归理性，他头上的那些污蔑性的政治大帽子被一一摘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称“王阳明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王阳明是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的”。习近平的评价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于王阳明思想、功业的肯定，也代表了广大王阳明研究者的心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中，王阳明的思想与功业必将重现光彩。
在众多关于王阳明的著作中，贵州师范大学老教授余怀彦先生的《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是一部记事客观公正、思想敏锐深刻的富有特色的优秀作品。以阳明真精神观照天下王阳明，一个响亮又耀眼的名号，一位多次被诬蔑又得到平反昭雪的“命世真才”，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思想巨人。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王阳明曾受到严重的歪曲贬抑与严厉的批判否定。他被扣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家”、“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刽子手”等大帽子，其功业与思想也被彻底否定。然而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走上改革开放的金光大道以后，对于王阳明的评价逐渐回归理性，他头上的那些污蔑性的政治大帽子被一一摘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称“王阳明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王阳明是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的”。习近平的评价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于王阳明思想、功业的肯定，也代表了广大王阳明研究者的心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中，王阳明的思想与功业必将重现光彩。在众多关于王阳明的著作中，贵州师范大学老教授余怀彦先生的《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是一部记事客观公正、思想敏锐深刻的富有特色的优秀作品。余怀彦先生是贵州最早一批阳明学研究专家之一。在那个反思历史的年代，当别人还在争论王阳明哲学是进步还是反动，是西方式主观唯心主义还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之道的时候，余先生已经在着手写作王阳明传记了。从1988年开始写作，到2008年完成《王阳明的五百年》全稿，可谓二十年磨一剑。此书在2009年正式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获得凤凰卫视主持人的专题推荐，很快销售一空。如今，余先生又集思广益，在广泛征求中外朋友意见的基础上认真修订，更名为“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再版。我作为作者的老朋友，既有幸拜读其初版大作，又有幸先睹其修订版的电子文本，承蒙邀序，遂不揣谫陋，略作评论推荐。本书的特色，首先在于慧眼识珠，去粗取精。五百年来，中国几经大变局，阳明学曲曲折折，或隐或显，人们对阳明学的内涵、精神、演变与历史地位的评价也林林总总，莫衷一是。对这一历史长河之运动变化，如欲面面俱到论述其详，则非一本数百页的传记所能承担，须编纂多卷本《阳明学丛书》。因此，诚如余先生所言：“我采取的方法是在几个主要方面撷取几片浪花，我不敢说它们都是珍珠，我只是希望，细心的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用看不见的丝线串连起来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便是古人“集珍元圃”（在神仙境地收集珍宝）的方法。这部著作分六章，撷取王阳明为学三变、龙场悟道、后学拓荒、阳明学在日本韩国、阳明学对西方精神的影响等几颗珍珠，串连成富有儒家传统的精神宝链。这样的撷英与集珍，既顾及了阳明学的形成与传承历史，也突出了阳明学的普世价值与世界影响，可谓珠联璧合，理璞得宝。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紧抓核心，揭示精神，条分缕析，洞见深刻。在思想论述部分，作者将王阳明的学说分为三大核心部分，围绕“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核心理念展开论析，深刻揭示了阳明良知心学内在结构的相互关联，指出：“如果从认识发展的角度来说，‘心即理’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无’的阶段；‘知行合一’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有’的阶段；‘致良知’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生成’的阶段。‘致良知’是在行动中充分发挥广大民众的主体精神，身体力行，实现良知。”这是颇得阳明良知心学的真精神的。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余先生的著作，文笔生动，记事准确，有实事求是之风，无哗众取宠之心。既可视为一部文学传记，也可视为一部历史纪实作品。它启示人们，写作传记作品，历史事实的考证与辨析是十分重要的，哗众取宠便是误人子弟，此风绝不可长。作者撰著本书，记述王阳明的生平与思想，并非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归结到现实生活之中，从而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鲜明的改革开放和经世致用的意识。作者在第二章设立了“启示中国现代化之路”专节，作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必然是在良知指导下的道德理性（包括个人和社会的和谐）、知识理性（包括民主和科学意识）及实践理性（由经济到政治制度的全面现代化改革）共同发展并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的过程。中国人需要的民主和科学，不仅在机制上应当比西方现在的形式更加完善，而且在道德水准上也应当更高，更有东方文化的神韵，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哲学将会再现创造性的辉煌。这条道路绝不是平坦的，但从五百年前的王阳明那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特有的韧性，也看到了中国人特有的乐观。”书末“结束语”的标题是“良知之道，中国和世界的希望”，通过阐发阳明学，进一步探索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及世界未来的走向。这既是本书作者的心声，也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信！良知之道，善哉！拉杂写来，姑称为序。青溪老人、圣苑寓公吴光识于乙未岁末，公历2016年元旦这是一部记事客观公正、思想敏锐深刻的富有特色的优秀作品，颇得阳明良知心学的真精神，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鲜明的改革开放和经世致用的意识。——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吴光余怀彦先生这本书是阳明学研究的扛鼎之作，准确地把握了阳明良知的含义，深刻地缕析了阳明良知的层次和脉络，洞察到阳明良知对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激发作用，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华发展的辉煌离不开昔日阳明良知的启迪，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自信。——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尔加王阳明的学说深入影响到世界各国。韩国的现代化迫切需要王阳明的求真和求实精神，继承传统又大胆创新。这本书博大精深，深入浅出，必将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韩国岭南大学教授洪瑀钦 王阳明创立了良知之道，如果我们能把它普及到民众之中，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构建和谐社会，就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思想体系。这本书总结了王阳明的五百年，跌宕起伏，有经验，有教训，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的。——凤凰卫视总编辑何亮亮结束语：良知之道，中国和世界的希望五百年的时间，不算短，也不算长。五百年中，多少人，多少事，已经灰飞烟灭，无影无踪。五百年后，人们居然还能记住这个名字，世上还有这样多的人在追寻他的学说，探究他是怎样在边陲的贵州龙场悟道的，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以及西方封建专制社会的后期，当时中西方基本上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如雨后春笋，手工工场已经出现，但经济主体仍是牛耕农业，政治上文化上都有反封建专制的思想开始冒出来。因此，我们看到，王阳明所思考的问题，和西方早期人文学者和启蒙思想先驱所思考的，是十分类似的，可以说，在旧的形式中有许多新世界观的萌芽。不同的是，西方社会当时已经有一定的开放度，新闻出版已有了较多的自由，透过层层迷雾，先驱者们已经看到了遥远的新时代的曙光，他们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如彼特拉克、爱拉斯谟（1466—1536年）号召人们，“顺应自然，去谋求自己的幸福”；布鲁诺高举爱的旗帜，为刚刚诞生的太阳中心说进行辩护：“高度热爱科学的人们，从诡辩的死亡之海的峡口，勇敢地游向真理的海洋，总有一天，必然进入我们的极乐园。”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王阳明还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文化专制时代，四周是黑幕遮挡着的墙壁，他至死也未能看到长夜的尽头，只能看到自己内心的一点光明。他只能作为这样一个黑暗专制社会的臣子，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使被他称为烂泥般污浊的制度有所改善，使人稍有尊严，使老百姓生活好一点，不再揭竿而起，或“被迫为盗”。王阳明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后期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一生故事多又多，百死千难等闲过。像他这样品德高洁、文武兼备的忠臣，从一方面说，是当时的中央朝廷十分需要的，他们需要像王阳明这样的“命世真才”（乾隆皇帝所题），率领军队和官员，到全国各地去替他们扑灭熊熊燃烧的怒火，恢复社会的稳定和信心；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他们十分害怕和妒恨的，他们害怕王阳明的真儒学和社会改革的思想，也害怕他在军队和民众中的崇高威望。因此，王阳明一次又一次地为明王朝建立丰功伟绩，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诽谤、打击和迫害。王阳明的学说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它是王阳明在极端痛苦的境遇下，经过反复思考后的突然顿悟。它并不是什么玄思妙想，而是非常务实和诚朴的行动哲学，是在危机中，为自己，当然也是为国家和社会，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学说。它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心即理”。理在自己心中，在自己的良知里，“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自己的“心”，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依据。或者说，以自己的良知或理性，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不能以任何权威，哪怕是权威如一国之君，不能以任何伟大人物，哪怕是伟大英明如孔子，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我就是我”，他人的看法，只能作为自己的参考。这里，王阳明并没有否定权威或伟大人物的意思，只是说，任何权威，任何伟大人物，都是有对有错的，他们的观点同样可能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需要用我们自己的良知或理性来进行判断。如果我们的良知或理性认为，这个权威或伟大人物的观点，是对的，是有益于“公”的，即使是和我们个人的利益或观点相反的，我们也要支持它，拥护它，为实现他提出的宏图而奋斗；反之，如果我们的良知或理性认为，这个权威或伟大人物的观点，是错的，是有害于“公”的，即使是和我们个人的利益或观点相同的，我们也要提出反对，“必绳愆纠缪，以引君于道也”。不管有多大压力，都要“守正不挠”；不管有多少利诱，“不阿意顺旨，以承君之欲也”，“虽万钟有弗屑也”。王阳明知道这样做的风险性，但他视之为自己应尽的责任。这里的“公”，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解，应当指的是广大民众的利益。在王阳明看来，在是非问题上，权威和庸常应当是一律平等的，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每个人的“言”，也包括自己的在内，都要用“公”来检验，看其是否有利于广大民众，是否能给老百姓带来快乐。众所周知，历史上许多专制政府的统治者，是不承认普通民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和权利的，他们希望，一切由他们说了算。而王阳明的“心即理”，却告诉了每一个民众，这种能力和权利，本来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向之求理于外，误也”。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只有你自己，才应当为你所作出的判断负责；只有你自己，才是你生命的主人；只有你自己，才是你世界的主宰。王阳明这里把“公”和“对的”联系起来，但没有对“公”作更详细的说明；他虽然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但并没有明确把它引入真理论。然而，无论如何，他的这个观点，无疑体现了一种开放的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种要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精神，一种勇往直前的主体精神。二，“知行合一”。王阳明主要是强调行，强调实践，强调身体力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简言之，即说的，知道的，一定要去做，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都要去实现它。不能知而不行，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外冠裳而内禽兽”。这主要针对当时官场和学术界空谈心性，言行不一，言为圣贤，行若猪狗，口号大话满天飞，赃事丑事时时行的坏作风。同时，要用“行”来检验“知”是否成功，来实现“知”的梦想，“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它代表的是一种说实话，办实事，实心实学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三，“致良知”。致者，行也；致者，至也。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人人皆有，小偷、强盗、杀人犯、贪官、骗子亦不例外。但“致良知”，达至良知，却不容易。这里包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不管别人怎么议论，不管有多大压力，只要自己认为是真理的，是符合良知的，都要敢于坚持去做，敢于说真话，更要敢于实现它；如果是错误的，违背良知的，就要立即纠正。另一层是，良知，也可以理解为良心，这就意味着要诚心诚恳地关爱和帮助别人，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做任何有害于别人的事，要做有益于民众，使民众快乐的事。一句话，“致良知”，就是要克服“私”字，实现公平正义。良知是本体，人人皆有，但许多人的良知都为病态的私欲蒙蔽，所以才言行不一，假话真说，口称“一切为民”，实则不择手段谋取私利，甚至去做伤天害理的黑心事。王阳明认为，良知，仅仅停留在“知”是毫无意义的，也可以看成是“无”。良知不是一种现存的知识，因此光靠书本和说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能“拔本塞源”，那些贪官和骗子总是言之凿凿，说得比谁都好听。只有经过实践，有了不同的比较，言行达到一致，才能成为“有”。只有身体力行，经过千锤百炼，脱胎换骨，以巧妙的方式，战胜千难万苦，战胜各种威胁利诱，才有可能达到天人合一、心物两忘的良知境界。它既表示了良知的本源性，又表示了良知的复归，是一个艰难的“事上磨练”的过程，需要有攀登万仞高山的韧性和耐心，也需要有实现良知的智慧和技巧。这三个部分或这三种精神是有机统一的，丢掉了其中任何一个部分或一种精神，都会造成对王阳明学说的曲解，都会误入歧途或流入空疏。当然，王阳明晚年又指出，“心即理”和“知行合一”，都可以包含在“致良知”的过程中。因此，他的学说，也可以用“致良知”三个字来代表；“致良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良知之道”。如果从认识发展的角度来说，“心即理”，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无”的阶段；“知行合一”，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有”的阶段；“致良知”，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生成”的阶段。“致良知”，是在行动中充分发挥广大民众的主体精神，身体力行，实现良知。很难用一个“对”字或“错”字，来衡量王阳明这些思想和精神。王阳明不赞成以任何权威作为是非的标准，当然也不会赞成以他自己作为是非的标准，更不会赞成给自己戴上“真理的化身”“天才的顶峰”这类高帽子。作为五百年前的一位哲学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表述肯定有不够严谨和周密之处。应当肯定的是，在他的这些思想和精神中，是包含了和西方同一时代同一水平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萌芽的。后来中国之所以没有如西方那样走上理性和科学发展的康庄大道，进而实现现代化，主要责任不在王阳明身上，而在历代的统治者身上，特别是那些主张把中国文化封闭起来自吹自擂的卫道者身上。王阳明以后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总是不断从王阳明的思想和精神中汲取力量和教益，为打破守旧和僵化的专制局面，提出过一些新思想和新建议。如果不是皇室夜郎自大，和社会上打着“爱国”旗号的顽固保守势力相结合，固步自封，孤芳自赏，强行阻断了这一发展，中国早在两百年前，也就是清朝的康熙、乾隆时期，就已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当时中国虽然科学技术已经部分落后，但GDP仍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中国仍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在西方世界受到尊重，有着发展的良好的外部条件），走上和西方并驾齐驱的现代化的道路。可惜，历史不可假设，时光不会倒流。事实是，两百年前，西方由于解放了思想，有了全球的视野，提高了人的主体性，宏扬了理性和科学精神，迅速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而中国则与之相反，继续皇权和权威崇拜，强化专制统治，实行奴化教育，抹煞人的尊严和自由，用驯服工具论来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秩序，窒息了中国民众的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使社会上弥漫着保守和腐败的空气，中华民族终于一步步走入了落后挨打的深渊。时间仅过了五十年，也就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东西方的差距就拉开了，强大的西方列强就向落后的东方开炮了。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侵略者，中国、朝鲜、日本三国才不得不承认自己落后了，但承认的态度是不同的。崇奉朱子学的中国和朝鲜，只承认自己是科学技术落后，扩大一点，也只是经济落后，我们的政治制度还是顶好的，我们的“三纲五常”的儒家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因此，我们只需要学习西方的经济和军事科学技术，不能学西方的政治制度，不能学西方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那样的东西，“礼教风俗，无一可取”。而崇奉阳明学的日本明治政府领导人，则亲赴西方和中国实地考察，“良知即独知”，给予了他们审时度势的智慧和狡诈；“心即理”和神道合一，给予了他们叱咤风云的自信；“知行合一”和日本的武士道相结合，给予了他们雷厉风行和办事认真的作风，当然也助推了一些日本人侵略的野心。他们的结论是：和西方相比，日本不仅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落后，在政治上，甚至社会风气上，也有许多不如西方的东西。他们提出了以我为主，全面开放，全面学习西方的方针，唤醒民众，批判国民的陈规陋习，倡文明之风，建立议会，推行法治，再不走中国的老路。简言之，就是“脱亚入欧”。时间又过了三十年，到了1894年，中日发生了甲午海战。当时中国的海军力量，按吨位和设备来说，排名世界第九，日本排名世界第十一。战争的发生地实际上是在中国的内海。而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惨败，全军覆灭，海军司令不得不自杀身亡。与其说中国是被日本打败，不如说是被自己腐败僵化的政府和部分腐败的军官打败，被自己落后守旧的文化打败。慈禧太后拒绝了发动全民抗日的建议，在国家危亡之际，统治者仍然害怕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虽然出现了少数像邓世昌这样的民族英雄，也改变不了大局。一个同时进行政治和文化改革的日本，打败了不愿进行政治和文化改革，只愿进行某些经济改革的中国。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捩点。日本用合法的条约逼使中国承担的巨额战争赔款，像绞索套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脖子上；日本逼使中国割让台湾及附属岛屿，引发了其他国家分割中国的狂潮，中国各个省份被分别划入列强的势力范围。时间又过了五十多年，由于西方列强自相残杀，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迎来了中国以及许多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如果说，一百年前，西方列强正在北京火烧圆明园，忙于抢夺中国的金银财宝，他们对王阳明提倡的良知说是不屑一顾的，相反，他们认为，这对于他们所钟爱的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是一种莫名的束缚。一百年后，他们自己经历了“窝里斗”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面对的却是已经独立和正在崛起的亚、非、拉国家，他们那种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发挥到极致的做法，在这个世界上已很难行得通。如果他们不想重复自以为是的愚蠢错误，如果他们不想给自己惹来更多的麻烦，如果他们不想在强行推销自己的民主价值观中走向衰落，甚至灭亡，其中的关键之一，也许是他们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在学习《孙子兵法》的同时，也学一点王阳明的“致良知”。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考虑一下别人的利益，特别是被他们长期掠夺的亚、非、拉人民的利益；在重视自己价值观的同时，也要承认巴基斯坦、苏丹、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人民也有自尊的要求和价值观；在大谈人权时，最好也懂一点历史，虚心了解一下别的国家的国情和文化，尊重事实和法律。例如，当他们和逃亡印度的十四世达赖热情拥抱时，他们也应当知道，达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人士，几十年前，达赖集团控制下的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野蛮的奴隶制社会，被他们“所热爱的”藏民，有的被砍去了手臂，有的被挖去了眼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是在发动1959年西藏农奴主武装叛乱失败后逃往国外的。西方国家目前在人权问题上，首先应当做的一件事，就是改正“以我划线”所形成的双重标准，从一味指责别人，到多少反省一下自己，从而以平等、公正、尊重、有良知的眼光来看待亚、非、拉的国家。令人高兴的是，西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采取了这种态度；令人遗憾的是，西方至今还有一些人，还在用一种救世主和自以为是的眼光来看待东方和中国，他们的无知或傲慢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在美国举办的一次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会，在会上，一个美国学者说：“西藏的历史比美国长得多，我们美国都可以独立，西藏为什么不可以独立呢？”对于这位自以为占领了人权制高点的美国学者的观点，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南伊利诺大学的吴天威教授用大量的历史事实，给予了有理有据的反驳，证明了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都是要由中国的中央政府册封的。分别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团结一心，共同捍卫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现在，中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已经镇定地站在崛起的起跑线上。这是中国人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牺牲，经历了两百年的磨难和努力，才又迎来的一次机会！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她，犹如关注奥运会上即将开始的百米决赛一样。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美国等强国的神经，这个曾被拿破仑称为睡狮的国家今天真的已经醒了吗？她能够完成繁重而复杂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任务吗？她是否还会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她的崛起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呢？有期待，也有怀疑；有友好，也有不那么友好的。面对全世界聚焦的目光，中国将作出怎样的回答呢？尽管有些西方学者非常乐观地估计说，中国在2020年，或至迟2025年，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但没有人敢担保，这样一个预测一定会实现。即使实现了，如果按人口平均，中国仍会落后于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可以肯定的是，面对未来，如果中国真能崛起，一定不会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老路，即靠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的财富来崛起，当然，也不能靠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来崛起。前者给亚非拉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不幸，也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后者用落后和愚昧来对抗先进和文明，只能到处树敌，制造发展的障碍，使崛起成为泡影。中国只能走和平崛起，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互利共赢的道路，走学习先进、后来居上的道路，也就是走理性的良知崛起的道路。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和中国结束一百多年的屈辱史，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息息相关的。中国在谋求国家完全统一的同时，决不会觊觎别人的一寸领土，也决不会允许有人打着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旗号来分裂中国，但同时非常清楚，只能在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富裕和强大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不仅需要有强大的军队，更需要有民间主动精神的大发扬。“二战”中保留下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已经蠢蠢而动，强行通过法案，使《和平宪法》形同废纸，保留了日本重新发动战争的可能。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是对人类良知的最大亵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群人，他们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侵占别国的土地，屠杀那里的人民，却说侵略从来没有定义。七十年前，他们把这叫做“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现在则叫做“为了保护盟国”。对此，有血性的中国人都要勿忘国耻，动员起来，担负起历史的责任，团结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爱好和平的亚洲人民，不分阶层，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老少，用正义去战胜邪恶，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良知之道。这是由中国所处的现实环境所决定的，我们责无旁贷，不能自外于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决定的，正如王阳明所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纵观历史，国家能够崛起，都是因为它们创造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文化。中国的崛起也不会例外。中国一定要重塑先进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华文化。这种先进文化不是自封的，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比较而言的，是通过和世界各国文化的广泛交流实现的，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它一定会包容和谐、自由、民主、人权、文明、诚信、关爱，这一类当今普世的价值。它不能凭空产生，只能是对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的一种继承，以及融入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种创造。它要把中华文明最优秀的部分展现给世界，也要把中华民族谦逊好学、海纳百川的气度展现给世界。王阳明的五百年，留给了我们许多十分宝贵的东西，是一本永远无法读完的大书。王阳明的五百年启示我们，中国的崛起，离不开各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大团结和中国的统一，离不开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中国近两百年出现的大的曲折，都和这两个条件被破坏有关。在完成伟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中国人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每一次大的思想解放，都会带来中国社会一次大的进步。“忧民之忧，民亦乐公之乐”，中国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必然要把人民期盼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体制的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只有把这三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稳定与和谐，才能突破经济改革的瓶颈，有效制止贪污腐化，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如果停步不前，拒绝民众渐变的要求，就必然有灾变；如果走向闭关锁国、限制民权的道路，中国将会很快衰败。只有有条不紊、不断改革的中国，才是日益强大的中国；只有越来越文明和开放的中国，才是正在崛起的中国。让我们以王阳明的话为警钟：“良知本是明白，只在语言上转，越转越糊涂！”虚假的好面子的宣传是败坏社会空气的毒药，只有以“真实”和“真己”为准则的宣传，才是“以心传心”的好的宣传；“当今之务，莫大于振肃纪纲”，官员的贪腐是良知的丧失，不能有效制止官员的贪腐是政权的丧失；只有“以心为理”，真情再现生活中善与恶的斗争，才可能产生史诗般的伟大作品；只有发挥每个人的主体意识，才会有万众一心的共识；只有人人独立思考的民族，才是人才辈出、巨星闪耀、伟大创新的民族。中国在国内还有许多必须解决的难题，在国际上也面临着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需要随时保持危机感，以一种从容淡定的心情，去看待自己已取得的成就，以谦虚谨慎，“若捧万金之壁而临千仞之崖”（王阳明语）的心境，去看待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并非只有鲜花和掌声，还有艰苦长路要走，甚至还有危河险滩。需要有一大批像王阳明那样敢为天下先的人物，带领广大人民不断地往前闯，“摸着石头过河”，继续打破僵化保守思想的牢笼，去为中国，为人类，开辟出新的方向，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需要以我为主，以理性的科学精神审时度势，总结好五百年宝贵的经验教训，一切为我所用，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以万物一体和合作共赢的心态引领世界的新潮流，合纵连横，广交朋友，化腐朽为神奇，化风险为机遇，把握发展的最佳时机和最佳选择；需要不断提高全民的诚信和良知水平，需要知行合一，责善改过，需要从王阳明的思想和学说中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来吧！王阳明，在中国希望的原野上。已经融入了世界大潮的中国人，不相信一百多年前的悲剧今天还会重演。来吧！王阳明，在世界未来的风雨中。熊熊燃烧的大厦，正在消失的绿洲，呼唤着每个人赶快行动起来，救救地球，救救我们的孩子。来吧！王阳明，让我们抓住这次百年不遇的机会，让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和热爱中国的外国人的热情都迸发出来，为实现心中的梦想大干一场，不求青史留名，但求不留遗憾；让每个人活得更有尊严，更加精彩，让我们共同拥有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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