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源流去探究与挖掘，明确了中国文化今天何以如此的本源之所在，从而引发人们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的反思，并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
本书简介：
本书从中国文化的源起、特有的形成发展机制，以及独特的价值观等进行深入分析，从古典中国的信仰背景、道德背景和文字背景所构成的可视性价值观入手，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文化核心内容的形成过程，并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中国文化具备一种卓越的功能，即几千年来并非依赖宗教把众多不同民族及数亿人口紧密地围绕在一个统一政治实体里”，而是以“天人合一”、玉与青铜，以及以形象义的汉字为载体的可视性价值观，即“一种建立在文化认同和伦理本位上的自然观念”，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的这种天下观及其所贡献的政治学说
作者简介：
董波，男，1984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自由撰稿人，陕西多家媒体专栏作家。主要从事文化哲学、人文哲学和人文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新儒学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代表作有：小说《定军山剿匪记》《双百老人》，长篇纪实文学《汉江寻石记》，长篇组诗《拯救》《我不从》《曙光》等。同时，还发表过诗评《〈仓央嘉措诗集〉读后》，以及多篇评论性文章。
目录：
导论中国文明起源的一般特点.............................................................1
第一章玉与青铜：共同背景抉择........................................................13
第一节特殊的载体：“玉能通神”...........................................13
第二节理性的光辉：“君子比德于玉”.................................21
第三节永恒的向度：青铜时代...................................................25
第四节共同背景抉择：“金声玉振”......................................36
第二章商朝：多维信仰中的普遍与特殊...........................................63
第一节商代的“上帝”（帝）信仰...........................................66
第二节殷商人对祖先神灵之崇拜...............................................79
第三章神巫本位：世界文明的共同性起源.....................................101
第一节神巫本位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101
第二节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比较................................109导论中国文明起源的一般特点.............................................................1 第一章玉与青铜：共同背景抉择........................................................13第一节特殊的载体：“玉能通神”...........................................13第二节理性的光辉：“君子比德于玉”.................................21第三节永恒的向度：青铜时代...................................................25第四节共同背景抉择：“金声玉振”......................................36 第二章商朝：多维信仰中的普遍与特殊...........................................63第一节商代的“上帝”（帝）信仰...........................................66第二节殷商人对祖先神灵之崇拜...............................................79 第三章神巫本位：世界文明的共同性起源.....................................101第一节神巫本位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101第二节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比较................................109第三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基本分野................................123 第四章周人出现：从“上帝”到“天本位”的嬗变.....................139第一节殷商的上帝信仰.............................................................140第二节周人的上帝信仰与“天本位”信仰............................146第三节周人的本土信仰：“天”与“天本位”....................155第四节周人之天的特性：“以天代帝”的基础....................163 第五章第一背景抉择：信仰背景——以天代帝.............................174第一节来自史诗的文本昭示.....................................................174第二节“天”与“上帝”的并列出现....................................190第三节上帝之“分解”：不可视价值观向可视性价值观的转化.....................................................204第四节可视性价值观：将中国文化导入人间........................209 第六章第二背景抉择：道德背景——以善代恶.............................235第一节中国人性论的提出与人性善之根源............................236第二节孟子“性本善”与荀子“性本恶”的对比与抉择.....................................................................243第三节弃恶取善：宋后人性善恶的抉择性判定....................277第四节天良高峰：中国“性善论”的普遍价值和意义........288 第七章儒家中心理想：天下世界与天下人间.................................299第一节“天下”概念的基本含义.............................................300第二节天下世界与天下人间.....................................................307 第八章第三背景抉择：文字背景——以形象义.............................317第一节中国文字与中国文明一脉相承....................................318第二节中国汉字：以义立形的可视性文本............................329前言中国经济获得了连续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其中的一个结果是
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文化又有了探究的热情和兴趣。经历
了百年的失败与动荡，中国文化在被打倒、砸烂、彻底批判之后又
从深渊及博物馆里释放出来，重新恢复了合法身份。有关“文化”
的定义可以多到上百种，之所以如此，正像生命、生活、生存一样
无往而不在，哪里有高等级的智慧生命，哪里就有摆脱了动物属性
的特定文化方式。即使在特殊状态下，人类也依然倾慕并依靠着自
己的文化。比如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
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文化就是生存方式，它的丰富性不言而喻。生存方式决定着生中国经济获得了连续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其中的一个结果是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文化又有了探究的热情和兴趣。经历了百年的失败与动荡，中国文化在被打倒、砸烂、彻底批判之后又从深渊及博物馆里释放出来，重新恢复了合法身份。有关“文化”的定义可以多到上百种，之所以如此，正像生命、生活、生存一样无往而不在，哪里有高等级的智慧生命，哪里就有摆脱了动物属性的特定文化方式。即使在特殊状态下，人类也依然倾慕并依靠着自己的文化。比如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文化就是生存方式，它的丰富性不言而喻。生存方式决定着生存的长度和质量，世界上有许多辉煌一时的古老文明，比如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还有欧洲的希腊文明等，都曾遭到中断乃至民族更替，其文明的传承者或者彻底阻隔沉入黄沙，或者换人易势推倒重来。古希腊在荷马时期就曾遭遇来自北方的族群入侵，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所谓“黑暗时期”，以至于本来已得到运用的线形文字被断绝，后来的希腊字母则是从北非的腓尼基人那里传入后经改造而成的。在几大文明体系中，只有中国文明渊远长且一脉相承。1898年，当甲骨被人们当作所谓“龙骨”作药材使用，其中的文字第一次展现出来时便立即被识读，因为它和已经使用了几千年的汉字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而古希腊线形文字中的一种以及古印度的印章文字在被从地下发掘出来后，至今仍然无法识别。原因很简单，它们早在很久以前就不再使用而湮没无闻了。文化是人类一切有效行为的最大载体与推动者。因此，人的多重性，比如崇高与卑劣、温情与凶残、诚实与诡诈、开放与内敛等都在其所属的文化方式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中国文化既然恒久不易，那么在“不易”所带来的诸如因循守旧、自以为是、落后挨打等众多负面效应外，自然就有其能够历经千年而不易的依恃和后盾。这个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依恃和后盾到底是什么呢？或者说，中国文化特有的形成机制与发展机制又是什么呢？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中国文化肇始并兴起于世界最大的亚洲大陆之上，这使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核心判断力与核心价值观，即以实在性的“可视”作为基本范式与出发点。可视性不仅是工具理性的依据，而且同样也是价值理性的依据。以“柴米油盐酱醋茶”和“天地君亲师”或更为现代一点的“天地国亲师”为例，前者是所谓开门七件事，构成人的实际生存，其可视性一一在目，不言而喻；后者则构成中国人的价值体系，是中国人的精神来源、精神依恃和精神后盾，其可视性同样一一在目，不言而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礼记•中庸》）立于世界最大一处陆地上的中国人以文化的方式表达了大地的坚实性。天地一体，中国人将头顶上的可视之天作为高于一切和决定一切的可视性绝对主体，从自然之天升华为受到祭拜和崇敬的宗教之天、人格之天、义理之天。天，直观在上并直贯而下，审视且洞知世间的一切。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所有古老文化均与此形成对应，其宗教性、神圣性这一维度都以不可视的彼岸方式呈现于另一个世界。神明自成体系，与可视性的人间世界迥然有别、绝不同构，上帝以及众神都是通过创造性想象而非看见之后的绝对存在。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与西方及世界其他文化的一个基本分野：可视性价值观与不可视性价值观。这个基本分野在中国之所以会形成，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是因为发生在商周时期的一场思想嬗变，我们将其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背景抉择，即周人所拥有的可视性、此岸性的“天”与殷商人所拥有的不可视、彼岸性的“帝”之间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周人身处西岐，处于亚洲大陆更为核心的位置，极目四望“周原膴膴”，大地近乎无限伸展。周人将农耕技术发展到一个高峰。在农耕时代，天地一体，大地无所不出的奇妙性与实在性使周人确信头顶上人所共戴的天就是最高的神圣，而其他任何神圣，即使有的话也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可视性价值观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我们所看到并生存于其中的“天地”并非某个神灵所造赐，而就是神灵本身。因此，天地与人同构合一，既是出发点也是终结点。这意味着天地不仅真实（既不虚幻也非所谓现象）而且神圣，是一种终极性的实在。而看不见的神灵世界被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悬搁一旁，“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作为有限性的人类应该知所限定，凡是看不见的，在这个世界中不曾真实出现过的，就应存而不论。也正因此，没有神性偶像（佛教传入是东汉以后，中国文化早已成熟）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一种现实中的通达神圣之物，此即古典中国的第二背景抉择——玉与青铜。独一无二的玉文化使中国人在可视世界中寻找到了神圣性的象征物，“玉能通神”“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早在史前时期，辽阔的中国大陆从北方的红山文化、中原的龙山文化到南方的良渚文化、西南的金沙文化，玉竟然成为高度一致的共同性选择。作为实在世界中的可视之物，玉的温润圣洁、超凡脱俗似乎印证着天地间存在着某种终极性所在，于是，中国人看到玉就在这个天地间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至于青铜，中国古典文明所拥有的青铜器远远超过其他文明国家的总和，青铜器成了国家体制与人间秩序的象征。无论玉或青铜，贯透其中的精神属性与物质属性高度融合，密不可分。在文字这种最具包容量的文化载体上，我们更是自始至终地体现了可视性价值观，产生了古典中国的第三背景抉择：以形象义的文字背景抉择。将极具可视性的象形文字推向极致，发展成具有独特造字方法与风格的汉字书写体系，并使汉字成为世界上使用人群最多的文字。由以上三大背景抉择所构成的可视性价值观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我们由此或许能够回答中国文化何以如此的问题了。“在欧洲曾有一个政治梦想，就是效仿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发生的一切。秦始皇创建了一个统一的帝国之后，中国从没有实质上的分裂。常常是一个王朝灭亡，蛮族入侵并且帝国会分裂成数个纷争的王国；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华帝国将得到重建。在西欧，却是另一番景象，开始于5世纪时的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时的政治分裂一直持续到现代。”①中国文化确乎具备这样一种功能，几千年来能够把许多不同民族以及广达数百万平方公里、多达上千万甚至数亿人口，都较为紧密地围绕在一个相对而言统一的政治实体里，其内在的紧致性和并不依赖宗教所产生的人伦交往的密切性是非同一般的。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所贡献的政治学说是它的天下观，即一种建立在文化认同和伦理本位上的自然观念，当天与人互为最大的可视性主体时，那种与生俱来的平衡性从一开始就达到了文化所及的范围。颜子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百年国人，于自身文化，患在不自知，因而不自爱。本书追根溯源，揭明中国文化之重大特征，其为文化中国自知之书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 中华文化的起源，是一个长期争论必将继续争论下去的话题。董波先生从玉崇拜、青铜器、汉字来分析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流变，自成一说，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读完此书，我更能理解当时被中原人视为南蛮的楚子向周天子的使节问九鼎之轻重的文化背景，以及使节的回答——“在德不在鼎”。 ——文史作家十年砍柴导论中国文明起源的一般特点 在世界几个著名的古老文明体系中，作为持续时间最长，并且从未有过中断的中华文明，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根源和发展过程，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有关文化起源的重要问题。面对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功，这一问题在更大的范围内凸显而出。作为人类传承自身全部经验的重要机制，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塑造自身的性格与品位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也正因为这一点，有关文化的解释达到数百种之多。而迄今为止，对于“文化”的解释尚未有普遍认同的定义。英文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是从德文“kultur”一词而来，是德国人在18世纪提出来的概念，内容包括宗教、道德、艺术等，主要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性价值系统。而现在一般而言，文化的内涵已经指向人类其他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所创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有时也专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早出自《周易·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也有“睿哲文明”之语，都包含着光明、有文采的意思。现代汉语用“文明”翻译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用于表述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在此之前曾经存在过的所谓的“野蛮”相对。文明有时也常与文化互用。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文明，是指其价值体系里所呈现出的独一无二的背景性抉择，正是这种背景性抉择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内在模式与发展方向。“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里，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产生了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选择其目的的能力的就是文化。”在一种文明的形成阶段，其形态愈是原始，则对环境的依存程度愈高。此即文化地理环境或文化生态环境所指的文化物质景观在特定地域和时空条件下的分布规律和演变过程。而背景性抉择的含义是：当一种文化发展到趋向成熟的时候，其自我意识从自发状态上升为具备了可以做出内在决断的能力，这种清醒和自觉的内在决断一经完成，便构成了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基本特性。在一种古老文化体系发展的关键时期，便会面临决定其未来发展取向的内在抉择，这也是这种文化（比如中国文化、古希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埃及文化，以及两河流域文化等）有资格将自己提升到成熟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长期以来，有关文明起源的问题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尤其近年来世界各文明主题的交流日益密切，这种紧密的联系较以往漫长世纪里那种相对的隔离或孤立状态而言，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更加明确，有时甚至强烈地彰显出来了。有学者如美国的享延顿便提出，目前正进入一个不同文明体之间互相冲突的世界。这一论题的提出，显然有一个世界性的思考作为背景，同时也在昭示着人类在文化意识形态乃至终极价值等根本性思考与取向的重大抉择。因而从根源处探寻不同文明体的演进模式和发展方向，对于人们从更为深广的领域加深自我认识和完善自我认同，并回答有关文明形成“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随着近年考古的广泛发现和深入研究，中国文明相对于其他古代文明，其特性正日渐突出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一、庞大的文明规模中国文明在世界最大的陆地——亚洲大陆东部，是世界最大陆地所孕育出的超大型规模的一种文明。考古学文化区域类型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其中分别有面向海洋的三大体系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体系，这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明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在亚洲大陆东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文明的曙光早已升起并光辉四射。从辽宁—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巴蜀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到遍布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仰韶文化系列群，以及长江流域各地区的诸多文化系列，中国大地自北到南、从西到东仿佛一个文明之火多源纷起的巨大温床，照耀了一块又一块古老的土地。经过一步步艰难而漫长的发展，形成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等几个大的文化发展丛系。“从超百万年的根系，到万年前的文化起步，从五千年前后氏族国家到国家的发展，再到早期古国发展为各个方国，最后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与其他古文化发祥地如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等相比较，中国文明的活动舞台更广阔，有一个极其广大的纵深和发展空间，这一点对其文明的规模和特性都有着深刻影响。中国整体地势西高东低，高差悬殊，错落杂陈，形成了巨大的三级阶梯。第一级阶梯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5000米；第二级阶梯由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盆地组成，平均海拔约在1000—2000米之间；第三级阶梯是东部广大的平原和丘陵地带，除少数山脉外，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在世界最大的亚欧大陆东部，这个巨大的三级台地上分布着若干不同走向的山脉：有顺台地蜿蜒直下的东西走向的山脉，如位于北纬40°—43°之间的天山—阴山—燕山，位于北纬32°—35°之间的昆仑山—秦岭—大别山，位于北纬24°—25°30′的南岭山脉等；也有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如大兴安岭—太行山—吕梁山—巫山等为一系，长白山—千山、东南武夷山等为另一系；还有南北走向的山脉，如北方的贺兰山、六盘山和南方的横断山脉。此外，祁连山、阿尔泰山、喜马拉雅山则为北系走向的山脉。这些山脉将中国大陆分割成若干网络，使各大河流水系纵横其间。康有为先生这样概括过中国的地理大势：“天之营中国也，自昆仑发脉以来，地势东趋，江河东流，北自天山分脉，南行为祁连、太行，东走医无闾门，绕而为泰山。南聚自岷山、川、黔、闽、粤而环抱于江浙。前则高丽、日本横为案焉，后则藏地重岭作护。雅鲁藏布江分印度、中国之界，龙沙江、槟榔江汇为潞江为一重，澜沧为第二重，鸦龛、金沙为第三重，皆万数千里，横亘南北，独流无支，在川藏千里内，横水横岭，重重护之，崇山树其域，大海面其前，……”在地理环境中，除地形地貌外，气候和资源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气候方面，中国南北纬度跨度很大，从南到北有热带、亚热带、温带、亚寒带等数个温度带。完备的气候带提供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地理基础，如秦岭—淮河以北在新石器时代为以粟类谷物为主的旱作农业区，秦岭—淮河以南为以稻米为主的水田农业区，北方草原为畜牧区。拥有这样广阔而多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国文明以后的超大规模发展奠定了独一无二的基础。二、多源多中心巨大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也决定了中国的古典文明一开始产生便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便有以渭水为中心的大地湾—老官台仰韶文化系列群和太行山东侧、华北中部的磁山—裴李岗、后岗、大司空仰韶文化系列群，以及以泰安—沂蒙山为中心的北辛—大汶口文化系列群。而长江中游有彭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系列群，长江下游有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系列群。这几个平行发展且距今七八千年的考古文化系列群，都已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农耕种植技术和农业发展水平。中国北方作为旱作农耕文化区的发源地，很早便有对粟、黍作物的栽培和种植。如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第一期的窖穴中就发现有黍的遗存，其年代距今七八千年。在磁山—裴李岗文化中的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沙窝李遗址中都有粟的出土，其中磁山遗址中储藏粟的窖穴达80多个，两期总储量达10万余斤，距今亦有七八千年。中国南方的稻作农耕起源也很早，长江中游的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水稻遗存，距今8000—9000年。这不仅在中国，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保存之一。严文明先生认为，“既然适合于栽培的野生稻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许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么栽培稻也就有可能不是只起源于一个地方，中国也未必只有一个栽培稻起源的中心”。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由于受到中国文化外来说的影响，在农耕起源上也曾流行过从西亚传至中国北方的旱作农业“西来说”和从南亚、印度传至中国南方的稻作农业的“南来说”。随着20世纪中叶以来不断取得新的考古进展，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相继发掘的距今七八千年的农业遗址里都发现有粟黍和稻谷遗存，使人们对中国农耕起源问题产生新的认知和看法。农业是世界各古老文明产生的共同基础，而且中国农耕起源的原初性和发展方向更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随着农业的起源，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从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到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各地形成了十多个大的文化区域中心，北方旱地农业文化有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甘青文化区、燕辽文化区，南方稻作农业文化有长江中游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闽台文化区、粤桂文化区和云贵文化区。另外，还有狩猎采集经济，东北文化区、蒙新文化区、青藏文化区。这其中，苏秉琦先生还认为，对中国早期文明形成发挥过作用的主要是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江浙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和燕辽文化区。三、多源而一体各文化区域之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早期相互间便发生了交流和影响。比如黄河流域中游的仰韶文化与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相互间的影响便非常明显。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曾在大汶口文化刘林期遗址中多次出现，这种显著的彩陶影响是考古学界所熟知的。反过来，大汶口文化对半坡类型的影响也很具特色。鼎的发明创制和使用本是东部大汶口文化的一个杰作，在仰韶文化半坡时期尚未见釜鼎的使用，但到了庙底沟时期，“开始出现颇具特色的折腹釜及釜形鼎。这种折腹釜及釜形鼎在半坡类型中找不到祖源，那么，它是否与别的文化传入、影响有关呢？考察早于庙底沟时期和与之同时的文化类型——后岗、刘林，我们发现仰韶文化后岗类型虽说也有被称为釜的炊器，但其造型为圆罐形，与庙底沟类型迥然有别；后岗类型虽也有鼎，但亦为罐形鼎。而早中期的大汶口文化，无论北部兖州王因，还是南部的邳县刘林，都流行折腹的釜形鼎”。不仅黄河流域各区域文化之间交流显著，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远在新石器时期的交流也是广泛的。在鄂东长江之滨的黄冈螺蛳山墓中，出土有庙底沟式纹饰的彩陶罐。大溪文化中所见彩陶图案，与仰韶文化类似。而大溪文化亦曾北上，在淅川下王岗仰韶二期遗存中，发现有大溪文化的器形器物。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下游，交流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其中以淮安青莲岗遗址为典型，明显地含有南北文化互相影响的痕迹。这种在久远时期的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尚未完全成型，还在孕育发展之中，而中国也还远未出现密切的交往与沟通，但这无疑对中国未来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分别进入龙山时期和良渚时期（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前后）之后，这种交往更趋密切和广泛。从制陶业来说，龙山时期的陶器制作已达到极高的水准，快轮制陶技术获得普及，陶窑得到改进，已能采用密封饮窑技术。代表这一时期制陶业最高成就的是光亮黑陶、蛋壳陶和白陶的出现。黑陶陶胎均匀，陶色纯正，极富光泽。蛋壳陶陶质细腻，器壁薄如蛋壳，厚度不超过0.5毫米。白陶则是由一新发现的高岭土作为陶土，经1200度窑温烧制而成。白陶器具色彩亮丽，非常珍贵，和蛋壳陶同为世界制陶史上的创造性杰作，而这与轮制方法的运用有直接关联。山东曲阜西夏侯、胶县三里河、历城城子崖、河南路阳西高崖、陕西华县柳枝镇、河北磁县下潘旺、湖北圻春易家山、浙江吴兴钱山漾、上海青浦崧泽和马桥、广东曲江石峡等遗址中，都出土了轮制陶器。最能够代表南北东西各区域文化交流融合现象的陶器，当属陶鬶。“当公元前2400年前后一段时间里，……陶鬶最终被各地原始文化所吸收、改造，成了‘龙山期’诸文化共同的新因素。……这种薄胎、素面、造型奇特、独具一格的陶器，在中华大地之外的任何地区都不曾发现过。从这一意义上讲，陶鬶也可以作为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器物。”陶鬶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出现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初期，先传入河南，进入龙山时代后便已传至浙江一带的良渚，并在江西、广东一些地区也有出土。在长江沿岸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湖北秭归朝天嘴和黄河上游的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等均出土陶鬶或由其演变而来的陶盉。“陶鬶及由其演变而来的陶盉发展如此之快，分布如此之广，说明了龙山时代中国古代各文化之间的交流频繁，文化传播相当迅速而广泛。这正是各文化之间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民族文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除陶器之外，玉器在南北文化的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作为形下之器的玉，其实首先承担的不是形上之道（礼器），而是中土大地南北两大流域凝聚共同审美品位的独特载体。在对玉的认知中，中华南北流域的先民们倾注了特别巨大且几乎完全一致的情感、情绪和象征力量，这对于中国文明多源一体格局的形成功不可没，并且也使“玉文化”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特殊现象。远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和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村遗址就出土有璜、玦、管、珠等玉制品。在分别上承河姆渡遗址的良渚文化、兴隆洼遗址的红山文化中，琮、璧、钺及勾云形器、箍形器、玉猪龙、山形器、圭形器等玉器更是大量出现，且各自建立起了一套完备有序的用玉制度和玉礼器体系。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间的大汶口文化中，邳县刘林、大墩子、泰安大汶口等地都出土有许多环、玦、管、璜等玉制装饰品，其中大汶口10号和17号墓葬所见玉钺更是同时期的精品。苏北新沂花厅村遗址南区发掘的大汶口晚期（距今约5000年以前）的二十几座墓葬中，所出精美玉器有浙江反山和瑶山良渚文化的人兽纹样。“史前文化之间联系的背后，一定是不同部落共同体人们的交往。文化圈的形成和交互作用的出现，不能不考虑人们因沿河而居所形成的交通网络和交往上的便利条件。”史前交往对于中国文化未来（这个未来指进入国家形成的有史阶段，即夏商周时期。而“史前”是就中国文明发展史而言，基本可从被称为“前仰韶文化”时期算起，这一时期距今7000—8000年，包括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关中及西部的老官台文化、山东北辛文化、辽河流域兴隆文化、长江中游流域城背溪文化和浙江北部的河姆渡—罗家角文化等。直到公元前3000年之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出现“龙山式”考古文化，长江下游进入良渚文化范畴）一体性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中国黄河与长江这两大流域，各自都包括非常辽阔的地区，如果与其他文明古国如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古代玛雅、古希腊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与希腊文明有某种渊源关系）等相比较的话，这种广阔性极其突出。在这广大地区之内，许许多多个区域文化遍布南北。考古发现已经证实，无论黄河还是长江流域，史前各考古区域文化丛体都是在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也就足以表明，中国文明形成初始期的本土性与多中心性。本土性决定了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原始性的，而不是“摹仿”或移入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已被历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是无法成立的）。从相对意义上讲，多中心性与一体性是相互矛盾的。如两河流域，从约公元前2900年的苏美尔城邦到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894年开始），以及后来的亚述时期（公元前539年被波斯帝国所灭），在这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在一块并不算太大的区域之内“城邦蜂起、攻伐不断，即使有很短的帝国统一时期，往往随着霸主（如汉穆拉比）的死去而迅速瓦解，而且在短暂的统一时期里各城邦仍拥有很大的自治权限”。古希腊的多中心与非一体性则表现同样突出。古希腊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至公元前5世纪盛极一时，狭小的半岛上产生了众多的城邦国家。其中较知名的有雅典、斯巴达、埃利斯、西居昂、科林斯、麦加拉、彼奥提亚、阿尔哥斯、米利都、萨摩斯，等等。古希腊人自己在这块半岛上从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直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半岛被兴起于其北部的马其顿所征服。有必要提出的是，古希腊城邦的非一体性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价值观上的。实行寡头政体的斯巴达废除金银货币，限制工商业发展，认为除了军事教育之外的一切思想文化都毫无用处。斯巴达人建立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强健和勇敢就是最大的善良，而一切文化娱乐活动乃至私人生活都是奢侈和罪过（男子从20岁开始过正式的集体军营生活，直到60岁为止，其间只允许抽空回家）。斯巴达甚至将寡头政体传到了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斯巴达不但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而且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斯巴达贵族寡头政体占用了长期与之对立、排斥和斗争的雅典民主政体，雅典出现了贵族寡头专政”。正是这种城邦之间的非一体性导致两河流域与希腊半岛在长期的发展史上城邦之间各自为政，最后被外部力量彻底征服，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也都中断了。中国文明所呈现出的多中心的特征与两河流域、希腊半岛的文明相较不仅一致，而且因为地域辽阔还更显突出。直到进入夏商周三代文明发展时期的周代，还时常以“万邦”或“万国”表现邦国众多的情况：曰古文王……匍有上下，匌受万邦。（《墙盘》）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诗经·小雅·元月》）曰其自时中义，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尚书·洛诰》）《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逸周书·世俘解》言武王伐商，“凡憝国九十有九，……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所言“万邦”“万国”者，虽非实指，但夏代以前和夏商时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各部落纷纷建邦立国，确实是当时的实情。“文献中所载夏王朝之前即已形成邦国林立的局面，恰恰同考古学上龙山时代城邑纷纷崛起，散处各地，互不统属的格局相吻合。”中国南北两大流域如此之众的“多中心”能够走向一体性，以至于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保持连续性发展而从未有过中断，这一事实本身可以说是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即使说是奇迹也并不过分。在此，笔者试图探寻的是隐藏在这一特殊现象后面的成因。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决定了从起源阶段的多中心能够走向一体性，这决定了中国文明既不同于两河流域、古希腊文明，也不同于玛雅等其他古文明。毫无疑问，这也决定了中国历史文化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同一般的发展轨迹。那么，这个“核心价值”究竟包括什么内容呢？笔者认为，所谓“核心价值”就是背景抉择的结果，一种古老文明在其形成的初始阶段其实就已经在价值观和发展类型方面作出了重大的选择，正是这种主动性和有意识地选择，决定了各自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与价值取向。这种选择既是文明形成的基础，又成为文明发展过程中无时不在的背景。这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文明的初始期和形成期曾经做出过有关自身发展的几项重大决断，之所以称为“重大”是因为这种决断不仅造就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文明模式，而且也影响到整个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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