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差异追根溯源，从中西方社会的概念、理念着手，分析了中西方社会的人类分布情况，认为所谓的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话题，实际是大而不当、含混不清的。本书把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差异的比较对象，落实到作为各自主体的部分上，即进行华人社会及其文化与拉丁-日耳曼人社会及其文化的比较分析。
本书简介：
所谓中西方文化，是一个不够严谨的命题。本著以东西方的人类分布、历史沿革为依据，将所谓的中西方文化具体落实为华人社会文化与日耳曼-拉丁人社会文化这两个内涵对等、边界明晰的主体。 探求社会文化的差异，是对于人类自身、自身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认知。其目的，在于自觉于自己本能、自身社会及其发展规律，在于利用自己本能、自己社会及其发展规律改造自己生活、改造自己社会、做自己社会的主人、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做自然界与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在于服务于人类由作为自己本能、自身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顺从奴仆”的“社会动物”的生存生活状态向成为自己社会的主人、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成为自然界与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的“人”的生存生活状态的跃进。
作者简介：
李家宏，1970年出生，独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者。作者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廿余载，以独特的角度研究、诠释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形成了新的系统认识，已出版《社会主义——人间正道》《人类自觉的新起点》《财政，社会主义大厦的首席构筑师》等专著。
目录：
自序一/
自序二/
引论/
一、从人与动物的差别谈起/
二、暂时处于强势的西方人如此看待东方人/
第一章东西方概念辨析/
第一节西欧与西方/
一、西方社会及其流变/
1.从古希腊到泛希腊时代/
2.从古罗马到近代欧洲/
二、西方社会居民的人类学特征/
1.古希腊及其以西地区的人类分布/
2.古希腊及其以西地区人类的生活习性/
第二节东亚和东方/
一、东方概念下的民族多样性/自序一/自序二/引论/一、从人与动物的差别谈起/二、暂时处于强势的西方人如此看待东方人/第一章东西方概念辨析/第一节西欧与西方/一、西方社会及其流变/1.从古希腊到泛希腊时代/2.从古罗马到近代欧洲/二、西方社会居民的人类学特征/1.古希腊及其以西地区的人类分布/2.古希腊及其以西地区人类的生活习性/第二节东亚和东方/一、东方概念下的民族多样性/1.古希腊以东地区的人类分布/2.亚洲蒙古利亚人种的内部差异及其分布/二、东亚华人在亚洲蒙古人种中的独特性/1.华人在人种构成和文化上的独特性/2.华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传统/第二章东亚华人与西欧日耳曼-拉丁人的社会及其文化差异/第一节东亚华人语境中的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一、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话题的提出/1.提出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话题的时代背景/2.提出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话题的经过/二、关于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话题的主要观点/1.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观点/2.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等学者的主要观点/3.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比较学研究/第二节对华人与日耳曼—拉丁人的社会及其文化差异的再认识/一、中国文化与儒家文化辨析/1.中国文化与儒家文化在内涵上的差别/2.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在农耕文明时代关涉建设“大一统”社会的行为规范及其价值体系/二、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差异/1.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落脚点在于华人与日耳曼-拉丁人的社会及其文化/2.华人与日耳曼-拉丁人的社会及其文化差异/第三章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东亚华人与西欧日耳曼-拉丁人的不同侧重/第一节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两种主体意识/一、关于群体意识、个体意识/1.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概念辨析/2.群体意识、个体意识的生发、演变/二、群体意识、个体意识在华人、日耳曼-拉丁人的不同侧重及其表现/1.华人的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2.日耳曼-拉丁人的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3.华人与拉丁-日耳曼人社会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的不同侧重/第二节华人与拉丁-日耳曼人社会文化互补对于新的人类文明的意义/一、华人、拉丁-日耳曼人社会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1.社会文化与生存生活方式的不同质性/2.华人、拉丁-日耳曼人社会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二、华人社会文化与拉丁-日耳曼人社会文化的交融对于新的人类文明的意义/1.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是不同社会文化相互学习、借鉴、交流、交融的结果/2.华人社会文化与拉丁-日耳曼人社会文化的交融的进步意义/跋/（一）西学东渐以来，直到现在，国人对待西方文明，要么顶礼膜拜，言必称欧美，视欧美为文明化身，而对华夏文明、对中国文化妄自菲薄；要么无动于衷，言必尚中国，称中国为文明渊薮，对华夏文明、中国文化传统妄自尊大。而能够秉持客观公允态度，正视华夏文明或中国文化、尊重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主张“拿来”“以人之长补己之短”的那些极少数人，反而成为异类。这极少数人在两种极端态度的对峙、摇摆中，不仅声微言轻、无足轻重，而且两面树敌、腹背受击。妄自菲薄的一派，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尚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底气十足、义愤填膺、义正辞严，认为所谓华夏文明是落后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农耕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西方的民主、自由、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才是中国实现富强、走向繁荣的不二法宝，因而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高谈阔论。妄自菲薄的一派，在知识分子群体占据主流。妄自尊大的一派，在甲午战争之前，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好回忆中，视西方文明为“奇淫巧计”而已，不屑一顾；新中国建立之后，又以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属性而极力排斥、鞭挞，将西方文明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同义语并与之等同起来，尤其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等主张、诉求刻意贬斥、全面抵制，将其认同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错讹不堪；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又自我膨胀起来，我行我素，更有“不可一世”之趋向。妄自尊大的一派，在领导政治事务的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二）西方文明，是指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通过工业化而得到发扬光大，由日耳曼-拉丁人创造的人类文明，亦即拉丁-日耳曼文明。由于人类的工业文明是由日耳曼-拉丁人开创、引领的，在工业化时代，日耳曼-拉丁人所开创、引领的人类工业文明便与日耳曼-拉丁人所创造的西方文明合二为一、融为一体，日耳曼-拉丁人的西方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类工业文明的最高水平，因而，人们往往将工业文明与西方文明混为一谈，俨然日耳曼-拉丁人的西方文明成为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化身。在这样一种认识前提下，包括华夏文明在内的其他人类文明，便对于西方文明相形见绌，甚至自愧弗如而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淖不可自拔。秉持“唯西方论”态度的一派，就是将西方文明与工业文明混为一谈，认为西方文明是各民族、各个国家学习、效仿的楷模，厉声疾呼仿照日耳曼-拉丁人国家的模式构建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华夏文明是由华夏民族创造、历经逾五千年历史而延续至今的人类文明。由于华夏民族在最近半个世纪才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跃进，至今尚没有完成工业化，其绝大部分历史处在农耕文明阶段，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华夏文明，基本停滞在农耕文明的水平上，因而，任何轻视、漠视、排斥已经通过工业化而得到发扬光大、还在引领工业文明前行的西方文明的思想、观点、立场，都是极其狭隘、猥琐、错误的。固守华夏文明而自矜自伐、自以为是的一派，既没有认识到西方文明的特点、优长所在，更没有深刻认知开创、引领人类工业文明的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及其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意义，反而沉溺在华夏文明的繁盛农耕文明中不能自持，对于华夏文明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局限性、华夏文明在工业文明意义上的落后性、中国文化传统在工业文明时代的不适应性、西方文明对于华夏文明的借鉴意义惘然无知。华夏文明、日耳曼-拉丁人的西方文明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文明，本是由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不同类型的人类族群创造的，具有不同的特征和优长。华夏文明以其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特点，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容融、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更注重通过约束个人自身的行为和思想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社会秩序，不仅创造了人类农耕文明的制高点，而且在农耕文明时代高峰林立、层峦迭嶂；拉丁-日耳曼文明更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利用，注重个人利益的伸张，通过个人之间的相互妥协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社会秩序，不仅开创、引领了人类的工业文明，而且其农耕文明时代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同样光彩照人、彪炳千秋。华夏文明虽然书写了人类农耕文明时代最华丽的篇章，但华夏文明并不等同于农耕文明；日耳曼-拉丁人的西方文明虽然率先创造并引领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但西方文明也不能代表工业文明。分析、比较不同的人类文明，研判华夏文明、西方文明之短长，不能以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凭据，更不能以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定其高下。（三）工业文明是相对于农耕文明而言的人类文明，是工业化条件下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工业化条件下，不仅日耳曼-拉丁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得到了巨大变革，日耳曼-拉丁人的西方文明获得了长足发展，拉丁-日耳曼文明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西方文明焕发出绚丽的光芒，而且，包括华夏民族在内的其他人类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也将发生剧烈革新，包括华夏文明在内的其他人类文明也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丰富，以新的形式、新的形象展现出来，包括华夏文明在内的其他人类文明也必将绘制出更加多姿多彩的画卷。正如手工生产条件下，包括拉丁-日耳曼文明、华夏文明在内的不同族群的所有人类文明都各各不同，都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了不同的色彩。也就是说，不管是工业文明、农耕文明，还是后工业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在不同阶段、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属于不分种群、不分地域、不分民族的全人类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尽管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不同的民族还有不同表现方式的差异，但是在属性、形态上却是共通的。而由不同民族所创造的人类文明，如西方文明、华夏文明等，只属于特定的人类族群，各具特色，这些特色是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根本所在。这些各具特色、属于不同民族的人类文明，汇聚在一起而共同构建、繁荣了人类文明。虽然这类人类文明在属性、形态上各各不同，但却都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有的人类文明处于农耕文明阶段，有的人类文明在农耕文明阶段便湮没了，有的人类文明一直从农耕文明阶段延续到了工业文明阶段。日耳曼-拉丁人的西方文明有其农耕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华夏民族的华夏文明也有其农耕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的划分。因此，将日耳曼-拉丁人的西方文明与由日耳曼-拉丁人开创、引领的工业文明混淆或相互替代，将华夏民族的华夏文明与由华夏民族所创造的最为辉煌灿烂的农耕文明混淆或相互替代，都是荒诞不经的。将尚未发展到工业文明阶段的华夏文明与已经跨入了工业文明阶段的西方文明相比较，以某一时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判定分属于不同民族的人类文明的优劣高下，其荒谬性更加不言而喻。（四）然而，毕竟创造西方文明的日耳曼-拉丁人开创、引领着人类的工业文明，在工业化条件下，日耳曼-拉丁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其认知和利用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能力实现了巨大跃升，而且在改善自己生活、改造自己社会、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做自己社会的主人方面也都遥遥领先。也就是说，日耳曼-拉丁人创造的西方文明，由于其引领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日耳曼-拉丁人在改善自己生活、改造自己社会、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做自己社会的主人方面率先垂范，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因而，相比较包括华夏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人类文明，西方文明蕴涵着一定的先进性、进步意义，值得包括华夏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学习、借鉴。西方文明在深入认知和利用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方面，在锐意进取、开创新的人类文明方面，在改造自己社会、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做自己社会的主人方面，冠绝全球，是其他民族的榜样；西方文明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对于个人自由的重视、对于平等权利的强调，在全世界各民族中首屈一指，也是其他民族的楷模。因此，对西方文明置若罔闻、漠然视之，以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特殊性拒斥西方文明，秉持“唯民族论”立场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固步自封，对于其民族文化的发展、社会进步、新的文明的创造，将造成巨大的障碍并形成致命的危害。但是，西方文明又毕竟是日耳曼-拉丁人创造的人类文明，是具有日耳曼-拉丁人属性的人类文明，是以日耳曼-拉丁人的生存生活方式、生活习性、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为支撑的人类文明，是具有日耳曼-拉丁人生活习性、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特色的人类文明。因此，奉西方文明为正朔，忽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以日耳曼-拉丁人的生存生活方式、生活习性、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来改造自己民族的生存生活方式、生活习性、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这种行为、主张、观念无异于削足适履、杀头便冠。（五）不同的人类文明，都是由一定的民族文化支撑起来的。一方面，包括华夏文明、西方文明在内的属于不同民族的人类文明，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一方面，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等不同阶段、处于不同层面的人类文明，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受制于一定的民族文化。例如，华夏民族擅于形象思维、强调趋利避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热衷于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而日耳曼-拉丁人则擅于抽象思维、甘于冷静孤寂、热衷于征服客观世界、执着于个人兴趣。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质，造就了华夏文明、西方文明的显著不同。民族文化差异造成了建基其上的人类文明的迥然各异，不仅在相同的文明阶段，其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具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对于不同的人类文明，其贡献也大为殊异。同在农耕文明阶段，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生活呈现的是君主专制之下的“大一统”形式，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地主经济特色凸显；日耳曼-拉丁民族的政治经济生活则是诸侯林立的“封建”形式，同阶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不同阶层之间等级差异显著，庄园经济盛行。同在工业文明时代，日耳曼-拉丁民族盛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包括华夏民族在内的亚洲东部各民族则强调国家管理、政府调控之下的有序发展。由于华夏民族擅于形象思维、强调趋利避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热衷于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的文化特质适宜农业生产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农耕文明的创造，因而，华夏民族创造了人类农耕文明时代的累累硕果，维系了最高水平、最悠久历史的人类农耕文明，华夏文明的农耕文明时代得以不断延续。但是，在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创新对于文明水平的提升、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越来越举足轻重，工业文明时代的新产品的创世、新的生产技术的突破、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创设，完全依托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发明创造的出现、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华夏民族的文化特质对于科学研究突破、新的生产技术开创、新的科技产品创造、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创设不擅专长，因而，华夏民族对于工业文明的开创、引领，鲜有作为，只能步人后尘亦步亦趋。然而，擅于抽象思维、甘于冷静孤寂、热衷于征服客观世界、执着于个人兴趣的日耳曼-拉丁民族却在工业文明时代有了“英雄用武之地”，其文化特质适宜工业文明的创造，因而率先开创了人类的工业文明，并且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引领着人类工业文明的继续前行。华夏文明、拉丁-日耳曼文明之间的大相径庭，华夏民族能够维系最长久的人类农耕文明时代、创造最灿烂辉煌的人类农耕文明，日耳曼-拉丁民族能够率先开创人类的工业文明、引领人类工业文明的进步，盖缘于其文化特质。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特质，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适应性不同；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表现也有所不同。因此，才会出现“时而东风压倒西方，时而西方压倒东风”的历史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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