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韦伯》是韦伯著作不可或缺的指南，并且将会成为《必不可少的韦伯》(TheEssentialWeber)(2004年)非常宝贵的姐妹篇。这本书密切地追寻着韦伯思想的发展轨迹；这种探究将会让大学生与硕士研究生责无旁贷地购买它，社会学理论、经济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也同样必须购买本书。
本书简介：
《理解韦伯》为韦伯著作的中心议题提供了一个通俗易懂而又综合全面的解释。利用最新的学术成就以及最新版本的韦伯作品，山姆·维姆斯特探讨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与文化科学之方法的全部范围、深度以及进展。这是一本具有拓荒意义的著作：（1）它确定了韦伯著作中的核心议题，并且把它们与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与文化科学的黄金时代联系起来；（2）它认为在当今韦伯对古典传统的主要阐释者仍然保持着重大的影响；（3）它对集历史学家、社会经济学家、方法论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于一身的韦伯的职业生涯动态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
作者简介：
山姆·维姆斯特（SamWhimster）是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杂志的特约审稿人。他还是《马克斯·韦伯研究》这本国际性杂志的编辑，已经出版了大量论述马克斯·韦伯的作品。这些出版物包括《马克斯·韦伯与无政府状态的文化》(MaxWeberandtheCultureofAnarchy)(1999年)以及《必不可少的韦伯》(劳特利奇出版社2004年)等。
目录：
致谢辞
缩写语表
内容简介
第一章韦伯式社会学之前的韦伯：重新的造访
第二章资本主义在当代的争论：桑巴特、韦伯与西美尔
第三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四章“科学理论”
第五章不情不愿的社会学家：从新教伦理到社会经济学纲要
第六章《宗教社会学》
第七章超越韦伯
第八章权力、合法性与民主
第九章社会学的范畴与经济活动的类型：一个最终的解释
注释
索引图表
目录：
致谢辞缩写语表内容简介第一章韦伯式社会学之前的韦伯：重新的造访第二章资本主义在当代的争论：桑巴特、韦伯与西美尔第三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四章“科学理论”第五章不情不愿的社会学家：从新教伦理到社会经济学纲要第六章《宗教社会学》第七章超越韦伯第八章权力、合法性与民主第九章社会学的范畴与经济活动的类型：一个最终的解释注释索引理性的世界可以看作是一个伟大的、不朽的个体，它永不停息地创造出那种具有必然性的东西，从而控制着偶然性的东西。——歌德这样一连串的历史证据，其中每一个部分都无悔无怨地拼合在一起而没有一丝缝隙，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让自己完全隐藏于其中；但尽管如此，所有存在于那里的事物还是经由伟大人物的心跳而不由自主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这难道不辉煌灿烂吗？——米娜·特布勒读《新教伦理》内容简介（原文中的内容）在这本书中，我已经有点小心翼翼地表达了韦伯用以创作的格式的独有特征。他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写作格式——随笔论文、研究调查和研究报告、百科全书条目、学术论文、期刊文章以及学术性公开演讲。韦伯很少采取专著的形式——只有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与教授资格论文以及一份农业调查报告是以专著的形式面世的。比起专著形式来他更喜欢的是长篇论文，需要加以注意的是许多韦伯的“专著”实际上都是他的论文集。有一些论文是韦伯有意要构成一部论文集的独立存在单元，例如《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韦伯的其他作品论文集都是在他去世之后由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Weber，韦伯的夫人)收集在一起的。有一点绝对要强调一下：在韦伯的一生中，只有一篇文本的英语译本可以看作是由他出版的等同于专著的作品——他的博士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篇论文；《经济与社会》是在他去世之后才编辑起来的手稿和修订样本的结集。methodologies诸论文的联合、相互补充以及排列次序可以描绘出来，但是我并不打算把这些强加于韦伯的著作之上。考虑一下他的最大问题：什么才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因果性起源？韦伯的职业生涯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创造新的方法论与新的研究成果来回答该问题的过程。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这种问题无法用满足一致同意的、有关因果证据的学术标准方法来回答。在这一点上，问题就演变成了现代性在西方究竟是如何发展的，以及类似的基于宗教的生活行为轨迹在其他文明中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如何”的问题正如确切的因果性起源的具体要求一样意义重大而有效。我对韦伯职业生涯的感觉是，他是以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独特解释(按照清教徒的禁欲主义)作为开始的，但这种解释却与西方现代性何以不同于其他的文明调和在一起。韦伯发现这与他的最初出发点一样具有强烈的趣味并引人入胜。这种感觉给本书提供了一个轨迹，但它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坚持。韦伯根据这样一个轨迹来规划他的学术生涯并不是想当然的说法——恰恰相反。要搞清楚韦伯究竟是如何从一个研究工程开始再到另一个研究工程的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既然关于这些工程的日期与源头有足够的信息可以利用，那就可以沿着、围绕着并横跨过这条轨线去绘制他的活动图表。第一章检视了1890年代韦伯在国民经济学领域的职业生涯。虽然这个时期的韦伯还不能被称作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他正在从事关于当时的农耕状况的社会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具备了一种社会学的特征。至于这一时期，在解释市场力量以及凌驾于个体与社会群体生活之上的政治权力之决定作用方面，韦伯是否更像一个结构主义者还存在着争论。在人的行为面对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韦伯相当强势地表达了理念与心理动机的作用。尽管韦伯还必须发展显式的社会学，但与众不同的韦伯式结构以及行动的方法却已经相当明显了。韦伯在理论的国民经济学方面的讲座课程从1898年开始就勾画出了轮廓。能够确切证明的是，他既很好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又根据边际效用很好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的交换经济(exchangeeconomies)。同样明显的是，他偏爱于在经济活动的分析之中插入一个文化的界面。第二章对于国民经济学领域正在进行的一些重大的资本主义争论进行了定位。特别要注意的是维尔纳·桑巴特和格奥尔格·西美尔对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他们的分析是韦伯自己的新教伦理研究的前身。韦伯从文化上对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争论提供了一个章节的专门解释。在桑巴特的鸿篇大作《现代资本主义》(DermoderneKapitalismus)中更为广泛的争论被展现出来。反过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美尔的《货币哲学》(PhilosophyofMoney)——它用一种哲学的模式来处理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的一种回应。首先，桑巴特以及后来的韦伯给在西美尔的处理中仍然是推测性的现象补充了因果性解释。韦伯的新教伦理“论文”只是有限度地介入到了一场更为广泛的争论之中，但是自从它发表以来，人们就一直认为它构成了有关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争论。PESC给经济上意义重大的宗教群体的心理动机提供了富有灵感性的解释。韦伯并没有精确地说明那种团体在经济上的意义如何重大，但是对于韦伯以及他的批评者来说，这篇文章的成功都让它变成了持续不断的争论主题。西美尔对行动心理学理论的贡献得到了讨论，这与桑巴特在其经济活动的理论化过程中运用的东西非常类似。韦伯的PESC仍然停留在同样的心理学框架之内。在韦伯提出一种社会行动的解释(1913年)之前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然后韦伯通过对宗教行动与经济行动的比较研究才把它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了出来。第三章评论了PESC，它重点关注的是韦伯在那种研究中实际上在做的是什么，而不是韦伯说他在做什么。尽管研究的是一个构想出来的、在国民经济学中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争论，但它却是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写出来的。它不仅是一项具有原创性学识与特质的工作，而且还具有富有想象力的、文学的性质，这让它完全脱离了社会科学的模式。韦伯不仅利用了史学的与哲学的学术成就，他还运用了文学的技巧、修辞学以及——最重要的——诠释学，这让文章取得了如此的成功。它是依靠这些最终标准的，这一点还需要进行评定。第四章注意到面对着他自己的创造性什么才是有效地向方法论的退却。海因里希·李克特(HeinrichRickert)的方法论的因循守成受到的偏爱超过了狄尔泰的人文科学研究计划的自高自大。我坚决认为，与李克特的约定俗成的(prescriptive)方法论相比，PESC更兼容于狄尔泰的雄心壮志。然而，在其1904年论述“客观性”的文章中，韦伯却让他自己的文化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解释风靡一时。在当时因为重新发行的《社会学与社会政治学档案》(ArchivfürSozialwissenschaftundSozialpolitik)而发生的方法论之争中，这篇文章代表了一种前进的方法。它还担当了为PESC补充方法论的任务，但是在很多方面看，这部作品都已经超越了所有方法论的繁文缛节。它从一开始就招致了批评，就如它在整个二十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在其对批评者的回答中，多重的因果关系问题显得尤其困难，因为韦伯在理想的原因与物质的原因之间严重依赖于“选择性亲和(electiveaffinity)”。第五章和第六章检视的是，韦伯的著作极大地扩展到了关于经济的、比较而系统的研究工作之中，而经济则涉及到关于宗教、法律、权力、公共群体的形成以及联合群体的形成的特殊社会学(thespecialsociology)。为了那部百科全书式的、卷帙浩繁的《社会经济学纲要》(GrundrissderSozialokonomik)，韦伯承担起了编辑的责任。在同一时期，大致的日期是1910年到1914年8月，韦伯完成了经济伦理学的初稿，它受到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印度教、佛教和犹太教的影响。到目前为止，《马克斯·韦伯全集》九个单独的分卷涵盖了这个时期的作品；此外，书信([Briefe])那一卷还用图表方式记录了韦伯与他的出版商及其学术伙伴之间大量的、错综复杂的通信。《马克斯·韦伯全集》的编辑们的艰苦而详细的学术成就已经揭示了韦伯多方面研究成果的确切轮廓。第五章和第六章绘制了这些轮廓的图谱，并暗示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图谱。有关发展史的多重因果关系是他持续关心的问题，它不只是是通过一种策略来处理的。韦伯自己的解释社会学首次亮相于这一时期，它的术语进入到了实质性研究之中，并在韦伯处理如此广泛的材料时给他提供了可靠的方法。进入社会学的举措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它的作用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学术争论的主题。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矗立这一时期的中心位置。汉斯·基彭贝格(HansKippenberg)很有学识并且编辑了意义重大的MWG《宗教的团体卷》(ReligioseGemeinschaften)，这正好展示了韦伯是如何沉浸于科学的宗教研究之中的，包括最新的人种学领域的研究。我要表达的观点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既才华横溢又犹豫不决。即使是现在，韦伯要处理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第七章超出了韦伯的范围，为的是重新造访任何描述中所固有的多重因果关系问题，这些描述试图解释社会与文明层面的发展序列。依据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在交流的形态及其对于统治与控制的影响方面所做的工作，我重新规划了新教伦理的论题。我也思考了S．N．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以及他人最近在多元现代性方面所做的工作。我把这种工作与韦伯的工作进行了对比，如同分析现代性的独特性争论一样。从这项工作中得出的令人清醒的结论是，尽管韦伯已经拓展了其关于西方(或者如他所说的，欧美的)现代性起源的论证条件，但是研究框架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希望对西方的崛起进行一种完整的、多因子的分析似乎不太可能获得成功。第八章着手处理韦伯关于权力与统治的特殊社会学。韦伯关于权力的一般性理论是三维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地位)，我把这个理论与贾恩弗兰科·波奇(GianfrancoPoggi)以及迈克尔·曼(MichaelMann)最近的论述进行了比较。运用伊迪丝·汉克在《马克斯·韦伯全集》的“统治社会学”(Herrschaftssoziologie)中提供的见闻广博的学术成就，我追溯了韦伯的各种变化——从他的政治社会学草稿到其《经济与社会》中的最终构想。这就承认了韦伯的社会学呈现出来的模式要得到遵循，并承认他对支持诸分类类型的发展史的抑制。在最后一部分我提出如下问题：在当代世界，总统和首相们运用花言巧语与煽风点火的技巧，辅之以新闻办公室和媒体，来扩大他们对于民主文化的厚密结构的控制权，因此政治科学家是否应该更多地注意韦伯对于领袖式民主(leadershipdemocracy)(领袖民主[Führer-Demokratie])的分析呢？韦伯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并把权力及其控制当做是所有统治关系包括宪政民主制度中的一个常数。第九章检视了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篇幅很长的第二章，即“经济活动的基本社会学类型”。这代表着韦伯的雄心壮志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转向，首先在1890年代是一名国民经济学家，最后是一位推进社会经济学工程的社会学家。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他在慕尼黑大学的合同不但提到他是一位社会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国民经济学家。[2]社会学的功能——它的发挥在《经济与社会》第一章中被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是要为曾经占据他知识分子生涯的所有特别有趣的领域提供可靠的保证，这些领域包括：经济、文化与宗教、权力与统治、法律、社会秩序、公共群体与联合群体的形成，与这些领域齐头并进的是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动力。第九章的结尾部分问到：是否存在一种韦伯的范式。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或许没有，因为在试图明确表达历史发展的宏大主题时，韦伯的整体方法寻求一种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根据韦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知识方法，则存在着某种韦伯所独有的东西。他坚持认为——伴之以一个天才适当的谦逊——社会科学知识的短暂无常，其中五十年就算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对于韦伯来说并没有历史的进行曲，有的只是社会现实无穷无尽的变迁与流动，社会现实是永远无法从总体上理解的。时间与观点继续前进；知识立即开始过时，并且其相关性也在减弱。正如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所注意到的那样[3]，韦伯对现代性的思考比起之前的任何人都更为刻苦、更加深刻。将来可能没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因为在目前现代性实际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它有诸多明显的冲突与问题。韦伯范式迫使我们去干预社会现实的变迁。通过创造一种相干的价值关联，社会科学家们可以影响那种变迁，社会学家本是这种变迁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应该在冷酷无情的“客观性”要求之下工作。那么在一百年之后，当我们度过PESC出版一百年纪念时韦伯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吗？他的关注依然是我们的关注吗？现代性——有时候被称为进步——正行进在改变全球命运的征途上。它的宏大主题包括理性化、祛魅、价值领域的碎片化、生活行为、官僚主义、权力与合法性、分层化、超凡魅力以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相互作用，这些主题仍然占据着中央舞台——其方式应该是韦伯未曾想象的。在呼吁韦伯式社会学方面本杰明·尼尔森有先见之明，这种社会学能够分析“世俗世界”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混合体、能够改变权力与组织的形式以及全新的生活模式与认同形成模式。在这本书中我的方法与其说是追求各种宏大的主题——这些主题已经由其他杰出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人员做了很好的处理，他们是卡尔·罗维茨(KarlLöwith)、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Bendix)、顾恩德·罗斯、朱利安·弗洛伊德(JulienFreund)、沃尔夫冈·施鲁赫特、威廉·亨尼斯(WilhelmHennis)以及沃尔夫冈·J．莫姆森(WolfgangJ．Mommsen)——不如说是对各种文本及其相互关系做一个近距离的检视。在这方面我有时候无法提供高瞻远瞩的、或者说是描绘特征的(characterizing)解释，我也抵制了要替韦伯穷尽其理论或使其圆满结束其理论的诱惑。给韦伯的著作强加上一个系统化的解释没有注意到韦伯所面对的各种困难，我认为这些困难是非常真实的、是他在理解社会科学工程时所固有的。同样地，假设韦伯解决了理论上以及方法论上的所有重大问题可能是一个错误，这些问题是他在追求其宏大的、而且也是较小范围的研究问题时提出来的。韦伯非常娴熟于分析各冲突学派——历史主义、边际主义、唯物主义、一元论、心理主义、自由意志的重要地位(place)——的主张，这也是我们从作为一个经典思想家的韦伯那里获得的线索。但是韦伯很少想到需要把其对复杂问题的处理当作一套明显的方法清楚地说出来。这既适用于他的调查工作，也适用于他的“理解性”(Verstehende)工作。韦伯没有对从事社会研究的这两种模式作出重大的区分，他当然也不会把一种模式认定为定量的研究，把另一个认定为定性的研究——两者都有其各自的一套方法和议题。因此我准备承认：韦伯提出了杰出的解决研究问题的方法，但他一点也没有炫耀方法论的思考；同样地，也还有诸多他没有解决的困难，或者说在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方面徘徊不前。近距离的审视也突出了他所从事的社会科学问题与议题的绝对多样性与全部范围。解读人员相当恰当地给宏大的韦伯式主题增添了光泽，这些主题对于他的各种研究议题来说都是共同的，但韦伯却潜心于证据、资料来源、理论、介绍发现结果及其蕴涵的细节特性，这种潜心也应该得到极大的赏识。世界是复杂的，我们渴望概念性的规则(conceptualorder)——这些就是韦伯式硬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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