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本书详细地介绍了唐卡的发展史，以及历史上唐卡画师群体的传承与执业模式；分析了宗教信仰、艺术追求和市场赢利这三个因素和各自背后的三种追求给唐卡画师的观念和行为造成的影响。本书以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勾画出西藏唐卡画师这个特殊群体在西藏社会变迁中的地位演变，以及画师们在“修行”和“牟利”二者之间的徘徊与选择，并由此带出对当下西藏社会转型的探讨。
作者简介：
李健，社会学博士，201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方向为西藏社会发展/西藏手工匠群体。参与了西藏自治区政府委托的多项重大课题，撰写过数篇应用型研究报告，曾发表《人口流动、族群结构与族际关系——一项关于西藏山南地区泽当镇的实证调查研究》等多篇论文。
目录：
图1-1拉萨八廓街的唐卡画师／5
图1-2拉萨八廓街的唐卡店／6
图1-3当代西藏社会经济研究的主要脉络／29
图1-4“多重行动逻辑”分析框架示意图／32
图1-5理论分析框架与文章结构图／33
图1-6拉萨市内唐卡艺人分布图／38
图2-1重修后的日喀则拉孜县觉囊寺觉囊大塔／56
图2-2白居寺度母殿著名的绿度母壁画局部／59
图3-1安多喇嘛强巴学画的地方／90
图3-2普布次仁在西藏山南地区昌珠寺绘制的壁画／94
图3-3小秋2010年冬学画的地方／96
图3-4小秋2012年夏学画的地方／96
图3-5画师根秋供奉给玛尔巴寺庙的唐卡／100
图3-6达拉的个人创作唐卡作品《布达拉宫》／112
图3-7画师列雍根据客户要求绘制的创新唐卡／114
图3-8来自那曲的11岁女学徒达娃在学画白描（右侧）／123
图3-9拉萨八廓街上的唐卡店／134
图3-10扎曲和格冲现在合开的唐卡店／137
图3-11昆格唐卡店所在的拉萨八廓街／145
图3-12格桑画师的学生在潜心学习白描／150
图4-1丹杰拉的创新作品《白度母》／158
图4-2近代后藏著名画师乌钦·西洛拉／159
图4-3达拉的创新唐卡作品／164
图4-4洛桑杉旦的创新唐卡作品／167
图4-5位于八廓街附近的西藏雪堆白传统手工艺术学校／173
图4-6雪堆白传统手工艺术学校的学生在学画唐卡／173
图5-1八廓街唐卡店里待售的精品尼泊尔唐卡／179
图5-2尼玛拉的毕业唐卡作品／181
图5-3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北京唐卡大展／189
图5-4巴桑伦珠昌都老家附近的噶举派寺庙拉丁寺／192
图5-5巴桑伦珠参加2012年北京西藏唐卡展的作品——帝洛巴／195
图5-6赤列班觉等接私人订单完成的半成品／199
图5-7丹杰拉画师为保证所绘佛像比例精确使用的工具／201
图5-8雪域兄弟在拉萨郊区租住的画室／218
图5-9流动承包队的居住生活环境／223
图5-10拉萨勉唐派唐卡学校所在的藏式院落／225
图5-11丹巴绕旦教授在指导学生／226
图5-12丹巴绕旦教授唐卡学校的女学生／227
图5-13唐卡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在准备简单的仪式／229
图5-14丹巴教授一位汉族学生的毕业唐卡作品《千手观音》／230
图5-15位于拉萨药王山下的勉萨派美术传习基地／232
图5-16勉萨派美术传习基地的学生在学画唐卡／235
图5-17位于拉萨附近达孜县的民族绘画培训基地／240
图5-18扎什伦布寺所属的刚坚唐卡绘画艺术中心／243
图6-12011年西藏唐卡文化艺术展现场／247
图6-22011年拉萨唐卡展结束后的颁奖现场／253
图6-3女画师曲吉拉姆参展作品《黄财神》局部／256
图6-4备受关注的米玛次仁的参展作品／268
图6-52010年北京唐卡展现场／274
图6-6噶当公司中的僧人画师／287
图6-72011西藏唐卡展的宣传海报／310
图7-1热丹2010年创作的唐卡《龙界》／322
图7-2勉萨派创始人曲英嘉措的作品／325
图7-3工珠正在绘制的仿曲英嘉措作品／326
图7-4工珠按自己的构思创作的参展作品／327
图7-5画师米玛正在创作的作品／333
图7-6画师米玛在拉萨达孜县的私人画室和徒弟／334
图7-72012年格桑老师的新培训基地／339
图7-8达吉次旦的古藏文印章／348
图7-9达吉次旦的篆文印章／348
图7-10丹杰拉在自己的作品上盖印章／351
图7-11噶钦·阿顿拉与丹杰拉在唐卡展会上／359
图7-12拉姆朗措唐卡画苑内多派唐卡的绘制现场／372
图7-13《西藏多派唐卡经典鉴赏》画册封面／377
图7-14一级画师罗布玉加的苯教唐卡局部／378
表格
目录：
表1-1被访唐卡艺人年龄分布／39
表1-2被访唐卡艺人初学唐卡年龄分布／40
表1-3被访女唐卡艺人基本情况／41
表1-4被访唐卡艺人来源地分布／42
表1-5被访唐卡艺人风格画派归属／42
表1-6被访唐卡艺人个案僧俗身份／43
表1-7唐卡艺人个案教派中僧人和还俗僧人的分布／／44
表1-8被访唐卡画师职业细分类／44
表1-9被访唐卡学徒细分类／45
表1-10被访唐卡艺人受教育程度／46
表1-11被访唐卡艺人汉语表达能力／46
表2-1白居寺画师群体基本情况／57
表2-2白居寺画师群体中僧人画师／58
表2-3白居寺壁画施主（供养人）累计出现次数／75
表5-1雪域兄弟绘画苑画工工资情况／219
表6-1画师对西藏唐卡展的消极评价汇总／250
表6-2画师对西藏唐卡展的积极评价汇总／260
表6-3画师对西藏唐卡展的其他评价汇总／269
表6-4北京某唐卡展作品定价分类／275
表6-5三家公司历年获得荣誉与政府部门认证情况／297
表7-1纳入分析的唐卡艺人从业类型分布／389
表7-2唐卡艺人名片语言使用情况分类／390
表7-3唐卡艺人职业身份情况／391
表7-4店铺（工作室）名称与其他身份／392
表7-5唐卡艺人提供业务范围情况／394前言序
马戎
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当中，历史上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相对较少的当属西藏。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空气稀薄，干燥少雨，除少数河谷外。大部分土地并不适合农耕，藏北海拔4500米以上大片区域不适合人类生存。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不到1个人。在这样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条件下，青藏高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体系，并在这个自然生态体系中演化出来一个独立的人文生态体系。藏人、藏语文、藏传佛教便是这一体系中的核心元素。所以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境内有三个大的文化集团，即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和藏文化集团，青藏高原上的藏文化集团为其中之一。
自唐朝以来，当时西藏的吐蕃王国便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藏传佛教也成为中原佛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由于皇室笃信藏传佛教，西藏与内地的交往越加频序
马戎
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当中，历史上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相对较少的当属西藏。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空气稀薄，干燥少雨，除少数河谷外。大部分土地并不适合农耕，藏北海拔4500米以上大片区域不适合人类生存。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不到1个人。在这样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条件下，青藏高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体系，并在这个自然生态体系中演化出来一个独立的人文生态体系。藏人、藏语文、藏传佛教便是这一体系中的核心元素。所以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境内有三个大的文化集团，即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和藏文化集团，青藏高原上的藏文化集团为其中之一。
自唐朝以来，当时西藏的吐蕃王国便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藏传佛教也成为中原佛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由于皇室笃信藏传佛教，西藏与内地的交往越加频繁。自1792年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后，西藏地区纳入清朝的行政体系，开始了与内地的制度化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人员交往。辛亥革命后西藏一度出现“驱汉”和追求独立的倾向。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1965年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尽管近几十年里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人员交流、经济关系日益加强，但是不同的生态体系和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和隔膜仍然十分明显。这也使得西藏研究和藏族文化研究成为国内民族社会学的重点研究领域。
我**次进藏是1988年夏天，当时在费孝通先生和多杰才旦两位老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起了一个西藏社会发展的研究项目，我和调查组的其他成员一起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次大规模的社会学户访问卷调查，在拉萨、日喀则、山南三个地区完成了有效问卷1300份。在这次调查所获数据的基础上，我在1996年出版了《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也正是通过这个项目的调查，我结识了藏研中心科研处的旦增伦珠，调查组进藏期间，他是我们的联络人和协调人。1997年他到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之后长期担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
20世纪90年代，我的关注点转移到了新疆，因此近些年几乎每年都要去几次新疆。加上年纪的原因，担心身体不适，便没有再去西藏开展实地调查了。其间旦增伦珠也曾安排了我进藏的机会，联系了西藏大学与我开展科研合作，已经定好了机票，但是因为某些意外因素的干扰未能成行，这是我至今感到遗憾的一件事。但是我始终没有完全放弃西藏研究，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在做两件事，一是积极招收藏族研究生，鼓励他们开展与西藏相关的调查研究，二是争取机会让我指导的各族研究生参加西藏科研项目。在这个方面，旦增伦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领导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有许多承担的研究课题也很需要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调查人员。近几年来，在我指导的学生当中先后参加过西藏调查的有常宝、祖力亚提·司马义、李健、王娟、欧登草娃、王凡妹、旦正才旦、王向珣、常艳玲和尼玛顿珠共10人。而且我特别希望有其他民族背景的学生也有机会去西藏看看，从而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些更直观的感受。以上参加了西藏调查项目的10名研究生，分别具有蒙古、维吾尔、藏、回、汉等族群背景。
在上述学生当中，李健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化德县的汉族学生，化德县紧邻我曾经工作过的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从镶黄旗去呼和浩特要经过化德县，1977年有一次因为没有班车，我曾经从化德县城徒步60多公里走回镶黄旗，所以我对化德有些感性认识。2009年李健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考到北京大学。由于他具有内蒙古的生活背景，我一度计划让他专注内蒙古研究，还鼓励他学习蒙古语。后来旦增的西藏课题急缺调查人手，就把他派到了西藏调查组。谁知李健参加了西藏调查后，便对西藏着了迷，努力学习藏语，对西藏文化和西藏社会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也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鼓励他继续从事西藏研究。
关于李健的博士论文选题，我和他讨论过多次。他历次赴藏所参加的那些常规社会经济发展的专题调查、城乡居民家计调查等，固然可以在实地调查所获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完成调查报告和专题研究论文，但是很难在学术层面上加以提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并不合适。我一直在想，李健的博士论文选题应该达到几个基本要求：**，这个主题能够比较鲜明地反映和折射出西藏百年来深刻的社会变迁，为此要选择一个能够集中和生动反映社会急剧变化、文化被动转型的特殊社区或群体，这个群体必须有某种代表性，可视为西藏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某种缩影，对于它所承载的区域文化特质、社会组织特征及其变迁的分析与讨论能够与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有一定的连接，换言之，相关的分析讨论必须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围绕这一群体和相关专题的研究分析讨论要能够给学生提供在基础理论上拔高和开展学术对话的空间；第二，围绕这一选题的基础资料收集工作（包括调查时间、资料规模与调查难度）可以与一篇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的工作量大致相当，人类学强调有一年的田野调查，对于这一主题的被选择群体的实地调查时间累计起来也应不少于一年；第三，这个选题的政治敏感度在实际调查活动中具有可操作性。现在许多政府管理的历史档案材料不对学者和社会公开，许多历史和现实选题仍被列入“政治禁区”，因此有些选题不仅调查难，成果发表也难。考虑到学生未来在就业和职称等方面必然面临论文发表的要求，那些有政治敏感度的研究专题也不宜安排为学生学位论文选题。
通过我对西藏社会的文献阅读、实地感受及与藏族学者的交流，我感到有几个群体大致符合我的要求。这几个群体具有相对稳定的历史延续性，具有稳定的内部组织体系，所从事的职业是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进入20世纪特别是50年代以来经历了衰落而又重新兴起的历史性转型过程。同时，对于这些重大变化的过程描述和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需要相当时间的文献整理和实地调查，而对于这几个群体的历史角色演变的分析，也可以对西藏传统文化的历史走向提出学术层次的讨论。
其中**个群体是西藏的僧侣群体，藏传佛教历史悠久，形成一整套寺庙组织体系和宗教文化知识体系。1951年喇嘛人数约占西藏总人口的十分之一，1958年仍有2771座寺庙和11.4万喇嘛，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的1976年，只保存了8座寺庙和800名喇嘛。随着后来落实宗教政策工作的开展，1994年恢复到寺庙1552座，僧尼41800人。寺庙和僧人是藏传佛教的核心，寺庙数量和僧人规模的大起大落，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西藏的社会变迁和中央政府宗教政策的演变。相关研究还可以与国外的宗教群体研究进行比较和对话。但是，在藏区对寺庙开展深入调查的难度太大。旦增曾经在哲蚌寺进行过调查，完成了一篇调研报告。他的经历使我确信这不是李健的适当选题。一是进入的难度大，寺庙近些年来成为“敏感单位”，政府派了“驻寺工作组”，僧人的抵触情绪也在预料之中。二是深入的难度大，如果不熟悉藏传佛教的经典文献，调查者很难理解僧侣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很难理解寺庙的运行规则。而宗教社会学研究之所以难度特别大，就是因为研究者必须是所研究宗教的专家，但又不能是这个宗教的虔诚信徒。不是专家就无法理解宗教组织和教徒的理念与行为，但是一旦成了信徒也就丧失了作为学者来客观地分析宗教组织和教徒的能力。从以上各方面考虑，我认为这不是适合李健的博士论文选题。
另一个群体是西藏的说唱艺人或游吟歌手。这也是一个古老的群体，希腊神话的许多内容，便是因说唱艺人荷马得以流传。西藏的《格萨尔王》是藏族说唱艺人*经典的话本，近年来挖掘收集的《格萨尔王》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这是世界上*长的一部史诗。除了寺庙保存的抄本外，《格萨尔王》在民间的传播主要靠四处旅行的说唱艺人。这个群体在20世纪50年代后基本消失，到了80年代又重新出现。随着《格萨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藏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格萨尔》版本的收集和说唱艺人的传承也开始受到文化部门的重视，据说现在的西藏还有几百位能够表演《格萨尔》的说唱艺人。这个群体也可以作为一个研究专题来进行调查，但是对研究者的藏语水平要求较高，这个选题更适合民俗学或文化人类学者来进行调查研究。
我所考虑的*后一个群体就是唐卡画师。唐卡是西藏特有的与藏传佛教密切联系的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在寺庙和藏民家中通常都会看到各种不同档次的佛像唐卡供奉在佛堂里。绘制唐卡大多采用天然石材加工颜料，从公元7世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今已经有1300年多的历史。唐卡从地域上形成了三大主流画派：卫藏地区的勉唐画派、康巴地区的噶玛噶孜画派和安多地区的热贡画派。唐卡以宗教内容为主，在传统上唐卡画师以僧人为主，师徒相授，把唐卡绘画视为一种特殊的宗教修行，形成西藏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行业体系。藏区著名的大活佛都有自己专门的唐卡画师。这个社群历史悠久，过去有自己的职业组织与行规，在1959年随着宗教活动的淡化一度销声匿迹，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寺庙的重建和旅游业的发展再度兴盛起来。神圣的唐卡现在成为市场上销售的旅游商品，在拉萨的街角摊铺里充斥着粗制滥造的唐卡，唐卡在旅游市场上的热卖不仅使得拉萨、昌都等地出现了许多唐卡画廊和大小作坊，一些精致的唐卡甚至来自境外的尼泊尔。唐卡画师的社会组织也在市场冲击下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一个与宗教密切联系的传统手工画师群体，在近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必然为我们观察和分析西藏社会变迁提供一个绝好的视角。而且，相比寺庙僧侣集团，唐卡画师群体更容易进入和调查，不存在任何政治敏感性的问题，而且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可以派上很好的用场。从以上诸方面考虑，我建议李健考虑把唐卡画师群体的历史变迁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李健接受了我的提议，而且在随后的西藏调查活动中努力把唐卡画师群体作为自己的调查对象，他先后完成了在拉萨、康区和尼泊尔的田野调查，2012年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这本《西藏的唐卡艺人——职业行为变迁与多元平衡策略》即是李健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唐卡的发展史，以及历史上唐卡画师群体的传承与执业模式，分析了宗教信仰、艺术追求和市场赢利这三个因素和各自背后的三种追求给唐卡画师的观念和行为造成的影响。这本书基本上给我们勾画出西藏唐卡画师这个特殊群体在西藏社会变迁中的地位演变，以及画师们在“修行”和“牟利”二者之间的徘徊与选择。总体来说，李健的这本书达到我对这个选题的期望，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但是在比较研究和深层次学术命题的讨论上，这个选题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宗教用品制作是伴随着宗教发展与传播而出现的一个特定行业。西方基督教、东正教的圣像制作者即是一个古老而神圣的行业，在历史变迁中经历了复杂的演变。我国内地各类庙宇的佛像及其他神像的制作也有漫长的历史，尽管制作者可能还有其他兼业，但是毕竟在产品制作范式、人员组织形式上与唐卡画师之间存在某种共性。在这些不同地区的宗教用品制作者或行业之间是可以开展比较研究的。这方面可以说是这个选题有可能扩展的一个空间。
藏传佛教直至20世纪50年代，仍然是一个保持了中世纪“政教合一”特点的宗教群体，宗教领袖即**行政首领，各级政府中僧官多于俗官，寺庙实际上垄断了教育。基督教正是通过16世纪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才打破了这种“政教合一”体制，并在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精神。藏传佛教如果要与现代工业文明和国家体制相适应，宗教改革势在必行。1959年达赖流亡印度后，这种“政教合一”体制在西藏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但是并没有反映在宗教教义和广大教众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中。因此，宗教组织的复兴中包含了多种值得调查与思考的倾向。这些很可能也会出现在与宗教密切关联的唐卡画师群体中，唐卡画师的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僧侣的宗教观，在这些方面的深度挖掘与思考也还有待进一步开展。李健的专题研究还只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步。
201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李健进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社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这也给了他许多机会返回西藏从事社会调查，据说他的藏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今年刚刚毕业的我的另一个硕士研究生旦正才旦，一个来自青海循化的藏族青年，也加入了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我在北京大学无法组织这样的研究团队，但是很高兴看到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这个研究所开始聚集起一些优秀的青年研究力量。这是让人深感欣慰的一件事。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李健*后修订完成了这本书稿《西藏的唐卡艺人——职业行为变迁与多元平衡策略》。我很高兴为李健的这本书写一篇序言，也期待着这几个年轻人在西藏社会研究方面不断取得更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2015年9月4日
于茉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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