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芝兰玉树生庭阶:谢安与谢氏家风/名人家风丛书


作者:丛艳姿     整理日期:2016-02-27 21:11:45

一千七百多年前,在古中国的大地上,有一个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它起于曹魏,兴于西晋,盛于东晋,衰于梁,亡于陈,其流风余韵绵延悠悠三百载,谱写了六朝的名士风流。其冠冕之盛,只有**望族“琅邪王氏”可与之比肩,它就是陈郡阳夏[阳夏:今河南太康]的谢氏家族。谢氏家族中的子弟皆龙章凤彩,衣冠磊落,或擅于音声,或精通乐器,或长于舞蹈,或钟情诗文,一门几代文采风流,雅士相衔而出,文才相继,不绝于书。子弟中,文韬武略,立下赫赫战功者有之;崇尚自然,开创山水诗派者有之;谱写乐章,修复失传雅音者亦有之。此外,他们在书法、绘画等诸多领域,也都有极高的造诣。令唐代大诗人王勃抱憾自己“非谢家之宝树”的谢氏家族,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让无数文人雅士为之折腰,为之倾倒。《芝兰玉树生庭阶:谢安与谢氏家风》带领大家走近这个家族,一窥原委。
  
本书简介:
  《芝兰玉树生庭阶:谢安与谢氏家风》作为“名人家风”丛书的一种,详细梳理了南朝谢氏家训、家规、家风,以及对整个谢氏家族的影响。从另外一个侧面让人了解到谢氏家族严谨、有序的家训、家风,对今天的和谐的家庭建设以及整个社会道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丛艳姿,女,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成员。曾参与《传统文化》丛书(齐鲁书社)的编写工作;担任《中华传统文化》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主编。
  目录:
  引言第一章“起”第一节虎父“犬”子第二节金友玉昆第二章“升” 第一节东山养望第二节棋逢敌手 第三章“盛” 第一节匡扶晋室第二节策马淝水 第四章“衰”第一节倦飞而还第二节祸不单行第五章“亡”第一节落日余晖第二节零落成泥结语参考文献
  前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性格。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气。这样一种看不见的风尚习惯、摸不着的精神风貌,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习性。这就是家风。“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的诗中。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自恃文才超群,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成篇。潘岳为与友人唱和,写作了《家风诗》。在这首诗中,作者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勉。“家风”又称“门风”,这个词语在西晋出现并在随后流行,显然和“士族”“世族”“势族”“大族”“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上的统治力量有关。无论是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质的地方豪族,还是以官宦为标志、以文化为表征的名家大姓,他们政治上累世贵显,经济上广占土地,文化上世传家学,垄断了全社会的主要资源。除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之外,他们还自矜门户、标树家风,用以抵御皇权和寒人的侵渔。正因为如此,两晋以后,这个词语渐次流行。从发轫之初,“家风”就往往和“门风”互用。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家庭的风气,将它看作一个家庭的传统、一个家庭的文化。传统作为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就形成不了传统。在《论传统》的作者希尔斯看来,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才能成为传统。尽管世代本身的长短不一,但无论是信仰还是行动范式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家风作为特定家庭的传统,是该家庭长时期历史汰选、传统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在历史文献中,“家风”或与“世德”共举,或与“世业”并称,足见家风有别于时尚,而与“世”即很多年代、好几辈子紧密关联。在时间上持续的短暂性是时尚的特征,而家风则是历经延传并持久存在,或者在子孙后代身上一再出现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文献中提及“家风”一词,往往蕴含对传统的继承。如比比皆是的“不坠家风”“世守家风”“克绍家风”“世其家风”及“家风克嗣”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家风必须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否则,不能称之为家风。实际上,这只是说者的一种期许、一种渴盼,家风本身并不蕴含这样的意味。否则,“良好家风”就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正如“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一样,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表现的也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风习,反映出一个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同之处。它完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义。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也有的家风可能是狡诈刻薄、游荡为非、跋扈凶横。如同一所学校、一个班级的风习我们称之为学风、班风,而学风有好坏之分,班风有高下之别,并不总是值得弘扬一样,家风同样也有不良的,并不都是传家宝。正因为如此,对家风或门风则就既有称誉,也有贬损。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传家久、继世长的,也只有耕读、忠厚、清廉这样一些美好的品质。的确,家风的特征在前现代、在乡村社会、在大家庭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格外生动,而在现代城市家庭中却不那么明显。但是,只要一个组织存在,就会有这个组织的文化,特别是这个组织如果有历史的厚重,有传统的积淀,就更是如此。作为家庭的文化,家风是附丽于家庭而存在的,只要有家庭,就会有家风。家风并不必然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大家族被小家庭所取代而丧失,或者说,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情势的变化,家风的具体内容肯定会有变化,但家风仍然会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家风,本质上也是一种家风。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当今社会,人们感叹“家风”的荡然无存,其实是指家庭所秉持的“只耕田,只读书,自然富贵;不欠债,不健讼,何等安宁”这样一些古典原则的式微,是指“耕读两途,读可荣身耕可富;勤俭二字,勤能创业俭能盈”这样一些传统内容的沦落,是“志欲光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传家”这样一些旧时理念的散淡,而不是家风本身的消逝。此外,家风不同于家规。虽然这两个词都与家庭教育相关,但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异。家规是家庭或家族中的规矩,是家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或法度,是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的又一重道德约束,有的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它有家训、家诫、家仪、家教、家法、家约、家矩、家则、家政、家制等名义,有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行于口头、针对性强的具体教诫,是见诸家书、目的明确的谆谆训诲,是载诸家谱、可供讽诵的文本规条。家规可以有多种分类,如: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教诫活动的家规和文献形式的家规两种;根据内容,则可以分为针对一人一事、起因明确、内容具体、结果显豁的非规范性家规和针对整个人生、涉及方方面面的规范性家规。有的家规,着重家庭子弟的道德修养,教授为人处世要法;有的家规,集中居家治生,以至是祠堂、义庄、学塾等的管理规条。但无论如何,相对于家风,家规一个总的特点是有形的,是可视可见的。一个家庭的家风有别于这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虽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对家族子弟具有熏染影响、沾溉浸濡的意义,但家风是一种不必刻意教诫或传授,仅仅通过耳濡目染就能获得的精神气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历史文献中的“渐渍家风”,就极为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一过程。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把家规看作教化家人的教科书,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马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的“家风”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认同。这一报道对于引导人们自觉省思,培植良好的家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夯实家庭这一社会的堡垒,进而培养全社会的良风美俗,疗治现今社会的乱象,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用心,寻根杂志社主编郑强胜代表大象出版社,约请我主编这套“名人家风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 徐梓2015年1月
  谢氏家风的奠定者谢鲲,字幼舆,谢衡之子。谢鲲十岁时,“八王之乱”爆发,生长于乱世,又受元康玄风影响的谢鲲,不同于精通儒学的父亲,他更喜欢《老子》和《易经》。谢鲲言辞通达,见识高远,时常不修边幅,他追随元康名士,列位于当时有名的名士团体——“四友”和“八达”。在《晋书》里,谢鲲与“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并列入传。“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故事俯拾皆是,比如大醉之后睡在邻家卖酒女旁侧的阮籍,在母亲丧礼上吃肉饮酒而后口吐鲜血的嵇康,赤身裸体饮酒放歌的刘伶……可以想见,与他们一起并入史书的谢鲲,其言行举止应该也是一样的任情放达。果不其然,谢鲲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因调戏邻家女被打掉牙齿的事,这件事甚至成为一个成语而广为流传。
  投梭折齿谢家的邻居高家有个女儿,天生丽质、清丽脱俗。一天,少女在屋内织锦,木梭在机杼上往来不绝。谢鲲路过窗边,看到眼前这个粉汗盈盈的少女,不禁被她淡然悠远的娴静之态所吸引,风流不羁的谢鲲难免言语轻佻、举止轻薄。少女恼羞成怒,随手将手中织锦的梭子朝谢鲲打去,不偏不倚,正好打到他的脸上,一下子就打掉了他两颗牙齿,谢鲲掩面而走。当时的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哈哈大笑,还编了歌谣来取笑他:“任达不已,幼舆折齿。”意思是说,任情放达不止啊,幼舆没了牙齿啦。谢鲲听到不以为意,仰天长啸,并说:“没了牙齿,又不会妨碍我唱歌。”
  如果说这件事只是人们取笑谢鲲为人轻浮的一点儿茶余饭后的谈资的话,那么被时人和后人倾慕和盛赞的,则是谢鲲的超然物外的高远畅达和他那“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淡泊心怀。永兴年间(304—306年),正值“八王之乱”之时,嫉恨谢鲲的人给长沙王司马乂进谗言,诬陷谢鲲想要逃跑,于是司马乂下令鞭打他。谢鲲并不辩驳,立即解开衣衫准备领罚,而且没有一点儿忤逆的神色。司马乂见状不觉惊异,又下令放了他。谢鲲就整理好衣衫,同样不见喜色。时任太傅的东海王司马越听说了谢鲲的名气,便召他为属官,但没过多久,谢鲲又因罪被免官。当时的人都为他扼腕叹息,认为到宰府任职不久就被罢黜实在令人惋惜。但是,谢鲲听到这个消息,反而操琴放歌,并不在意。大家无不佩服他的高远畅达、恬静淡泊。不久之后,司马越再次征召他入府担任参军事[参军事:是军府中重要的幕僚]一职。谢鲲见当时朝野混乱,就以病为由辞官去了豫章[豫章:今江西南昌],途中经过一个无人居住的亭子便留宿下来。有人告诉谢鲲这个空亭有妖怪,经常有人在此被杀害,谢鲲却不以为意。果然在拂晓之时,恍惚中似有一个穿黄色衣服的人呼唤谢鲲的名字,并要他开门。谢鲲毫无惊惧之色,顺着窗子将那人的肩胛拧断,拿起一看,竟是鹿的胛骨,谢鲲循着血迹将鹿抓住。此后,那座空亭再也没有妖怪出现了。捕妖捉怪之说,或许是时人倾慕谢鲲的附会之语,又或许是以讹传讹的美丽误会,只是透过这个故事,谢鲲淡然的个性却是愈加鲜明了。因为谢鲲的名气,曾辅佐晋元帝司马睿登基的重臣王敦征召他为长史[长史:各个历史时期此职位的职能不一,总体说来,是辅佐和总理府内事务之职]。当时有“一世龙门”之称的王澄在王敦家里遇到谢鲲时,两人倾盖如故,相谈甚欢,直言“只有谢长史可以和他交谈”,却对王敦不予理会。谢鲲落拓不羁的畅达心性和放达的性情,不仅为他个人带来了名士的声望,实现了谢氏家族由儒入玄的转变,也为谢氏家族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开启了整个家族长达三百年的名士家风。自他之后,谢家子弟纵情山水、举杯邀月,除了深深庭院,他们还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然而,提高家族的名望只是使家族立足于朝堂之上的一个方面,要想稳固家族地位,发展家族门户势力,仅有“浮名”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鄙俗的“事功”。而此“事功”则有赖于儒学之指导。事实上,在魏晋时期虽然玄学一枝独秀,但儒学从未被入仕的士人弃若敝屣。因为他们清楚,儒学的社会效用并不是玄学可以完全替代的。儒家倡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士族阶层孜孜追求的。要想在朝堂之上立足,仅仅依靠玄学的任达是不能长久的。另外,要维系家族内部的团结和家族的兴盛,也只能依靠儒学的思想来完成。所以,玄学名士从未摒弃儒学,而站在儒家的对立面,他们多是“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谢鲲也是这样,他的佯狂避世、悉心方外并非完全不以世务婴心,也并非完全不以功名为计、宅心方外,他先后跟随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又入王敦的军府供职。在同僚陷入困顿时他仗义执言,在百官道路以目时他进谏如常。他能够审时度势、进退有度,甚至在王敦谋逆之心显露朝野时他亦能直言劝谏,在知道无法劝阻后,他便懈怠政务,经常和当朝的名士们纵酒放歌,才使得家族未受此事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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