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需要什么？”这一问题在当下颇能引发社会思考，因为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女性的欲望在现代性的重组当中所处的位置。而就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而言，同类出版物国内较少，将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女性观点做过认真梳理的著作尤为鲜见。作者马科斯·扎菲罗普洛斯用临床个案，访问年轻的厌食症患者、贪食症患症、女同性恋、女异性恋，讨论被拉康称为真正的女性的美狄亚等，为读者展开这项对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人类学的研究。
本书简介：
“女人需要什么？”对此，弗洛伊德和拉康有着不同的回答，弗洛伊德的回应是成为理想化的母亲，拉康的回应则是成为欲望的对象。为了在弗洛伊德和拉康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作者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人类学的重要文本进行研究，对之进行批判，运用大量社会学、人类学的材料，利用学科交叉所带来的他者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一本优秀的、探讨女性问题的、精神分析人类学著作，值得精神分析领域的专业人士或对中国的女性问题希望获得有深度思考视角的人加以参考。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女性观点做过认真梳理的著作鲜见，本书尤为难得。序言在《拉康与社会科学——父姓的衰落》一书中，我们在拉康的生涯中分离出了他的杜尔凯姆阶段（1938—1950），在此时期，他对于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比如原初自恋理论，母亲在主体建构自身和律法功能的引入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关于父亲的无意识意象的重要影响等问题，在这些方面均远离了弗洛伊德的立场。拉康在这个阶段把父亲问题和家庭的社会演化联系起来，否定了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所提出的具有启发性的原父神话的价值，他认为这是一个在起源处浑浊不清的神话，然而，他也认为这个神话对于弗洛伊德在死亡父亲的视角下思考律法起源以及神经症的起源问题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突出了这些差异之后，我们在《拉康与列维·斯特劳斯》这本书也指出了在重返弗洛伊德过程中，拉康的思考获益于人类学之处，这既体现在他的想象界到符号界的理论构造中，也表现在他对弗洛伊德的临床个案的解读上，这些个案至今为止仍是精神分析领域里的经典范例。拉康重返弗洛伊德的过程要藉由列维·斯特劳斯方得以完成，这首先表现在对父亲问题的思考上，拉康此时把父亲的功能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能指，也就是父亲的名字（nom-du-père），这样的拼写首次出现在1953年，这是受了列维·斯特劳斯1950年一篇文章的影响，这篇文章揭示了“漂浮的能指”（signifiant flottant） 也就是一个例外的缺少内容的能指的语义功能。根据人类学的观点，正是这个能指“使人的符号思考得以可能”。列维·斯特劳斯在同一篇文章中揭示了也正是这个特殊能指的存在，使 “一般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互补性”得以可能，拉康不久之后称之为能指与所指间的锚定(capitonnage)。拉康在这里把列维·斯特劳斯的例外能指的理论转移到精神分析的领域中，他把它重新命名为父亲的名字（nom-du-père），但是这样就给这个本为结构性的概念引入了一种模糊的宗教色彩。无论这种模糊性是什么，正是在这里，拉康重新拾起了列维·斯特劳斯符号功能理论，这使他可在理论上将父姓之名(Nom-du-père)的能指功能等同于弗洛伊德原父神话中被谋杀的父亲的功能。以这样的方式他就能够重返弗洛伊德所定位的，在神经症的组织和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如果说在这一点上拉康重返弗洛伊德并未使他承认原父神话的科学价值，但却让他看到了在精神分析领域中列维·斯特劳斯所称的精神分析的死亡父亲的幽灵的再现，或者更简单地说，正是从弗洛伊德的欲望中产生了拉康所说的现代世界唯一的神话，也即《图腾与禁忌》中被谋杀的父亲的神话。在拉康重返弗洛伊德的尝试中，他试图借助列维·斯特劳斯的视角来追踪弗洛伊德自身的欲望，拉康的作品显示出他首先碰到的是父亲问题。在1951年，也即他进入精神分析领域15年之后，拉康才通过对杜拉个案的阅读，首次提出了关于女性精神分析的人类学思考。如果不考虑拉康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借用，我们就无法理解拉康的这种重新阅读。拉康在这篇文章中，重新将杜拉的症状解释为一种心理冲突的表现，这一冲突体现在杜拉在父亲那边作为年轻女孩的认同选择，和她作为女人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冲突。杜拉所占据的位置是她所处的符号世界的关系网络分配给她的作为交换对象的位置(une place d’objet d’échange)，这是一个她所拒绝但又必须置身其间的位置。在我们这本书中会有很多地方提到杜拉个案，但是从现在开始就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在阅读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这本书的时候，拉康注意到了女人被定义为客体并作为社会交换现象的起源这一理论。相比于《图腾与禁忌》中的神话所提供的社会起源的解释，列维·斯特劳斯把法律社会的形成追溯到群体间的女人交换，也即是异族通婚的现象。这样来看，关于法律社会的起源问题，仍然需要在列维·斯特劳斯所提供的交换女人的解释和弗洛伊德被谋杀的父亲的解释之间做出选择。即使拉康选择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我们在精神分析人类学关于法律社会的起源问题上仍然可以看到的是，在父亲问题和女性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邻近性，当处理前一个问题时，我们不可能不被导向后一个问题。同样在本书中，我们并不会惊讶于这一点，拉康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借用并没有只是把他导向重新处理了父亲的问题，而且也使他再次考虑了在集体的层面和个体欲望层面的女性问题。弗洛伊德面对女性欲望问题曾经非常困惑，在他写给波拿巴特公主的信中，他这样说道：“仍然没有得到回答的重要问题，经过三十年的女性心理的研究之后我自己同样也不能回答的问题是，女人需要什么？”通过提出这个问题，弗洛伊德事实上表现出——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假设，他自己并没有完全信服于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他认为女性的位置位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出口，这一位置经由阴茎嫉羡的欲望或者获得一个孩子的欲望得以抵达，也就是说最终是通过对理想母亲的认同这一方式解决俄狄浦斯情结冲突。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这一点，这个原则在我们看来构成了弗洛伊德思想中一个主要困难。尽管弗洛伊德阐明了导致女性症状的无意识逻辑（比如排在首位的就是癔症），但仍然需要等待拉康的列维·斯特劳斯阶段的到来，精神分析才能走出弗洛伊德的偏见。女性的理想不是为了成为母亲而是成为女人。在这个关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人类学的新研究中，我们试图表明，对于“女人需要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拉康回到弗洛伊德的运动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了精神分析领域一次真正的革新。……本书的研究结束于关于女性同性恋的问题，以及对女性在文明发展中的角色的再评价问题的讨论，最后在附录部分我们还指出美狄亚是如何牺牲她的母性为了重新获得作为女人的完整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们关于女性的精神分析人类学的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能回避的，不但具有明显的现实性，而且它们也论证了我们这本书的标题的内容：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女性问题。但是在读者继续阅读之前，我们还需要指出，对于女性问题，弗洛伊德的立场是复杂的，虽然他的观点也常常看似不变，比如在他的作品中，他认为如果说女性的智力劣势是依赖于她们所受教育的社会条件，那么相反地她们的升华能力，她们的超我的约束性，或者她们的正义感，这些也都是低于男性的，但却出于他在1925年才命名的《两性间解剖学差异的心理后果》。如果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两性间的智力不平等依赖于他们所受教育的差异，那么相反地，两性间的解剖学的差异，或者说是主体构成的被决定的自然命运的差异，所强调的则是两性间升华能力的不平等、超我形成方面的不平等——“所有超我形成的过程都是为了把个体植入文化共同体中”，最后就是两性面对正义感的差异。我们要对弗洛伊德公正些，弗洛伊德关于女性问题的观点的得失值得我们做一个考古学的批判研究，把它们置入精神分析发展的历史中来看，并在临床个案方面和西方女性历史方面做出恰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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