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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修养》（修订版）——国学教授经典作品！名家推荐！曹胜高老师是一位极具涵养的学者，讲学风格活泼自然，通俗易懂，深受人们欢迎。他的课历来都是“人满为患”，他的作品卖到断货。本书邀请到楼宇烈先生作序推荐，其中如是说：“这本书正是按照古代对士大夫的培养来审视古代中国精英的培养之路。”对于内容的概括精炼而透彻，贴切而真实。★推荐二《中国的修养》（修订版）——2500年传统文化中隐含的修身之道！懂得如何做人做事，美好的人生方可起步！人格的修养、完善是比任何知识更过重要的东西。本书适合作为床头书日日读，日日省，帮助你用2500年沉淀下的文化精华滋养自己的内心。★推荐三《中国的修养》（修订版）——寓教于史、寓教于故事！如果干巴巴讲述传统文化，那太适合催眠了。本书作者天天讲课，懂得大学生爱听什么。所以本书分六章，每章四节。每节2-3个关键知识点，通过古今故事、历史、典故、实践来分析、说明。相信你会很受用。
本书简介：
国学是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思想体系、文化观念与学术方法的总结。《中国的修养》（修订版）是畅销书《中国的修养》的增补修订版，在原有的“励志”、“正心”、“修身”、“怀德”、“向学”五章基础上，新增了“立业”一章，将个人的修身炼性拓宽到更广阔的范畴。本书的特点是，将2500年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修身之法、立业之道精简提炼，并以讲故事的形式，结合古今历史和现实实践来引人反思。目的是让广大读者更好地完善自我、锤炼自我、从而提高个人的修养和德行。
作者简介：
曹胜高，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台湾实践大学客座教授，在罗格斯大学、马来亚大学进行短期访问或合作研究。兼任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理事，乐府学会常务理事，赋学会理事。著有《企业的修为》《中国的修养》《国学通论》《中国文学的代际》等优质书籍。
目录：
序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楼宇烈
引言
第一章励志
第一节自立
第二节自勉
第三节自新
第四节自信
第二章正心
第一节明心
第二节全性
第三节慎欲
第四节养气
第三章修身
第一节养生
第二节谨慎序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楼宇烈引言第一章励志第一节自立第二节自勉第三节自新第四节自信第二章正心第一节明心第二节全性第三节慎欲第四节养气第三章修身第一节养生第二节谨慎第三节省思第四节浑厚第四章怀德第一节大度第二节隐忍第三节善友第四节格局第五章向学第一节读书第二节为学第三节深思第四节明理第六章立业第一节齐家第二节处事第三节用人第四节务本结语后记第二版后记前言序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楼宇烈
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文化的选择的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在学习时我们一定要融会贯通。
（一）序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楼宇烈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文化的选择的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在学习时我们一定要融会贯通。（一）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生命不仅仅是肉体，还要有精神，而且精神对肉体是起支配作用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经济是基础，但经济要健康发展，就需要文化起作用。在近代这100多年来，西方国家凭借他们强大的物质文明来侵犯东方国家，整个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后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东方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先后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在政治上求得解放以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谋求自主和发展。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在经济上也纷纷发展起来，取得了自主，八十年代后开始振兴。随着经济的振兴，这些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之前，这些亚洲国家因为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都缺乏信心，都有一种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倾向。可是当政治和经济恢复以后，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就开始有一种自觉。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政治与这些东方国家原有的文化传统有许多的不同。怎么调整、处理这些不同，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这些国家都想向西方学习，甚至想甩掉自己的传统，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总是和现代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辩证地思考问题的方法。今天，西方文化的“熏陶”十分强烈，但我们传统的许多东西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说，“父债子还”这个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如果不认同，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因为整个中国的文化氛围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在我们接受了这么多的西方文化后，整个社会氛围还认同这一点？这源于一个基本的认同，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认识。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中，生命是一个个体，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都是上帝赋予的，所以每个个体都跟上帝发生关系。虽然他也是父母生的，但那是上帝赋予他父母的一种责任，他和父母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儿子跟父母是兄弟姐妹，上帝给父母养育下一代的责任，父母有义务把孩子养大成人。每个个体生命没有一个绝对的责任，而是大家共同对上帝负责，上帝为大家，人人为上帝，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贡献给上帝才有意义。所以，生时增加上帝的荣誉，死后灵魂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一辈子都做有损于上帝荣誉的事，死后灵魂就要下地狱。因此，西方文化中个人的价值是被突出强调的，个人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命。另一种生命观以印度文化为代表。印度文化也强调人的生命是一个个体，但是可以有多次，也就是有轮回的。这种轮回都是由神决定的，像婆罗门教认为是由梵天决定的。后来，佛教兴起后就批判婆罗门教由梵天决定人的命运的思想，强调个体生命轮回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行为，即佛教术语中的“业”，包括身、口、意三业。身，就是身体，也可以说是行动；口，就是嘴巴，代表言论；意，就是思想。所以一个生命的生成以及这个生命的轮回都是由身、口、意三业决定的。如果他的“业”没有消掉的话，他的生命就永远轮回。这样的生命观是个体自身的，和其他人无关，只不过是他自己的“业”没有消掉，所以借助他的父母生下来，而跟他的父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两种生命观中，生命都是个体，和其他个体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其他个体的问题要由其他个体自己解决，跟“我”这个个体没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观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每个个体只是族类生命锁链中的一环。中国人讲生命的延续，但不是个体生命的延续，而是族类生命的延续。他死了，他的生命由子女延续。所以中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因为“无后”就不能延续生命了。中国人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断子绝孙”，断子绝孙意味着他的生命就彻底结束了。因此在中国，子女跟父母之间是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而且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父母遗留给他的，他的生命就是父母的遗留。在这种生命观念中，“父债子还”就顺理成章了。有很多传统观念是深入我们血液中的，永远去不掉。所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其实这两者是事实上的不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会落实到文化上，而不仅仅是落实在经济上。所以，文化的继承发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没有文化，一个民族的特性就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我们常讲爱国主义，要爱国，就要认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历史又落实在文化上，因为文化是历史的载体，认同历史也就是认同这个文化传统。龚自珍研究春秋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这个国家的历史，人民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感情呢？从这个方面讲，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我们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问题，而且从文化方面来讲，它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之所在。近几年我一直在讲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在现代世界，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从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历史来看也是这样。中华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知道先秦有诸子百家，这个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开始相互交流、影响。通过这样的交流，到了汉初，一些学派开始壮大了，也有一些开始衰落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介绍了当时儒、道、墨、名、法、阴阳六学派的思想，百家变成了六家。这六家经过汉代的文化交流、相互吸收后又有一些被淘汰了，最后形成了儒、道两大家。这两家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就是靠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主体性。一种思想不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它本身就不可能有发展。后来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了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外来的文化加入，对于当时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儒、道两家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到了南北朝时期，通过这样的相互交流，佛教已经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渗透到了中国民间的一些习俗中。一种思想只有落实到生活习俗中去，它的生命力才是强大的，否则就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和认识。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为中国原有的精神文化还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强大的，中国弱就弱在物质文化方面，所以要赶上西方只要在物质文明上积极学习和发展就可以了，这就是洋务运动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但搞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建立起了当时非常强大的北洋水师，却在一场甲午战争中就被打败了。于是我们开始思考体制、机制的问题，思考制度文明的问题。儒家的文明不行，就要批判，就要改，所以要进行制度改革。西方提供了我们两种榜样，一种就是像英国、荷兰那样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把国王架空，实权放到议会当中，这就是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可是戊戌变法也没有成功。在随后的第二个阶段中，孙中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度。但辛亥革命既成功又不成功，因为虽然把皇帝拉下了马，但是旧军阀势力又非常强大。于是人们开始思考精神文明层面的因素。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改造精神文明，当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这些实际上还是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对于一般世俗生活中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多大冲击。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铲除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很多生活习俗消失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在基本的家庭生活中也把我们的传统割断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于基本的家庭伦常观念不是很清楚，有些人甚至根本不认同。……反思中国教育理念提到，老师给学生讲授知识的时候，不要一次讲透所有知识，而要留下一部分未解的知识引导学生去主动思考，从而给学生一个提高的空间。明代学者陈献章被誉为“岭南第一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讲：“学贵有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疑则能进，已得知识之半。”（明）黄宗羲《明儒学案·白沙学案》“疑”就是让学生能够去思考。读书过程中生出大疑惑，就能有大长进，生出小疑惑也能有小长进；要想不断进步就要不断思考，不断因疑惑之心而思考解决之法，能有这样的精神，也算是已经入了学问研究之门，得到知识之半了。能生疑惑之心，就说明读书者有心，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古人看重“疑”的重要，实际上是看重这种主动的、独立的思考精神。能疑之后，就要对疑惑的问题进行反复探究，从各个角度来发问，逐渐掌握问题的关键所在。早在《尚书·仲虺之诰》中，古人就推崇“问”的重要：“好问则裕，自用则小。”要为学就一定要有好问的精神。好问之人，一般都是在思考很熟或查阅很多材料之后，真正再也不能思考透彻了，才向别人发问的。所以好问，即使是因为不能透彻理解，其实也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很深的理解，只差最后点透而已，所以能称之为“裕”。而刚愎自用之人，有了问题思索不得，就轻轻放过了。如此长久下去，不但知识面越来越窄，其为学的格局也越来越小。孔子讲自己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知识，就在于自己能做到“每事问”。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在于凡是遇到不懂的东西，就不耻下问，由高明而更高明。中国古代学子都要游学，要到天南海北走一走，听听不同老师的课，结识更多的朋友，就是为了能够在游学中向更多高明的人请教，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见识。“博学多识，疑则思问。”（东汉）王符《潜夫论·叙录》只有广博地涉猎，扩充自己所学的范围和研究的领域，才能不断增长自己的见识；而在读书过程中必然会生出疑惑来，这时候一定要善于询问，善于向高明之人请教。荀子有句话说得好：“迷者不问路，溺者不问遂，亡人好独。”《荀子·大略》“遂”为水中能借以得渡之路。不能问，则终迷惑、沉溺于不知路的困境中，要在学问中有所成就是很难的。《礼记·学记》讲治学之法时说：“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正是对所读之书、所接触之事理不能清楚明白而生疑惑，才有“问”，所以“问”正是攻坚之关节。同时还要能够循序渐进地发问，“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先思考解决容易的问题，逐渐地把知识、材料、经验都积累起来，再去思考解决艰深的问题，最后才能逐渐探究到“节目”之处，也就是问题的核心之处。为学不要在起步时就做太难的题目，那是初学者很难驾驭的，做学问、读书一定要循序渐进，思考问题也是要循序渐进。这都是古人总结的为学的经验，其中蕴含着很深刻的道理，我们一定要善于吸取。“疑”与“问”不可分，都是读书深思的必经阶段。而要做到善“疑”善“问”，还是要在“学”上努力。刘开在《问说》中说：“学与问，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质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我们一直所讲的做学问，实际上就是在讲学者要善于“学”“问”并使之相辅相成的为学之道。人不努力向学，就不能增长自己的知识、经验，对于所读之书也就不能有什么见解和评判，所以想有所质疑都不得；不能做出自己有见识的质疑，不能对书中的朦胧处、不切实处而发问，读书只能是原地踏步，难能前进。问要善问，要深思熟虑之后再提问。“非问无以广识”，如果能在“学”即大量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在深“疑”即深思熟虑之后发问请教，由高明之人帮他点透最后一层隔膜，人的学养与见识就能豁然开阔，即便是做世上任何的事情，不单是做学术研究，参加实际工作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为学要能深思，要能善“疑”善“问”，不要总是浮于知识的表面，即使有疑问也是隔靴搔痒的疑问，不但不能扩展自己的见识，也不能有助于推进学问的进展，以刘开的话讲就是“非真能好学者也”，这确实是为学者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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