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极具智力冒险精神的著作。一位卓有成就的生物学家用相当清晰、直言不讳的语言解释了他的研究对人与社会的见解。威尔逊的理论的影响极其重大，因为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任何政治、社会、宗教和伦理思想体系都不能忽视它。
本书简介：
这部著作首次出版后，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巨大辩论，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卷入其中。赞同者称赞它是“一部最富刺激性、最具挑战性、最具启迪性的著作”，并荣获普利策奖；抨击者则认为他的观点荒谬之极甚至有滑向种族主义的危险。作者认为：人的行为由遗传决定，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有限的；我们的基因不但决定了我们的生物形态，还帮助塑造了我们的本能，包括我们的社会性以及很多其他个体特征。根据这个观点，作者进一步探究了人类行为的四个方面：攻击行为、性行为、利他行为和宗教行为。在他看来，攻击行为是人类为了确保自身安全而形成的一种本能，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发展而来的，给人类带来一定的生物优势；性反应使人类家族成员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带来进化上的优势；利他行为在本质上与蜜蜂、白蚁等社会性昆虫一样，是通过基因的进化和发展而来的，其强度和频率随着亲属关系的疏远而急剧下降；宗教也具有先天的倾向性，是群体选择的进化基础。作者将生物学带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试图运用生物学原理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以及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
作者简介：
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O.Wilson），世界杰出生物学家之一，“社会生物学”奠基人和最早宣传“生物多样性”概念的人之一。他在全世界获得了100多个奖项和荣誉，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克拉福德奖、日本国际生物学奖，并以著作《论人的本性》（OnHumanNature）《蚂蚁》（TheAnts，合著）两次获得普利策非虚构类图书奖。他目前是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昆虫馆的名誉馆长兼荣誉研究教授。
目录：
2252004年版序言 还有比人性更重要的课题吗？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了解这个课题，那么人类和人类行为也许就会得到更准确、更明智的引导。在20世纪70年代我写《论人的本性》这本书的时候，西方思想是以两个有关人类处境的观念为主导的。神学家以及亚伯拉罕诸教最自由的信徒认为人类是禁锢在动物躯壳里的黑暗天使，等待着救赎和永生。在他们看来，人的本性中有善恶两种倾向，我们必须借助古代中东先知的著述将它们区分开来。 与此相反，大多数有宗教倾向或无宗教倾向的知识分子质疑是否存在人性。在他们看来，人脑是一块白板或是由几种基本的感情驱动的机器，再要么是用个人经历和学习构筑心灵的全能计算机。20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文化是累积习得的有关环境和历史偶然性的知识。而另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则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这个观点还未成熟，它认为大脑和心灵原本是纯生物性的，它们在自然选择中得以进化，已经高度组织化。人性是存在的，它是由复杂的情感趋向和学习倾向组成的，这两者通常被笼统地称为本能。从旧石器时代的采猎社会开始，人类本能的形成已经过数百万年的时间，因此它依然带有人类这一物种生物性的古老印记。我们唯有借助科学的方法才能最终了解人性。正如常识所说的，环境和历史偶然性会推动文化进化，但是与生俱来的人性趋向会强有力地引导文化进化的轨迹。这一观点被社会生物学这门新学科（后来更名为进化生物学，研究的是人类在身体及社会环境改变时所做的心理调适。但社会生物学这一名称仍有使用）所采纳。 人类社会生物学提出几个问题：人类的本能有哪些？这些本能是如何组合在一起构成人性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重要而古老的问题已被当做生物学问题予以解答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两个问题分别属于生物学中两个完全不同但又有潜在联系的两门学科，但人们从未认真区分过。这两门学科分别是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前者可用来解释心灵是什么以及大脑如何创造心灵，后者可用来解释大脑为何以它特有的方式工作，而不以我们可以想象出的其他方式工作。概括地说，在我和其他几个人看来，在现在这个阶段，只有当科学解释涵盖了大脑运作的方式（神经科学）和原因（进化生物学）时，才能解决人性这一复杂难题。关于人性的自然主义观点还有更多的问题要问。人们可能具有本能，而且人们可能会慢慢深入了解这些本能，但是这些心理发展过程中的趋向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形成文化的呢？这个问题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深刻。如果文化在生物性人性的影响下历经了几千年的进化，那么人性至少也历经了几十万年的进化，在此过程中，现代人种及其属于人属(genus Homo)的直系祖先形成群落、获取火种、发明工具、完善语言，正因如此，地球上广袤的大陆和群岛上也出现了智慧的人类。基因和文化的协同进化（即两种进化互相促进）是势在必行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基因和文化协同进化的具体运作方式所知甚少。《论人的本性》探讨了所有这些问题。新的版本在内容上没有变化。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全面的背景资料，我想我有必要说一说我为什么在1977年到1978年写这本书。那时候我的科学生涯已走过三十载，在那期间我研究的重点是蚂蚁生物学。本能对这些昆虫的引导既复杂又精确，这当然让我惊叹（有些评论说是叹为观止）。我也做过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研究，这吸引我开始做有关进化及其与族群生物学之间关系的全面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社会与族群之间的联系让我感到震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就是族群，因此通常对族群遗传学和族群生态学所作的分析也可用于研究社会的许多特性。在《昆虫社会》（The Insect Societies，1971）一书中，我提出可以将社会行为生物学和族群生物学整合在一起形成生物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我将这门新学科命名为科会生物学，它可能第一次把社会性昆虫和社会性脊椎动物的相关知识结合在一起：社会生物学的乐观前景如下所述。尽管脊椎动物和昆虫的种系相隔很远，沟通体系也有天壤之别，但这两类动物的社会行为进化复杂程度相当，而且在许多重要细节上有相似之处。这一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前景：社会生物学最终会从族群生物学和行为生物学最重要的原理中衍生出来，并形成一门独立而成熟的学科。这门学科有望增进我们对动物和人类的社会行为特性的了解。（《昆虫社会》）。 后来我又重提了我在1971年提出的学科整合计划。1975年，我扩展了在《昆虫社会》一书中提到的社会生物学的概念，将脊椎动物纳入研究对象的范围中。我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双列排版，共697页）一书，该书中的理论基于对所有已知社会性生物（从社会性细菌和腔肠动物到昆虫、脊椎动物和人类）的全局式研究。对除人类以外的社会性生物的研究对生物学家而言是一种成功。在1989年的一项调查中，《社会生物学：新综合理论》一书险胜达尔文于187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人类与动物的感情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被动物行为学会（Animal Behavior Society）这一国际性组织的官员和研究员评为有史以来关于动物行为的最重要的书。许多科学家和其他人认为，如果我停留在动物学这一边，不去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分界线，只写到黑猩猩就停笔而全然不提智人，那这本书会更理想。但是我感受到的挑战和由此而来的兴奋让我无力抵抗，在书的最后一章“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我跨越了那条戒备森严的分界线：现在让我们以自然历史的自由观点来考察人类，就好像我们是来自其他星球的动物学家，要给地球上的社会性物种编一个
目录：
。在这样宏观的视角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缩小成生物学的分支学科；历史、传记和小说成为研究人类动物行为学的资料；人类学和社会学合并成社会生物学，研究的对象只有一种灵长类动物。 是的，我就是这么说的，而且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我们是地球生物圈中适应环境生存的生物物种，这样的物种还有很多；无论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多么灿烂，无论我们的思维多么丰富和微妙，无论我们的创造力多么强大，我们的心理过程依然是大脑的产物，而大脑正是在自然这块铁砧上用自然选择这把锤子锻造而成的。人脑的能力和特性带有它们起源的印记。文化可能会不断发展，可以去思考时间的开端和所探索宇宙的最远处，但永远也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否则，我们也不会用“人文科学”这个词来指那些研究人类特有现象的学科。 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些学者愿意尊重这种看法，或者已经用各种形式表达过这种看法。就像物理学是化学的基础（后来又衍生了物理化学）、物理学和化学是生物学的基础一样，生物学应该作为这些学者们研究领域的基础学科，这么说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我认为社会生物学会在几大学科之间架设桥梁，最起码可以为人类行为分析提供有用的工具。 然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要么对这种看法无动于衷，要么把这种看法视为某种谬误且不能接受的意识形态的敌对入侵。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承认是我太天真了），转眼便争议四起，闹得沸沸扬扬。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提出人类社会生物学的最差时机。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憎恶的一场冲突，在那时候这场战争终于接近尾声。此外，争夺民权的战争尽管没有稳操胜券的把握，但似乎胜利在望。美国的民主就是以这样繁琐而嘈杂的形式再次证明了它的精神。但这场动荡也有负面影响，那就是为极端主义提供了机会。学术界最流行的是革命派左倾思想。精英大学通过同侪压力和学生抗议示威表明各自的政治正确性。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样的氛围下全然是正确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全然是正确的。中国和苏联政权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是全然正确的。在院长办公室外面，中间路线主义遭到鄙斥。政治保守派虽然内心焦灼，但大多数时候不敢大声说话。激进左派的教授和激进主义访问学者是大学里面的英雄人物，他们反复讲述：当权派辜负了我们，当权派阻碍进步，当权派是敌人。这对民众来说是一股力量，但是被美国人歪曲了。因为普通的劳动人民在整场革命中惊人地保守，参与阶级斗争的新兴无产阶级者只有学生。很多学生无法想象自己将来会成为股票经纪人、官僚或学院领导，他们选择了顺从。 在学术界目前已变得较为宽松的领域里，“种族”这个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是一个放射性的问题，如果不格外小心，碰了它就必死无疑。谈论智商遗传和人类行为都是应受惩处的错误行为。除了俗套的谴责外，如果有人敢以其他方式谈论这些话题就有被指作种族主义者的风险。在当时的社会，被指认为种族主义者（即使是冤枉的）的人就会被学术界驱逐。但是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因为学术界中的人太聪明，也太谨小慎微，他们至少不会公开发表对这些话题的任何看法，甚至在私下的谈话中也保持谨慎，对这些话题噤声。 这种反感根深蒂固，而且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歇斯底里有合理的理由。尚未成熟的生物学与右翼先天论的结合催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后两者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对自然科学产生了不良影响，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前拉马克时期）得到了苏联的青睐，并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为纳粹的暴行提供了依据。因为试图修正对生物学的误用，也因为看到行为主义取得的实验性成果成为心理学领域的重大动向，所以社会科学家避开本能这个概念，开始用遗传学和进化理论来解释人类行为。20世纪70年代，大脑白板论帮助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抵挡住了生物学刮起的风暴，并让它们在三大学科中占有两席。 因此，社会生物学并未像我希望的那样被当做一种知识资源，而是被普通视为对白板世界观的威胁。更糟糕的是，在一个敢言的小型知识精英圈子里，社会生物学被当做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威胁。这些批评者排斥社会生物学，并设法用一种完全误导的新方式重新定义 “社会生物学”这个词。大众媒体未将社会生物学视为一门学问，而将它指作是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人类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影响）。当然，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个看法。但是，不管这些证据意味着什么，阐释人类行为理论并不是社会生物学的初衷，也不是当今科学家所理解的社会生物学的目的。社会生物学是一门科学学科，是对生物体（包括人类）各种形式社会行为之生物基础的系统研究。它融汇了诸多可用的理论，甚至将大脑是一块白板这一可能性囊括在内，认为为了征服先天倾向而拥有这样一个大脑需要大量基因经过无数次进化。换句话说，白板论确实是一个社会生物学观点，尽管它不正确。有关社会生物学的争论源于对它的误解、猜疑和反感，这使我早早就认识到我没有充分解释这一学科与了解人类行为的关联。《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末章本应做一个详尽的说明。社会生物学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行为遗传学，以更令人信服的方式解决文化问题，并能够更全面地解决由它自身引发的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它需要有重点地解决已存在的主要异议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可能引发的异议。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于1977年开始撰写《论人的本性》一书。这本书出版后得到普遍好评，直到现在出版数量也仍然很大，这让我倍感欣慰。爱德华·O·威尔逊美国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市2004年6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