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是被誉为“怀旧研究达人”的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赵静蓉关于社会记忆理论的**专著。2009年，带着文化记忆的项目，赵静蓉赴哈佛大学访学，学习西方文艺理论，研修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课程，还旁听了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课程。本书是作者结合西方文艺理论，致力于构建本土化文艺理论的重要尝试。在书中，作者将关注点由“怀旧文化”转为“集体记忆”、“全球化记忆”，初步建立了完整的记忆研究系统，尝试以“启蒙记忆”和“创伤记忆”开启20世纪人类历史研究的新视角。
本书简介：
在人类历史上，“我”这一独立个体和主体的诞生，是最具创造性也最具解构性的行为，但“成为我”却是一项永远不会停止的身份规划和记忆工程。记忆是理论创造的心理源头，是社会文化的现实建制，是有创造价值的生产系统。本书全面探讨了记忆的本质和价值，初步建立起完整的记忆研究系统，首次界定了“全球化记忆”的概念与类型，尝试以“启蒙记忆”和“创伤记忆”开启20世纪人类历史研究的新视角。同时，书中也对《顾颉刚日记》、帕慕克《纯真博物馆》和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进行了文本解读，尝试剖析和解答记忆的相关疑问，是国内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的开创性专著。
作者简介：
赵静蓉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分会常务副会长。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主要讲授外国文学史、西方文化导论、英美文学、20世纪西方文学等课程，获暨南大学第二届本科课程全英语教学竞赛优秀奖，是广东省高等学校第四批“千百十工程”校级人才培养对象。在《社会学研究》、《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级项目2项、校级项目4项。著有《抵达生命的底色——老照片现象研究》、《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等，主编有《记忆》一书。
目录：
导论
一、作为日常生活的记忆
二、关键词梳理：后现代理论、文化记忆、身份认同
三、流动的社会、记忆和身份
第一章：记忆、记忆文本及其与真实性的关联
一、记忆与符号叙事
二、历史的记忆化书写
三、记忆的边界与危机
第二章：记忆的伦理学与情感政治
一、创伤记忆的文化表征
二、中国记忆的伦理学向度
三、政治道德对记忆的规约及其现实路径
导论一、作为日常生活的记忆二、关键词梳理：后现代理论、文化记忆、身份认同三、流动的社会、记忆和身份 第一章：记忆、记忆文本及其与真实性的关联一、记忆与符号叙事二、历史的记忆化书写三、记忆的边界与危机 第二章：记忆的伦理学与情感政治一、创伤记忆的文化表征二、中国记忆的伦理学向度三、政治道德对记忆的规约及其现实路径 第三章：全球化的记忆生产一、全球化的话语二、记忆研究的复兴三、启蒙与创伤：全球化记忆的两种类型 第四章：作为一种现代症候的认同焦虑一、归属感的缺失：公域与私域间的区隔二、“我是谁？”：微观的个体与永恒悬置的身份三、含糊暧昧的“他者” 第五章：记忆之于身份认同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救赎抑或陷阱？一、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二、迷失于挪威的森林三、生存焦虑与文化安全 结语：成为“我”：一项永不停止的身份规划和记忆工程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前言导论
一、作为日常生活的记忆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在人类对自身的一切认识和反思中，记忆是最深刻也最不可或缺的参照。没有记忆，人就无从知晓“我之为我”的缘由和过程，更无法探究“我之有别于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导论 一、作为日常生活的记忆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在人类对自身的一切认识和反思中，记忆是最深刻也最不可或缺的参照。没有记忆，人就无从知晓“我之为我”的缘由和过程，更无法探究“我之有别于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记忆不仅决定了人类自我的本质，也塑造了人类知识及历史的源头。然而，记忆不是安然无恙、恒久不变地被置放在某个地方的，记忆也不可能始终保持既有的样子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去发现。就像歌里所唱到的那样，即使记忆是一朵“永远不凋零的花”，它也要“经过风吹雨打”，经受时间和世事的考验。一个个体的年龄、身体状况、心理现实，他所处身的环境、遭遇到的事情、对未来的设想，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主导的文化意识形态、家国民族的现实诉求、集体的政治认同，等等，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会导致记忆的建构和重构。所以，记忆也是极其复杂的。复杂性开启了记忆指向的多种可能性。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记忆成了一种可以被改写和重写，甚至总是被改写和重写的东西。记忆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也是一种历史书写的结果，更是人类生命的自我持存。记忆在瞬间生成，又绵延久远，它使过去澄明于现在，又将未来置放在现实中考量。它使个体的生命片断得以连缀为一个贯穿始末的历史过程，并因而赋予人对自我的认知和认同；它也使“集体”这个概念及其力量有据可循，并经由共享催生个体对集体的归属和认同。毋庸置疑，记忆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而在这样一个变化多端、极速发展的时代里，记忆更具有不断开放以及不断生成的特征。在后现代的理论语境中，技术、科学、政治、市场，甚至全球化的产业链和越来越细密的社会分工，无一不深深地渗透到了记忆的生产、传播乃至消费之中。记忆在扩张，或者说在膨胀，甚至有取代历史和传统的势头。而在这一切看似“繁荣”、“喧嚣”的记忆盛景之下，记忆的危机也日趋明显、愈益严重、不容忽视。记忆的真实性、可靠性，甚至清晰度受到普遍质疑，记忆主体的合法性也被动摇。更值得注意的是，记忆的政治功能或其意识形态性越来越被强化，记忆不仅仅不再局限于心理学的范畴，甚而超越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边界，泛化为一个“文化层面”上的概念。由此，记忆摆脱了历史和传统的幽禁，从被认为独属于过去或仅与过去紧密相联的关系中冲将出来，深刻而全面地融汇到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记忆成了极具现实感的“生活世界”或“生活现象”。那么，究竟是什么推动或促成了记忆职能和记忆核心的转变？是社会精神的影响，还是现实生活的需求？而这种时时刻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记忆，又是否还保持着对过去以及对人类个体的忠诚？记忆的危机是否影响到了人类对自我的自省与认同？人类的生存感又是否因此而发生动摇？……对记忆的疑问随着对记忆探讨的深入而愈益增多。我试图以后现代理论的整体风貌为问题语境，以文化记忆的哲学理念和社会学应用为立足点，以身份认同的概念演变为依托，对记忆的范式、身份的构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理论建构和文化文本解读，从而尝试剖析并解答这些问题。本书的基本思路是：理论准备（关键词解读）——问题情境（社会心理学根源）——社会塑造（记忆的范式与身份的构建）——实践范畴（文本解读与理论反思）——现实批判（文化批判）。我希望可以超越以往单纯依据记忆主体的构成来讨论记忆问题的思路，重点梳理在现实情境中记忆与身份所面临的种种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上的问题。具体构架为：首先通过界定关键词来框定全文的理论范围，然后以“流动”为问题情境，从人们对记忆危机的争论入手，从记忆的“真”谈到记忆的“善”，又谈到记忆的“是与非”；后半部分则从“公域”和“私域”的演变切入，以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正相关及负相关关系为依据，探讨现代人的生存焦虑问题。我认为，后现代理论对我们的生活世界所造成的最大紧张与焦虑，并不是经济与技术发展的问题，而是价值认同的问题，是克服对“本体的安全和存在性焦虑”，在充满冲突与断裂的多元社会中对自我重新定位，把解决当代人的精神危机与延续传统的努力有效结合起来，通过保持自我发展的历史不被中断、自成一体的自我世界不被分裂，而重获完整感、连续感和统一性的问题。因此，在后现代理论的语境下研究身份认同的问题，不仅必要，而且急需。而在后现代理论语境中，文化记忆的主要功能就是为身份“定位”：一方面，通过保存代代相传的集体知识来确证文化的连续性，并以此重构后人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通过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再次确证拥有集体身份的社会成员，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向他们提供一种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因此文化记忆既是我们进入认同问题情境的一个极佳切入点，也是我们探讨后现代精神的切身路径。我们期待着通过对后现代理论语境的考察，对身份问题的梳理，对文化记忆谱系及类型的甄别等，把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思想史研究，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启迪，通过自我界定、自我批判、自我超越，以尊重、宽容和自主的姿态理解历史、现实和未来，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化的建设中去，也为研究人类精神史提供另一种视角和可能性。在当下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中，遗忘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这恰恰是人们害怕失去记忆、意图拯救记忆缺失的努力在各个社会层面的反映，也可以说是记忆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比如越来越多的纪念日、方兴未艾的图像志、日益火暴的博物馆热，等等。因为，随着电子技术的日益发展，我们的记忆越来越依赖于外部的“符号贮存系统”，而人类本身的记忆机制和记忆能力却渐趋退化，正如丹尼尔·夏克特所说：“随着记忆外部保存设备的不断进步，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知识和时间的代际传递，对老年人的自传性回忆的依赖性越来越小。这可能是导致所谓‘记忆危机’的原因之一。记忆危机产生于19世纪，并因近年来电子传媒的巨大进展而加剧，它指的是那种与过去的及传统的记忆形式的分离感。现在，最重要的社会记忆都是由传媒的电子档案加以贮存的，而不是由个别的记忆者和叙事者的头脑加以贮存的。随着电子编码信息的大量涌现，老年人的叙事职能已大为削弱。”遗忘是因为太容易记住，丹尼尔·夏克特意义上的“记忆危机”实际上是在探讨现代生活中记忆之主客分离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我们把记忆的工作交由外在于人的设备去完成，对帮助记忆的物质、事件和场所越是信任，我们自身的记忆力就越是脆弱；而越依赖那些外在的事物来完成记忆，我们的情感和经验就越容易被其利用、扭曲和控制，从而引发更深层面的“记忆危机”。这首先不是“记不住”而是“不去记”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必然又会导致借助记忆和遗忘来争夺社会力量、谋取统治权力的问题。这一点，在战争纪念碑的修建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和记忆，往往与其复杂的战争经验缠绕在一起。这个国家对战争经历的叙述、对战争记忆的建构和反思、对战争角色的想象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它的国家意志。战争纪念碑，就是这一独特历史和记忆的载体。后来的人建造、观赏、维护和体认纪念碑，不仅可以重构过去或再现历史，甚至可能重组对历史的记忆，进而塑造新的传统，形成新的民族精神。在美国的历史叙述中，“战争”是一个有着特殊含义和多元价值的概念，从1775年4月莱克星顿打响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开始，至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1959—1975年的越南战争，美国已在“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名义下进行了无数次的战争，尽管种种经济利益、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的冲突令这些战争的实质和真相变得扑朔迷离，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成了美国人的文化遗产，并以纪念碑的形式警醒着后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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