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编整理比较合理，基本上涵盖了庞朴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突出了其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
本书简介：
本书按照“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研究”“诸子学说考释”“简帛研究的成就与突破”“火历的发现与钩沉”“一分为三”“中国文化探源与思考”“方以智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与探索”编排，选编整理比较合理，基本上涵盖了庞朴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突出了其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
作者简介：
：庞朴，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方以智研究专家。曾任山东大学讲师、《历史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理事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出土简帛方面的研究。专业领域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曾提出在中国远古存在过以大火星纪时的“火历”说。对阴阳、五行思想多有独创性的解释，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重视。
编者简介：杨朝明，1962年出生，当代著名学者、儒学家、史学家。现为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和《孔子研究》编委。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学术带头人，《孔子文化研究》主编、《孔子文化》编委会主任。著有《论语诠解》等。
目录：
第一编孔子思想评价与儒家学说研究
孔子思想的再评价/3
“中庸”平议/18
儒家辩证法研究/53
第二编诸子学说考释
道家辩证法论纲/81
《墨经》的辩证思想/109
名教与自然之辨的辩证进展/127
第三编简帛研究的成就与突破
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151
孔孟之间/164
三重道德论/174
目录：
第一编孔子思想评价与儒家学说研究孔子思想的再评价/3“中庸”平议/18儒家辩证法研究/53 第二编诸子学说考释道家辩证法论纲/81《墨经》的辩证思想/109名教与自然之辨的辩证进展/127 第三编简帛研究的成就与突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151孔孟之间/164三重道德论/174 第四编火历的发现与钩沉“火历”初探/189“火历”续探/201“火历”三探/218 第五编一分为三说“参”/233对立与三分/247相马之相/267 第六编中国文化探源及思考阴阳五行探源/289黄帝与混沌/321 第七编方以智研究《东西均》的版权谜/345《东西均》注释（节选）/349 第八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与探索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377继承“五四”超越“五四”/390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401 编选引用参考文献/411庞朴先生学术年谱/412编选后记/424前言2010年度孔子文化奖颁奖辞
中国学术文化的守护者——庞朴
他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史家、简帛研究专家。
他具有渊博的学识，睿智的见解，更具有宽厚的长者风范。他为学善于小中见大，爱用“汉学”方法钩稽“宋学”课题。他治学严肃严谨，求实求真，倡导以中国辩证思想来解读中华文化密码。
他在学术研究上成就卓然，破解了许多学术难题。他提出“一分为三”说，揭示并发展了古代辩证法思想；提出“火历”说，发现遗佚已久的上古历法；发表关于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研究的一组文章,证明子思、孟轲的五行说为“仁、义、礼、智、圣”，揭开了千古之谜；他提出帛书《五行》为思孟学派的作品，推动了出土文献的研究。
他率先发出“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呼声，数十次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强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从而导引了新时期学术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流风所及，于今不辍。他以70岁高龄筹建了“简帛研究”网站，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欢迎，成为学者们论辩、交流的重要窗口。
他于古稀之年，重回故地，敦聘成立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再次投入到关系中华学术薪火相传、繁荣昌盛的事业中来。2010年度孔子文化奖颁奖辞中国学术文化的守护者——庞朴他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史家、简帛研究专家。他具有渊博的学识，睿智的见解，更具有宽厚的长者风范。他为学善于小中见大，爱用“汉学”方法钩稽“宋学”课题。他治学严肃严谨，求实求真，倡导以中国辩证思想来解读中华文化密码。他在学术研究上成就卓然，破解了许多学术难题。他提出“一分为三”说，揭示并发展了古代辩证法思想；提出“火历”说，发现遗佚已久的上古历法；发表关于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研究的一组文章,证明子思、孟轲的五行说为“仁、义、礼、智、圣”，揭开了千古之谜；他提出帛书《五行》为思孟学派的作品，推动了出土文献的研究。他率先发出“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呼声，数十次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强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从而导引了新时期学术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流风所及，于今不辍。他以70岁高龄筹建了“简帛研究”网站，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欢迎，成为学者们论辩、交流的重要窗口。他于古稀之年，重回故地，敦聘成立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再次投入到关系中华学术薪火相传、繁荣昌盛的事业中来。他自称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实则在拼命守护中华民族家园，坚守中国文化这一份财产；他执著于学术讨论，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示着中华文化生命能量的充盈和生命力的持久与茂盛，他是中国学术文化的守护者、攻坚者。获奖感言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尤其儒学研究的工作者，荣幸地站在第二届“孔子文化奖”的颁奖台上，接受孔子文化大奖，心情尤为感动。虽然在我的人身经历中，获得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奖项，但这个奖对我来说，有着格外的意义，因此，此奖、此地、此刻，令人难忘。此奖是以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名字命名的，从而决定了这个奖项的庄重而严肃，崇高而神圣。我深深感到，获此殊荣，是我个人的光荣，更是对许许多多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尤其儒学研究者的激励。此地，东方圣城，礼仪之都，圣贤之乡。此刻，圣诞之夜，明天就是孔子诞辰2561年。由此，我对设立此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济宁市人民政府、曲阜市人民政府的各级领导和人民，对参与孔子文化奖的各位评委表示由衷的感谢！进入21世纪，人类正面临着各种挑战，生态危机、环境灾难、宗教冲突、人际关系疏离、霸权主义横行、权钱权色交易等种种假、丑、恶现象，这些现象一方面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挑战着人类的基本道德底线和拷问着人类的良知。让我们回到2500多年前的孔子那里，也许我们能够找到解决人类今天种种问题的答案和人类心灵的慰藉。我衷心期盼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关心孔子和中华文化研究并且站在今天这个领奖台上。谢谢！庞朴2010年9月27日弁言2013年11月26日，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值得永远记取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孔子故里，在孔子研究院召开座谈会，发出了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这里，正是历届世界儒学大会的举办地。习近平主席视察孔子研究院并作重要讲话，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由此进一步坚定而自信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了构建时代新文化的步伐。在视察曲阜之后，习近平主席又多次就传统文化发表讲话，并站在世界文明与国际关系的高度，深刻论述了“思想”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义，他指出，中国传统的爱好和平的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习近平主席不止一次地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石碑上的那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此言正深度契合孔子儒学思想的精髓。中国先人早就看到“人心惟危”，人不能“好恶无节”，要明理修身，推衍亲情，放大善性，“允执厥中”。孔子说：“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又说：“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既然“有度”与“无度”全在“人之思想”，那么，中华文明“以礼制中”的意义便不言而喻。中国儒学是在继承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气质与特征。春秋时期就有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儒家集古代文化之大成，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主张，虽不苟同，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世界文明多姿多样，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平等与相互尊重、互鉴而相互包容，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和进步，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参透其他文明的奥妙，进而求同存异，互相涵摄，和谐相处，共同前行。所以，大力宣传孔子儒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建立民众共同价值信仰体系的需要，而且正符合世界的需要与时代主题。如果能将孔子儒学精髓更好地传承下去进而传播出去，这将是中国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礼物。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儒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即通常所谓“原始儒学阶段”，这是儒学创立时期；二是秦汉以来至近代以前，这是“帝制中国时代”，是儒学与社会历史文化密切结合的时期，可概略称为“儒学发展阶段”；三是近代以来，尤其甲午中日战争以来，这可称为“儒学反思阶段”或者“儒学反省阶段”。对中国儒学进行这样的划分，有助于对儒学价值的认识。作为思想文化，孔子儒学的影响之大可以说罕有匹敌，而对其价值认识的分歧之大竟然也无与伦比。这已被视为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景观”。然而，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因为有了孔子的学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时间虽然过去两千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人们仍然必须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那些价值观念。人们之所以对儒学认识存在分歧，原因很多。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变动，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帝制时代，孔子被尊崇到极高地位，儒学是统治学说，新文化运动的矛头自然直指孔子，借以打倒儒学和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动，其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但仍然有人看到孔子与后儒的不同，明确指出不能完全否定孔子和传统，主张分清“真”“假”孔子。如李大钊说：“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灵魂也。”随着学术的进步，人们对儒学的变化看得更清楚了。在儒学“创立”时期，儒家思想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早期儒家强调“正名”，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汉代以后则有不同，适应专制政治制度的需要，逐渐强调君权、父权和夫权，儒学慢慢蜕变，染上了显著的“威权色彩”，呈现出为后世所诟病的“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原来，强烈“保守”传统的人多看到了原始儒学的真精神，而对孔子儒学持“激进”立场的人则更多看到了作为“专制政治灵魂”的那个“偶像的权威”。难怪“新启蒙运动时期”有学者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们确实更应该关注原始儒学，分清“真孔子”和“假孔子”，澄清误解，明辨是非，正确对待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感谢世界儒学大会，感谢“孔子文化奖”的设立，她对于推动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自2007年举办发起国际会议以来，世界儒学大会已成功举办了六届七次。先后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1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800余篇，出版了六部学术论文集。经过八年多的建设，世界儒学大会在国内、国际上都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成为汇聚海内外儒学研究权威机构、知名学者以及各界人士的全球性儒学盛会，搭建了跨地域、跨学科、跨行业的国际儒学研究与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并成长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从2009年开始，每届世界儒学大会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盛典，这就是颁发“孔子文化奖”。该奖项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设立的我国儒学研究和推广领域的最高奖，旨在表彰鼓励世界各地为儒学研究和孔子文化传播做出贡献的团体、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获得“孔子文化奖”的学者和机构，2009年度为杜维明先生和孔子基金会，2010年度为庞朴先生和国际儒学联合会，2011年度为汤一介先生和汤恩佳先生，2012年度为牟钟鉴先生和韩国成均馆，2013年度为李学勤先生和安乐哲先生。为保证“孔子文化奖”的公正性、神圣性，“孔子文化奖”组织委员会制定了科学严密的推选程序。从推选委员会的专家组成，到具体的推选实施方案；从推选委员独立匿名提名，到汇总后再次提请推选委员进行选举，都十分严谨、公正、细致，这是对“孔子文化奖”的尊重，更是对“孔子文化”的敬重。因此，每一次“孔子文化奖”颁奖，都成为人们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受到社会的广泛赞同。可以说，每一位“孔子文化奖”获奖学者都立足于学术前沿，深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问题。在他们之中，有的着力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有的致力于解读中华文化密码，阐发中华智慧；有的用心考察儒、释、道三家，以独到的见解丰富深化儒学认知；有的笃行儒道，胸怀天下，在弘扬孔子文化和推广儒道上不遗余力；有的探源古代文明，解读早期中华文化的高度与深度，彰显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形成的广阔舞台；也有毕生钟情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儒者，以比较的视野阐发儒学的价值，向全世界介绍儒家学说。这些获奖学者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获得孔子文化奖乃众望所归。为了更好地展示“孔子文化奖”获奖学者的风采与成就，回顾和宣传他们的学术贡献，在孔子文化奖组织委员会的领导下，世界儒学大会秘书处组织选编了这套“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这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世界儒学大会，了解“孔子文化奖”。本次出版的是前五届获奖学者的学术文粹。以后随着世界儒学大会的继续举行，随着新的“孔子文化奖”获奖者的产生，该“文粹”还会继续编辑下去。世界儒学大会执行秘书长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2015年8月5日序言刚过去的农历甲午年，多位著名学者的相继逝世引得学界唏嘘不已，而庞朴先生在岁末的离开则尤为令人痛惜。因为小小的肺炎竟成了一位学界巨匠的终结者。病魔来势汹汹，先生曾用尽全部力量来加以抵御，求生求胜。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先生用同归于尽结束了这场生死较量，至痛无痛。不过，这种归于无的解决方式，却又给大家带来最为沉重的痛苦！有生于无，复归于无，是人无可避免的自然法则；庞朴先生的学术人生，开启于山东大学，又终老于山东大学：其背后的哲学意蕴不正是那个“三”吗？人生即学术，学术即人生。庞朴先生的学术造诣何以如此精彩，当是对人生的把握达到了某种高深境界。看来庞朴先生念兹在兹的“三”，当真是人们看破世间、洞悉万物的第三只眼睛。作为先生的弟子，我们有幸在先生晚年常伴左右，亲聆先生的谆谆教诲，目睹其仁者风范，领略其“三分”智慧，可谓受益无穷，此生无憾矣！庞朴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史专家、简帛学研究的开拓者、海内外公认的儒学研究权威学者。他发现了遗佚已久的上古历法“火历”，引领了新时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和发展，是简帛学研究的开创者和“一分为三”说的提出者，等等，学术成就卓然，蜚声海内外。而今，我们有幸为先生编选此卷文集，当使先生的学术成就尽可能全面地得以呈现，以使先生的大作得飨读者诸君。当然，若有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教正。发现遗佚已久的上古历法“火历”庞朴先生的学术生涯最早始于山东大学。1952年，山东大学选送庞朴先生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两年后，庞朴先生毕业回到山东大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1956年，庞朴先生发表了《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一个规律》一文，成为其最早的学术成果。重返山东大学后，庞朴先生的学术研究，开始由马克思主义转向中国哲学领域，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思路。然而，这一转变却成为庞朴先生在“文革”中被批判的重要原因。1971年，庞朴先生被下放到了曲阜。这叫作接受再教育，为了炼红心。到曲阜后，庞朴先生的书都被贴上了封条，而且明令禁止不准看书。不看书，这时庞朴先生干什么呢？庞朴先生发现，曲阜的晚上，天上的星星特别多。地上没有书可念，那就念这个天书。地上有阶级斗争，天上没有阶级斗争。于是，夏天的晚上，庞朴先生就拿把椅子，在操场上看星空。没想到，庞朴先生的看星星，却直接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到了“文革”后期，庞朴先生的书给解放了，可以读书了。有一天，庞朴先生在读《左传·昭公十七年》时，注意到这么一件事：负责天文的官员预测，六月初一将要发生日食。于是，他向国君报告说，六月初一有日食，要准备救日。就是举行一种拯救太阳的仪式，以免太阳被吃掉，天下漆黑一片。他还补充说，六月初一是个特殊的日子，这天的日食特别重要，仪式也要特别隆重。当时执政的宰相提出异议，认为没必要那么隆重，只有正月初一的日食才需慎重对待。那位官员说，这个六月初一就是正月初一。为什么六月初一就是正月初一？以前从没有人认真对待过这个问题。经过思考，庞朴先生发现，原来这是由于里面有两套历法的缘故，就像今天一个日子有阳历和阴历两种说法一样。于是，庞朴先生顺着这个线索开始梳理，结果发现在中国上古曾有一个火历的问题。就是说，在以太阳和太阴为授时星象以前，古代中国人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大火星（心宿二）为生产和生活的纪时根据。大火昏起东方之时，被认作一年之始；待到大火西流，则预示冬天来临。庞朴先生称这种疏阔的但却固着于生产与生活的纪时法为“火历”。为了证明“火历”，庞朴先生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即《“火历”初探》《“火历”续探》《“火历”三探》，证实了“火历”不仅在文献中留有大量痕迹，在民俗中也保存着浓厚的风习，如华人为何尚龙，龙为何戏珠，寒食、灶神，等等；天文学史上不少费解的难题，如二十八宿的顺序何以逆反，太岁纪年法的旋转方向为何与日月五星相左，干支古代写法中为何有两个“子”字，等等，也都只能以“火历”来澄清。庞朴先生的发现引起了天文学界的极大兴趣。天文史学界权威席泽宗就曾公开高度评价过庞朴先生的这一发现，并认为庞朴先生的这种做法，才是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正确方法。因为在他看来，现在许多研究中国天文史的学者用的都是西方的科学体系，这样中国很多天文史料都通不过被削掉了，如此一来，中国天文史的研究就没法发展了。揭开传统文化复兴的序幕“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评法批儒”运动，使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这是儒学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遭受的又一次猛烈冲击。在这种极左思潮的禁锢下，任何想客观看待孔子儒学的主张，都会被斥入尊孔派的队伍，而冠以一顶反动派的帽子，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整个儒学思想领域变得噤若寒蝉。在“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庞朴先生于1978年8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开始对孔子思想开展全面而客观的评价工作。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敦康对此谈道：“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打开，外国人来观光，提出要看孔庙。可是‘批林批孔’把孔子给批倒了。于是就找了李先念同志，他当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找到《历史研究》,让写篇文章。这个任务交给了庞朴。”文章该如何写？庞朴先生于是就去找余敦康、孔繁等同仁商量，因为在“文革”中，给孔子正名是要掉脑袋的！此时“文革”虽刚结束，但意识形态的束缚却依然如故。《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的发表，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有学者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给孔子儒学撰文平反，此文也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篇文章中，庞朴先生为了肃清“四人帮”在批孔问题上造成的混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评价。他讲道，孔子是一位保守的思想家，他相信周王朝是社会制度的最完美形式，并以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但是，孔子的政治学说既为新势力代表者所难以容许，也为旧制度把持者所不愿接受，所以他的政治主张最终成为一套空想的理论。不过，孔子的思想中也包含某些颇有价值的部分，如关于“礼”和“仁”的学说。庞朴先生还对孔子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等进行了分析评价。庞朴先生的这些客观评价告诉了大家一个真实的孔子，从而将“四人帮”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将孔子一贬再贬，直至成为十恶不赦的头号罪人的企图揭破。“四人帮”假批孔的真面目被识破和批判后，先声既振，孔子儒学研究开始走上正常的学术道路。继《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后，庞朴先生于198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震惊学界的《“中庸”平议》一文，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文章提出了中庸的四种形态——A而B，A而不A，亦A亦B，不A不B，以抗争于非A即B的僵化的二分法。庞朴先生之所以对中庸感兴趣，是因为他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对斗争哲学有着深刻的体会和反思。“最好的老师是‘文化大革命’。我从中学到的真理之一，便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本是孔子的一段话，‘五四’以来一直遭受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尤甚。但也正是‘文化大革命’，是那份因整个社会都陷入分裂、斗争、动乱、沉沦而引起的危机感，以及那种吾党之小子狂简，不知所以裁之的局面所造成的恐怖性，才使人真的能以懂得中庸至德之可亲可贵，并亲身感触到‘民鲜久矣的可叹可悲’。于是，我有了认真看待中庸之道的酝酿。”然而，社会发展光讲斗争哲学是不行的，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在推翻旧社会的时候，更多地强调斗争，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到了建设一个社会，建设一个国家的时候，再片面讲斗争就不行了。这时要讲的恰恰不是斗争而是统一，讲矛盾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即“中庸”。对此，庞朴先生曾道：“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更多的是讲斗争，建设社会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统一，这是花了几十年工夫才找到的。“文化大革命”是斗争哲学的最大的表现，把一切问题彻底暴露了，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统一是重要的。”庞朴先生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儒学，还儒家中庸之道以本来面目，开辟了传统儒学研究的新局面。发表《“中庸”平议》一文后，1984年，庞朴先生的《儒家辩证法研究》一书出版问世，此书从辩证法的角度对儒学进行了崭新的阐释，通过严密的论证和精彩的思辨，庞朴先生打破了只有道、法两家有辩证法而儒家没有的陈见，指出儒家不仅有高深的辩证法思想，而且还是道家用弱、法家用强的辩证法的折中或综合，是它们逻辑发展的必然，再次震动整个学术界。此书一问世，便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被奉为当代儒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书中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了儒学中仁义、礼乐、忠恕、圣智、中庸等基本理论范畴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从崭新的角度进行了阐释，而且还明确提出了“一分为三”的观念和方法，揭示了儒家学说背后蕴藏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对国内外儒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庞朴先生在哲学上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学术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诸子学说考释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庞朴先生的学术成就突出体现在他对先秦学术发展史的研究、还原和梳理方面，“八十年代以前我学术研究的重点是诸子学”，并产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如《论孔子的思想中心》《老子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墨经的辩证思想》等，这些篇章不仅深入阐述了诸子主要学说思想，更是特别注重各派学说思潮的辩证发展与演变，这是庞朴先生匠心独运的研究思路。这一思路的形成，是庞朴先生偏爱辩证法研究的结果。从庞朴先生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一个规律》，到庞朴先生后续发表的《老子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论孔子的思想中心》《墨经的辩证思想》等文，庞朴先生在其早期的学术研究中，突出地表现出了他的立基于辩证法的研究思路，及运用其辩证法思想开展学术研究的路向。而否定的否定辩证法，成为此时期庞朴先生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工具，这也是庞朴先生后来窥得“一分为三”堂奥的最初门径。众所周知，由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开始，以哲学家为基本研究单位的写法，渐渐成为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传统，在分科治学越来越细的情况下，非常不利于对学术思潮的梳理与把握。于是，庞朴先生“设想写出一部《中国哲学思潮史》，以抗衡‘哲学家列传’统治哲学史课堂的现象，还历史以历史的面貌”。虽然最终这一构想未能完全实现，但他的《先秦名家三派之演化》《先秦五行说之嬗变》《道家辩证法论纲》《名教与自然之辨的辩证进展》等文章，已经大致实现了这一构想的初步阶段，并可足为后学者进行思潮史研究的范本。今天，我们进行中国哲学思潮史的研究，仍然需要借鉴庞朴先生的上述重要成果，尤其是他开辟的这种思潮史的研究方法，才可谓是学术史研究中的上乘功夫。由此出发，庞朴先生更是萌生了写成一部《中国辩证思想发展史》的想法。通过对孔子的思想中心即中庸的阐释，对老子的辩证法思想的把握，以及对墨经、名家等的辩证思想的发掘，庞朴先生发现在中国古代诸子哲学思想中存在着一种主张对立统一、中和平衡的辩证思想，庞朴先生于是想完成这样一部别具特色的哲学史，以指引人们摆脱思想上二元颉颃的困境，喷洒其智慧的光芒于全球。《六峜与杂多》《对立与三分》《相马之相》《解牛之解》等名篇都是这一主题下的成果。但由于各种原因，主观的、客观的，可克服的、不可抗拒的，最终这一想法也没有得以完全实现。虽是如此，但庞朴先生雄厚的学术功力、敏锐的思想眼光以及旁人难及的哲学思维，都已向世人展现无遗。对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推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出现，与庞朴先生对文化研究的重视和推动有莫大关系。1981年，庞朴先生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之聘，担任《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出于职业的敏感性，庞朴先生发现中国当时极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原因自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谁也不会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恶果之一，竟是大革了文化的命。”因此，庞朴先生开始在学界呼吁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当然，“文化热”的兴起有其现实的社会背景，即跟四个现代化国策的提出有关。现代化的对立面是传统，所以在谈现代化的同时，很自然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西方曾认为：要现代化就不要传统，要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现在我们国家提出现代化了，那传统怎么办？这是当年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1982年，庞朴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发出重视文化史研究的时代性呼声，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了80年代文化热的序幕。文化是什么？庞朴先生首先便碰到文化的概念问题。庞朴先生为此曾去拜访文化大家钱钟书先生。钱钟书说，你不问我的时候，我知道文化是什么，你一问我，我倒糊涂了。事实上真是这样，当时谁也搞不清楚文化的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怎样发展的？怎样衰败的？文化跟政治经济的关系等等，没有人能形成任何一点非常肯定的表述。因为解放以来把文化完全赶走了。1949年到1979年，30年里中国只出版过一本关于文化的书。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庞朴先生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数十次发表演说、撰写文章，阐述其对文化的各种思想认识，从而推动了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庞朴先生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可归纳为一二三：一就是一个定义，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人化。二就是认为文化有两个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三就是文化有三个层面，即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个层面。庞朴先生对于文化的定义、两个属性和三层结构的阐述，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成为探讨中华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指导。庞朴先生特别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并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如果文化没有民族性，或者说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最后就会蒸发掉。然而，“文化热”到了1985、1986年以后，却形成了一股反传统的潮流，自由主义文化观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具体体现就是《河殇》。《河殇》中说中国是黄河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提出要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代替黄河文明。这是一种自由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的看法，即要现代化就不能要传统，把现代和传统绝对对立起来。然而，这种否定文化民族性的倾向，很快便被历史给否定了。对庞朴先生在“文化热”中的贡献，著名学者王学典教授评价道：“他的《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的著名演讲，以隐喻的方式把当时正在兴起的文化热定位为新的‘五四’运动；他提出的‘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命题，为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存在与持续开辟了最广阔的空间，奠定了最稳固的基石；他在文化热兴起和进行的同时发表的那些评论、讲话和访谈，随时引导和推动着文化热向纵深发展，堪称‘文化热’的灵魂人物。”对中华文化密码“一分为三”的探究庞朴先生是中华文化研究的大家，不仅仅指其知识之渊博，见解之深刻，更是指他富有创新精神，往往能够独辟蹊径获得新解。而在诸多创见中，影响最大的，则莫若对中华文化密码“一分为三”的探究。进入1990年代后，庞朴先生开始从文化现象入手，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以解读中华文化密码。比如说，他从黄帝的传说开始，用黄帝的故事说混沌，用“伯乐相马”来谈认识论，从“庖丁解牛”谈实践论，通过一批出土文物（纺锤）来谈“玄”，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如此等等，最后当然都要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其实，庞朴先生倡导“一分为三”，偏好方法论的研究，早在1952－1954年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时便已开始。1956年发表的《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一个规律》一文便是最早的成果。十年动乱期间，庞朴先生深感中庸至德之可亲可贵，并亲历了“民鲜能久矣”的可叹可悲，于是有了认真看待“中庸之道”的酝酿，在198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震惊学界的《“中庸”平议》一文。1984年，《儒家辩证法研究》出版问世。书中从辩证思想角度对仁义等的解说，对儒家“一分为三”方法的揭示和分析，都以其敏锐而平实的学风，博得海内外学者赞誉。庞朴先生在《“中庸”平议》之后深深相信，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就是“三”：“世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同时又是三分的；统一是三分的统一，三分是统一的三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密码也正是一个‘三’字。”“三”的秘密一经揭示，便成为解读传统文化的一把密钥，如燃犀烛照，具有直指人类文化本质的力量。于是，庞朴先生便用这个密码去开中国文化宝藏之锁，也用开了锁的宝藏文化来反证密码之存在。如《解牛之解》《相马之相》《黄帝与混沌》《阴阳五行探源》《六峜与杂多》等。古稀之后，庞朴开始对一分为三给出理论上的说明，于是有了《三分法论纲》《中庸与三分》《三极：中国人的智慧》《三分法：解读中国文化的密码》《关于中国古代三分法的研讨——四圣二谛与三分》等尝试。2001年9月，开始撰写《一分为三论》，2003年3月出版，给“一分为三”研究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在庞朴先生看来，这一辩证法不仅为儒家所独有，道家的返璞归真，佛学的不二法门，都是“三分法”的不同表述。“三分法”是庞朴先生对以儒家辩证法为代表的中国智慧所进行的最透彻、最圆融的阐发。这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圆融”。人类主观世界里的根本分歧，是在圆融的三分一统和僵化的二元对立两大观念之间。对于这种一分为三的思维，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例如，在经济工作中有所谓“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和“抓而不死，放而不乱”者，便是经济工作中运用二分法还是三分法的不同情景。中国古书里还说尧舜都有三只眼睛。这第三只眼睛，是一只看不见的眼睛，它既看左边的情况，又看右边的情况，然后综合两边的情况，得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庞朴先生还用中国诡辩派的“鸡三足”来解释三分法。诡辩派的“鸡三足”说，听来似乎是一种奇谈怪论，其实并不是说鸡真有三条腿。而是说，鸡有左腿，又有右腿，两个对立的腿到一起以后，它们之间一定还有一只看不见的足，在指挥着左右两个看得见的足，所以是“鸡三足”。当前，中国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解决改革与稳定、自由和秩序、发展与公正的关系，消除分化，缩小差距，建设和谐社会，在庞朴先生看来，说到底，还是一个二分抑或三分的问题，是用斗争哲学，还是用同一来化解对立的问题。“在我看来，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执两用中’。一个中庸的、兼顾各方利益的、采纳各种长处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而怀疑三分法说法的，则会举例说黑白之间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空间分四正四维，时间有春秋冬夏等等，因此应该是多元的或多分法。其实，这些多属简单枚举，而不是严格意义的分类。其根本的盲点在于把现象当做了本质。须知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由对立统一而成。在“三分法”的研究中，庞朴先生特别推崇明末清初的一位大思想家方以智。在庞朴先生看来，方以智的思想精华公因反因说，正是中国古代辩证法中的三分法思想。而且，他提出的时间比西方黑格尔要早很多年。1995年春天，庞朴先生访问海德堡大学黑格尔当年讲堂，不由得想起黑格尔先生的放言高论，说中国硬是没有某种“三位一体的高卓的意识”。其实，就在他发表那场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前164年，中国庐山脚下，一位比他大160岁的避世僧人，正在撰写一部叫做《东西均》的著作。书中所著重阐发的，正好就是后来黑格尔所常讲述的三位一体的辩证法；其思想的深度，完全可以和黑格尔比翼齐飞，毫无逊色；而且由于早出160多年，直可看成是黑格尔思想的先行。方以智的《东西均》一书虽只有十万字，但因其用典晦涩，陈义玄奥之故，为世人所公认难读，庞朴先生也是读而又废者，凡三次。但是，庞朴先生认为，“他所抉发的宇宙奥秘，那个一分为三的道理，很是应该也很有必要广为众人周知，以利于认识世界建设世界。”于是，庞朴先生发了一个宏愿，决定着手注释方以智这一论著，以飨世人。耗时三载，终于使这部书呈现于世。今天，也只有如庞朴先生这般具有哲学头脑的人，才可以将此书解释得如此明白。除了哲学家的思辨，庞朴先生的校释工作，还体现出了一个文献学家的精审与严谨。在做《东西均注释》时，他以中华书局1962年的点校本为底本，又亲自到安徽省博物馆根据方以智十一世孙方鸿寿所献原件逐字核校，改正了中华本中大小漏误50余处，使得《东西均》原貌可更准确地呈现于世。于是，庞朴先生成为了众所公认的方以智研究专家。对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和贡献庞朴先生从小有很多玩趣，但最令其着迷和怀念的则是猜诗谜。猜诗迷，就是把一句诗中抽掉一个字，或者一个词组，然后提供几个类似的字或词组，让你去猜，测验你的文史知识。不过，猜的同时要押上货币，押对的赢钱，押错的输钱。这种似赌钱又不是的游戏，庞朴回忆，对大家的文化修养还颇有点帮助呢！并感叹，现在则很少这种寓文化学习于娱乐的活动了。没想到，庞朴先生把这种孩时的乐趣用到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中，而且收获颇丰，《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一文，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批先秦文献，庞朴先生从《文物》上读到了有关马王堆的简报后，指认出其中有属于思孟五行学说的篇章，并将其整理校注命名为《五行》。文章证明，马王堆帛书所谓的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即荀子《非十二子》中指责的子思、孟轲所造作的五行，从而解决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谜团，博得了海内外学者普遍赞誉。不过，文章写完后当时并没有立即发表，而是放在了抽屉里，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之所以不发，是因为当时正值“批儒评法”的影射史学肆虐时期，人们对于儒学唯恐避之而不及，此刻若要发表有关儒家的思孟五行说，那简直是自找倒霉。然而这却不妨碍庞朴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四人帮”倒台后，庞朴先生才把这篇文章交给了《文物》杂志。庞朴先生此举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使沉寂了两千多年的思孟五行古谜，因之得以迎刃而解。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再一次震惊了学界。因为郭店楚简里有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这重新点燃了庞朴先生20多年前爬梳马王堆汉墓帛书时的好古之情，于是对荆门郭店竹简进行逐篇研究，提出了儒家三重道德论、从心旁字看思孟学派心性说、“仁”范畴的演化等精辟见解。庞朴先生认为，郭店楚简虽然只有一万三千多字，但是意义却相当重大。它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填补了孔子和孟子之间的空白。以前谈起先秦儒家就会谈到三位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而实际上这三个人物只是三个点而已，孔子只谈“仁”，孟子谈“仁义”，那么怎样从孔子到孟子，孟子是怎样用“义”去补充“仁”的呢?实际上郭店楚简就从内外两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从孔子的“性相近”到孟子的“性善论”，从孔子“仁”到孟子“仁义”的提出，这两个过程在郭店楚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说，郭店楚简是联系孔子和孟子的一座桥梁。在郭店楚简里面，庞朴先生还发现了有大量带“心”的字，这个现象在以前没有发现，大家也都不知道。显然，这样一种研究“心”的潮流的形成，是为了回答如何从人道到天道的问题。具体讲，郭店楚简里有一篇《心之命处》，这篇里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道始于情”。以前大家一直认为儒家思想认为人心是善的，人情是恶的，现在发现了“道始于情”，如果“情”是恶的话，那么“道”也就是恶的了。所以从“道始于情”看，儒家对“情”应该是肯定的。汉代以后一直到宋明理学实际上都是反对“情”的，而郭店楚简正好帮助解开了这个结。庞朴先生对这些千古谜团的解读，使得很多人连连惊讶不已。为推进简帛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庞朴先生倡议成立了国际简帛研究中心，并于2000年在互联网上开通“简帛研究”网站，此举得到海内外简帛学人的大力支持和一致好评。鉴于庞朴先生在孔子儒学研究及复兴传统文化中取得的巨大成就，2010年9月，在山东曲阜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授予了庞朴先生当前儒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孔子文化奖”，以表彰他在该领域研究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该奖由文化部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发起，为儒学研究的最高学术奖项、文化部最高奖项之一。庞朴先生被“孔子文化奖”推选委员会评价为：能够用本民族的思想研究本民族文化的学者。庞朴先生获此殊荣，可谓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冯建国法帅2015年3月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其影响所及，远远越出了国界。批判地清理孔子思想及其影响，是中国无产阶级不容旁贷的革命义务。五四新文化运动号召“打倒孔家店”，揭开了现代批孔的序幕，立下过不朽功勋。但由于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对于现实和历史，缺乏分析的态度，因而，批孔的任务未能真正完成。在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就思想文化的革命问题，做过一系列精辟指示，对包括孔子在内的文化思想遗产的批判继承，做出了光辉范例。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一方面的思想，也受到了各种机会主义者的干扰和歪曲；其中，“四人帮”的破坏尤为严重。“四人帮”是毛泽东思想最阴险的敌人。他们打起假批孔的旗号，制造种种混乱，犯下重重罪行，使中国革命蒙受了一次浩劫，也给文化思想的研究工作造成了极大破坏。打倒了“四人帮”，揭露了他们假批孔的真面目以后，我们有了完整准确地遵照毛泽东思想批判孔子的可能；广大群众也深感有这样一种必要。“四人帮”在批孔问题上的混乱和余毒，更亟待肃清。因而，如何全面地重新评价孔子的问题，就很自然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下面，谨就孔子思想的历史作用以及后世对孔子思想的评价问题，谈一点看法，供大家讨论。一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宋国奴隶主贵族后裔。早年生活贫困，靠给富贵人家相礼为生，也干过一阵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的差事。五十岁前后，提任鲁国季氏政权的中都宰和司寇等职。此后“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并从事教育和整理典籍的工作。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无论是定为领主封建转变为地主封建的时期也好，还是定为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时期也好，总归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剧烈的社会动荡时代。孔子居住的鲁国国都，又是当时公认的东方文化中心。这些条件，预示着当时当地必将有反映社会变动的思想文化人物出现。孔子本人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教育文化实践中的丰富阅历，以及好学勤思等特性，使他正好适应了这个要求，成长为当时最大的思想家。但孔子不是站在时代前列为新制度诞生而大喊大叫的思想家；相反，他是一位哀叹世风不古的保守思想家。这种情况，又有着它的客观必然性。当时，新兴势力虽在经济政治方面一再得手，但在思想文化方面还缺乏素养，一时难以产生出自己的像样喉舌来；而陈旧势力却企图凭借传统影响，用精神的办法去挽救物质的损失。孔子这样的思想家，正是这种情况的历史产物。在政治上，孔子是保守主义者。他相信周王朝是社会制度的最完美形式，以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他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见《论语》之《八佾》《子罕》《阳货》诸篇。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对于眼前发生的社会进步，诸如经济关系的新旧蜕变，政治实权的逐步下移，宗法制度的日益涣散，人民暴乱的此伏彼起，他都不以为然，认为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表示了不能容忍的愤慨。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比起本阶级的其他成员来，孔子看到的更多些，想到的更远些。他探寻过夏商周三代因革损益的变迁史，知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的大致情况。他所以提出“为东周”，也正意味着要对“西周”来一个损益，以便在不触动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使周王朝能百世不替地延续下去。这是当时他那个阶级可能选择的最佳道路。从现有材料看，孔子所主张的损益，除了“行夏之时，乘殷之辂”（《卫灵公》），在礼帽质料的俭省上表示“从众”之类的枝节变动外，更多的内容则侧重在改善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上。他认为，对老百姓的统治不能只靠“政”和“刑”，即只用行政命令和刑罚杀戮，也要注意“德”和“礼”，即加强思想教育和行为防范（见《为政》）。他提倡“泛爱众”、“使民以时”（《学而》），“使民如承大祭”（《颜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反对“不教而杀”（《尧曰》）和“以不教民战”（《子路》）。为此，他要求统治者必须“贤”，必须有“德”，主张通过“举贤才”（《子路》）之类的措施来改善统治者的状况，等等。孔子的这些治国方法，无疑都是为当时的权势者设想，针对着国家机器中某些颓败现象而发的，其目的在于维护周王朝的统治；为民众的，一点也没有。他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到处奔波，栖栖遑遑，向许多执政者提出过许多建议，也曾几次想利用政局变动中的某些势力，但都碰了钉子，没有捞到施行机会。实践表明，孔子的“为东周”的政治方案，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它不仅违背新兴势力的根本利益，也不能满足腐败势力的眼前欲望。孔子本想通过这些损益，对旧制度做点修补，以缓和日趋尖锐的矛盾，使天下复归太平。无奈他所设想的损益，并不符合客观需要；它既为急欲攫取全部权力的新势力代表者所难以容许，也为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旧制度把持者所不愿接受。有人批评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的蛮干家。孔子自己是否“知其不可”，还很难说；至少那时已经有人看出了，孔子的方案，是不可实行的。从孔子的政治主张不为任一势力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固然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革新派，却也还不是冥顽不灵的顽固派。他有一套实际上是空想的理想。这个理想的实质，是保守的；但其中包含有某些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着眼的、以改善他们和人民关系为目标的办法。这些“长治久安”的办法，在当时不曾为目光短浅的统治者所了解。只有待到人民力量的重要性越发显露的后来，孔子学说的这个部分，方才被重视起来，并随着不同的历史条件，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孔子把他的政治主张概括为理论，提出了“礼”和“仁”的学说。“礼”和“仁”，以前也有人说过。孔子的发展在于，他把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它们某些新的含义。他所谓的“礼”，是一种政治秩序，主要指周初所确定的一整套区别等级名分的制度典章和仪文习俗；他所谓的“仁”，是最高道德规范，主要是说人们之间应该相爱。孔子认为，这二者是互相补充、互相包含、互相制约的。礼是外在的行为准则，仁是内在的精神状态。礼必须以仁为思想基础，否则就流于形式，徒具空文，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阳货》）仁必须以礼为客观标准，相爱要有个节制，否则便乱了伦次，所谓“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这样的“礼”“仁”学说，是为维护旧的制度做论证的。因为二者虽说互相制约，但现实的依据仍然是礼，即西周的社会制度，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孔子所以在礼外又辅之以仁，其目的也并非要在制度上做什么根本变革，而是他误认为周礼之流于形式，日趋崩坏，不为人们尊重和遵守，原因在于人们缺乏自觉性，在于人们之间缺少相爱的思想。他认为，只要大家都去同情对方、爱护别人，周礼就能永远保持下去。这当然是一种十足的历史唯心主义。但孔子认为，这是一大发现，是灵丹妙方，因而付出很大气力来鼓吹“仁”的思想，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解说，给它下了许多定义。“仁者爱人”（《颜渊》）和“克己复礼为仁”（《颜渊》），便是其中两个最主要的规定。“克己复礼为仁”，本是“古也有之”的一个现成定义（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用它来指明仁和礼的关系，强调礼对仁的决定作用。所谓克己，是就内在的思想状态来说的；复礼，是就外在的行为标准来说的。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使得视听言动合乎周礼的规定。孔子认为，能做到这种地步，则天下人都将称之为仁者。“仁者爱人”是说对别人要爱。它的具体规定主要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把别人同自己一样看待，不能独善其身，更不能与人为恶。这里所指的“人”，是一种泛称，并非确指某一阶级。因为，一切剥削阶级，为了向别人也向自己隐瞒其思想和行动的狭隘利益，总是自封为全民代表，面对着全民讲话。而他们所以能够这样做，确也有其一定的客观条件。孔子所说的“爱人”，就是说的爱一切圆胪方踵的人，并不包含社会的限制性在内。当然，在阶级社会里，这种人类之爱是不可能实现的。对立阶级之间，没有什么相爱可言；对立阶级的个别成员之间，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去爱对方；剥削阶级内部不同利益的集团和成员之间，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同情和相爱。但是，提倡人类之爱的思想却是现实存在过的，今天仍在许多地方存在着。能否实现是一回事，有无人提倡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它不能实现，便认为不会有人去提倡。如果那样，世上便不会有宗教和唯心主义了。当然，基于自己的利益，向别人提倡一种不能实现的东西，在实质上，是对别人的欺骗。如果他自己真诚地这样提倡，那也是自欺。现实生活是会出来修正并戳穿这种欺骗的。实际上，“克己复礼为仁”一句，已经对“仁者爱人”做了限制，给“爱”立下了框框。因为按照礼的规定，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乃至同一阶级、同一等级内部的不同名分的人们之间，地位是很不“平等”的。各人在既定的框框里克制自己，其克制的内容和程度就大不一样。所谓“爱人”“立人”“达人”和“勿施于人”，当然也跳不出这个框框，而是要以此为界。所以，说到底，“仁”的学说，还是为“礼”服务的。它是想用精神的办法，去修补那个由于社会发展而破碎着的物质锁链，使之免于彻底崩解；它要在缺牙脱轴、运转不灵的政治关系齿轮上，涂上情感的润滑剂，力图使之和谐。这种努力，无疑是徒劳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孔子能提出“爱人”的口号，把它作为“仁”的一个定义，用以补充过去那个“克己复礼”，这在思想发展史上说，应该算作一个进步。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者身份变化的事实。比起“克己复礼”来，“爱人”的定义着眼于“人”，而不是着眼于“礼”，着眼于人的共同性，而不是着眼于人的社会差异性。这个变化的后面，隐藏着劳动者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做人权利的血与泪、火与剑的历史。正由于有了这个历史上的进步，才有这个思想上的发展。而孔子首先概括了这个进步，提出了“爱人”口号，改变了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的观念，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成就。二在哲学上，孔子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天命，认为人的死生富贵，事的成败兴废，包括文王事业能否延续下去，都是人力无可奈何，而由天命在冥冥中决定的。他说他自己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才懂得这个道理。他把天命同“大人”、“圣人之言”并列，称为君子应有的“三畏”（《季氏》）；其实这三者都是一个东西，就是统治者的意志。孔子鼓吹天命，同他维护周礼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但孔子认为道德水平的高下不是天生的，而要靠修养来提高，从而对天的威力做了一个限制，对人的努力做了一定肯定。他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里仁》）只是他所谓的道德修养上的“力”，并非基于实践的主观努力，而是某些主观精神的克制和扩张。这样，他限制了客观精神，却把地盘交给了主观精神。这种主观精神性的“仁”，在孔子思想体系里，被夸大成了决定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孔子还相信有“生而知之”的天才和“不可使知之”的蠢材，在认识论上存在着先验论的错误。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在这里，孔子把民列为不学不知的下愚，那是自然而又必然的；虽然他也承认在稼穑方面不如老农与老圃，但他并不承认生产知识也是知识。这是当时剥削阶级的通病。引人注意之点是，“上智”或“生而知之”这一格，在孔子那里是虚设的。未曾见到他许谁为生而知之的天才，他只是设想可能有这样一种人，那当是出于建立体系的需要。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述而》）可能有不需要经过认识就有所创造的人，我却没有这样做过。他一再表明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天才，勇于承认某些认识上的错误并力图改正，承认别人对他的启发和教育（见《公冶长》《述而》等），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的先验论。孔子这种在事实上否认天才的认识，应该是得力于他的教学实践。多年的教学实践使孔子相信，通过经验、运用思考、反复练习、勤于切磋，是一般人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他提出了“多闻多见”“博学审问”“学思结合”“温故知新”以及反对主观成见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有关认识过程的许多著名论题，它们是符合唯物主义精神的。教学实践还使孔子懂得在教学中运用某些辩证方法。他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这就是所谓的启发式教学法。这种方法比之注入式，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较为困难的，但它却符合授受知识的辩证途径，因而又是容易的。孔子很注意分析学生的不同性格和水平，并能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强调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这又是有名的“因材施教”法。孔子第一个提出了“不善者”可以为师和“不知”可以算知这样机智的辩证思想。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向善者学习，以不善者为鉴，不善者也就是老师了。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知道了事理，固然是一种“知”；知道了自己的不知，也是一种“知”，而且是进一步求知的必要开端。孔子还反对“过”，反对“不及”，提出了“过犹不及”的著名论断。这句话，常常被当作折衷主义来指责，其实是不应该的。孔子有折衷主义，尤其就整个体系来说，更有这种错误。不过这一句话却不然。这句话是针对某个学生认为“过”比“不及”为好而发的，它所包含的思想是辩证的。所谓“过”，就是超过了正确；所谓“不及”，就是达不到正确。至于正确的标准是什么，这里没有涉及。如果追究这个标准，我们一定会发现，它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但仅就“过犹不及”这个命题而言，它指出了“过”并不比“不及”更好，而是同“不及”一样；强调了超过正确，就要向对立面转化，成为不正确；就这种含义而言，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它同模棱两可、调和对立的折衷主义，不仅全无共同之点，而且正相反对。孔子以前，有过“先时”和“不及时”罪行相等的规定，孔子把这种思想上升为哲学命题，并且着重批评了以“过”为好的观点，其价值和意义，岂是可以轻易抹掉的？孔子在教育史上的最大成就，要数打破了学在官府、开创私人讲学风气一事。这是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对于祖国文化的重大贡献。以前，学术由专司其职的种种官吏世袭，教育的对象只限于贵胄子弟，整个文化的发展异常缓慢。孔子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一些有学之士沦为逸民，学术也被带到了民间，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现象。《论语》中记有好些这种人的踪迹，孔子本人也属于这个行列。在这些人当中，以聚徒讲学为业，从而扩大了教育的范围，对历史做出贡献的，首推孔子。相传他有三千弟子，容或是过甚之辞，也可想见其人数不致太少。这些弟子中，不少人颇有才干和知识，对于后来封建文化的兴盛，起过重要作用。三千弟子的传说，说明孔子真的在实践他“有教无类”（《卫灵公》）的主张。“有教无类”是针对教育被垄断的情况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有”字是语首助词，没有什么具体含义；“类”字指族类。周初社会制度同宗法组织密切相关，氏族或宗族上的差别，往往也是阶级或等级上的差别；当时很强调“君子以类族辨物”（《易·同人》），实际上也就是强调森严的阶级区别和等级差异。孔子以前，教育是“有类”的，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还有着等级上的限制，授受教育的权力，把持在少数贵族手里。这也证明，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是有阶级性的。这个阶级性，不仅贯彻在教学内容里，归结于教育目的上，即使在教育对象方面，也严格地表现了出来。但是，教育又具有社会性。这是因为，教育的内容，除了宣扬统治阶级意志的一套外，还包含有传授人与自然斗争的知识；教育的目的，是巩固统治阶级的专政，正因为如此，它就也要去麻醉被统治阶级，并训练他们成为更有效的生产工具；因而，在教育对象上，必然要根据各种条件，扩大到统治阶级成员以外。教育的这种社会性，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加大，在阶级社会的最后，可以在对象方面达到全民性。这是教育这一社会意识形式本身固有的特点。孔子时代，学术下移，庶人议政，教育对象上出现了打破原来“类”的限制的可能，具备了扩大其社会性的条件。孔子的“有教无类”口号的提出，反映了教育发展的这一趋势，从而又促进了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至于孔子的教学内容，仍是很保守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他的学生只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先进》）四科，他还十分轻视并摈斥生产劳动的教育。这些，无疑都是为剥削阶级培养贤才服务的，即所谓“学而优则仕”的。不过他的学生中，真正当上了大官的人物并不多见，而学术文化却由于他和学生们的活动，空前活跃了起来。这里面，客观历史条件是必要的，他们的主观努力也应予承认。孔子教学内容里的“文”，主要指学习和整理文献典籍。据说他自己“学无常师”、“多闻多见”、“学而不厌”，知识相当丰富。相传后来被称作“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都由他一手删订。这个说法不一定可靠。可能孔子曾着手整理过某些“经”，嗣由他的后学继续整理，补充定型，终于流传下来。我们现在从春秋后期人们称引古书的情况推测，当时存有的书籍远不止这六部，可是它们大多失传了。足见孔子和他的儒家的删订，对于古代典籍的保存，还是有一些作用的。在这些儒家的经书里，记录有大量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宗教、道德以至科学的材料，成为后人了解上古中国的文字根据，也是我们祖国文化宝库的重要财富。这些儒家经书，经过历代经师的注释、发挥和推崇，又对中国文化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因而也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要依据。三孔子就是作为这样的一位博学者、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人物而死去的。据说他死前以“哲人”自称，表白自己只是一位有知识的人。可是他死了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形象却越来越见高大，一直被抬到无与伦比的高度，成了妇孺皆知、举世闻名、适用于剥削阶级一切斗争需要的头号圣人。“四人帮”出于某种动机，却又将他一贬再贬，一直压到无与伦比的低度，成了十恶不赦、九死有余、适用于他们一切罪恶需要的头号罪人。这种种情况，使我们了解孔子真相遇到了重重障碍，也给批判孔子思想的工作增添了许多麻烦。无产阶级要批判整个旧世界，包括批判像孔子这样的人物及其思想在内，否则便不能建立自己的新世界。为了批判，首先要弄清对象，分辨出哪些是孔子本来的东西，哪些是后世发生的东西，方不致无的放矢，李代桃僵。因为，一般说来，一个在历史上有过重要活动或重大贡献的人物，尤其是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总会在后世留下这样那样的影响。由于历史情况的复杂性，本人在世的作用和后世发生的影响，并不总能那样吻合，象形之于影、声之与响一样。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也由于历史情况的复杂性，后世的人们出于自己的种种需要，又会将过去的人物，尤其是有过重大贡献的人物，抬出来加以种种利用，借用他们的语言和影响，直至将他们弄得面目全非。这更是我们需要分辨的。就是说，本人的作用，后世的影响，后人的利用，这是一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方面。尤其是当本人的作用具有某种矛盾性的情况下，其发生的影响，后人的利用，势必呈现出种种纷纭的现象，需要仔细分别清楚，批判工作才能有效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证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时代的思想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因而，一个人物在后世发生的影响和后人对他的利用，这些属于后来的思想方面的东西，主要应该到后来的客观条件中去找原因，不能简单地把账算在前人头上。当然，历史唯物主义还证明，思想一经产生，便有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历史的发展也是连续的。因而，前人的思想并不随着肉体立即消失，而会这样那样地支配后人头脑；特别是任一思想中的真理因素，既经产生便不再失去，而加入绝对真理的长河，永远为后人汲取。这样，我们又可以通过后世的实践和影响，去评判前人思想的真伪和得失。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人物，孔子创建了一个学派，提出了一些错误见解，也认识到了一些真理，从而留下了许多为后人由以出发并得以利用的思想资料。后人对孔子思想做过种种解释，并由之发挥出成套的新见解。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浩瀚繁杂的解释和见解，即使曾被公认，或属于孔子思想的必然引申，也都必须认真审查，不能轻易相信，并仔细判断它同孔子思想的真实关系。至于种种曲解和附会，以及出于种种需要而搞的对孔子的神化和鬼化，当然更应分辨清楚。必须指出，孔子学说在后世发生的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也还有积极的一面；后人对孔子的利用，起过反动作用，也曾起过进步作用。我们不能以一个方面否定另一方面，不能拿一种作用抹杀另一作用。而所有这些方面和作用，又只有从其同孔子思想的联系和区别中评价，从历史发展的曲折和波澜中寻找说明；不能皂白不分，爱恶先定，“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糊涂对糊涂，那将是什么也判不清楚的。大家知道，孔子并不曾自诩为圣人，他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孔子活着的时候，也未见有谁尊他为圣人。孔子被法定为圣人，是汉武帝以后的事。研究孔子如何成为圣人，是一个专门课题。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指出，要想知道孔子之所以会在汉代开始被捧为圣人，与其到孔子的思想里去找根据，不如到汉代的政治中去寻原因。马克思在分析法国资产阶级召唤历史亡灵的行动时说过：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的是不让自己看清自己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以便用借来的语言和服装，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中国地主阶级也是这样。他们为了向自己隐瞒自己的狭隘的阶级性，也需要到历史上去请亡灵，需要有“圣人”。汉代，起先请来的是老子，后来才请来了孔子；这一层事实足以说明，不管请的是谁，地主阶级好歹是要请圣人的。当然，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孔子之能够稳坐圣人宝座，成为“万世师表”，还有他自己的条件。不过这个条件，有时会变得无足轻重。这一点，从孔子脸谱被随时改换，孔子思想被任意引申，就是说，从历代尊孔者并不真的尊重孔子，而只是尊重他们自己利益的尊孔闹剧中，便可清楚地看出。例如，宋代孔子的面目同汉代孔子的面目就大不一样，汉儒崇奉的经书内容同宋儒崇奉的经书内容也迥异其趣。在汉时，孔子是个形体怪异、未卜先知的半神半人式的教主；到宋代，孔子又变成了修身养性、道貌岸然的纲常礼教的化身。汉儒从孔子经书里演绎出了许多神奇怪异，宋儒欣赏的却是“人心”“道心”之类的大义微言。在这两个时期里，孔子都是圣人；但这同一个圣人，的确是两种不同的孔子。这种现象，单从孔子本身是难以说明的；只有弄清楚了地主阶级在汉、宋两代的不同发展阶段性，弄清楚了它们各自面临着的不同社会问题，乃至弄清楚了文化变迁的整个趋势，方可做出圆满解释。清末民初的尊孔活动也是例证。那时候，政治风云急剧变幻，各式人物轮流表演，孔子的圣人形象也随之光怪陆离，令人目不暇接。改良派搞维新运动，孔子成了托古改制的鼻祖；洋务派干买办勾当，孔子的“礼失而求诸野”又成了委婉说辞；革命党行共和新政，从“礼运大同”中汲取过力量；保皇党闹帝制复辟，孔教会便应运而生。甚至那些驾着炮舰闯进来的侵略者，捧着《圣经》踱进来的传教士，为了谋取他们的利益，也每每赞美几声孔子，全不计较《论语》中视夷狄如禽兽的轻蔑。这一切，当然不是由于孔子思想真的万能，足以适应各种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政治要求；只不过是这些持不同要求的派别，有着一个共同的“隐瞒内容”的要求，都需要召唤一位亡灵，找一位圣人罢了。而他们既然又都是活动在同一个中国的大地上，想征服的又都是同一个中国人民的心，所以他们很自然地便都想到了中国的传统圣人，把这位已被利用了一千次的孔子，拉出来再做第一千零一次的利用。至于他们如此不约而同地来利用孔子，那既是想到了孔子可能对自己有利，又是担心孔子在别人手里对自己的不利；既是想用孔子来给自己脸上抹点圣光，又是为的摘掉别人头上的圣冕。如此陈陈相因，便都找到了孔子。所以，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本是赳赳武夫，也免不了要斯文一番，俎豆馨香，向着大成殿礼拜起来。这些尊孔活动无疑都应因其所起的作用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批判，甚至有甚于孔子本人之应该受批判。但是必须注意，由于他们所尊的孔子各不相同，有些甚至正相对立，因之，批判了这些尊孔活动，并不等于批判了孔子本身，也代替不了对孔子本身的批判。这是非常清楚的。“四人帮”在这方面却故意制造混乱，他们既不区分不同尊孔活动的不同实质和作用，更蓄意混淆孔子思想和尊孔活动实际存在的差别，进而把肯定孔子思想合理因素的学术研究一律谥为尊孔，继之以“凡是尊孔派都是反动派”的大棒，凶神恶煞，气焰万丈，把历史搞乱，把理论搞乱，把政治和学术关系的政策搞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其结果是，在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切工作的大破坏中，历史研究中的孔子批判工作也是荒芜一片，疮痍满目，直至形成禁区，无人敢于涉足。无产阶级要批判整个旧世界，也不是说把旧的东西统统骂倒便算完事。仅仅由于挨骂而倒掉的旧事物是没有的，意识形态方面尤其这样。恩格斯说过：“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页。】对于孔子思想，也是这样，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领导人物，其抨击孔子思想的激烈程度，在历史上曾是空前的，也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抨击不等于批判，辱骂并不就是战斗。他们可以把孔子视同死狗，或者比死狗还不如，但他们却不能以此制服自己的敌人。特别当他们把纲常礼教的枷锁和尊孔读经的主张等等后世的东西，同孔子思想不加分别地搅和到一起的时候，孔子的罪过表面上是加重了，实际上却被淹没了。战斗过后，除去搞掉了一些两千年来蒙上去的尘土而外，孔子思想本身几乎安然无恙。制服孔子思想的办法，只能是像恩格斯所说的对待黑格尔哲学的办法那样：“必须从它（按：指黑格尔哲学）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页。】孔子思想的成就同黑格尔哲学的贡献，也许无法类比。但是如前所述，它也有一些可供剥取的合理内容，因而也必须用“扬弃”的办法，即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救出那些在错误的、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所不可避免的形式中获得的成果。只有这样的批判，才能推动发展的批判，才能制服得了孔子思想，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这也就是说，批判同辱骂完全是两回事，而批判同继承在某些具体对象上却息息相通。只有把旧思想旧文化中的合理部分剥取出来，吸收下去，我们才变得更有力量和生气，它们才空剩一堆躯壳和渣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否定一切旧的思想和文化，才谈得上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列宁说过：“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载《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孔子思想及其影响，无疑是中国过去文化中的重要成分，是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时不能置之不顾的历史遗产，我们必须认真领会列宁这段讲话的精神。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早就发出过明确指示，号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历史是割不断的，我们也决不能割断历史，而应该尊重过去历史的发展，以推动历史的未来发展，不因历史的陈旧而无视它的价值，也不因历史的灿烂而否定今天的发展。说到孔子，毛泽东同志曾明白反对“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将包括孔子思想在内的旧文化列为“我们革命的对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同时，毛泽东同志也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这种把孔子既当作革命对象，又当作继承对象的态度，就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对于那些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剥削阶级思想学说的批判态度。必须看到，对待孔子思想的问题，不是消极地处理一件斑驳的古董，单纯地防范毒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关系到“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在目前来说，关系到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这样一个大问题。这一点，不因我们注意与否而顽强地存在着，并随着我们解决的正确与否而发生着促进或阻碍社会前进的作用，是不容掉以轻心的。“四人帮”在这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反面教员作用。大家已经熟知，他们对于孔子，极尽了辱骂与打倒之能事。他们辱骂孔子，是为了发泄自己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阶级仇恨，他们打倒孔子，是妄图打倒党内一大批革命领导人。就是说，他们同过去的许多尊孔者一样，是在利用孔子干自己的勾当。只是同尊孔者把孔子当作“敲门砖”的办法稍有不同，“四人帮”把孔子当作了“敲人砖”；从而，孔子也就从过去的服务于不同政治目的的“摩登圣人”，沦落为他们手里的适用于不同攻击目标的“摩登罪人”。至于如何批判孔子思想以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这样一件崇高的工作，对于他们那帮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其实是封建专制文化专家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除了制造一堆混乱，从而给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工作造成许多破坏以外，什么也干不出来。妄图毁灭历史的“四人帮”，被历史彻底毁灭了。亿万胜利的人民，正迈步在新的长征大道上。清理我们的历史遗产，扫除“四人帮”的余毒，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刻不容缓地摆在我们面前。孔子问题是与之有关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历来争议较多的一个学术问题，究应如何正确评判，还有待于大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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