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他四十余年来默默恪守一个学者的本分：为人谦恭、温和，治学严谨、扎实；著书立说，培养人才；有爱心，有担当；扬正气，讲正学，走正路，办正事；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纯粹儒者的气象。他沉潜涵泳于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汪洋大海，着力研究儒学的内涵与价值，关注儒学的现代命运和发展前景。他将仁爱、中和、尊生、诚信等理念融入当代人的生活之中，构建了“新仁学”理论，提出返本开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的“三新之路”，以期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宏论高见，启人心智。他潜心研究中国宗教的历史与现状，积极探索儒释道三教文化，提出了“宗法性传统宗教”新概念，创立了“民族宗教学”新学科，为中国宗教学学科建设做了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工作，成绩斐然，贡献卓著。他是本土文化的守望者，具有包容的胸怀、开阔的视野。在多元文明并存互动的今天，他一方面致力于振兴中华学术，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提出了中华文明“多元通和模式”新论断；另一方面坚持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倡导多元文明平等对话，主张会通中外，融合百家，汲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再创中华文明的辉煌。他修德讲学，知行合一，参与创办尼山圣源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为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为推动学术事业的进步，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深研中华文化，志于光大儒学，勇于开拓求新，是中国文化的守望者、探新者。（2012年度孔子文化奖颁奖辞）
本书简介：
牟钟鉴先生是一个没有门户之见的人，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杂家。他这样说既不是自贬之词，也非自诩之语，而是对自己所涉猎学术领域的如实描述和对文化创新态度的清醒自觉。“杂”在牟钟鉴的理解中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为多元并进，二为综合创新。牟钟鉴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底色和主调，这个底色和主调便是儒道两家的思想精华以及两家融通互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智慧。本书是牟钟鉴学术文章的选集，在兼顾牟钟鉴杂家特点的同时，更突出他在儒道两方面尤其是儒学方面的贡献。因而，全书共分为儒学篇、道家道教篇、民族宗教篇、宗教理论篇、综论篇等五篇，但仍以儒学篇的比重最大。
作者简介：
杨朝明，1962年出生，当代著名学者、儒学家、史学家。现为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和《孔子研究》编委。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学术带头人，《孔子文化研究》主编、《孔子文化》编委会主任。著有《论语诠解》等。
目录：
第一编儒学篇
儒学在思考/3
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15
儒学在近现代面临的挑战与复兴之路/18
儒家天人之学与生态哲学/35
儒家诚学及它的重建/50
儒家人性论与新人性论构想/62
儒家伦理观与当代的取舍/90
儒家宗教观与新人文精神/115
儒家朋友论与新人际关系/140
儒家中庸之道与人文理性精神/160
孔子的中和之道与当代温和主义/167
弘扬儒家仁爱通和之学/178
儒学在中华文明多元通和模式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183
目录：
第一编儒学篇儒学在思考/3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15儒学在近现代面临的挑战与复兴之路/18儒家天人之学与生态哲学/35儒家诚学及它的重建/50儒家人性论与新人性论构想/62儒家伦理观与当代的取舍/90儒家宗教观与新人文精神/115儒家朋友论与新人际关系/140儒家中庸之道与人文理性精神/160孔子的中和之道与当代温和主义/167弘扬儒家仁爱通和之学/178儒学在中华文明多元通和模式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183儒学继承与创新的三种途径/188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194谈谈“读经”/254社会德教——儒家的过去和未来/261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272牟钟鉴、安乐哲对话录/290第二编道家道教篇道家学说与流派述要/305道家与道教同异比较/326道教精神略论/334《红楼梦》与道家和道教/345以道为教多元通和/359第三编民族宗教篇民族宗教学的创立/369试论民族理性与宗教理性/385第四编宗教理论篇研究宗教应持何种态度/397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408宗教文化论/428尊重宗教是无神论的新高度/442第五编综论篇论儒道互补/449儒、佛、道三教的结构与互补/466 编选引用参考文献/473牟钟鉴先生学术年谱/475编选后记/482前言自序
孔子文化奖是由国家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设立的国际性奖项，被认为是儒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传播领域的最高奖之一。我认为许多人做得比我好，成就比我大，自序孔子文化奖是由国家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设立的国际性奖项，被认为是儒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传播领域的最高奖之一。我认为许多人做得比我好，成就比我大，从未想过这项大奖能降临到我的头上，奖轮不到我，所以2012年得知获奖时深感意外。当然,获此殊荣后我是颇受鼓舞的，从心里感谢家乡山东省政府和学界对我的学术事业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并把此奖看作是一种鞭策和期待。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北京学者，长年从事孔子儒学与中华思想文化的研究，领奖又专程回到孔子故里曲阜，在世界儒学大会上接受以孔子命名的大奖的颁发，使我集中感受到自己的文化生命已与孔子思想融为一体了。我走出山东已有半个多世纪，然而我的精神家园的源头活水仍然在尼山和曲阜。我这大半生走了一条中华人文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之路。走这条路没有大富大贵，又要长期积累和不断爬坡，充满了曲折与艰辛，但我无怨无悔，而且乐在其中。国学成为我精神生命的寄托，也是我服务社会的最好方式。我是如何走上这条人生之路的呢？可以说是各种因缘际会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在青岛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教学已经取消了经典训练，无缘接触中华元典，但中华文化作为世代相传的民族性格和道德规范却保存在民间风俗与家教之中。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向往和亲近，根源于家庭的熏陶，入学后又有烟台二中学校教育的推动，直到在北京大学接受学术大师们的教导。我出生在山东烟台近郊芝水村一个小康之家。先辈农商兼务，却无一人为官。我首先要感谢祖父牟锦堂。他曾在山东烟台电灯公司任高级会计师，每月工资五十大洋，属于高薪阶层，但他不置产业，只保守着祖上传下来的十五间旧房和十亩多地，再传给父亲、二叔、五叔三家共有，把攒下来的钱捐给慈善机构，用于救助贫困的公益事业。他乐善好施，经常为邻里穷人和外来流浪人家慷慨解囊，赠送物品，甚至冬天在路上把棉鞋脱给受冻的乞丐，自己光脚走回家。由于家境普通，土改时我家被定为上中农。而祖父的三个兄弟皆因经商有积蓄，在村里盖房置地，比较阔绰，土改时一律划成地主，全家扫地出门。祖父积的阴德使我们姐妹兄弟上学、工作没有因家庭成分而受到负面影响，祖父的慈悲心怀为后人树立了好的家风。祖父与父亲有中等文化程度，古文底子很好。家中保留下一些四书五经、家训和来往的家信，使我从识字起就常常翻阅，从中吸取滋养。我父亲牟广熙厌烦商业而喜欢古典文化，尤其敬崇孔子、孟子和儒学，认为社会道德离不开孔孟之道，经常对我讲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为人处世道理，对我有很大影响。父亲是位民间儒者，在任职农村生产队会计的空闲之时，结合现实，研究儒家文化，写些小文章，用以教育后代。他在八十岁撰写家史“自叙”时写道：“我平生笃信儒学，终身不改父志，以为孔孟之道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经之路。中华民族的道德品质及良风美俗，皆由两千年的儒学教化而形成的。故我晚年，专心致志，锐意研究攻读，颇有心得。今我写有《论孔子之道》《原仁》《论儒家之忠君》《性善情恶论》《德才兼备论》《剖析仁》《论消灭战争》《孝道》《治心》《人才论》等，甚望后人熟读学习之，如有继我志者，更所望焉。我的信条‘座右铭’：知儒不疑，信教不惑，居仁由义，尊道而贵德，力虽薄而气勇，识虽浅而志坚。”我在中学时受社会激进风气影响还批评父亲思想保守，后来慢慢被他的言行所感化，成为他的同道。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慈俭勤劳，为子女所敬重。父母善良老实，乐于助人，与邻里和谐相处，远近声誉载道。家庭内部，慈孝盈室，七个姐弟皆能孝顺，彼此爱敬，从未发生因争吵而使父母生气的事情。我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知书达礼的道德家庭，养成了温和善良的性格和好读书、勤思考的习惯。我幼时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内战，体验到社会动荡的痛苦。幸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遇上了和平环境，并于1951年考入烟台二中，在少年时代接受了高质量的教育。烟台二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是名校，有一流的校长和老师，教学质量很高；学校认真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使学生生动活泼地成长，没有后来应试教育的弊病。学校生活朝气蓬勃，个性可以自由舒展。除了课堂学习，同学们还大量阅读中外古典与当代名著，还可以自由参加各种文体活动，跳集体舞、交谊舞，自编自演话剧，每日下午四点以后操场上到处都是同学在锻炼。高中《文学》课本重视古典文本训练，从《诗经选》开始，老师一字一句地讲解，同学们一首一篇地背诵，在我心中植下了古典文化的种子（这个课本后来被扣上“厚古薄今”的罪名而取消了）。我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我在高中的学习成绩是文理兼优的，当时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并未影响我报考大学哲学专业的选择，因为我从内心强烈地喜欢哲学尤其中国哲学，学校和老师也非常尊重学生个人的志愿。我感谢烟台二中对我的培育，它使我健康地成长起来，在毕业前获得全校“三好学生”称号，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从而决定了一生的路向。1957年9月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五年之中读哲学专业本科，三年之中读中国哲学史方向研究生。其时哲学与哲学史大师云集北大哲学系，如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洪谦、朱谦之、朱光潜、黄子通、宗白华、郑昕、熊伟、王宪钧、冯定等前辈，还有处于中年的张世英、朱伯崑、任继愈、汪子嵩、黄枬森等名家。我接受他们的熏陶或指导，加上自己勤奋努力，在哲学理论和基础知识方面打下坚实基础，养成了理论思维习惯和逻辑推理能力。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多得冯友兰先生指教，对于中华哲学传统及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思想有了较系统的把握，为自己后来独立进行国学学术研究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冯友兰先生给予我的启迪主要有：一是“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家国情怀，二是“融会中西”而创新中国哲学的时代精神，三是涵泳古典、深入觉解的求真功夫，四是“仇必和解”、与时俱新的贵和哲学，五是“要言不烦”、简洁通达的文字表述。汤用彤先生辅导过我，使我初步走近佛学，他提出的“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的治学之道还成为我后来探讨当代中国宗教理论的基本态度。张岱年先生学术上给我的影响有四：一是他把中华精神归结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二是提出“综合创新”论，三是把中国哲学分疏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大系统，四是发掘儒家文化中“强调独立人格的人文精神”。后来我与张先生合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典籍导引》写序，共同阐释了经典训练的重要性，并对中华要典做了新的分类。应当承认，我既没有北大师长辈深厚的国学根基，又没有他们对西方语言的纯熟运用的能力和出国留学的经历，自身天资平凡，无法自如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只是受师辈滋润，有所领悟而已。1966年春，我从北大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在那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文革”十年是灾难、是浩劫，我曾经从死亡边缘上走了出来，但经过总结和反思，坏事变成好事，它使我得到磨炼，由幼稚变得成熟，坚决地从反传统思潮中摆脱出来，在情感上回归中华民族文明，开始有了文化自信和自觉。改革开放后迎来学术的春天，它给予我独立思考、发挥潜能、探索文化的广阔空间，开拓出中华主体、世界视野并个性化的学术之路。我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二十二年，从事哲学与宗教学的研究，都有很大收获。1987年底，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后升格为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工作，至今已二十七年之久。它使我生活在多民族人才汇聚的友爱大家庭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和谐性，体验到人民教师的光荣，在学术上开拓出民族宗教研究的新天地。我是幸运儿，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那就是我热爱的中华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日渐改善；中国社会逐渐从挟洋自重的民族虚无主义中挣脱出来，开始礼敬自己的民族文化及其代表，我所从事的国学研究走出低谷，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我又生活在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随时可以得到师友相助，因而自己得以在儒学、道学、宗教学这片学术沃土上放手耕耘，取得一些成果，获得社会认可和好评，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的培养与期望。当然，我有自知之明，我没有过人的才华和了不起的业绩，不足之处尚多，只不过是尽心尽力而已，学问是没有止境的。我在长年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不喜欢深奥与晦涩，而喜欢深刻与明达；我不喜欢虚玄与细琐，而喜欢切实与中肯；我不喜欢偏激与武断，而喜欢平和与周全；我不喜欢食洋不化，而喜欢文化自尊。我在研究、教学和社会工作上值得肯定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与张践教授合作，以九年之功，撰写了一部九十万字的《中国宗教通史》。以往也有几部类似作品，但很简略，或者欠缺较多。这部书则具有广博性、整体性，包含了中国历史上各类宗教及其演变的全过程，并建立了一个动态的连贯的体系，其中特别揭示了“敬天法祖”的宗法性传统宗教乃是中国人的基础性信仰。该书对各少数民族的宗教和处于底层的民间宗教给予较多的篇幅论述，也介绍了历代政权的民族宗教政策，还总结出中国宗教的历史特点。该书出版之后，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宗教学一等奖，成为许多大学宗教学专业必备参考书和研究生考试主要参考书之一，受到广泛欢迎。中国宗教是长期被中国历史学和文化史学所忽略、所贬抑的领域，西方学者也多有曲解和漠视。《中国宗教通史》对于中国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宗教传统和外国人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宗教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该书在美国已受到重视。第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我国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提供新思路和理论支撑，受到有关部门和干部的欢迎，为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写作出版了《探索宗教》《宗教与文化》等专书。在《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一书中，我把自己的成果凝结为九论：宗教社会论、宗教文化论、宗教和谐论、宗教促进论、宗教生态论、宗教传统论、民族宗教论、民间宗教论、温和无神论。此举意在清理苏联模式“宗教鸦片论”、“宗教残余论”的影响，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把它中国化，强调中国社会主义者要以理性和包容的态度对待宗教，并引导宗教发挥积极作用。作为国家宗教局干部培训中心的兼职教授，我经常应邀为各地民族宗教工作干部讲解宗教理论与政策。200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研究宗教问题，我应邀参加了这次学习活动。新华社19日电是这样表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当代世界宗教和加强我国宗教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研究员和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并谈了对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学习之后，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了。第三，在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华文化与宗教生态的“多元通和模式”，其中儒家是主干，儒道互补是底色，儒佛道三教共生是核心，民间信仰是土壤，然后接纳各种外来宗教和文化，形成多样、和谐、互摄的良性生态。它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具有仁和、尚德精神。在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和当今世界强权主义横行、极端主义泛滥、文明冲突不断因而人类和平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华文化多元通和模式可以为中国文化重建提供资源，为世界文明对话、交流、合作做出榜样，展示中华文明在当代的伟大意义。用“多元通和”来表述中华思想文化生态模式，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用，并在实际上推动了文明对话。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多元通和，固本化外”的文化战略构想。表现多元通和优良传统的作品《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四册（其中我撰写了一册半）获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被列入首批国家社科基金文库。第四，从1979年起，参与中国宗教学的创建与发展，努力使它成为高校重要人文学科之一。在中央民族大学从事民族宗教和中国哲学研究与教学期间，与朋友一起着手建设宗教学专业，使中央民族大学的宗教学学科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建立了硕士点和博士点，在培养人才、服务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因而在宗教学界有了一席之地。又为研究生和本科生授课，亲自指导了29名博士和13名硕士（包括政法大学两名硕士），他们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都有出色表现，自己甚为宽慰。在实施“985二期工程”中，担任中央民大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将民族学与宗教学结合起来，创立中国民族宗教学，主编《民族宗教学导论》，搭建起初步框架结构，为宗教学增添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已得到学界认可，并开始对民族宗教工作发生积极影响。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又是维护民族团结的必要条件。鉴于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建设好民族宗教学便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工作得到很多奖励，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并先后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荣誉称号。第五，我长期致力于儒家文化研究，把它看作是弘扬中华精神的首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参加了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工作，90年代中期又参与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工作，曾任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在谷牧会长领导下，努力推动儒学研究，并使之服务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曾赴美国、韩国、日本与新加坡访问，在哈佛大学讲论，推动孔子儒学走向世界。我致力于打破国粹主义的固陋，也超越反孔批儒的偏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探索儒学新的理论形态。我提出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能留，五常（仁义礼智信）不能丢，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要有”的论断，得到广泛认同。我认为仁学是儒学的精华，写出了《新仁学构想》的专著，试图构建新的仁学理论体系，提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的基本命题，论述了“仁性论”“论修论”“仁德论”“仁志论”“仁智论”“仁礼论”“仁事论”“仁群论”“仁力论”“仁艺论”十大专论，发表后引起热议，推动了儒学的创新。我阐释了儒佛道三家的中和之道，重点阐发儒家的协调理性，向社会发出“让温和主义在当代流行起来”的呼吁，推进文明和谐。朋友们在山东泗水创建尼山圣源书院，推举我为首任院长。五年后我退居二线，给中青年学者提供充分发挥作用的中心舞台。书院为弘扬儒学精华、开展文明对话、培养国学人才，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尤其近年书院新一代骨干在孔子诞生地开展乡村儒学建设，努力使中华文化之魂与民众身上文化之根对接，在省内外产生了积极广泛影响，证明年轻学者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先后承担了孟子公开课和孔子公开课的开课讲座，把孔子定位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推动人们重新认识和敬重伟大的孔子，提倡做新时代的君子，为美德山东建设尽自己一份力量。第六，我长期研究道文化，认为孔老相携、儒道互补是中国精神的一体两面。出版了《老子新说》，对《老子》八十一章做了新的解释。由于贴近现实，此书成为热销书。道家和道教的关系错综复杂，学界众说纷纭。我撰文论述道家与道教的异同，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道家如何道教化，道教又如何不断回归道家，澄清了一系列误解。我写了《中国道教》，参与主编了《道教通论》，并与山东学界朋友一起申报实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写作出版了《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这部书起了为山东全真道研究开路的作用，获得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被聘为中国道教学院讲座教授，为之培养研究生，与道教界爱国人士结下深厚友谊。我参与了2007年在西安和香港举行的国际《道德经》论坛的筹划和活动，并在论坛上做了《道——通往和谐之路》的发言，感受到老子走向世界的步伐正在加快。我写过《丘祖精神不朽》的文章，表彰丘处机远赴雪山、劝戒成吉思汗、一言止杀的功绩和“志道苦修”“仁厚爱民”“慈勇自尊”“朴实纯正”“谦和包容”的精神，又以此题在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京师人文宗教讲堂”上做了演讲，受到欢迎。前些年我常去香港青松观道教学院讲学，也常去台湾做学术访问，参加两岸道教文化交流研讨，为加固两岸文化纽带做了一些实事。我自称是一个杂家，由于社会的多种需要和时势的推移，我不得不拓宽自己的专业领域，涉猎许多学科，往往在学科交叉的部位探索，眼界虽然开阔一些，专精程度必然不足。我罗列上述自认为可以肯定的成绩，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以此向山东和烟台家乡父老、烟台二中的师长做一次汇报，交一份答卷，说明自己作为生活在北京的山东人，在做人做事上对得起他们的栽培，只是做得还不够好、不够多，如果乡亲们能给一个合格或良好的评语，我就满足了。我知道，我的上述事迹若放在中华复兴的大事业中看，那是微不足道的。我还知道，自以为好的观点、好的事情未必是圆满的。老子说：“大成若缺”，最好的事物都有欠缺。我不是完美主义者，我了解自己的局限性，我之所想所说只能是一家之言，而且其真理性要接受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和学界的研判。但我能自信地说，我的言说发自内心、出于真诚，饱含着人生体验和文化理想，它是我的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我认为社会给予我的关照和荣誉超过我对社会做出的贡献，需要怀抱感恩之心。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中华文化的探索者，在探索中反思，在反思中创新。我已过古稀之年，只要生命不息，就会探索不止。我将继续在中华学术沃土上耕耘，尽量多撒播文化良种，让它们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供给人们一些有益的精神食粮。我感谢世界儒学大会秘书处和孔子研究院给我编选文集的机遇，也对段海宝博士为我拟定篇目、辑选论文、整理成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谢意。文集所收“儒学篇”“道家道教篇”“民族宗教篇”“宗教理论篇”“综论篇”中的文章，基本上涵盖了我的主要学术领域和主要论点，当然不能周全。由于前后时间跨度较大，表述上不免有些差异，此次除文字校订外不做修改，以保持原貌，这样可以留下历史的足迹，供读者评析。 弁言世界儒学大会执行秘书长/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2013年11月26日，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值得永远记取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孔子故里，在孔子研究院召开座谈会，发出了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这里，正是历届世界儒学大会的举办地。习近平主席视察孔子研究院并作重要讲话，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由此进一步坚定而自信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了构建时代新文化的步伐。在视察曲阜之后，习近平主席又多次就传统文化发表讲话，并站在世界文明与国际关系的高度，深刻论述了“思想”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义，他指出，中国传统的爱好和平的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习近平主席不止一次地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石碑上的那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此言正深度契合孔子儒学思想的精髓。中国先人早就看到“人心惟危”，人不能“好恶无节”，要明理修身，推衍亲情，放大善性，“允执厥中”。孔子说：“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又说：“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既然“有度”与“无度”全在“人之思想”，那么，中华文明“以礼制中”的意义便不言而喻。中国儒学是在继承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气质与特征。春秋时期就有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儒家集古代文化之大成，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主张，虽不苟同，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世界文明多姿多样，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平等与相互尊重、互鉴而相互包容，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和进步，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参透其他文明的奥妙，进而求同存异，互相涵摄，和谐相处，共同前行。所以，大力宣传孔子儒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建立民众共同价值信仰体系的需要，而且正符合世界的需要与时代主题。如果能将孔子儒学精髓更好地传承下去进而传播出去，这将是中国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礼物。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儒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即通常所谓“原始儒学阶段”，这是儒学创立时期；二是秦汉以来至近代以前，这是“帝制中国时代”，是儒学与社会历史文化密切结合的时期，可概略称为“儒学发展阶段”；三是近代以来，尤其甲午中日战争以来，这可称为“儒学反思阶段”或者“儒学反省阶段”。对中国儒学进行这样的划分，有助于对儒学价值的认识。作为思想文化，孔子儒学的影响之大可以说罕有匹敌，而对其价值认识的分歧之大竟然也无与伦比。这已被视为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景观”。然而，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因为有了孔子的学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时间虽然过去两千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人们仍然必须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那些价值观念。人们之所以对儒学认识存在分歧，原因很多。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变动，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帝制时代，孔子被尊崇到极高地位，儒学是统治学说，新文化运动的矛头自然直指孔子，借以打倒儒学和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动，其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但仍然有人看到孔子与后儒的不同，明确指出不能完全否定孔子和传统，主张分清“真”“假”孔子。如李大钊说：“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灵魂也。”随着学术的进步，人们对儒学的变化看得更清楚了。在儒学“创立”时期，儒家思想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早期儒家强调“正名”，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汉代以后则有不同，为适应专制政治制度的需要，逐渐强调君权、父权和夫权，儒学慢慢蜕变，染上了显著的“威权色彩”，呈现出为后世所诟病的“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原来，强烈“保守”传统的人多看到了原始儒学的真精神，而对孔子儒学持“激进”立场的人则更多看到了作为“专制政治灵魂”的那个“偶像的权威”。难怪“新启蒙运动时期”有学者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们确实更应该关注原始儒学，分清“真孔子”和“假孔子”，澄清误解，明辨是非，正确对待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感谢世界儒学大会，感谢“孔子文化奖”的设立，她对于推动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自2007年举办发起国际会议以来，世界儒学大会已成功举办了六届七次。先后有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一千一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八百余篇，出版了六部学术论文集。经过八年多的建设，世界儒学大会在国内、国际上都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成为汇聚海内外儒学研究权威机构、知名学者以及各界人士的全球性儒学盛会，搭建了跨地域、跨学科、跨行业的国际儒学研究与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并成长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从2009年开始，每届世界儒学大会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盛典，这就是颁发“孔子文化奖”。该奖项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设立的我国儒学研究和推广领域的最高奖，旨在表彰鼓励世界各地为儒学研究和孔子文化传播做出贡献的团体、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获得“孔子文化奖”的学者和机构，2009年度为杜维明先生和孔子基金会，2010年度为庞朴先生和国际儒学联合会，2011年度为汤一介先生和汤恩佳先生，2012年度为牟钟鉴先生和韩国成均馆，2013年度为李学勤先生和安乐哲先生。为保证“孔子文化奖”的公正性、神圣性，“孔子文化奖”组织委员会制定了科学严密的推选程序。从推选委员会的专家组成，到具体的推选实施方案；从推选委员独立匿名提名，到汇总后再次提请推选委员进行选举，都十分严谨、公正、细致，这是对“孔子文化奖”的尊重，更是对“孔子文化”的敬重。因此，每一次“孔子文化奖”颁奖，都成为人们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受到社会的广泛赞同。可以说，每一位“孔子文化奖”获奖学者都立足于学术前沿，深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问题。在他们之中，有的着力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有的致力于解读中华文化密码，阐发中华智慧；有的用心考察儒、释、道三家，以独到的见解丰富深化儒学认知；有的笃行儒道，胸怀天下，在弘扬孔子文化和推广儒道上不遗余力；有的探源古代文明，解读早期中华文化的高度与深度，彰显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形成的广阔舞台；也有毕生钟情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儒者，以比较的视野阐发儒学的价值，向全世界介绍儒家学说。这些获奖学者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获得孔子文化奖乃众望所归。为了更好地展示“孔子文化奖”获奖学者的风采与成就，回顾和宣传他们的学术贡献，在孔子文化奖组织委员会的领导下，世界儒学大会秘书处组织选编了这套“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这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世界儒学大会，了解“孔子文化奖”。本次出版的是前五届获奖学者的学术文粹。以后随着世界儒学大会的继续举行，随着新的“孔子文化奖”获奖者的产生，该“文粹”还会继续编辑下去。第一编儒学篇儒学在思考一20世纪的人类，一方面享受着西方工业文明积累的巨大财富和造就的发达科技，以及民主体制带来的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饱受着西方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严重恶化之苦，以及道德危机、社会危机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变化之一，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霸权野心有所膨胀，好战倾向有所增强。变化之二，是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高涨，民族宗教冲突加剧，民族矛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变化之三，是欧洲共同体实力不断壮大，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迅猛，世界走向多极化态势。变化之四，是经济全球化借着发达的信息技术而加快了速度，地球变得更小了。本来人们在两大阵营对抗结束之后内心燃起了更多的和平期望，可是不久这一期望便被一连串的战争浇灭。21世纪来临之后，霸权主义横行，恐怖主义肆虐。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接着便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者尚未结束，人类的前途充满了危险。人类社会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域、多国别、多文明的世界，不同群体之间自然会有许多矛盾和摩擦。但是回顾20世纪，面对着“地球村”的现实，人类究竟应该如何共处，是需要重新思考的。世纪之交所发生的一切，难道都是必然的吗？“弱肉强食”的生物学规则和“斗争解决一切”的冷战哲学是否依然适用于全球化的时代？几场跨国战争的发动者有没有非理性的失误？这些问题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在西方世界，人们有不同的思考，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是其中的一种。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1997年）中，承认世界“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并表示，“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他在中国读者面前不能不这样说，事实上他并没有就文明的对话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论证，相反他带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大讲文明的冲突，把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看作是西方文明的威胁。按照他的逻辑，文明的冲突便是不可避免的。书中甚至描绘了中美开战的可怕前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其说是为了推动文明的对话，不如说是在强化人们的冲突意识，提醒西方世界为文明的更大冲突做好准备。“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发生之后，有些人为“文明冲突论”唱赞歌，认为形势证实了亨廷顿的构想，这当然是错误的。最近在上海有人问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伊拉克战争是否是文明冲突的表现，他回答说“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军方和工业巨头的共同联盟发动的”，这大概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文明的冲突是有的，如果背后没有利益的冲突，它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反之，利益的冲突和斗争不仅可以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一文明内部，而且可以形成激烈的对抗。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首先发生在基督教国家之间，然后波及全世界；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流血八年，双方都是伊斯兰教国家。打破惯性思维、开出创新思维的西方有识之士大有人在。早在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就正式提出了“宗教对话”的理念。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天主教自由派思想家孔汉思努力推动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对话，包括宗教与儒学的对话，探讨世界普遍伦理的建设，形成文明对话的风气。他指出：“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也就没有世界和平。”从罗马俱乐部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后现代主义，从斯宾格勒、荣格、汤因比，到佩西、里夫金、弗洛姆、哈贝马斯、福柯，西方思想界对于工业文明的弊端和危机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其中许多人对于东方文明深怀敬意，有着殷切的期盼。在各国进步人士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在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把文化权利作为人权的组成部分，把尊重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在内的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看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这表明人类对现代文明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水平，有了新的高度。二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消除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危害，推动文明之间的对话，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之一便是研究和总结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入阐发儒学的精义，使当代人类获得一种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智慧，它也许能帮助人们找到一条通往和平相处的道路。“文明的对话”是现在流行的文化语言，就其内涵和精神而言，它早就成为中华文明的深厚传统了。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多样文化、多种文明不断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摩擦、冲突、压制也发生过，但主流是文明的对话与互动。先秦时期有儒、道、墨、法、名、阴阳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并汇合于齐国稷下学宫。两汉虽有“独尊儒术”的政策，其实是儒道两家的互替与互补，并开通了中国与西域各国和平交往的通路。接着便是印度佛教的和平进入与道教的诞生成长。魏晋南北朝至鸦片战争的一千多年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学、佛教、道家道教三家的并立与合作，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成为中国共同尊奉的圣人，三教融合与共信成为中国民众的信仰特色。此外，还有各民族的传统宗教以及摩尼教、景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合法流行。天主教与基督新教最初也是和平传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它们才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相联系，变成政治问题。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多宗教的大国，这“三多”并没有使它困扰于对抗和分裂；相反，民族在矛盾中走向和谐，信仰在交流中走向丰富，宗教在互动中走向理性，既没有出现浩大的宗教狂热，也没有出现强大的反宗教思潮。各种宗教包括外来宗教，都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找到它和平生存的空间。各宗教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友好的关系，中原地区从未发生由信仰冲突而引发的流血的宗教战争，也未出现过欧洲中世纪迫害异端的宗教裁判所。这种文化的多样性与和谐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长期在社会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的“清明安和”（梁漱溟语）的人文理性，是它的“贵和”思想影响了中国宗教的和平性格及历朝的兼容并奖的宗教文化政策。儒学具有国教的地位，但不垄断文化，只给国人提供社会人生公共准则，它能容纳其他信仰，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受儒学的长期熏陶，中华民族的性格便形成了“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者相辅相成的结构，勇敢坚强，也善于学习，对外主张睦邻友好、和平交流。在中外交往史上出现过几件大事。一是开通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中国与中亚、南亚、欧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渠道。它是和平的友谊的道路，没有发生战争与暴力。二是中国僧人络绎不绝地前去西域或印度取经学佛，其中以唐代玄奘法师西天取经最为脍炙人口。可以说印度佛教是中国人主动请进来的。佛教在中国流传也遇到过阻力和指责，但起来为佛教辩护并大力弘扬佛法者，还是中国僧人，他们被主流社会认同。三是佛教律宗大师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带去佛法与中国文化，成为和平使者，至今受到日中两国人民的崇敬。佛教一向是中、日、韩三国人民友好的黄金纽带。四是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郑和带领当时世界一流的庞大舰队，出使南海各国，至印度、波斯，直抵非洲东岸，前后共七次，经过三十余国，毫无占领、殖民的意图，秋毫无犯，只是宣示中华文明，以加强中国与南洋诸国的友好关系为宗旨，这在世界大国的海洋活动中是独一无二的。有人举出反证，说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攻打西亚和欧洲，造成大量的流血惨剧。这是新崛起的游牧民族尚未融入中华文明时所表现出来的野蛮性，中原人民亦深受其害。全真道龙门派祖师丘长春，作为当时中华儒、佛、道三教文化的杰出代表，不远万里，奔赴雪山（在今阿富汗境内），劝诫大汗敬天爱民、重生止杀，使大汗第一次正式接受中华主流文明的启示，从而收敛了杀戮行为。这是儒学仁厚爱民思想的伟大胜利。以上可以看出，和平、友善、宽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代代相传，不会改变。今天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最深刻的根据就在这里。儒学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促进文明对话与交流，是由于它有如下特质：第一，儒学是一种伦理型的人文主义，它为社会提供了普世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即所谓人生常道，又把它根植于自然之道和共同人性之中，没有归结为某种至上神的启示，因而也没有一般的狭隘性与排他性。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人皆有之。“仁”表现为忠恕之道，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关心人、帮助人；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尊重人、体谅人。没有忠道，不能体现利他为善的道德精神；没有恕道，也会使忠道变成偏执的爱，从而破坏人际的和谐。忠恕之道包含着人道主义和平等宽容精神，是人类社会公德的基本原则，不分种族和信仰，遵守它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第二，儒学具有贵和的传统，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成为沟通各种文明的桥梁。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理念，逐渐成为处理一切人际关系和多样性文化的普遍性原理。在它的指导下，《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事共存的宇宙观；《易传》发展出“各正性命”“同归殊途”的多样性文化观；宋明儒学发展出“理一分殊”的“一”“多”互含的哲学观；近现代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的开放沟通的社会观；民国一批思想家提出“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现代多元文化观；当代费孝通提出“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张岱年提出“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观，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的。“和而不同”包含四大原则：一是差异原则；二是平等原则；三是和谐原则；四是互补原则。它是一种文明、开放和理性的文化观。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多元兼容的主流文化观引导下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面貌。第三，儒学的中庸之道，具有持中、协调、理性的特色，适用于稳定社会和调解冲突。孔子说“过犹不及”，反对偏激行为。《中庸》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主张照顾矛盾双方的利益。孟子说“仲尼不为已甚者”，认为做事要合情合理。在中庸之道的影响之下，中国文化形成刚柔相济、统筹兼顾、情理均衡的价值追求，对于调适宗教与社会的矛盾、协和多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摆正维护固有文化与容纳外来文化的关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化偏激主义是经常发生的，但都没有成为长期的主流的思潮，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三武一宗灭佛，不仅是短命的，而且受到批判，名声很差。反之，文化改良主义和社会调和论总是受到欢迎。第四，儒学具有天下一家、天人一体的情怀，容易克服国家、民族和信仰的障碍，把仁爱中和之道推广到人类全体和天地万物。《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易传》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礼运》讲：“天下为公。”宋儒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儒家认为，社会应当是一个大家庭，人类也应是一个大家庭，宇宙是一个更大的家庭；仁心本于孝悌，而要推广到世界和宇宙。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都是共生互爱的关系。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又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所以人类内部仇则俱损，爱则共荣。这种人道主义具有博大的胸怀，中国古代之所以能够凝聚众多民族并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与儒家的天下一家的思想是分不开的。第五，儒学对于如何处理大国与小国、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好的说明，表现出一种实用理性的智慧。儒学看到了国家、民族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承认大国的主导作用；但认为大国不能仅凭军事实力，还要树立道德形象，才能真正具有威望并有利于天下太平。孔子称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此乃仁德之力；他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仁者无敌”的理念，认为大国应实行“王道”“以德行仁者王”，如此必然“得道多助”；若实行“霸道”，想以力服人，则会“失道寡助”；而“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的思想当时被视为“迂阔”，但后来秦朝武力强大而国运短促的历史教训证明，孟子是有道理的。大国之强，不仅在于军事，更在于有道德感召力。故历代强大王朝，对内注重“为政以德”，对外注重“讲信修睦”、“协和万邦”，而以穷兵黩武为失道。“化干戈为玉帛”、“礼尚往来”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的国际秩序。三儒学在思考，儒学在做现代的思考；儒学在反思自身，儒学也在考察世界。儒学产生于宗法等级社会和农业文明的土壤之上，虽然有丰厚的内涵，但也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不及工业文明的地方。所以当西方文明挟其现代优势席卷全球并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之后，儒学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遭到猛烈批判，并退到边缘。但它没有灭亡。它经历了外部的冲击和内部的反思，清除了自身陈腐和僵化的部分，逐渐显露出其内在的精华，在20世纪后期，终于获得新生，受到国人和世界的重新关注与评价。儒学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统正在回归中国，儒学作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资源正在走向世界。可以说，儒学的现代转型与它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应对世界性危机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儒学的现代思考，便没有儒学的新生。广义的当代新儒家，便是这种思考的主体。梁漱溟是儒学现代文化学的奠基人，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西方文化长于科学和民主，但“理智活动太强太盛”，对于自然、对于别人都取利用征服的态度，造成西方社会焦惶、慌怖、苦恼；中国文明早熟，“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追求精神的自得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西方文化将有一天要回到中国文化的路上。熊十力高扬儒家的道德理性，回归《周易》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以“体用不二”立宗，认为中国哲学传统可以避免沦入宗教的迷狂，亦可以避免浅近的功利主义，这两点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贺麟超越了全盘西化论和国粹主义的对立，主张用西方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使之更严谨、更清楚；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以加强超脱现世之精神；领略西方之艺术，以发掘儒家之诗教，形成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等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指出中国文化的人文道德精神是好的，但缺乏民主与科学，故应在高扬自身道统的同时，借鉴西方文化，开出学统，建设政统。西方文化中之民主、自由、博爱、科学等，皆有其普遍永恒之价值，应为一切民族所接受，但西方文化存在着价值独断论或西方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缺乏敬意与同情，一味扩张其文化势力，遂与其他文化或人群发生冲突，造成战争、对抗、核威胁等危机。因此，《宣言》认为西方人应学习东方文化中诸如人生境界的提升、圆而神的智慧、仁者的悲悯之情、天下一家的情怀等长处。人类应发展出一大情感，一起思索共同的问题，建立“立人极”的学问，以推动世界和平。《宣言》发表之初，自由派胡适曾指斥它是“骗人的”；但从40多年后的今天再来看它，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包含着远见卓识和人文睿智，我们也不能不为《宣言》作者的文化担当精神所感动。中国港台新儒家第二代代表性学者杜维明，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文明的对话，为此而奔走于世界各地。他把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办成了多元文化交流对话的平台，使世界各地大批学者不断地走到一起，体现了当代儒者的有容乃大的心怀。他在2001年新加坡一次会议上指出，儒学是在与诸子百家互动中形成的，又是在与佛、道两家对话中成长的，今后有可能在与西方文明对话中走向世界。他说：“儒家所体现的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可以提供全球社群的丰富资源”，“在多元宗教的现实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以及‘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处之道，才是文明对话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刘述先以儒家身份参加过多次世界性宗教对话会议，在学术上致力于阐释宋儒“理一分殊”哲理的内涵，用来推动多样性文化之间的沟通。他认为儒家的仁道文化包含着人类普遍的“常道”，同时又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可以在文明对话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对世界文明危机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多年来到处奔走呼号，将孔子和儒学的“仁者爱人”与“和而不同”的思想向社会弘传，为世界和平做了大量工作。他于2003年1月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座谈会上说：“‘和而不同’的理念，是中国传统儒家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孔教的基本教义，也是治理世界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维持人类和谐安宁的灵丹妙药。”他指出：“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化性的，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互仇中俱损。”冯友兰是融会中西的前辈哲学家，他的理论活动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他晚年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批评“贵斗”哲学的错误，阐发孔子的“贵和”哲学，指出“仇必仇到底”如普遍推广会导致极大的破坏；而宋儒张载提出的“仇必和而解”应当成为社会辩证运动的主流。他还说：“人是最聪明的、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当代新儒家不仅在思考，而且在行动。他们参加了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和文化交流，反复表达儒家对当代国际问题的理解和意见，都能表现出宽容、平等、和解的精神，从而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同时也扩大了孔子和儒学的影响。四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社会发展落伍了，文明也走向衰减。为了振兴中华，中国人一方面高扬发愤图强、勇于拼搏的民族精神，反抗列强的侵略压迫，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另一方面不断检讨自己的缺失，努力向西方寻找真理，认真学习和积极引进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以便改造自己的文化，增强民族的生命力。民国时期以学习欧美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但痛定思痛、由乱而治，中华民族的发展由此而出现“柳暗花明”的一大转折，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正是由于中华民族肯于吸收，善于学习，能够把西方文明合理内核大胆引进，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仅20多年里，便取得社会事业和经济科技如此快速的进步与极为辉煌的成就，让世人有目共睹。在这一巨大的飞跃过程中，儒家文化的精粹和智慧焕发出越来越绚丽的光彩，它的文化能量得到越来越大的释放和辐射，它的核心价值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在中国内地，以儒学为基本信仰者尚不多见，但赞赏儒学和用儒学思考的人却是很多的。儒学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思想，要复兴中华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就不能不继承儒学的优良传统；要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不能不运用儒学的资源；要和平崛起，开展国际交往，参与文明对话，亦不能不发扬儒学的优长。研究儒学已蔚然成风，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立，是儒学回归中国的重要标志；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成立，是儒学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体现。开发儒学资源，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推动社会道德建设，提高素质教育，创建儒商文化，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在海峡两岸民间互动中开展的儿童中华经典诵读活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在治国方略上，中国领导人强调“以人为本”、族群和谐、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强调“和平共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努力调停跨国的冲突，承担起更多的劝和的责任。这些难道不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良传统的再现吗？中国之所以能够致力于世界和平，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称霸，其最深刻的缘由盖在于此，文明特质和民族性格所使然也。很显然，儒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成为东亚各国加强联络和团结的文化纽带；由于儒学联系着世界广大华人群体和倾心于东方文化的学者与民众，而且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文明对话的重要参与方面，而且极有可能在今后世界几大文明和解中扮演沟通使者的重要角色。儒学如能在世界多样性文化互动中从边缘回到中心，成为显学，必将给世界带来和平的福音。中国当代的儒学，已经通过引进西方文明而使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西方文明是否也需要吸收儒学和其他文明而更新自己呢？这个问题既需要西方世界的人士进一步思考，也需要东方世界的人士积极回应。原因很简单，西方文明的优点和缺点正在影响着东方和全世界。例如，西方文明积累起来的民主、科学、人权、法治、自由、平等以及公平竞争等价值理念，已经成为普世的现代文明通则，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中国目前正在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把人权正式写入宪法，强调依法行政，维护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关心和扶植社会弱势群体，贯彻科教兴国战略，鼓励学术自由和争鸣等，都是在向现代文明迈进，虽然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方向已经明确，原则已经确立。儒学也在帮助中国人认清和克服西方文明的负面成分，主要是拜金主义、暴力色情和强权政治，这些坏的东西不符合东方的文化传统，也有违现代文明的通则。西方文明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便是其核心国家在文明的实践中推行双重标准，国内是一种，国际又是一种，并且常常是对立的。以美国人津津乐道的民主、法治、人权而言，一般人都承认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人权受到较好的保护，政治上也有比较成熟的民主监督机制和选举制度（问题也不少）。但所有这些都不适用于美国的国际事务，美国可以无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条约，经常侵犯他国的主权，干涉他国的内政；非法发动侵略战争、残害他国公民、虐待他国囚犯、破坏他国家园，造成一系列人道主义灾难，却得不到监督和惩罚；它的警察在国内为了保护被劫持的人质而不敢轻易开枪，它的军队在他国以清除恐怖分子为名却可以滥杀妇女与儿童；死伤数百名美国士兵它便痛心疾首，而杀害成千上万的他国百姓它可以无动于衷，如此等等。美国在国际上的行为，看不出有丝毫的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权。于是形成西方文明自身的一个悖论：用最野蛮的手段来推广现代文明的价值。这就叫作南辕而北辙，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国人民如果支持了穷兵黩武的总统，恐怕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也要在良心上有所不安。事实上许多美国开明人士和民众已经在反思，并起来批评和抵制单边主义和国家暴力主义。他们看到霸权主义如不收敛，恐怖主义便不会止息，单靠军事打击和严密防范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人提出“软实力”的概念，认为作为大国的美国，不能只迷信“硬实力”即拥有物质力量，还要拥有道义的力量，否则便会受到孤立。例如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结果就比较顺利；而伊拉克战争，由于师出无名、残暴非义，便陷于困境，既使伊拉克人民遭受苦难，也使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提出，美国应当赢得世界的尊重，而不是遭到世界的仇视。这难道不是在印证孟子所说的“得道多助”和“失道寡助”的道理吗？西方政治家的智慧不能停留在“耀武扬威”和修建隔离墙的水平上，他们若能学一点孔子大的智慧，便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对于国家和世界都是大有益处的。看来在现代文明通则之中，除了民主、自由、科学、人权、法制、公平等价值理念之外，还必须加上东方儒学所申明的天人一体、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忠恕、诚信、礼义等价值理念，共同构成现代人类的普世性文明规则，使这些理念也像民主、科学、人权一样深入人心。这是东西方文明真正的优势互补，如大国能带头推行，则文明对话便可大行其道，世界将会走出对抗和残杀，走向祥和与繁荣。人类进入“地球村”的时代以后，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已经超出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邻为壑”的时代过去了，“风雨同舟”的时代来临了。任何一场世界性的危机和灾难，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从中得到真正的好处。人类不在团结中共荣，就会在厮杀中俱灭，所以人类要赶快觉悟。宋代大儒张载有“横渠四句”流传于世，我们把它做现代的解释，便可表达当代儒学的人文理想。“为天地立心”——人类要成为自然界的头脑，做好保护地球生态的工作，使万物的生命得到健康的发育；“为生民立命”——反对战争，消除贫困和压迫，使人类的生命与健康得到切实保证，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为往圣继绝学”——继承和发扬古圣贤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使他们的救世情怀、仁德品性、人文睿智能重放光彩，照耀人类前进的道路；“为万世开太平”——化解各种文明危机，开展文明对话，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确立新的合理的国际秩序，共同建设一个繁荣、公正、安和的新世界。这是人类努力的方向。 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儒学是不是宗教？争论了几十年。这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对接的时代条件下，话语转换中发生错位而出现的问题，中国古代并没有这个问题，或者说即使有也不尖锐。同样，儒学是否是哲学，在古代也不存在问题。中国传统国学的分类，流行的分法有“经、史、子、集”，还有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并没一种称为哲学的学问。在入世与出世的区别上，有人道与神道的提法。义理之学接近于哲学，但不等于哲学；神道接近于宗教，但不等于宗教。儒学是一个思想的大系统，一个信仰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但不能将它简单归结为哲学或伦理学或政治学或宗教，因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而以道德作为思想的太阳。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于是把儒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西方哲学一向有其深厚又相对独立的传统，其学派承接、转换、创新皆有清晰脉络可寻。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西方那样的独立哲学传统，只有整体性的思想传统和各具特色的学派。“中国哲学史”其实是中国学者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方法人为构造出来的，目的是实现与西方学术的对接，而中国历史上本没有这样一门代代相接的学问。西方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及他们特别关注的认识论问题，都不是中国理论探讨的重点。但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苏联模式下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唯物与唯心）和四大部分（宇宙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辩证法）的框架强加给中国的精神史，然后把中国的资料加以剪裁和拼接，填补到里面去，中国思想的活体硬生生地被肢解了，使得写出来的书没有中国意味，儒不像儒，佛不像佛，道不像道，更像西方哲学的中国版。我向来认为，孔子、老子是思想家，儒、佛、道三家有哲学也有宗教，还有更多的东西。因此中国哲学史应还原为中国思想史，要按照历史上固有的学派与传承及其相互关系来写中国思想史，完整地再现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禅宗的思想。当然，现代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使其变成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国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同时，我们在用西方文化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抹杀中国文化的特色，要看到中国文化的优长和特殊价值，并且用中国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形成双向诠释和中西互补。冯友兰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新原道》中阐释中国哲学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新原人》里提出四境界说，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用现代话语表现了中国精神，超越了西方哲学。按照我的理解，哲学是穷根究底之学，宗教是安身立命之教；前者的任务是从宏观上认识世界，后者的任务是确定人生信仰。在西方，这两者分得很清楚，人们从哲学里寻求把握世界的智慧，而把信仰和道德交给宗教。在中国，儒、佛、道三家都把穷根究底与安身立命结合起来了。儒学有天道天理观、心性论、人格论、伦理观、苦乐观、生死观、修身论、政治观，既有信仰价值的层面，又有制度规范的层面，也有人伦日用的层面，还有民俗文化的层面。它的人道里包含天道，天道里融摄人道，体用一如、天人相依，而以人生哲学最具特色。就解释天人关系、人人关系、心性本质而言，儒学有哲学，它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智慧。就树立人生方向、确立价值取向、追寻真理的超越性源头而言，儒学也有宗教，它在中国对道德人心的维系，相当于宗教在西方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最普及的宗教并非佛教道教，而是天祖之教和道德宗教，它的基本教义就是敬天法祖和五常之德。在今日世界范围的宗教对话和文明对话的大潮流中，儒学既可以作为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也可以作为宗教与其他宗教对话，事实上这两种对话都早已在进行之中。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儒教的中国”，儒学成了中国身份的文化标志。在香港地区有孔教，在韩国有儒教，在印尼、马来西亚有孔教会。在一个宗教影响着广大人口的国际环境里，在宗教信仰被明确表述为基本人权的氛围中，在西方将宗教等同信仰的主流意识影响下，儒学有时候获得一种宗教的身份是必要的。当然，即使儒学具有了宗教的形态，它仍然如康有为所说，是“人道教”，而非“神道教”。儒学有哲学有宗教，而又超越于二者。儒学既有哲学的深思，又有信仰的引导，它是为中华民族确立精神方向的学问，不是一般学术可比拟的。儒学的核心思想可称为“仁和之学”：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它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宽容包纳精神、理性通达精神、中和协调精神，梁漱溟将其概括为“清明安和”四个字。它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使中国绝少极端主义发生，也使得众多的思想学派和宗教，包括外来的学术和宗教，得以在中国生存与和平发展，形成中国文化多元通和的生态。儒学确有它巨大的贡献。假如儒学真是一种神道高于人道的宗教，而又长期居于意识形态主导地位，那中国便很难有如此多样又如此和谐的信仰文化。同样的道理，如果未来儒学成为主流宗教，既非中国之福，亦非儒学之福，它会异化自己，也会异化别人。我的结论：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儒学是东方式的伦理型的人学。守住人学本位，发扬人学精神，是儒学未来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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