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教授全新作品，综汇多年习读柏拉图之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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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
《王有所成》收入刘小枫教授晚近几年所作数篇习读柏拉图的札记，是在施特劳斯讲课稿的指引下阅读柏拉图的一点心得。刘小枫教授重新识读了柏拉图的数篇希腊文原典，在亲自重译的基础上，对思想史上的一些经典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理解。重点涉及的篇章包括《克力同》《理想国》《会饮》《普罗塔戈拉》等。
作者简介：
刘小枫教授（1956—），重庆人，四川外语学院文学学士，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瑞士巴塞尔大学神学博士。曾任深圳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古典学中心主任、“逸仙”讲座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刺猬的温顺》、《圣灵降临的叙事》、《重启古典诗学》、《拣尽寒枝》、《共和与经纶》等。
目录：
弁言苏格拉底与“众人的权力”——《克力同》44b5—47e4发微柏拉图笔下的佩莱坞港——《王制》开场绎读民主政制中的自由爱欲立法——《会饮》中的泡萨尼阿斯讲辞识读内敛的哲学与外显的诗——《普罗塔戈拉》中苏格拉底关于哲学和诗的戏言王有所成——关于柏拉图Politeia的汉译书名《王制》与大立法者之“德”哲人苏格拉底之死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政治事件，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史事件。由于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传世作品对这一事件的记叙，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历代思想者一直得面对的基本问题。然而，无论柏拉图还是色诺芬，都不是如今意义上的“史学家”。他们通过记叙苏格拉底之死来呈示属于哲人的基本问题，毕竟，仅仅陈述历史事件并不意味着理解事件。如果当今的史学家要重写苏格拉底之死，与柏拉图和色诺芬攀比的不可能是所谓史料，而仅仅是理解能力——苏格拉底之死考验的始终是后世之人对苏格拉底事件的理解能力。我们要对自己的理解能力有所认识，首先需要认识柏拉图和色诺芬对苏格拉底事件的理解所达到的精神高度。通过识读柏拉图在《克力同》中记叙的一段苏格拉底的临终谈话，本文力图探究我们与柏拉图在理解苏格拉底上的思想距离。
一、苏格拉底面对民主的“不义”
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制的公审法庭判处有罪，依据的是有人对他提出的两项指控：“不敬城邦神和败坏青年”。在《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起头，色诺芬用两章篇幅分别驳斥这两项指控；驳斥“不敬城邦神”指控的第一章很短，驳斥“败坏青年”指控的第二章篇幅多两倍。色诺芬是这样结尾的：
与那人控告他［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相反，他明明是在引导同伴们离弃低劣的欲望，劝勉他们欲求最美好、最伟大的德性，凭靠这种德性才能治国和齐家。（卷一，2.64）
色诺芬反驳了对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的指控，但没有否认苏格拉底劝勉青年追求治国齐家的德性——换言之，色诺芬没有否认苏格拉底搞政治。色诺芬承认，苏格拉底从事的教育是政治教育。苏格拉底并非要教育人民大众，而是仅仅教育少数人——教育他们懂得何谓“王者”的德性。用现在的话说，苏格拉底显得是要做“帝王师”。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辩时，苏格拉底承认自己的确在搞政治。他说，他觉得自己身属的城邦有如一匹高头大马，由于太大难免慵懒，需要一只牛虻来惊醒，于是忙碌奔波。但是，他始终只愿做一只私下的牛虻，从不肯置身公众之中，他知道民主的公众意味着什么（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30e1—31d1）。民主政制的法庭接受了有人对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的控罪，表明苏格拉底“私下”教育青年犯下的是政治罪。如今的我们以为，在有自由民主的地方不会有政治罪。柏拉图和色诺芬让我们看到，在民主的雅典仍然有政治罪，表明自由民主政制仍然有自己的政治敌人。在一个国家中，谁在教育青年始终是个政治问题。控告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的那些人，自己同样在通过教育搞政治。民主政治家一旦看到城邦的优秀青年被苏格拉底吸引，甚至自己的学生也被苏格拉底吸引过去，他们除了指控苏格拉底“败坏青年”别无他法。
任何指控都有可能是诬告，控告变为定罪还需要法庭的裁定。苏格拉底被判刑，关键在于民主的法庭裁定对他的控罪成立，这等于裁定苏格拉底是民主政制的敌人。这个裁定显然会让后世所有把苏格拉底视为精神楷模的人坐卧不安——尤其让如今的我们寝食难安，因为，如果我们以一个公然有违如今的普世价值的人为精神楷模，此人同样可能被判政治罪。事实上，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已经遭遇这样的不安。《回忆苏格拉底》开篇第一句是：
我常常感到惊讶，那些指控苏格拉底的人们究竟用了一些什么理由说服了雅典人，以至于据说他该当被城邦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不仅经过了合法程序，而且经过的是民主的合法程序——指控苏格拉底的那些人“说服了雅典人”。毕竟，苏格拉底虽然智性极高，却绝非与民隔绝，“相反，苏格拉底既十分贴近民人百姓，又热爱常人”（《回忆苏格拉底》，卷一，2.60）。换言之，雅典百姓对苏格拉底绝无成见。然而，人民“被说服”也有可能是“被蒙蔽”（比较《普罗塔戈拉》328e—329b）。因为，有民主政治就会有“公知”（demegorikoi），他们往往会影响“法官”的判决（《回忆苏格拉底》，卷一，2.48）。无论在民主的雅典还是如今，这样的情形绝不少见。经过民主的合法程序作出的判决，未必就是正义的判决。至少，苏格拉底并不认为民主法庭对他的判决是正义的。据色诺芬记叙，苏格拉底接到死刑判决时，他对弟子阿波罗多洛斯表明了自己对判决的态度。
一个名叫阿波罗多洛斯的当时在场，他热切地追随苏格拉底，不过此人心地单纯。他说：可是，苏格拉底，我觉得最难承受（或译：最让人生气）的是，我看到你将被不义地处死！据说，苏格拉底抚摸了一下他的头，然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最亲爱的阿波罗多洛斯哦，你宁愿看到我被正义地处死，抑或被不义地处死？这时，苏格拉底笑了。（色诺芬：《苏格拉底针对陪审团的申辩》，28）
苏格拉底以超级幽默的言辞表明，这个民主的判决是不义的判决。然而，苏格拉底对这一判决一笑付之，坦然接受。为何苏格拉底坦然接受这一不义的判决，成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问题。问题并非在于，自由民主的雅典对政治犯也判处死刑，而如今的好些法学教科书都主张“废除死刑”。苏格拉底当然懂得，死刑不仅是城邦权力的体现，更是城邦正义的体现，城邦需要通过对危害共同体生活秩序的人判处死刑来实现城邦正义。废除死刑无异于废除了城邦正义的实施，因此，苏格拉底不会像如今的法学人士那样主张“废除死刑”，即便错判的死刑落到了自己头上。苏格拉底区分了“正义地处死抑或不义地处死”，并没有由于有“不义的”死刑判决而推论出所有死刑判决都不义。
苏格拉底为何坦然接受不义的判决之所以是个政治思想史上的问题，关键在于他为何如此面对民主的“不义”。苏格拉底心里清楚，指控他的不是雅典人民，而是少数民主派知识人，雅典的民主法庭不过对少数人提出的政治指控作出了裁决——而且是在听取了苏格拉底的申辩之后作出的裁决。从而，苏格拉底面对的问题是，雅典人民是否有能力分辨少数民主派知识人提出的政治指控与苏格拉底的申辩谁对谁错。苏格拉底在法庭申辩中说，自己始终不愿意面对人民。可是，民主派知识人的政治指控使得苏格拉底不得不面对“人民”。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纪事作品中，有四篇直接涉及苏格拉底如何面对雅典人民。首先是著名的《高尔吉亚》，这篇作品记叙了苏格拉底上民主法庭之前与几位哲人私下讨论应该如何面对民主的审判。更为著名的是《苏格拉底的申辩》，我们在这篇作品中看到，苏格拉底如何面对代表全体雅典人民的陪审团。篇幅不大的《克力同》和《欧蒂德谟》记叙的是苏格拉底与作为个体的雅典人民的关系。由于其中没有谈“相论”之类的哲学问题，这两篇作品在柏拉图研究中一向受到冷落，尤其是《欧蒂德谟》。然而，如果柏拉图作品的总体性质具有政治哲学的品质，那么，这四篇作品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就是理解柏拉图所有作品的基础之一。在题为《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的自编文集中，施特劳斯从自己的大量柏拉图研究中仅仅选取了这四篇柏拉图作品，绝非偶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施特劳斯把《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克力同》放在一起来识读。要搞清苏格拉底如何面对雅典人民，就得把这四篇作品连贯起来看，这需要一部专著的篇幅。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关注《克力同》中苏格拉底与克力同的一段谈话来接近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他认为对自己的民主判决是不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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