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教授，在英美文化界被誉为“法国女权主义三女杰”之一，与伊里格瑞、西苏并称法国女性主义三位一体，其著作几乎都被翻译成英语。本书是克里斯蒂娃继《中国妇女》之后又一关于女性主义的专著，相信会获得不少女性研究转业师生和妇女问题专家的垂青和赏识。本书是文集，由作者一定时期的报刊投稿汇合而成。紧跟时代潮流，又融合了作者对女性主义问题的特殊见解，更重要的是她运用符号学分析作为工具，对历史上的女性话语和女性人物也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发。作为富有争议性的女性主义学者，尽管英美学界一再提起，作者却质疑这个称谓，并以自己的专业言论一再进行阐发，因此本书的地位就显得有为珍贵，是研究相关观点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本书简介：
本书是克里斯蒂娃继《中国妇女》之后又一关于女性主义的专著，全书以女性问题为中心，将作者自1975年至2006年间发表的25篇散论和发言稿，其中有些文章从未发表。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分别名为：“日复一日”、“肉体与精神”和“一个（众）女人（们）”。作者运用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和人类学等各种论述途径和理论角度，横跨整个法国的启蒙时期、大革命时代和当代社会，既追叙了历史上的斯塔尔夫人、德雷卡米耶夫人和夏绿蒂柯黛等伟大女性的瑰丽风采，更着重于就当代女性的时尚文化和社会问题进行解剖，主张“女性效应”和“母性功能”的积极意义，提倡女人的个体独特性和创造性。 序言自从我在新索邦大学跟随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课程以来，直到今天我们为了奥布出版社的两本书一起工作，我认识她已经多年了。当年我在她的指导下做一篇关于“洛特瑞阿蒙作品中能指的作用”的硕士论文。再见到她时，只见她的棕色长发盘成发髻，脸上带着令人宽慰的笑容，穿着外侧切口的直筒裙，挺直的长腿清晰可见。我再次听到了她清亮的嗓音，其中夹杂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异国口音。这是一个异域美人，她的阐述才华横溢，这一切凝聚成一种无法抵挡的魅力，使得男女学生们每个星期都蜂拥而来听课。这还是发生在她的一系列转变，即剪成不规则的短发、跳进精神分析学界之前的景象。我曾经建议她对正在进行创造的一些概念做一个系统研究，然后运用到对法国文学基本文本的阅读中去，比如阿尔托、马拉美或者其他作家作品。她很快表现出自始至终的好奇心，以一种礼貌和开放的态度表达了同意。于是，克里斯蒂娃式的鸡尾酒会材料上齐，这是一个智慧的女人，但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魅力，她知道，词语的激情会不知疲倦地表达在肉体的激情之上，她关心自己的自由，热情地宣称“如果一个女人有什么可以丢失的，那只能是她的锁链”；但同时，她又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特殊性，身处女权主义运动、结构主义和拉康主义以及所有精细系统的边缘，她不断地醉心于一部完美作品的搭建，既是创新的，又总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具体说来，在《独自一个女人》中思考的主题应该被从多个向度来解读。独自的（seule），一个女人可以是独一无二的，面对着自身不可化约的个别性，独自面对着孕育母性（生理上的或者智力上的）所需的那些永不疲倦的挑战和对抗；她在创造中仍然是孤独的，在她想要说出的话语中，她正是自身，也没有别的去处，远离步步追逼的人群和社区主义。这就是说，大写的女人（LAfemme）是不存在的，只要人们一思考女性的状况或者心灵时，就必须不停地用女性立场（leféminin）来取代女性气质（laféminité），以避免、并超越那些陈词滥调。“使您面对自己陌生化，使您自己陌生化”，在这个从混沌（chaos）中彰显的21世纪，面对阅读她的女人、追问自身的位置乃至前途的女人们，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反复强调着这句话。本书具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日复一日”，收集了发表在《女性》（Femme）月刊上的散篇，这本杂志已经不复存在。这些文章写于1980年代末，正值世界性的大变动之时，尤其是欧洲经历着柏林墙的倒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拥有一个专栏，取代了《女性》杂志上所谓的“情感咨询站”。她避免了情感和性的双重陷阱，转而赞颂知识和好奇心，来对抗“享受一切”这一消费式的致死命令；她为拥有忧伤的权利而辩护，一再重申对“差异崇拜”的怀疑。“差异崇拜”（cultedeladifférance）这一20世纪末的新教条主义，来自于恐怖主义谋杀中流淌的血河和颠沛流离，至今仍然在电视荧屏上演，反复诉说着它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亏欠，这一自由的练习，这种对话语无可替代的练习，以反对流行于世的精神懈怠，开启了通向他者（Autre）之路。这些文章所指向的女人们尽管自诩拥有经济和性生活上的独立，却无法规避思考，无法摆脱对当代模范女性的怀疑——这些模范正是当代新奴役范式的代表——对这些平滑且性能良好的 “机器们”，必须传授谈话的艺术和对存在裂缝的接受。 第二个维度，“肉体与精神”，汇聚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几位杰出女性的素描，克里斯蒂娃从未停止对这一启蒙时期的思考。一方面，既是对这几位特殊的精神女性和引诱者（sédutrice）的特点分析，另一方面，也是对某种绝对形式的探寻，她们的政治斗争接近于对自身的牺牲和付出，甚至是恐怖演习，却能变成母性激情（passion maternelle）的一个化身。 第三个维度，“一个（无数个）女人（们）”，则是作为根基的理论投入。这些文章有些散落不见，具有多声调、多义的风格，分期发表于1970年代直至最近的《GRIF手册》（CahiersduGRIF），表达了克里斯蒂娃思想的多样形态。1975年，在女权主义取得全面胜利的时代，在完全承认这一运动的历史功绩之时，她剖析了“女性身份”所谓的前提，立足于社会和经济的立场和象征的立场上，她首先强调了女性的创造功能，她用符号学的术语来加以阐述，因为这一话语系统承诺不去压抑与原始母亲的联系。她庄严地警告，要提防对政治权利的阳具式认同，提防将文化生产加以性化、以逃避一切分门别类的倾向。她对爱情的塑形和囚禁能力充满好奇，这些“自己身上的他者”，还有贝居安会修女们（béguines）和她们的内院，她们不知疲倦地围绕耶稣的形象添上细腻感人的颂诗——这些神秘冲动的隐喻为了存在殚精竭虑。 最后，作品凭借一个庄严的宣告结束：暂时站在性别战争之外的必要性。因为谈论女人，也就是谈论男人；因为在此期间，“9·11”作为第二次世界性的爆炸事件出现了，对此人们将不停地反思它的源头和冲击波。 那现在，如今呢？如今，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是否变成了一个可供教导的模范？奖励和礼遇纷至沓来。国家残疾委员会主席，2004年挪威议会创立的第一届霍尔堡奖（prixHolberg），以树立诺贝尔奖缺失的人文科学奖项，2006年的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奖获得者（prixHannachArendt），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委员，大西洋两岸大学座谈协会……通过不断地转变和进化，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懂得如何挫败社会表象的自恋式陷阱。这说明，关键就在别处。或者说，她献给阿维拉的苔蕾莎（Thérèsed’Avila）和神秘之爱的大部头概论，通过赋予我们新的思考方式，这一全部爱的融合，为我们保留了这一美丽精神所拥有的耀眼惊奇之一。 玛丽-克里斯蒂娜·纳瓦罗（Marie-ChristineNavarro） 记者、作家和教授 巴黎美国大学（l’universitéaméricainede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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