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南宋王灼《碧鸡漫志》是一部有关词学的理论专著。该书论述了词乐缘起、部分宋人词作以及重要词调的本事，其中尤以论述词乐缘起的内容备受学术界的重视。《碧鸡漫志校正》是从文献角度对本书的重新整理。在校勘上，作者几乎搜罗了现存所有版本和引用文献进行汇校，同时对一些重要的词汇和概念做了笺注。此次修订重版，作者吸收了十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和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使该书的体例更加合理，内容更加丰富充实。
作者简介：
岳珍，女，1971年生，现任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主要侧重在词学和文献整理方面。已经出版的著作有《词体起源研究》、《碧鸡漫志校正》（该书获2003年“夏承焘词学研究”二等奖）、《音乐与文献论集》、《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合著）。
目录：
目録
前言
凡例
碧雞漫志序王灼
卷一
一·一歌曲所起
目録前言凡例碧雞漫志序王灼卷一一·一歌曲所起一·二歌詞之變一·三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一·四漢初古俗猶在一·五荆軻易水歌一·六古音古辭亡缺一·七自漢至唐所存之曲一·八晉以來歌曲一·九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一·一〇元微之分詩與樂府作兩科一·一一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一·一二論雅鄭所分一·一三歌曲拍節乃自然之度數卷二二·一四唐末五代樂章可喜二·一五唐昭宗詞二·一六各家詞短長二·一七樂章集淺近卑俗二·一八東坡指出向上一路二·一九歐詞集自作者三之一二·二〇小山詞一王灼生平
王灼（一一〇五——一一八一後），字晦叔，號頤堂，自稱山王，時稱王撫幹。四川遂寧小溪人。《宋史》無傳，傳世文獻未見其碑誌墓銘，王灼的生平行跡主要見于本人文集以及宋、元筆記等史料。
王灼曾于靖康元年（一一二六）赴成都參加鄉試，當年冬又赴汴京，準備來年春天的省試。由于靖康之變，這次省試被臨時取消，王灼希望通過考試進入仕途的願望破滅。此後他未再應試，通過入幕的方式進入仕途。
前言一王灼生平王灼（一一〇五——一一八一後），字晦叔，號頤堂，自稱山王，時稱王撫幹。四川遂寧小溪人。《宋史》無傳，傳世文獻未見其碑誌墓銘，王灼的生平行跡主要見于本人文集以及宋、元筆記等史料。王灼曾于靖康元年（一一二六）赴成都參加鄉試，當年冬又赴汴京，準備來年春天的省試。由于靖康之變，這次省試被臨時取消，王灼希望通過考試進入仕途的願望破滅。此後他未再應試，通過入幕的方式進入仕途。王灼晚年作有《再次韻》詩，其云：“我亦老將死，何苦逐昏醉。歸從浮圖師，了此一大事。試問八督州，何如三入寺。”“督州”即督領州郡，爲太守之任。不过宋代使府參佐常常攝領州郡，此處即以“督州”稱使府幕僚。所謂“八督州”，即八次參佐使府。王灼一生爲人幕僚，計有：建炎元年入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呂好問幕府、紹興三年冬至六年間入綿州沿邊安撫使劉錡幕府（今四川綿陽）、紹興八年到十二年間入夔州鈐轄安撫使馮康國幕府、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何麒幕府（今重慶奉節）、紹興十二年至十四年間入樓炤兩浙東路安撫使幕府（今浙江紹興）、紹興十五年底至十七年初入四川總領司趙不棄幕府（成都）、紹興三十二年入李師顏幕府（漢中）、淳熙二年入范成大幕府（成都）。前後總計正好八次。“八督州”是王灼對自己一生仕途的總結。生活在宋、金長期交戰時代的王灼，始終堅持抗擊金人、收復國土的立場，畢生從事抗戰恢復活動。他入幕供職的地點大多選擇在川陝、夔州、江南等地，這些均爲宋、金對抗的戰略要地。王灼追隨的幕主也多爲主戰派人物或名將。他的第一位幕主呂好問，是在國家存亡關頭最早向高宗皇帝通款勸進的人物；劉錡爲抗戰名將；馮康國爲抗戰名將張浚部下；何麒爲抗戰名將李綱部屬；李師顏爲抗戰名將吳璘部將。此外，王灼一生交遊亦多爲抗戰人士。如張浚，王灼曾爲張浚墨題銘云“立言追聖學，籌筆活蒼生”，銘文從墨之功用立言，寓意恢復。如李時雨（字彥澤），李時雨曾于建炎初上書乞選立宗子係屬人心，在國難之際首建立儲之議，可見其膽略。李時雨又曾經向王灼請求《衛公兵法》，王灼賦詩寄語云：“學成出去清胡塵，莫道儒生不能武。”（《李彥澤從余求衞公兵法》）王灼還極力推崇和標榜民間湧現的抗戰英雄。建炎年間，民間人士李彥仙組織軍隊抗擊金人，勇戰死國，王灼爲之立傳，“具表上進”，希望其捐軀報國的精神可以激勵全民族抗戰。毋庸諱言，王灼與秦檜及其黨羽亦有牽連。他有《投秦太師》詩云“今代堂堂有魏公”、“繞木驚烏棲未定”，冀求秦檜汲引。他所從事的幕主中，樓炤和趙不棄爲檜黨人物。趙不棄還爲王灼《頤堂集》作序，可見兩人關係。王灼現存《送胡康老》詩二首，爲送別胡世將作，而胡世將也被視爲檜黨。不過，從現有史料看，王灼在與這些人的交往中沒有過分的言行。另一方面，檜黨中人也不能一概而論。如趙不棄，其任四川總領司期間頗能體恤民生。如胡世將，他曾作《酹江月》詞，其序云：“秋夕興元使院作，用東坡赤壁韻。”詞云：“神州沈陸，問誰是、一范一韓人物。北望長安應不見，抛却關西半壁。塞馬晨嘶，胡笳夕引，贏得頭如雪。三秦往事，只數漢家三傑。試看百二山河，柰君門萬里，六師不發（原注：朝議主和）。閫外何人回首處，鐵騎千羣都滅（原注：富平之敗）。拜將臺欹，懷賢閣杳，空指衝冠髮。欄杆拍遍，獨對中天明月。”其憂患、無柰、激憤之情，即使比之辛棄疾也毫不遜色。胡世將又論戰守之策云：“外固和親之形，内修守禦之備。”（《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十一）與主和派形同而實異。而王灼送胡世將詩云：“一見武功天，騰踏當有遭”、“誰人念恢復，此事付英髦”，深深寄寓抗戰恢復之重望。建炎年間，青年王灼流落江南，賦詩言志云“青萍三尺將生銹，憤氣崢嶸只自降”（《次韻許唐臣丈》）、“學成出去清胡塵，莫道儒生不能武”（《李彥澤從余求衞公兵法》）。淳熙二年(一一七五)，王灼七十一歲，賦詩言志云“公掃河朔塵，請飛聊城檄。公蹀定襄血，請勒燕然石”（《范漕生日》）。大約在淳熙八年（一一八一），王灼在七十七歲時又賦詩言志云：“我亦老將死，何苦逐昏醉。歸從浮圖師，了此一大事。試問八督州，何如三入寺。”（《再次韻》）雖然意志消沉，言語之間卻仍然是憤氣難泯，難掩憂國憂民之心。《再次韻》是今存可考的王灼的最後一首詩，不久後王灼即離開人世，走完了他的抗戰生涯。二《碧雞漫志》的詞統思想在王灼的所有著述中，詞學著作《碧雞漫志》對後世的影響最大。該書以“漫志”爲名，自序又稱“信筆所記”，似爲隨筆。但今天的學術界一般認爲：《碧雞漫志》初爲即興隨筆之積累，經過整理補充，成爲宋代第一部有系統的論詞專著（顧易生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六一二頁）。從全書的内在邏輯來看，這一認識總體上可以成立。該書涉及的内容儘管廣泛，但均圍繞詞的發展方向問題通論古今。詞的發展方向是南宋初年詞壇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王灼寫作《碧雞漫志》時候的詞壇，已經發生了若干變化。紹興十一年，宋、金达成和議，暫時結束了靖康之難以來的戰爭狀態。十二年，朝廷解除樂禁，又結束了持續十六年之久的禁樂生活。這給詞壇帶來了新的发展机會，宋詞進入了創作、欣賞和理論建設的復興時期。這時候，唐五代以來形成的《花間》本色觀念仍然居于主導地位，王灼在《碧雞漫志》中概括這種情況說：“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另一方面，面對南宋初年外族入侵、國破家亡的現實，理論界開始批判《花間》詞風、推崇蘇軾詞風，認爲蘇詞蘊含的審美精神與救亡圖存的時代精神相通，代表了詞的發展方向。王灼的《碧雞漫志》就是這一理論思潮的產物。在該著中，王灼爲宋詞建立了一個新的歌詞統緒，以之抗衡當時流行的《花間》“本色”觀念，以證明蘇軾詞的“本色”性質，爲蘇詞的方向性意義提供理論依據。王灼的歌詞統緒思想，筆者概括爲“詞統”。《碧雞漫志》全書開宗明義，在第一卷的前數條中，集中援引《尚書·舜典》、《論語·微子》、《詩經·大序》、《禮記·樂記》、《孔子家語·辯樂解》等儒家典籍有關歌詞的論述，討論歌詞所當具備的體性本色、歌詞的創作原理及其功能作用等問題。他指出，歌詞皆生于人心，人心實爲歌詞之本体。構成歌曲的各項要素在創作上有自然不變的順序，即心、詩、歌、聲律。這种順序總爲一言，就是“本之情性，稽之度數”。歌詞所表達的“情性”是有節制、受約束的，即“發乎情，止乎禮儀”。“情性”是歌詞的本體、本色，是實現其審美價值的根本要素。凡表達真情性者皆美、皆合自然之音律，皆能感動人心、諷上化下。以上述理論爲基礎，王灼勾勒了歌詞的統緒：宋詞始發于古歌，古歌的典範和代表是《詩經》；《詩經》傳至古樂府，荆軻等是其傳人；《詩經》的傳統在宋詞這個階段，其傳人是蘇軾。這樣一來，王灼從歌詞本體、本色、起源、創作原理、審美價值以及作家傳人等方面建立起從《詩經》到蘇軾的完整的宋詞統緒。爲了説明《詩經》爲詞統的發端，王灼特別強調《詩》之合樂可歌性。王灼指出，“《詩》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效耳。”《詩經》之所以具有感動人心、諷喻教化等功能，正在于它的歌曲身份。音樂的美感是《詩》實現各種功能的唯一途徑。爲了更加強調《詩》的音樂性質，王灼引經據典，回顧了《詩經》演唱家們的形象。他們技藝精湛，深通音樂風格與時代人心的關係，他們操守高潔，是一群傑出的藝術家。王灼對《詩經》歌曲本質的重申和強調，使《詩經》的詞統發端地位得到明確，也爲後世歌詞樹立了至高無上的本色標準。王灼指出，蘇軾是詞統在宋代的傳人。他強調蘇詞的兩個特點：真情和崇高。他說：“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又說：“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蘇詞風格崇高，這可以説是宋人的共同感受。如黃庭堅說蘇詞“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山谷集》卷二十六《跋東坡樂府》），胡寅說：蘇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酒邊集序》），等等。這些評論，包括王灼在內，偏重感悟和直覺。從美學理論看，合于“崇高”這種審美類型。王灼曾概括《詩經》的特點云：“本之情性”，“動天地，感鬼神”，前者即真情，後者即崇高。《詩經》作爲歌詞的發端，其真情與崇高就是它爲後世樹立的歌詞本色標準。蘇軾作爲《詩經》統緒在宋代的傳人，他的詞作正是傳承了歌詞的本色。王灼指出蘇詞的特點，辨明其本色意義，爲蘇軾“指出向上一路”的詞學命題提供了極具權威性的理論基礎，從而有説服力地論證了蘇軾詞的方向性意義。宋人一直努力爲宋詞建立傳統。在王灼之前，宋人對于詞提出過兩個統緒：一個是《花間集》，另一個是詩。《花間集》這個詞統是中晚唐以來自然形成的，一向具有權威地位。“詩”這個詞統應該是蘇軾首先提出來的，他說：“微詞宛轉，蓋詩之裔。”（《祭張子野文》）南宋初期的朱弁評論說：“東坡以詞曲爲詩之苗裔，其言良是。”（《風月堂詩話》上）同時的鄭剛中亦云：“長短句亦詩也。詩有節奏，昔人或長短其句而歌之，被酒不平，謳吟慷慨，亦足以發胸中之微隱。”（《烏有篇序》）蘇軾等人所謂的“詩”，是指詩歌這种文體，而不是《詩經》，所以王灼的思想與蘇軾是有區別的。北宋明確憑藉《詩經》論詞者有黃裳，他以《詩》之“六義”比喻自己的詞作（《演山居士新詞序》，參見顧易生《宋金元文學批評史》第五九三頁），但黃裳所論僅限于個人好尚，無關乎文體本色及統緒問題。王灼時代亦有以《詩經》論詞者，如鮦陽居士，他在《復雅歌詞序》中遍數歷代歌詞：《詩經》，古樂府，開元、天寶以來的歌詞，指出它們各有自己之聲律，而宋代歌詞所祖者則爲開元、天寶之歌詞。顯然，這仍然是《花間》詞統的論調。所以說，王灼的《詩經》詞統說在宋代詞論中是一個新的理論學說。王灼的詞統思想可能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是他本人的生活經歷。王灼是在擔任四川總領司趙不棄幕僚時寫作《碧雞漫志》的，此時的王灼，先是親歷了靖康年間國破家亡、個人理想破滅的慘痛，隨後又有十多年“水浮陸走者萬里”、“險阻艱難之備嘗”（《謝交割啓》）的從政經歷，因此對時代與文學藝術的關係有不同于太平年代的認識，正是這些認識影響他形成了新的詞統思想。另一方面是前人思想的影響。王安石曾經說：“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却是永依聲也。”（《侯鯖録》卷七）《碧雞漫志》首卷首條有“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甚矣”之論，與荆公思想有幾分相似。蘇軾以詩爲詞，亦以詩論詞，持詩詞同源觀點。王灼儘管極爲推崇蘇軾詞，但是通觀《碧雞漫志》全書，他對蘇軾的詞學思想卻隻字未提。據此推測，他可能不認同蘇軾的詞學思想。不過應該看到，王灼詞統思想的本色觀念等與蘇軾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們唯一的不同是，王灼特別重視和強調詞的音樂性，并且選擇了儒家經典歌曲《詩經》作爲詞的發端，在這個詞統下來重申蘇軾的詞學主張。所以我们或者可以認爲，王灼的《詩經》統緒説是對蘇軾詩詞同源理論的修正。王灼之後，《詩經》統緒說漸次流行，如張鎡的《梅溪詞序》“稱詞爲《詩經》樂府之變體”（參見顧易生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第六六四頁）。又如戴表元《余景游樂府編序》云：“《國風》、《雅》、《頌》，古人所以被弦歌而薦郊廟……此樂府之所由濫觴也。”（《剡源文集》卷九）大約都有王灼詞統思想的影響。三本次修訂古籍整理要做兩件基本事情：一是通過版本校勘整理出盡可能可靠的文字定本；一是通過現代標點盡可能準確地傳達文本旨意。現代學術界對《碧雞漫志》的整理始于二十世紀前期，通行的整理本主要有《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和《詞話叢編》本。這兩個本子所做的工作側重在現代標點方面，雖有少量校勘，卻沒有做版本校。二〇〇〇年，拙著《碧雞漫志校正》有幸面世。該著側重版本匯校，當時用了四個五卷本和九個一卷本，總共十三個校本，可以算是竭澤而漁了。此前，學術界對《碧雞漫志》的文字間有存疑，如《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和《詞話叢編》本，它們對底本中個別有疑問的文字作過他校或者理校。其中不少條目得到筆者的版本校的印證，説明版本校的必要性和價值。《校正》初版還附録了王灼行年考，而標點則主要參用《詞話叢編》本。不過，初版的《碧雞漫志校正》在校勘、標點以及王灼行年考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本次修訂即旨在解決這些問題。下面分別詳述本次修訂情況。一、校勘問題。校勘所依據的版本資料，初版基本匯集完整。本次修訂的重點是審核異文的取捨是否得當，對其中錯誤的或不恰當之處予以訂正。比如卷二“莫少虛詞”條，該條討論《水調歌頭》（瑤草一何碧）的作者。《校正》所用底本是知不足齋本，該本作“世傳爲魯直于建炎初見石耆翁言此莫少虛作也”，當時標點爲：“世傳爲魯直于建炎初見石耆翁，言此莫少虛作也。”黃庭堅卒于北宋徽宗崇寧四年（一一〇五），建炎年間早已不在人世，這段標點顯然存在常識性錯誤，問題出在“于”字上。在《碧雞漫志》的現存版本中，“于”字，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予”。可見知不足齋本作“于”當屬形訛。筆者在初版中卻採用“于”字、指“予”爲訛字。初版一印出，筆者即有所意識，曾撰文談到這一點（見《〈碧雞漫志〉的校改及其價值》，《天府新論》二〇〇一年第六期）。本次修訂，即據天一閣本等將“于”訂正作“予”，同時標點也改爲：“世傳爲魯直，予建炎初見石耆翁，言此莫少虛作也。”宋人洪邁《夷堅支志》壬集卷七“莫少虚詞”條撮録了王灼這段文字：“舊時《水調歌》一曲，其首章云：‘瑶草一何碧……’，以爲黃公魯直所作。蜀人石耆翁言：此莫將少虛壯年詞也。能道其詳。見王晦叔《頤堂集》。”進一步證明了當據天一閣本等把底本的“于”校改作“予”。再如“閒”、“間”、“閑”三字的選擇。“閒”與“間”、“閑”是古今字。“閒”爲本字，後來分爲兩音兩義，即“間”與“閑”，是爲今字（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在古籍中，“閒”字常與“間”、“閑”雜用。《碧雞漫志》也是如此，而且各種版本用字又有不同：天一閣本統一用今字，即“間”、“閑”二字；知不足齋本統一用古字，即“閒”字；《詞話叢編》本兼用古今字，即“閒”、“間”二字。其中天一閣本的用字最善。首先，宋乾道本《頤堂集》即統一用“間”、“閑”字，天一閣本與之一致，當最接近王灼文字原貌；其次，“閒”字兩分爲“間”、“閑”，音、義兩方面都最直截了當，沒有歧義。所以應選擇天一閣本的文字。而《校正》初版在這方面注意不夠，用字有些混雜。這雖然不能說是錯誤，但多少會影響文意的表達。本次修訂即依天一閣本統一訂正全書的用字。二、標點問題。本次修訂主要糾正了一些具體的標點錯誤。比如卷三“六幺”條：“而舞築毬《六幺》，至花十八益奇。”其曲名標點錯誤。本句中的曲名不當作“六幺”，而當作“築毬六幺”。蘇軾《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再用前韻》詩云“連娟六幺趁蹋鞠”，王十朋引趙次公注云：“‘蹋鞠’字岀《衛青傳》，今之蹴鞠也。於《六幺》言之，則舞有《蹴鞠六幺》也。”江少虞《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二“蹴鞠”條云“蹴鞠……亦謂爲築毬”，那麽《蹴鞠六幺》就是《築毬六幺》了。范成大《酒邊二絶》之二云：“日長繡倦酒紅潮，閒束羅巾理六幺。新樣築毬花十八，丁寧小玉慢吹簫。”描寫演奏《築毬六幺》之“花十八”這段音樂的情景，正是王灼所云者。在《碧雞漫志》“六幺”條後段文字中，王灼比較了《六幺》與《築毬六幺》兩曲之花十八的區別：前者之“花十八”“曲節抑揚可喜”；後者之“花十八”則“益奇”，更爲變化多端、新奇動人。這些材料足可以證明《六幺》與《築毬六幺》是兩支樂曲。所以修訂本將原標點“舞築毬《六幺》”訂正爲“舞《築毬六幺》”。再比如卷五“西河長命女”條：“又別出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古。”這裏有個“慢”字，它是代表詞樂類型的術語，爲宋詞引、序、慢、近、令等詞樂類型之一。詞調的標準名稱通常是曲名加曲式名，例如姜夔詞《長亭怨慢》。所以這個“慢”字應該跟在樂曲名後面。筆者初版標點爲：“又別出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古。”“慢”字錯斷屬下句。修訂本訂正爲：“又別出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古。”再如《碧雞漫志》中的“詩”字，幾乎貫穿全書，統攝王灼的詞學思想。但這個字在書中或爲專用名詞，指《詩經》，或爲一般名詞，指文體。稱“《詩》”或稱“詩”，表達的思想完全不同。蓋宋人論詞，或以《花間》爲其源，或以“詩”爲其源，王灼獨最早以《詩經》爲其源。所以說，“詩”字有無書名號至關重要。但如此重要的差別筆者過去卻沒有注意到。本次再版對“詩”與“《詩》”細加辨析，凡屬後者一律增補書名號。標點符號有了這樣的分別，方能闡發幽微，彰顯王灼詞學思想的特點。此外，本次修訂還試圖嘗試新的標點風格。修訂本以現代漢語語法結構規範為基本斷句標準，必要兼顧古代漢語語音和文氣的停頓節奏。本次修訂參考了《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和《詞話叢編》本的標點，而凡有特殊採納之處則予以注明。三、王灼簡譜。修訂本將初版的《王灼行年考》改爲《王灼簡譜》，新增王灼作品輯佚和全部作品的編年；對王灼的生卒年作了補考；進一步勾勒了王灼一生“八督州”的經歷，其中包括王灼與秦檜的關係，包括學術界十分有興趣卻始終沒有找到綫索的王灼入佐總幕的經歷以及《郡齋》所謂“趙公爲之序”的“趙公”其人，對于趙公序的内容也作了合理推測。有關王灼生平的這些新内容將會有助于我們了解和認識生活在國家危亡關頭的南宋初期中下層士大夫階層的人生狀態，有助于從時代背景和作者人生道路的角度認知《碧雞漫志》的詞學思想。拙著能夠以現在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緣于人民文學出版社李俊先生的再版提議。在修訂出版過程中，葛雲波先生專門告知《碧雞漫志》近期研究情況的綫索，提醒筆者注意。李俊先生對《碧雞漫志》修訂中的諸多專業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謹以此書致以誠摯的謝意。岳珍二〇一五年武漢凡例凡例一、底本採用《知不足齋叢書》本《碧雞漫志》五卷（清乾隆四十四年鮑廷博刊），簡稱“底本”。所用校本有：（一）元陶宗儀《說郛》本《碧雞漫志》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說郛〉三種》），簡稱“陶宗儀本”。（二）明吳寬叢書堂手抄陶宗儀《說郛》本《碧雞漫志》一卷（今人傅增湘手校其異文于《知不足齋叢書》本上，本書轉録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傅氏校本校語），簡稱“傅校”。（三）明正德祝允明手抄本《碧雞漫志》三卷（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簡稱“祝抄本”。（四）明陶珽《說郛》本《碧雞漫志》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說郛〉三種》），簡稱“陶珽本”。（五）明鍾人傑、張遂辰《唐宋叢書》本《碧雞漫志》一卷（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明經德堂刻本），簡稱“唐宋叢書本”。（六）明天一閣藏手抄本《碧雞漫志》五卷（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簡稱“天一閣本”。（七）明汲古閣藏手抄本《碧雞漫志》五卷（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簡稱“汲古閣本”。（八）錢曾家藏舊本《碧雞漫志》一卷（錢曾手校其異文在汲古閣抄本上，本書轉録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錢氏校本校語），簡稱“錢校”。（九）《古今圖書集成》本《碧雞漫志》一卷（巴蜀書社影印本），簡稱“集成本”。（十）《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陶珽《說郛》本《碧雞漫志》一卷（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本），簡稱“四庫《說郛》本”。（十一）《四庫全書》“集部·詞典類”《碧雞漫志》一卷（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本），簡稱“四庫本”。（十二）清曹溶《學海類編》本《碧雞漫志》一卷（民國九年上海涵芬樓影印六安晁氏聚珍版），簡稱“學海本”。（十三）唐圭璋《詞話叢編》本《碧雞漫志》五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修訂本），簡稱“詞話叢編本”。二、主要校勘原則：（一）底本錯誤，校本不誤，出校并校改底本原文。（二）底本不誤，校本有異文，選擇出校異文，不改底本原文。（三）底本中明顯的形訛字如已、己、巳等，徑改不出校。（四）底本、校本均明顯錯誤，參校相關史料文獻，出校説明并校改底本原文。（五）《碧雞漫志》作者所避宋諱不回改，出校説明；後代傳刻版本所避時諱一律回改，于首見處出校說明；後代傳刻版本因避時諱而闕筆者，直接補足筆劃，不出校。（六）通假字、古今字、正俗字等異體字酌情出校說明。（七）所用各本正文間原有的夾注移入校語保留。三、本書所用底本各條無條目。陶宗儀本有條目。《詞話叢編》本以陶宗儀一卷本條目爲基礎，增擬補足了其他部分的條目。本書主要採用《詞話叢編》本所擬條目，重擬了個別條目。本書在各條條目前增編序號，序號的前部分爲卷次，後部分爲條次。全書條次統一編排。卷三三·三七霓裳羽衣曲〔一〕《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二〕，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三〕。予又考唐史《突厥傳》〔四〕，開元間，涼州都督楊敬述爲暾欲谷所敗〔五〕，白衣檢校涼州事〔六〕。樂天、鄭愚之說是也〔七〕。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八〕。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云〔九〕：“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叠參差，霞衣競搖曳〔一〇〕。”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落〔一一〕。”劉詩謂明皇望女几山，持志求仙，故退作此曲。當時詩今無傳，疑是西涼獻曲之後，明皇三鄉眺望，發興求仙，因以名曲。“忽乘白雲去，空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李詩謂明皇厭梨園舊曲，故有此新製。元詩謂明皇作此曲多新態，霓裳羽衣非人間服，故號天落〔一二〕。然元指爲法曲，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又知其爲法曲一類也〔一三〕。夫西涼既獻此曲〔一四〕，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是知爲西涼創作〔一五〕，明皇潤色者也〔一六〕。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中使輔璆琳宣進止〔一七〕，令于太常寺刊石〔一八〕。內黃鍾商《婆羅門》曲改爲《霓裳羽衣》曲。”《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聲調脗合〔一九〕。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惟西涼進《婆羅門》曲，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最明白無疑〔二〇〕。《異人録》云：“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游月中，見一大宮府，牓曰‘廣寒清虛之府’。兵衛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超煙霧中，下視玉城，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素娥十餘人舞笑于廣庭大桂樹下〔二一〕，樂音嘈雜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曲。”《逸史》云：“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宮中翫月，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爲銀橋。與帝升橋，寒氣侵人，遂至月宮。女仙數百，素練霓衣〔二二〕，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音，歸作《霓裳羽衣》曲。”《鹿革事類》云：“八月望夜，葉法善與明皇游月宮，聆月中天樂。問曲名，曰《紫雲回》。默記其聲，歸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此三家者皆誌明皇游月宮〔二三〕。其一申天師同游〔二四〕，初不得曲名。其一羅公遠同游，得今曲名。其一葉法善同游，得《紫雲回》曲名，歸易之〔二五〕。雖大同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據。杜牧之《華清宮》詩：“月聞仙曲調，霓作舞衣裳。”詩家搜奇入句〔二六〕，非決然信之也。又有甚者，《開元傳信記》云：“帝夢游月宮，聞樂聲〔二七〕，記其曲，名《紫雲回》。”《楊妃外傳》云：“上夢仙子十餘輩，各執樂器，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今授陛下。’”《明皇雜録》及《仙傳拾遺》云：“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二八〕，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幽怪録》云：“開元正月望夜〔二九〕，帝欲與葉天師觀廣陵〔三〇〕。俄，虹橋起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從〔三一〕。頃之，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令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三二〕，乃回。後廣陵奏：‘上元夜仙人乘雲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羽衣》曲而去〔三三〕。’上大悅。”唐人喜言開元、天寶事，而荒誕相凌奪如此〔三四〕。將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絛《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涼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自龜茲致〔三五〕。而龜茲聽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全章餘亦未見〔三六〕。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于龜茲〔三七〕？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及唐人諸集、諸家小說〔三八〕，楊太真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爲置七寶避風臺事戲妃曰〔三九〕：“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颻錦袍暖〔四〇〕，春風蕩漾霓裳翻。”又云：“天閣沈沈夜未央〔四一〕，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分散後〔四二〕，驪宮無復聽《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南宮，遷于西宮。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間作此舞〔四三〕。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衣》曲，綿茲喪亂〔四四〕，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四五〕，去彼淫繁，定其缺墜〔四六〕。”蓋唐末始不全〔四七〕。《蜀檮杌》稱：“三月上巳，王衍宴怡神亭。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決非開元全章。《洞微志》稱〔四八〕：“五代時〔四九〕，齊州章丘北村任六郎〔五〇〕，愛讀道書〔五一〕，好湯餅，得犯天麥毒疾。多唱異曲。八月望夜，待月私第，六郎執板大譟一曲。有水烏野雀數百集其舍屋傾聽。自道曰〔五二〕：‘此即昔人《霓裳羽衣》者。’衆請于何得，笑而不荅〔五三〕。”既得之邪疾，使此聲果傳，亦未足信。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鍾商，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爲黃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音》二曲〔五四〕，此其遺聲。”《瀛府》屬黃鍾宮，《獻仙音》屬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爲法曲，而《瀛府》、《獻仙音》爲法曲中遺聲，今合兩個宮調作《霓裳羽衣》一曲遺聲〔五五〕，亦太疏矣。《筆談》云：“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五六〕，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五七〕，《獻仙音》乃小石調爾。”又《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五八〕，鈞容樂工任守澄以爲非是〔五九〕，別依法曲造成〔六〇〕。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後云〔六一〕：‘法曲雖精，莫近《望瀛》。’”予謂《筆談》知《獻仙音》非是〔六二〕，乃指爲道調法曲，則無所著見。獨《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雜志》謂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知非逍遙樓楣上橫書耶？今并任守澄譜皆不傳。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遞相攙，擊擫彈吹聲邐迤。”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六三〕。”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曡，前六曡無拍，至第七曡方謂之曡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乎？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因石曼卿取作傳踏，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帥曾端伯增損其辭爲勾遣隊口號〔六四〕，亦云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黃鍾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州守山東人王平〔六五〕，詞學華贍，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六六〕，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一段〔六七〕，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攧〔六八〕、入破、虛催、衮、實催、衮、歇拍、殺衮。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又，唐史稱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曡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予嘗笑之，《霓裳》第一至第六曡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圖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六曡以無拍，故不舞。又畫師于樂器上，或吹或彈，止能畫一個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孔緯拜官教坊，優伶求利市，緯呼使前，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諸伶大笑。此與畫圖上定曲名何異？【校記】〔一〕此條條目爲陶宗儀本原題。〔二〕忠，底本作“述”，陶宗儀本、陶珽本、唐宋叢書本、錢校、集成本、四庫《說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同；傅校、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忠”；祝抄本作“中”。按：《新唐書·禮樂志》載：“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王灼此段文字明引“唐史”，則王灼原文應作“楊敬忠”。今據傅校校改。唐人有關河西獻《霓裳羽衣》曲的記載主要有以下兩家：一，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楊氏創聲君造譜”句下自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楊敬述造。”二，鄭嵎《津陽門詩》：“却到人間迷是非”句下自注：“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曲作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法曲。”兩家均作“敬述”。楊敬述爲河西節度使在玄宗開元四年(七一六)正月二日，見《唐大詔令集》卷一三○蘇頲《命薛訥等與九姓共伐默啜制》。至開元九年，其職務被郭知運取代，見《通鑑》。《通鑑》又載，開元十一年張敬忠爲河西節度使。據以上材料，開元年間的河西節度使有“楊敬述”、“張敬忠”，但是沒有“楊敬忠”。《新唐書·禮樂志》誤“楊敬述”爲“楊敬忠”，很可能是混淆了兩屆河西節度使的名字。王灼本段文字先引《新唐書·禮樂志》有關“楊敬忠”的記載，再引白居易、鄭愚以及《新唐書·突厥傳》有關“楊敬述”的記載，考定進獻《霓裳羽衣》的河西節度使應該是“楊敬述”，從而得出“樂天、鄭愚之說是也”的結論。這段文字的目的是考辨，所以，其“忠”字不能改正爲“述”字。〔三〕“愚”下底本注：“案‘鄭愚’當作‘鄭嵎’，下同。”按：現存諸本均作“鄭愚”，無異文。《津陽門詩》的作者，宋代文獻多著録作“鄭嵎”。《新唐書·藝文志四》：“鄭嵎《津陽門詩》一卷。”《郡齋讀書志》卷四中、《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九均作“鄭嵎”。《唐詩紀事》卷六二“鄭嵎”條引《津陽門詩序》：“開成中，嵎常得羣書”，又：“復爲嵎道承平故實。”據此，似作“嵎”字是。但王灼此處作“愚”亦非孤證。《樂府詩集》卷五十六《霓裳辭十首》解題引《津陽門詩序》文字，即作“鄭愚”。鄭嵎生平不詳，《郡齋讀書志》卷四中：“唐鄭嵎，字賓光，大中五年進士。”又《津陽門詩序》云：“開成中，嵎常得羣書，下帷于石甕僧寺。”據詩注：“石甕寺，開元中以創造華清宮餘材修繕。”其地當在華清宮附近。據此，知鄭嵎開成間曾讀書于長安城郊。詩序又云：“今年冬自虢而來。”詩中又云：“湟中土地昔湮沒，昨日收復無瘡痍。”據《唐書》、《通鑑》，張義潮以河湟十一州歸唐在宣宗大中五年十月。換言之，鄭嵎于大中五年冬仍活動在長安附近。考慮到鄭嵎大中五年春已考中進士，此時的鄭嵎可能已經步入仕途，其任職地大約在長安一帶。鄭嵎生平行跡，可知者如此而已。鄭愚生平資料較鄭嵎爲多。《太平廣記》卷二六五“崔昭符”條出《玉泉子》，稱“南海鄭愚”。《北夢瑣言》卷三：“唐鄭愚尚書，廣州人。”《唐詩紀事》卷六六“鄭愚”條：“愚，廣州人，唐末爲相。”以上史料都明確地記載鄭愚爲廣州人。《唐文粹》卷六三載鄭愚《潭州大潙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并序》，據文中所載，該序作于咸通七年。序文云：“若予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旅之役，形凋氣乏，嘗不殆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據《國語·晉語四》“行年五十矣”注：“行，歷也”，知“行年五十”，即歷年五十。咸通七年(八六六)五十歲，鄭愚當生于憲宗元和十二年(八一七)。鄭愚仕宦經歷也約略可考：《北夢瑣言》卷三“鄭愚尚書錦半臂”條：“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揚歷清顯，聲稱烜然。”可知其曾進士及第。趙鉞、勞格《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卷三引石刻《魏公先廟碑銘》，碑作于大中六年(八五二)十一月，碑稱“門吏左補闕鄭愚”，可知大中六年前後鄭愚在長安，職任左補闕。《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卷三監察御史下録有鄭愚題名，其題在碑題“并序”二字之下，趙鉞、勞格判定其時代在宣、懿時。可知大中、咸通之間鄭愚曾任監察御史。鄭愚任西川節度判官，見《新唐書·藝文志》所録《棲賢法雋》題下注。鄭愚任商州刺史，見《新唐書·陸希聲傳》。據《新唐書·南蠻傳中》，咸通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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