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传统文化经典、正确解读经典，已经成为全民族亟需加强的一项战略。
该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作进行系统梳理，是一部知识性、权威性、通俗性兼具的经典社科读本。
本书简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要义》选择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30部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依照中国文化发展的流变，对每一部经典著作进行不同角度的诠释和解读，探索其蕴含的文化精髓。全书既历数和陈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著作的源流和学术沿承，又全面系统地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著作的全貌和体系，呈现了几千年来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内容。这是一部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的具有中国人文精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纲领性读本，也是一部兼具学术品位、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举的经典读本。
作者简介：
张岂之，著名思想史家、国学家、教育家。曾任西北大学校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学风委员会主任，《华夏文化》（季刊）主编。自著和主编的著作有《中华人文精神》《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
目录：
吟情咏性砥德砺行——《诗经》
敬德保民本固邦宁——《尚书》
明道辨事微言大义——《春秋》
修道保法重人尚变——《孙子兵法》
忧道怀德亲仁复礼——《论语》
兼爱非攻尊贤尚同——《墨子》
道法自然抱朴守真——《老子》
尽心养性民贵君轻——《孟子》
齐物逍遥存天反真——《庄子》
乾健有为厚德载物——《易传》
天人有分化性起伪——《荀子》
以刑止刑法不阿贵——《韩非子》
论说礼仪文质彬彬——《礼记》
杂成统系融会百家——《吕氏春秋》
天人感应性有三品——《春秋繁露》吟情咏性砥德砺行——《诗经》
敬德保民本固邦宁——《尚书》
明道辨事微言大义——《春秋》
修道保法重人尚变——《孙子兵法》
忧道怀德亲仁复礼——《论语》
兼爱非攻尊贤尚同——《墨子》
道法自然抱朴守真——《老子》
尽心养性民贵君轻——《孟子》
齐物逍遥存天反真——《庄子》
乾健有为厚德载物——《易传》
天人有分化性起伪——《荀子》
以刑止刑法不阿贵——《韩非子》
论说礼仪文质彬彬——《礼记》
杂成统系融会百家——《吕氏春秋》
天人感应性有三品——《春秋繁露》
穷究天人会通古今——《史记》
崇尚名教宣扬汉德——《汉书》
气化自然重视效验——《论衡》
空而非空即真齐观——《肇论》
心外无佛自悟自修——《坛经》
太虚即气民胞物与——《正蒙》
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资治通鉴》
天道流行具理应事——《四书章句集注》
本心即理知行合一——《传习录》
天下为主遂民之生——《明夷待访录》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日知录》
理气合一日生日成——《张子正蒙注》
情得理具由词通道——《孟子字义疏证》
六经皆史持世救偏——《文史通义》
考证辨伪新知为主——《十三经注疏》（附《孝经》）前言我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要义》一书献给读者朋友们。
这里“经典”一词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经典”大多指典范的儒家典籍，如：“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书·孙宝传》）“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史通·叙事》）经与纬对称，典与册并用。《说文》曰：“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除此，有些道家、道教或佛教的作品也被称为经典。不过，一般认为经典是指儒家类的文化元典。这样，“经典”的意义虽然有些狭隘，但其内涵是明晰的，不至于发生混淆和名实不副的现象。
今天如何理解“经典”一词？如果将“经典”只限于儒家元典并不贴切，如果对于“经典”加以泛化，也会导致名实乖舛，在客观上妨碍人们对“经典”内在精神的理解。20我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要义》一书献给读者朋友们。这里“经典”一词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经典”大多指典范的儒家典籍，如：“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书·孙宝传》）“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史通·叙事》）经与纬对称，典与册并用。《说文》曰：“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除此，有些道家、道教或佛教的作品也被称为经典。不过，一般认为经典是指儒家类的文化元典。这样，“经典”的意义虽然有些狭隘，但其内涵是明晰的，不至于发生混淆和名实不副的现象。今天如何理解“经典”一词？如果将“经典”只限于儒家元典并不贴切，如果对于“经典”加以泛化，也会导致名实乖舛，在客观上妨碍人们对“经典”内在精神的理解。20世纪初，著名学者梁启超、章太炎等对“经典”都有很精到的阐发，可供我们参考。比如，梁启超对胡适列举的“国学最低限度”书目中列有《三侠五义》《九命奇冤》等，却不列入属于史籍的《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容易混淆“人人必应读之书”与“应该知道的书”。梁启超撰写《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一书，不用“经典”一词，而代替以“要籍”，就显示了谦虚谨严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精神。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一书中涉及的经典包罗面较广，经史子集都有，视野开阔，但基本是经过历史长期检验而积淀的古代重要文献。还要提到朱自清，他在普及读物《经典常谈》的《序》中说，他使用的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儒家的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以及一些集部的作品，即使字书《说文解字》在该著中也被列为经典，而且将其作为经典入门首先要阅读的书籍（“读书要从识字始”）。朱自清先生强调“经典训练”不完全等同于“读经”，范围可以广些，但目的也是使人很自然地理解经典的精神。我们参照前人对“经典”的理解，认为文化经典应有以下三项标准：一、经典是民族与国家的文化精髓，能集中反映中华文化血脉和价值理想的作品；二、经典具有独特的和无可替代的代表性，能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三、经典是历史长期检验的产物，历久不衰，历史、时间是经典的公平公正的评判者。在这个意义上，经典无疑是人民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他们仿佛是等待人们去开发的宝藏，能够在每一个时代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激发人们传承创新优秀文化，促进中华文化可持续地发展。基于以上对于“经典”的理解，我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要义》列出了《诗经》《尚书》《春秋》《孙子兵法》《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易传》《荀子》《韩非子》《礼记》《吕氏春秋》《春秋繁露》《史记》《汉书》《论衡》《肇论》《坛经》《正蒙》《资治通鉴》《四书章句集注》《传习录》《明夷待访录》《日知录》《张子正蒙注》《孟子字义疏证》《文史通义》《十三经注疏》（附《孝经》）30种书目，一一进行介绍。何谓“要义”？指文化经典的主要内容及其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比较难，但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读者们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要义》，还不是阅读文化经典自身，而是为直接阅读文化经典做准备工作。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不读若干本经典，这是大家的共识。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优秀文化更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因而我国各级学校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已经提到工作日程上。小学阶段，从识字开始，接触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启蒙教育；中学阶段，引导和鼓励学生主动读一些文化经典，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和自信心；大学阶段，应提高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增强他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辩证地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并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积极投身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洪流中去。我们编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要义》一书就是为了帮助高中和大学学生以及广大公民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希望能够提供比较合适的参考读物。参加本书编写的同志都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的教学或研究工作，他们是：张岂之、张茂泽、陈战峰、郑熊、李江辉、吴保传、夏绍熙、李友广、张彤磊、侯步云、曹振明等。他们编写中华文化经典入门读物，虽经多次修改，其中的缺点仍难以避免，这要请读者朋友们加以指正。全稿请西北大学刘文瑞教授作了审改，十分感谢。2013年8月3日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吟情咏性砥德砺行
——《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重要文化元典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艺术经典。孔子曾经论断《诗经》的思想宗旨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毛诗正义序》也论《诗经》的创作、内容和文化功能，说：“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诗经》本身记载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500年的社会历史，内容十分丰富。从春秋“赋诗断章”开始，《诗经》已经成为人们研究和表达情感心志的重要工具。《诗经》是孔子“造士”的重要教材，孔子与其弟子关于《诗经》诗篇的解读，开启了后来“以礼解《诗》”与“以理解《诗》”的先声，奠定了依托经典重构思想的基础。丰富的《诗经》学作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
一、《诗经》概述
《诗》，或称《诗经》《诗三百》，是一部诗歌选集。《史记·孔子世家》认为相传有3000篇，经孔子删订以后，只保留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题无诗，通称《诗三百》。实际上，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的记载，其中乐诗《国风》排序与今本同。当时是公元前544年，孔子也就七八岁的样子，《论语》中也多有“诗三百”的说法。孔子虽将《诗》作为“造士”的教材，但他并不是《诗经》的编选者。
关于《诗经》的内容和性质，主要有两种基本的认识，这两种认识源于对《诗经》构成的不同看法。
一认为是上古民歌或诗歌的总集，如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等。郑振铎认为“《诗经》大约是公元前第三四世纪至公元前第六世纪的中国北部的民间诗歌的总集”郑振铎：《文学大纲》（彩图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62页。；陆侃如、冯沅君则明确表达为“民间男女所歌，公卿列士所献，而经鲁国师工谱为乐章的总集《诗经》”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一认为是上古民歌或诗歌的选集（以这种意见为胜），夏传才认为《诗经》是“最古的一部诗歌选集”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页。。
传统社会将《诗经》按表现手法和风格的不同分为《风》《雅》《颂》有人将《二南》独立出来为《南》。也有不同意见，“其实‘二南’中的诗与邶、卫、郑、陈诸风中的诗其性质极近，并无所谓‘教化’与‘讥刺’的区别在里面的”（郑振铎编：《文学大纲》，第272页）。三类，现当代则以题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差异划分得更细致。
郑振铎将《诗经》诗篇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诗人的创作”，如《正月》《十月》《节南山》《嵩高》《蒸一般作“烝”，郑先生写作此，当据三家《诗》。民》等；第二类是“民间歌谣”，包括恋歌（如《静女》《中谷》《将仲子》等）、结婚歌（如《关雎》《桃夭》《鹊巢》等）、悼歌及颂贺歌（如《蓼莪》《麟之趾》《螽斯》等）、农歌（如《七月》《甫田》《大田》《行苇》《既醉》等）及其他；第三类是“贵族乐歌”，包括宗庙乐歌（如《下武》《文王》等）、颂神乐歌或祷歌（如《思文》《云汉》《访落》等）、宴会歌（如《庭燎》《鹿鸣》《伐木》等）、田猎歌（如《车攻》《吉日》等）、战事歌（如《常武》等）以及其他郑振铎：《文学大纲》（彩图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76页。。费振刚先生主持的《诗经诗传》费振刚、赵长征、廉萍、檀作文：《诗经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的分类与此比较接近，只是多出男歌、女歌及政治诗等栏目，一些栏目做了调整，可视作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
《诗经》诗篇产生的时代，也就是上限和下限，现在也还存在不同的看法。《诗经》的产生时代至今依然有争议，下限主要在春秋中叶，争议在陈灵公或秦襄公时；上限集中在《商颂》的认定上，历史上有“商诗说”与“宋诗说”，时代早晚大相径庭，前者如《毛诗序》、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八）、马瑞辰《诗经传笺通释》（卷三十二）、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三十，陈奂补），后者的依据多为《国语·鲁语》《史记·宋世家》《后汉书·曹褒传》注引薛君《韩诗章句》、魏源《诗古微》（卷六）、王国维《说商颂》（《观堂集林》卷二）等。现在多根据王国维证成的“宋诗说”，但郑振铎认为“《商颂》中的五篇，为商代（公元前一千七百年以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以前）的产物”郑振铎：《文学大纲》（彩图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陈子展与郑振铎的看法相同，认为属于商诗，今天赞同者亦不乏其人。
《诗经》诗歌来源比较复杂，历来有采诗、献诗、作诗、颂诗等说。认为《诗经》诗歌属公卿大夫献诗或陈诗的，多根据《国语·周语上》“邵公谏厉王”语、《国语·晋语六》“范文子”语；认为属听诗以观民风的采诗说，多据《礼记·王制》《汉书·食货志》和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等说法；认为二者兼有，多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语等。
《诗经》的影响很深远，除过文学影响外，在2000余年的古代社会，由《诗》而演变为《诗经》，现当代又剥离掉经学面目而恢复其文学属性，《诗经》的性质、功能与研究方法皆发生了重大变化。《诗经》的名称见于《庄子·天运篇》与《礼记·经解》，一般以后者为最早，其经学地位由西汉绵延至清末，并伴有多次的“宗经辨骚”活动，将《诗经》与《楚辞》对立起来，因此就古代传统社会而言，《诗经》主要体现出浓郁的思想文化价值，与儒家文化发展紧密相伴。
现当代《诗经》学研究对《诗经》文本的特点和属性有基本一致的判断，即多重性和多元性，包括文学性、经学性、历史性、民俗性、文化性、博物性等方面。这也体现了《诗经》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诗经》文本具有多重属性，在古代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诗经》的经学属性和文化属性，在阐发和建构中国传统文化、塑造民族精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历来《诗》《骚》并称，不排除历史上有以文学眼光看待它，以及在《诗经》学中触及《诗经》文学性的现象。“五四”以后，《诗经》研究逐渐与经学脱离，并获得独立，学者们开始以文学性作为《诗经》的基本属性，展开丰富的《诗经》文学研究。但是《诗经》的多角度研究依然没有中断。
现当代不少学者很重视《诗经》及《诗经》的史学价值和文化意义。日本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明确认为，不能完全断定《诗经》充分具有文学的性质，因为它不纯粹以美的感动为目的。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3页。关于《诗经》文本的历史价值，在今天依然被人重视和讨论。“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305篇整体，实际上就是一部全面反映西周、春秋历史的极好材料，它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亦包括商代）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徐志啸：《论〈诗经〉的社会功用及其多重价值》，载中国诗经学会编《诗经研究丛刊》（第六辑），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夏传才认为《诗经》的特质“是用先秦汉语记录的中国上古时代的一部诗歌集，是出自各阶级阶层的作者而比较全面地反映周代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具有文学的、语言学的、历史和文化学的多重价值”，“多元的、多学科、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全方位、多层面、多种模式的研究，是《诗经》研究转型期的特征。”夏传才：《现代诗经学的发展与展望》，《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闻一多在《风诗类钞·序例提纲》中提及的四种读法闻一多：《风诗类钞》，载闻一多著《诗选与校笺》，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5页。，包括“三种旧的读法”，即“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方法，一种新的读法，即“社会学”的方法。不同方法和学科的研究可以相互补充促进，不必厚此而薄彼，洪湛侯《诗经学史》介绍现当代《诗经》研究的多向展开也能体现这个特点。关注《诗经》文本自身与其所反映的时代、生活及精神等，是一“过去时”的研究，属于“历史的方法”；如果由关注《诗经》文本进而转至《诗经》研究者的思想，则情形更加复杂、生动、深刻，在思想的流动脉络中把握《诗经》学的实质，则是另一个立足点，属于“思想史的方法”；如果着重关注诗篇作者的情思、诗歌文本的形式特点及其阅读效果，则是“文学的方法”。但是在《诗经》学史上，最具有突出地位的方法不是第三种，尽管在明清以后逐渐被人们所强调，而主要是前两种，特别是第二种。这个问题很重要，有助于把握某种方法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
一句话，《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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