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萨埃尔·里瓦是一名退休的文学编辑。一天，他梦见自己置身于从未去过的都柏林，参加了小说《尤利西斯》中描述的一场葬礼；其间，有个神似贝克特的年轻人总在他眼前出现，又突然消失不见。他是谁？是里瓦一直渴望发掘的天才作家，还是童年时代抛弃了他的本真精魂？于是，里瓦邀请三个作家朋友，在布卢姆日来到都柏林，为日趋没落的印刷时代举行一场葬礼。随着时间流逝，他逐渐明白，那个梦是某种启示，预兆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是一部令人愉悦而略带感伤的作品，比拉—马塔斯娴熟地运用了故事套故事的迷宫式手法，在书中充满神秘、偶然与大量的文学指涉，使自己的小说成为一种迷人的品牌。
作者简介：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1948—），西班牙当代最卓越的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角逐者。比拉-马塔斯出生于巴塞罗那，1968年为逃离佛朗哥政府的独裁统治而移居巴黎。一生笔耕不辍，至今已出版二十余部小说和散文集，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曾荣获多个知名文学奖项，如法兰西美第奇外国小说奖、西班牙巴塞罗那城市文学奖、西班牙文学批评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等，并因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似是都柏林》是比拉—马塔斯迄今为止最优秀、最动人的小说，充满温情，饱含着对人生意义的悲悯沉思。——《当代世界文学》（主人公）抱着对文学的无比激情与执着热爱，直面命运的挑战，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纽约时报书评》五月他是温文尔雅却日渐衰落的文学编辑一族。日复一日，他震惊地目睹着这个崇高的行业（依旧热爱阅读、向来酷爱文学的编辑）在本世纪初一步步悄无声息地走向衰落。两年前他遇到了麻烦，但他审时度势及时关掉了出版社；毕竟，这家出版社始终都未曾享有盛誉，却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支撑着直到倒闭。在他三十多年的独立生涯中，他什么都经历过，有成功，也有溃败。他把出版社最后阶段的误入歧途，归因于自己抵制出版时下盛行的哥特式故事和其余的琐事，却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一是他向来就不善经营；二是或许他对文学的过度痴迷也有损出版社的发展。萨穆埃尔·里瓦（大家都叫他里瓦）已经出版了同时代许多伟大作家的作品。其中一些人虽然只出版了一部作品，但也够格被载入他的出版
目录：
了。有时候，虽然他不否认在他们这个体面的行业里依然活跃着其他一些勇敢的过分理想化的人物，他还是喜欢把自己看作最后一名编辑。在他看来，自己的形象略带一丝浪漫主义色彩，终日活在一种时代的终结感和世界末日的感觉中；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他的事业停滞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他倾向于将自己的生活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阅读，并带着一名老读者多年以来养成的特有的癖好来诠释这部作品。此外，他还期望能将自己的资产出售给一家国外的出版社，但双方的洽谈在很久以前就陷入了僵局。他终日都沉浸在那种“一切都要完蛋了”的严重恐惧中。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事或者任何人能让他相信，衰老也可以很体面。真的可以吗？现在，他正在年迈的双亲家里拜访。他正从上到下地打量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他是来跟他们讲述自己最近这次里昂之旅的。除了星期三的例行拜访（这是他们雷打不动的约定），每次旅行归来便来看望他们也是这么多年的老习惯了。最近两年里，他收到的出访邀约甚至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但他向父母隐瞒了这点小事，同样瞒着他们的还有出版社的倒闭；毕竟他们这么大年纪了，不应该再让他们去为这些事情烦恼了；再者，他可以肯定，他们绝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每次有人邀请他去外地，他都很高兴；除去别的不说，这能让他在父母面前继续虚构那些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虽然他很快就要满六十岁了，但是看得出来，他仍然非常依赖父母，也许因为他没有孩子，而他们也只有他一个：他是独生子。他甚至去过一些自己并不十分感兴趣的地方，仅仅为了能够在回家之后跟父母讲讲自己的旅行，以便能让他们相信——他们可是既不读报又不看电视的——他们的儿子依然继续着编辑的事业，依然受到各地的盛情邀约，一切都依然进展顺利。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如果说他担任编辑的时候已经习惯了重要的社会活动常常接踵而至，那么现在，不说完全没有，也得说他几乎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了。失去了那么多假惺惺的朋友，再加上两年前他彻底远离了酒精，占据他心底的那份焦虑越来越浓。这份焦虑，一方面是由于他意识到，如果不喝酒，自己就更没有勇气出版作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确信自己对社交生活的爱好是强装出来的，完全不自然的；又或者仅仅源自于他对于混乱无序和社会的一种病态的恐惧。自从他开始追求孤独，就诸事不顺。尽管他努力地不让自己的婚姻跌入万丈深渊，它还是摇摇欲坠，虽然并非总是如此，毕竟他俩经历过风风雨雨，从两情相悦、相亲相爱到反目成仇、天翻地覆。他越来越觉得没有什么是亘古不变的，于是变得爱嘀嘀咕咕，每天从早到晚见到的东西里有大部分都让他心生厌恶。这可能是他这个年纪的通病吧。但他的确开始觉得在这世上活得不开心，而花甲之年将至这个事实更是像在他脖子上套了根绳索。年迈的父母总是好奇而专心地聆听他旅行中的故事。有时，他们甚至就仿若两尊正在听马可·波罗讲故事的忽必烈的雕像。儿子每次旅行归来后的拜访似乎享有相当特殊的地位，比平时每周三单调乏味的例行拜访重要多了。今天的拜访也是这种高级别的。然而，有点奇怪的是，儿子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却还没有提及任何关于这趟里昂之行的事，一点都没有提到。事实上，他没法跟他们讲述在这座城市里的任何经历，因为在里昂时，他太过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了。这次旅行完全是一场不受任何约束的头脑之旅，因此他连哪怕一条最起码的正常人会遇到的见闻都举不出来。旅行中真正发生的事令人反感。这次旅行非常冷漠，毫无人情味，就如同最近他屡次在电脑前进行的催眠之旅一般。“这么说你去过里昂了。”母亲坚持道，此刻甚至夹杂了一丝不安。父亲则慢慢点燃了烟斗，疑惑地望着他，仿佛在心里自问儿子怎么绝口不提里昂。可是关于这次旅行他能告诉他们什么呢？他总不能跟他们讨论自己独自一人在里昂的宾馆里编造出来的小说通论吧。他们对于自己如何构思出这个理论是不可能感兴趣的；况且，他觉得他们甚至可能连什么叫文学理论都不甚了解。就算他们明白，这个话题也一定会让他们感到了无生趣。这么一来他们就会发现，正如塞莉娅所认定的那样，最近一段时间，他太孤立了，总把自己隔绝于现实世界之外，要么整天定在电脑跟前，要么就像在里昂时那样，沉浸在自己的头脑之旅里。在里昂的时候，他千方百计地避免与邀请方丰德布里德之家接触，这个组织邀请他过来就欧洲文学编辑的严峻形势做一次讲座。或许是因为在机场和宾馆都没有任何人迎接他，他认为自己遭到了主办方的轻视，因此，作为报复，他把自己关在里昂宾馆的房间里，每天只干一件事——实现自己编辑时代的一个梦想：撰写一篇小说通论。他曾经出版过很多重要作家的作品，但是唯有在《流沙海岸》1的作者朱利安·格拉克2身上才感受到了一种未来的精神。在里昂的房间里，一连数个小时的幽居时间里，他都全身心地1《流沙海岸》，格拉克发表于1951年，曾获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2朱利安·格拉克（1910—2007），又译葛哈克，法国作家。受德国浪漫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影响，他的作品掺杂着怪异的内容以及极富想象力的意象。投入到小说通论的创造中去。这条理论以《流沙海岸》开头所提醒的教训为基础，规定了未来的小说必备的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分别是：互文性；渗透着高度诗意的连贯性；没落的道德风光意识；文风略重于情节；以及看起来如同前进的时钟一般流畅的文字。这是一条非常大胆的理论，通常人们都觉得格拉克的小说已经过时了，可他却敢把它提升到最先进的小说的高度。他写满了一大堆纸，阐述了自己提出的未来的小说必备的各种要素。然而，当他结束这项艰巨的工程时，他突然想起了佩索阿1说过的“无理论的神圣本能”。这又是一位他钟爱的作家，他曾有幸出版了他的作品《禁欲主义者的教育》2。他想起了这种本能，继而想到有时候小说家们是多么愚蠢；他又想起了好几个西班牙作家，他为这些人出版的作品分明就是通过教育传授的各种理论的自然产物。里瓦心想，为了写小说而寻找一条理论，是对时间的一种莫大的浪费。现在他完全有理由下这样的结论，因为自己刚刚才创造了一条理论。里瓦想，如果一个人脑中有了写作理论，那么他干吗还要创作小说呢？就在他这么问自己的那一刻，当然也是为了不让自己如此强烈地感觉浪费了时间（甚至就在自问的那一瞬间，时间也在流逝），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宾馆里待这么多小时写他的通论，实际上恰恰是在促使他摆脱理论的束缚。难道创作1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生于里斯本，葡萄牙诗人与作家。生前以诗集《使命》闻名于世。2《禁欲主义者的教育》是佩索阿后期散文的代表作。理论这种事根本是微不足道的？不，当然不是。他的理论依然会一如既往，精彩而大胆，但他还是打算摧毁它，把它丢到房间的垃圾桶里。他悄悄地在心里为他的理论和世界上所有曾经存在过的理论举行了一场葬礼，然后就离开了里昂市，甚至都未曾与邀请他来谈谈欧洲文学编辑的严峻形势的主办方打招呼。在整个旅途中，他都在想，这个形势也许并没有那么严峻。他悄无声息地溜出宾馆，坐火车回到了巴塞罗那。此刻距离他到达里昂仅仅过去了二十四小时。他甚至都没有给丰德布里德之家留下一封信，讲明自己在里昂期间完全不见人影以及后来莫名其妙临阵脱逃的原因。他明白了整趟旅行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建立起一个理论，接着在内心为之举行一场葬礼。离开里昂的时候，他坚信，自己围绕一部小说的必备要素这个主题创作了一些东西并使之成为理论，但这种行为仅仅只是一种记录，一种恰恰用来摆脱理论本身的内容的记录。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这种记录唯一的目的就是证实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抛开一切理论去旅行。“这么说，你去过里昂了。”母亲又一次坚持道。正值五月底，这段时间天气很反常，巴塞罗那的雨下得有点出人意料地多。今天很冷，天空灰蒙蒙的，隐隐透着忧伤。有那么几个瞬间，他想象自己正身处纽约的一所房子里，听着驶向荷兰隧道的车流声：在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赶回家的车辆汇成了一条河。这纯粹是他的想象。他从来没有听过荷兰隧道附近的喧闹。很快他就回到了现实中，回到了巴塞罗那和今天那令人压抑的烟灰色光线中；而他的太太，塞莉娅，下午六点左右的时候在家等着他。一切都像平时一样如常流逝，除了唯一的一点不同：看到儿子闭口不谈里昂之行，父母的心渐渐被不安占据了。可是，他有什么可以跟他们讲的呢？他能说些什么呢？难道跟他们说，正如他们心知肚明的那样，自从两年前他饱受摧残的肾脏害他进了医院之后，他就戒酒了，而这让他过上了寡淡的生活，终日无精打采，萎靡不振，导致他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诸如创作文学理论那样离经叛道的事，导致他一刻都不离开宾馆房间，甚至都不去结识邀请他去里昂的那些人吗？难道告诉他们，在里昂他甚至没有跟任何人讲话，而且自从放下编辑工作以来，他在巴塞罗那的日子也逐渐变成了每天持续几个小时对着电脑、不跟旁人讲话吗？难道告诉他们自己最遗憾和伤心的是，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发掘一名才华横溢的作家就放弃编辑工作了吗？难道告诉他们自己仍然承受着这个职业与生俱来的宿命所带来的精神创伤？要知道编辑的悲惨命运便是寻找作者这种令人苦恼但又不可或缺的人物，若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难道跟他们说，最近几周自己右膝有点不舒服，这肯定是由尿酸或者关节炎引起的（这两者应该不是一回事吧）？难道跟他们说，他以前那么风趣健谈是由于酒精的作用，现在他变得忧郁沉默，但实际上这才是他真正的本性？他能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一切都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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