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旧时光》是作家程乃珊和连环画家贺友直联袂完成的“老上海画卷”，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上海开埠至今150年来的小资情调、人情世故、风俗名物、海派风情等。从旗袍到包包，从冰激凌到自助餐，从弄堂到亭子间，从茶馆到电影院……无所不包。
出生于上海金融世家的程乃珊，对上流阶层的生活有着丰富自然的感受，她的文字细致入微，被夸赞为“触摸到了老上海的灵魂”。2013年4月，程乃珊病逝；有人说，程乃珊是张爱玲的“传人”，程乃珊走了，张爱玲式的上海也缺了一角。
同样身为“老上海”的连环画泰斗贺友直，为本书配图45幅，他的画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常常一幅画就可以让人联想起一个时代的上海记忆。
作者简介：
程乃珊
1946年出生于上海金融世家。她对上流阶层有着丰富自然的感受，又有长期在平民区教书的经历与体验，能用一种独特的眼光看待上海的前世今生。她的作品以还原老上海的风韵气质、描绘细致入微的人心故事著称。2013年4月，程乃珊病逝；有人说，程乃珊是张爱玲的“传人”，程乃珊走了，张爱玲式的上海也缺了一角。
代表作品：《上海爱情故事》（收录《蓝屋》《女儿经》《丁香别墅》）、《老上海，旧时光》、《上海女人》、《上海探戈》等。
贺友直
连环画家，线描大师。作品曾在瑞士、英国、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身为地道“老上海”的贺友直，为本书配图45幅，他的画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常常一幅画就可以让人联想起一个时代的上海记忆。
目录：
1.海上风华
冰激凌——永远年轻的情怀
小菜和大餐
饭碗
肖照
礼在上海
孵茶馆
自助餐
罐头人生
包中乾坤
2.女性素描
旗袍吟
女红和铁蝴蝶
髻1.海上风华
冰激凌——永远年轻的情怀
小菜和大餐
饭碗
肖照
礼在上海
孵茶馆
自助餐
罐头人生
包中乾坤
2.女性素描
旗袍吟
女红和铁蝴蝶
髻
小姊妹
女人和帽子
三叹上海女人
3.洋场氤氲
百年星光的联想
罗宋人
外国阿妈和钟点工
从外国人到老外
洋泾浜英语
4.市井百态
竹的记忆
花边
压岁钿
搓麻将
小开
弄堂
亭子间
呼唤童星
玩走兽棋
“麻林当”和“水蜜桃”
真正持之以恒描写上海故事的作家是程乃珊，相对来说她写的上海故事也最扎实。——王安忆（作家）
她触摸到了老上海的灵魂。——王小鹰（作家）
她写上海，与别人写上海不一样。——陈钢（作曲家）
她是个特别通达，天真有趣而不世俗的人，照理说她出身名门，却没有大人家的娇小姐脾气。我对民国的人和事感兴趣，也可以说是拜她所赐。——曹可凡（主持人）
您是一个活在昨天的女人，就连您的叹息都是那么优雅。——周立波（主持人）
她写上海，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写上海滩，写当年上海发生的那些故事，是那样生动，那样充满细节。——叶永烈（作家）
包中乾坤
1
都市人走出来的一副行头中，光那手上提的、肘上挽的、腋下夹的、肩上背的，就千姿百态，五花六花……上海话却只需一个字——包，就将其包揽其中。无论是手袋、拷克箱、背囊还是小坤包、手提包，上海话就是一个“包”字，还会时时用叠音，称为“包包”。
沪语中，只有与小孩子交流，才会用叠音，如车车、狗狗、屋屋、糖糖……唯“包包”这个叠音，却在成年人用词中保留下来。但凡用叠音的，音韵中总会有股糯软的腔调，然连上海的须眉大丈夫都不在意，开口闭口称自己那只终日不离身的包为“包包”。
尽管叠音有点像那丝丝粘着扯不断的口香糖一样，特别不合男人，上海男人才不顾这。如今上海男人身边往往不会有太多现金——却有许多看似琐碎却要紧要慢时必不可缺的：钥匙、名片、手机、保心丸、通讯录或者还有避孕套……带着它们随身行，就像总有一片无微的呵护伴随在侧，心里踏实。
一声“包包”，很像女孩名的昵称：芳芳、楚楚、蓉蓉、娟娟……
对男人说，一声“包包”，因为已运用得自然习惯，虽然发音绝不阳刚，但绝不显娘娘腔，里面还蕴含着一缕深深的依恋。这是有渊源的，因为“包”在一开始问世时，就是十分女性的，而且天生是男人的专利。
最初的包就是一块布，由母亲或妻子在自家布机上一经一纬织出来，那种结实的，越用手感越柔但坚固度持久的家织布，上海人称之为老布。上海传统的包，其实就是一张包袱布。老布被裁成方方正正的一块，其中一只角贴上一方绣花三角布，图案或是一对寿桃一对石榴，都是意蕴吉祥的图案，顶端连着一条带子，带子可用同质布缝成，也有另外特别编织出来的织带，用以扎紧包袱。如同中国结其实就是一条绳一样，中国的包其实就是一块包袱布。从前出门营生打天下赶考的都是男人，包袱布不是老母就是妻子亲手织造的。亲人出门前，女人细心打点好这只包，然后亲自为男人搭上肩，再在胸前牢牢地稳扎地打好一只结。就这样，满盛着家人的叮咛和期盼，男人出门办事去了。在客途陌生的小客栈里，男人双手紧抱着胸前的包袱，一心只想快办完事早点把家还。
女人也有用包包的时候。女人不会像男人样将包斜驮在胸前，而是斯文地挽在手肘上。女人挽上包包的身影，总会搅得男人有点失落不安：女人挽包包最常见的是回娘家小住。女人一回家，男人一日三餐都要自己张罗，所以男人一看见女人轻哼着小曲打理包袱心里就不来劲。这种心态直到20世纪50年代政府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许多上海男人看见老婆拎起包包（那时当然已不再挽着包袱了）上班去心里就老大不高兴一样。
女人与男人吵架，最厉害的王牌是赌气挽着包袱回娘家，等于在左邻右舍当众宣布了男人的种种不是，到头来还得赔着笑睑去把她接回来，落得里外不是人……
女人最沉重的包袱，是眼泪汪汪挽着它悄然离家去追随自己的幸福。包里除了几件替换衣衫，真的一文娘家钱一根娘家线都不带走，否则，会很亵渎自己那决绝的情怀。爱情在受阻压之时，越会有喷薄而出的动力。相爱的男女在作出私奔的决定时，二话不说手挽包袱早早在约定点等着的往往都是女人。那小小的一只包袱，浓缩了女人对下半世幸福的期盼和信念，缠绕着对养育她的父母的不舍和歉意。好多年好多年之后，女人老了，她的婚姻并未因她当年的痴情和义无反顾而显得特别美满幸福，无意中一次偶然又翻到那块当年伴她离家的包袱布，在摇曳的灯火下，它就像夜间一片幽黑而清浅的河面，那星星点点的小花图案如飘零着的张张浮萍，犹如她这样的没有娘家的女人，没根没底。这张包袱布她从此再没有用过。她已无处再投奔，她已认命了。唯有离开人世的那一日，这张包袱布才会再度陪她上路。
后来，西式的提包、拎包、手袋开始传入上海，但包袱布仍广为上海人所用。物以稀为贵，渐渐地，这些看着土里土气的老布包袱布一旦启用，反而有种隆重、贵气、肃穆的气派。
老式上海人家要派发宴请帖子或礼金，那时当然没有市内速递，而是让家中男佣人（必要男性，如果没有男佣，就可叫上相熟多年可靠的看弄堂人或引街或包车夫）亲自送上门。请帖或礼金用信封袋放在一只专门用于此途的尺把长、七寸阔的扁红木匣内，外面再用一块包袱布一包，往腋下一夹就可开路。这里的包袱布，大多为绫罗的，一样在一只角上绣着花，拖着一根带子……对方接到帖子或礼金后，可即时回复托来人带回并要打赏来人，也可另外以相同的方式作答复。这种风气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上海老派人家间还保留着，只是没有男佣人了，就让家中男孩骑上自行车挟着这样一只半旧不新的包袱跑一圈。一些思想进步的男孩子还老大不愿意呢，但父命或爷爷之命不敢违抗（老派人家一家之主有绝对权威），现在他们自己都已做爷爷了，回忆那段经历反倒觉得十分难能可贵——这就是传统文化吧！那收到的一方接过那只包会眉毛一抬，开心地一笑：“呵，你们屋里厢还是老派头!”然后小心地打开包袱，取出那只红木盒慎重地打开……这是一种礼遇，一份尊重。
解放后还保留用包袱的，还有上海的私人裁缝。他们大都有自己的老主顾，私人企业改造后他们在国营机构上班。这些旧日老主顾常会一只电话召他们下班后去一趟。所以，他们随身带的包里必有一块包袱布整整齐齐叠着。到了老主顾家里，将那包袱布一抖，依次放上衣料、丝绵、夹里、滚条……熟稔地把包一扎，默默显出一种资格。老主顾欣赏他的，也就是这一套：
“张裁缝呀，你这块包袱布，也有点年月了!”
“可不是，还是你做新娘子那阵我自己车的。心想人家做新娘子衣裳，我也得带一块新包袱布才好呀。喏，你现在女儿都三十几岁了!”
小小一块包袱布，竟也印证了主客双方共同走过的一个时代。
现今私人裁缝可以服务周到上门替你度身取料，只是，他们都拿不出一块包袱布，只随身一只皱巴巴的塑料袋。有的收入不俗的小裁缝还像煞有介事拎着一只拷克箱，唯独缺少一块印证主客多年交往的看入眼有几分安全感的包袱布。这个细节，已永远湮没在城市生活的节奏之中。
生活中有太多的细节堪供端详。细节虽细，却最能在时尚中含蓄地体现性格和审美。
现今上海街头早已见不到挟包袱的行人，但一些家有老人的上海家庭，在老人的箱柜之中，仍可翻得出几只扎着几团旧绒线或无用的杂物的包袱。如果你的老人还健在，千万不要随意挪动丢弃他们的包袱，因为那里面包扎着他们逝去的年华。别看那些已褪色的色泽黯然的包袱，对这些老人，售价上万的一只LV手提包价值都不及它们。
新工艺盛行的年代，给我们带来便捷和进步，但科技缺乏手工制作留下的那点体温，蕴含在简朴中的那份美感。如现今，包袱布已走出我们的生活。
2
150年前，西风东渐，上海街头出现一批手挟大皮包的洋人。他们傲然地坐在黄包车上，刷擦得锃亮的皮鞋脚边，赫然放着一只涨鼓鼓、沉甸甸的黑色牛皮公文包（上海人称大班包），派头十足，特别那黑色的低调和沉默，看入眼中，有一份诱人的神秘感。一时，上海成功人士的标志，就是西装革履，手提这样一只胀鼓鼓的公文包出入外滩大马路上的写字楼。
连带工厂的蓝领工，都不屑再像小裁缝样手挟包袱去上班。他们一般都手拎一只洋铁腰形饭盒，那是他们的午饭。严格讲，饭盒不属包，但对这批产业工人，手拎饭盒就是开工的标志。
老上海男人们，好像都不大时兴手里拎着包，除非是专业人土。从前，连大学生们都不用包，只用根书包带将几本硬封面洋文书作十字形结扎拎在手上，很是潇洒风流呢。男人的拎包最沉重最硕大的，要数出诊的西医：听诊器、血压器、静脉注射器等各种药剂、针筒，亮锃锃冰冷冷的，充满权威性。很多上海男孩子立下行医的志愿，大多是这只神秘的大皮包所引起的。
所以讲，从一个人的包包，就可准确无误地估出他的职业、地位和境遇。一个细心的上海先生，对他手中包包的关注，会超过他身上其他衣物。一只包一双鞋，好比是办公室丛林战中的盾牌和战靴，所谓“欲成其事，必先利器”，难怪今天白领男女对手中那只包，十分肯落重本，某种程度上这是你的注册商标。名牌手袋、皮包动辄成千上万一只仍大有市场，原因就在此。
城市也暗藏着暴力隐患，防暴专家常会在电视公告中提醒市民要有防暴意识，其中一条就是，在电梯里只有你和一个陌生人时，要站在电梯角间，双手紧抱着你的公文包放在小腹前以防突然致命的一击；在空荡荡的末班地铁厢内要双手紧抱你的公文包在胸前坐在有护板的一端……年轻女孩子为防越短裙走光，在公交车就座时可将包包平放在大腿上，如欲防在公交车遭非礼，女孩可将包包紧贴在胸前……可见，我们手中的包包，可真是保护自身的盾牌。
女人用包包的历史要比男人短得多。因为从前女人大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难怪从前一旦女人挽着包袱出门，好像她们不是私奔就是与老公吵架回娘家。就连祥林嫂那样靠劳动自食其力的女人，两次去鲁家上工，经历、遭遇、神情个性都已截然不同了，但她的包包还是一样的，一只荸荠状竹篮和一只蓝布小包袱……
上海旧式女子没有什么隐私空间，所以连包包都没想到要置一只，最多在贴身小马夹口袋里有一只手帕包，包着几张平时从小菜钱里扣下来的私房钱。
渐渐地，女人开始走出家门，哪怕是纺织女工，也都有一只包包拎在手上。她们的手袋通常也只是一只洋铁饭盒。此外，拎一只木柄布口袋。这是一种改革了的包袱，已由一块布演变成名正言顺的袋，再加一对木头把柄。布袋仍是自己缝制的，一旦磨损了，可以再缝制一只新的。而木头把手，可以用很久。毕竟是女人，琐碎物比男人多，所以饭盒之外，还得有一只木柄手袋，内里还有一把木梳、一面小镜子、扎了一半的鞋底板……
洋行写字楼的职业女性，自然都是用皮质的手袋。上海女人都懂得上班用的手袋要大方沉稳，不能太小，更不能缀满各种亮闪闪的玩意儿。早期的手袋，一般都是挟在腋下的。
女人的手袋绝对是非常私密的，与女人寸步不离的，哪怕上洗手间也带着去的。上海女人出门一定要挽着手袋，女人出门没有包包，左看右看就是不登样，连两只手都无处放似的。
与女人的头发长短与年龄成反比相反，女人的年龄要与手袋的大小成正比：手袋越大、越沉，说明女人的职位越高，阅历越成熟。
旧上海的公馆太太喜欢挽着做工精致的手袋上街，或者以此区别自己与挣饭吃的职业妇女吧。她们是不屑与她们先生的秘书助理混为一体的。岂知职业女性也不屑与她们混为一体。故而旧时上海从来有职业妇女和公馆太太两大派别。一应衣着发式都是不同的，当然包括手袋。公馆太太的手袋大都做工讲究，装饰复杂，职业女性的手袋则是较中性化，皮质讲究牢固，式样保守。
女教师，或女青年会妇女社会工作者，大都喜欢用单肩背书包式手袋，或许是出于对学生时代生活的留恋吧。单肩背书包式手袋在40年代时十分风行上海。这股有点中性化的手袋时尚源自美国。据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男人都参军去了，女人们为了适应战时需要纷纷顶上男人的工作岗位，她们的心态也开始变得更为宽阔。为行动方便，中性化成为时装界最新的时尚，裤装替代了传统裙袍（如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舒绣文，一身中性裤装，正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时尚）。洋人最讲究服饰搭配，传统的手挽式女人手袋不适合裤装，于是，单肩背大手袋问世。上海女人喜欢大手袋，因为这种手袋可以装好多东西：化妆品、卫生纸外，再是一本英文版的《飘》或《简爱》，午饭（三明治）、水瓶都可以塞入，还可腾出双手拎其他东西。女人背上这样的包，显得更干练自信。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此风仍方兴未艾。上海女人是最愿意贴近时尚，一时十分流行这种背包。老版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女特务就是一身工装裤背着这样的包，十分合她伪装的女大学生、女知识青年的身份。上海年轻知识女性特别青睐这种单肩背拎包，觉得它们大气、富有书卷气，一直持续流行到今天。
最令人羡慕的是学生们的书包。那时的书包，都是藤条编成的小箱子，考究点的是小牛皮箱子。至于大学生，正如前文所述，都不用书包。男同学都手挟一只讲义夹、几本书，潇洒而过。不过女同学除手夹讲义外，还是习惯肩背一只小手袋的。
因为市场有需求，上海很快就有了正宗的MadeinShanghai的手袋。无论是款式还是质量，一点也不会输给舶来货。那些从欧洲逃难来的犹太人，不少在今南京西路（原静安寺路）、淮海路（原霞飞路）、石门二路（原同孚路）开起了精致的时尚专卖店，也带进了许多欧洲时尚的流行元素。一时，上海女人的包包款式，有方形、长方形、鹅蛋形、圆形、菱形、三角形，质料有羊皮、牛皮、鳄鱼皮、蛇皮、貂皮、锦缎、绒线的……很灿烂地装饰了上海这个东方巴黎。
最雍容的女人手提包，当推与裘皮大衣配套的貂皮、黄狼皮或狐嵌的与暖手筒合而为一的手袋。女人双手往暖手筒里一插，保证了手袋的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当然，这种成日可以笼着双手的女人大多为少奶奶、太太之类。一般新派点的现代女性，都不大会喜欢成日袖着双手挥拂着肘部来使唤他人的腔调（双手笼在袖里不肯伸出来，自然便只好用肘部表达肢体语言）。这样的姿势，不免有点盛气凌人之态。
3
解放了，男女平等，妇女半爿天。于是，包上的性别界限也模糊了起来：公文包——一副资产阶级吸血虫丑恶形状，首先给淘汰了。那些缀着珠片、闪光片的女手袋，与当时男女一身蓝布人民装根本是格格不入，自然也压了箱底。连带专业女性的漆皮、拷花皮的手袋，也因太小资而不敢拎出街。更多是因为过去的专业女性后来不少都成了挨批评、作检查的专业女性，再也用不着这样的手袋了。
当时社会上的拎包就是那种方形人造革拉链包，面料有如灯芯绒条纹状，也有光皮状，男女唯一区分在色泽上，胆子大点的女性，会拎上一只紫红色，或者秋香绿色的。不过，黑色是最大路的，耐脏又大众化。女人还可多一种选择，就是肩背书包型拉链包。从女学生到知识型青年女干部型，一直都很喜欢这种背包。
时代变了，男女都一样，但那千人一面、单调沉闷的包里内容，还是有一点微妙不同的：男人的包里一打开就是一股冲鼻的香烟味（从前男人抽烟的特别多），里面永远会搁着一包拆封的飞马牌香烟，散落出的烟丝嵌在包的踏缝里，然后是一包火柴，一只用有盖的玻璃瓶作替代的私人茶杯。夏天时分再加一把纸折扇、一块“414”干毛巾。然后，时常会有一本《红旗》杂志故意露出在包口。但更多时候，会用报纸小心地包住一本《拍案惊奇》《七侠五义》之类的书。女人们的包内，总有一面小镜子和一把木梳、一小铁盒百雀灵润肤霜、一叠草纸……大多还有一包用花方绸巾包着的绒线生活（活计）。年轻点的，会有一本《青春之歌》，甚至《简爱》。
大约从50年代中期起，或者是因为容国团为中国争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体育健儿的装束很快成了城市青年的时尚。一种在运动员中时兴出来的体积硕大的圆桶形上面为抽式收口的包在上海南京路、淮海路上现身，一露眼就马上风行上海。这种包有布质和人造革两种质料：人造革的更显挺括威猛，布质的不少是家制的。但凡HomeMade的东西，总有一份令人相忘江湖的恬淡。家制的这种抽式筒形袋，设计和做工更考究更别致，令人再次忆起百年前男人用的那张包袱布。包的制作者往往大多是女朋友，连老婆都很少。因为，唯有女朋友才会敏锐地捕捉到那如何令他能把一只包包背成一种型款的细微元素，使他能把这只上海已背得满街满巷的圆桶包背得潇洒又有风采。对这点，反而做老婆的往往会忽略掉。为什么有时家花没有野花香，这也是一个因素。背这样的包，最好的年龄是二十八至四十岁，还要有一个高大的个头和十分阳光的微笑。如果理一只板刷头再配副太阳镜就更佳（现在流行称“酷”）。喜爱背这种包的男人，往往都喜欢将自行车的坐垫放得高高的，摆出一副俯冲的英姿。如果此时在肩背着这样一只包之外再斜背一把吉他，脸上架副父亲年轻时留下的雷朋太阳镜（雷朋的款式已成经典，永无时尚落伍之说），那就是五六十年代男人最时尚的组合，足以融化情窦初开的小女人的心房……或许因为妒忌，也因为上海人的审美观已给彻底改造过了，上海人给这种包起了一个很难听的名字——“马桶包”，因为它那圆圆的鼓鼓的形状，像煞上海人旧时用的马桶。而时常背马桶包的，也往往被归入名声很臭的“阿飞”一列。
说来也是，在这些马桶包里，往往充满了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小资情调：十有八九有一本《外国名歌200首》、一只相机及一叠以襄阳路那所俄罗斯东正教堂尖顶为背景的女孩子照片。此外，或许还有一本《基督山恩仇记》。在开放前的上海半公开的时尚圈子里，一个没读过《基督山恩仇记》的男青年，简直如同没开过眼界的老土一样，会被圈内人耻笑的。
马桶包只限于时髦男性，女人当然也有背马桶包的。不过，通常，女人背马桶包，会被人认为太“煞”（男性化）。
毛主席他老人家讲过，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且这种烙印（其实就是生活背景的烙印）一定会顽强地在生活中表现出来，包括那小小一只“包”。
有一种本色的、开口的、方方正正的草编包。这种看似质朴的包其实十分奢贵，一般一年就要换一次，否则会显松散，特别是把柄处极易折断。不过，草包实在轻便又干净相，有的还仔细在包内缝上一层绢丝纺之类的里胆，令手伸进伸出触感光滑舒服。这通常都是那些闲在家里不上班的老婆做的。有的草包的手环上，还给仔细地绕上一圈玻璃丝，也是为了令手感舒服点、牢固点。这些草包的主人，大多为中年的老资产、老洋行、CEO、老专业人士之类，这些自然织品制成的上班包，对这代从小接受孔孟之道又在十里洋场中闯荡过来的昔日风流人物，很有种道家提倡的内敛平心的启迪，这种东方智慧现今已很少有人懂得欣赏。这些大半生在旧时代度过的上海先生，坦然地放下拎了几十年的沉甸甸的嵌着亮晶晶的锁搭的公文包、大班包，拎起那轻捷的手工编织的草包。草包是开口的没有拉链拉满，他们需要的正是这样：凡事坦白，凡事敞开，以免遭引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的开口草包里，通常有一只干净的白信封，内里放着去年的龙井新茶叶，分量正够他一天的需要——此生对茶叶的品质的苛求，恐怕是再也改不掉了。另外有只塑料密封盒，是香港的亲友送的，这在那时上海也属十分新鲜。里面是他每日带的小菜，其实也不过是家常的黄芽菜肉丝、自制熏鱼或熏蛋，却是老婆精心烹饪的。单位食堂的菜实在吃不得，又咸又不干净，菜心里的沙泥都看得见！不如自己带菜，还省下去食堂窗口排长队的时间。吃好饭洗净那只塑料盒，下班时走过“邵万生”或“杜六房”这些老牌熟食店，如见到有新上市的糟鸡糟肉，刚出炉的酱猪肉叉烧，就可顺便倒几盆回去下老酒，放在那塑料盒里又卫生又稳妥，汁水都不会溢出来。偶尔，还有一小袋一两装的现磨好的咖啡。对他们来讲，每天可以平安无事准时回家，合家团聚晚餐桌上，老酒抿抿，再烧一壶咖啡，一定是十分满足。此外，他们的草包内，往往还有一只塑料袋，里面是一方搓洗得很干净的小毛巾、一双筷子、一把西式汤勺。识货的人还看得出，那是正宗的CRISFIE的喷银餐具。就这些，你已可窥视到他们那套死不改悔的生活态度。岁月悠悠，我们的价值观很容易在不断地与生活的妥协中流失，而他们一只小小的草包，依然盛得住那份所走过的固执的自爱自尊的岁月。
尼龙线兜，那种用尼龙丝钩成的极细却又坚韧度极高的尼龙线兜，一度对上海人来讲，与出门带钥匙一样重要。这种网线兜色泽多样，有透明、浅蓝、浅粉红等色，有的还缀上一粒粒小珠子，远远看过去，有点似18世纪欧洲女人的面纱，有种朦胧美。上海人上班总要带着它，以方便下班时，甚至午休时路过菜场带点菜回来，手脚快的还可以将菜洗好、鱼剖洗好晾在那只远看十分浪漫的网兜里，下班回家就可直接起油锅了。随身带着这样一只网兜，在社会物质贫乏、供应不足时，是最方便最理想的购物袋。
70年代，一种用花尼龙布裁剪的开口拎包替代了这种尼龙丝网兜。这种花尼龙包初时只在女人中流行。女人们厌倦了非蓝则褐的世界，不知哪一位聪明女人想出来，用图案鲜艳的尼龙料缝制成手袋。一时，满街的蓝色海洋，多了几色鲜艳的点缀。那道关不住的春光，诱得许多男性也选择了这种又轻又便捷的包包。一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创意者，为这种尼龙袋加了一个人造革托底。不用时，可将这只包折叠起来用拉链拉起。要用时，再拉开拉链将其抖开来，彻底改良了这种尼龙袋成为包。
“文革”期间最广泛流行的包包，就是那种绣着“为人民服务”的黄军包。那种包一背，再配一身真伪难辨的黄军装，果真有一股凛然的革命正气。这种黄军包很容易弄到手，要为自己抹上一层革命色彩，其实也很容易，难怪那时的上海人，不论是小将还是头发斑白的老师傅，都人手一只“为人民服务”的黄军包。自有一批有自知之明的上海人，深明追上革命潮流的应是思想和内涵，更因为不少背着“为人民服务”包包的人做出的事，十分令人民厌恶，所以，黄军包的革命光环再眩目，仍有人坚决拒绝背上它。
开放前上海女人最时尚的手袋，是那种出口转内销的彩编大草包。与那些老资产拎的草包不同，这种出口转内销的草包，都是色泽鲜艳图案夸张，衬着女人们一身蓝布上衣和灰法兰绒西装裤，再加一头齐肩的用电线卷成大波浪的乌发，那团鲜艳即时被化解为一抹恰如其分的点缀，升华成一团含蓄的时尚。街上革命口号叫得再震天，上海女人的草包里，仍然放着一支防裂唇膏。上海女人怎么都扔不掉那涂口红的习惯手势，哪怕抹上一层无色的防裂唇膏也好！然后，永远会有一条沾着花露水的手绢，一把吊着只用玻璃丝编成的小鹿的钥匙圈，一本精致小巧的《毛主席语录》。间或，会有一本直排版的纸页已泛黄的、由生活书店出版的《安娜?卡列宁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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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想不到，一只包包，竟也可称为我们城市记忆的仓库。
小小一只包包，原来是我们维系自身尊严和生活路向的巨大动力和最体贴的呵护。难怪我们经常要整理查视我们的包包，犹如我们需要经常自我提醒，反省自己的言行一样。所以通常，我们认定一只包后（指上班用的那种），一般不会随意替换。万一调包了一次，往往就会显得丢三拉四，找到这样不见了那样。可见就是自己的包一定要保管好，不能给调换掉，各人有各人的包，就如同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次序，一旦给调换了，就麻烦了。
挽着一只用熟了的包，就像挽着与我们一起走过岁月的老伴一样，令我们安详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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