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沿着日本五山文学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选取梦窗疏石、虎关师炼、中岩圆月、义堂周信、绝海中津、景徐周麟、一休宗纯、策彦周良等代表作家和作品，多角度考察了五山文学产生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通过文史兼容的方法详细分析了五山文学的创作思想、创作理念以及思想性、文学特征、艺术性和审美价值；探究五山文学创作主体与中国文学、思想、文化、艺术的渊源关系以及其文化活动如何成为推动日本中世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揭示日本五山文学对中国文学、文化吸收、借鉴、使其转化成具有民族特色本体文化的创新轨迹。
作者简介：
张晓希（1957—）辽宁大连人，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日本古典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现任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天津市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主持及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华文化概览》、国家新闻总署重点出版项目《汉日大辞典编撰》以及省部级项目多项，发表论文数十篇，代表作有《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日本古典诗歌的文体与中国文学》、《五山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华文学概览》（译著）等。
目录：
目录：
第一章五山文学与五山文化1
一禅宗东移入扶桑1
二宋学思想的传播及根植4
三日本汉文学的巅峰——五山文学5
四从唐式茶会到日本的茶道8
五从宋元的山水画到日本的山水画9
结语11
第二章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13
一《济北诗话》与中国诗话14
二唯理之适17
三醇全之意23
四尽美尽善28
五志、性情和雅正40
目录：
第一章五山文学与五山文化1
一禅宗东移入扶桑1
二宋学思想的传播及根植4
三日本汉文学的巅峰——五山文学5
四从唐式茶会到日本的茶道8
五从宋元的山水画到日本的山水画9
结语11
第二章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13
一《济北诗话》与中国诗话14
二唯理之适17
三醇全之意23
四尽美尽善28
五志、性情和雅正40
结语47
第三章梦窗疏石的造园思想与风格52
一禅式庭园的开拓者——梦窗疏石54
二自然风景与造园55
三庭园样式的转变与造园59
四庭园主题的表现63
五造园思想——禅与隐逸70
结语75
第四章中岩圆月的儒士风骨77
一忧国忧民之真情77
二守道与固穷的君子人格87
三待时而动的儒家隐逸观95
结语103
第五章义堂周信的文学观107
一道理与文章109
二恬静超脱的汉诗121
三义堂的文学思想137
结语148
第六章绝海中津的文人风致154
一坦率之性与脱俗之心155
二源于中华的传世诗作165
三泽被禅林的书画艺术176
结语191
第七章景徐周麟的禅儒一致思想195
一对求道精神的坚持198
二禅儒一致与政治理想211
三“身不隐心隐”的思想220
结语234
第八章一休宗纯的特异性238
一对儒家思想的继承239
二对淡泊质朴的古禅风的坚守246
三“身隐心不隐”的思想256
结语264
第九章汉诗与文化交流268
一遣明使及其必备的条件268
二策良周彦与汉学修养269
三汉诗与景观271
四汉诗与宗教276
五汉诗与外交279
结语283
第十章中日古代流散汉诗及其特点285
一流散者远离故土的思乡性286
二流散者在异质文化中遭遇的思想碰撞与文化冲突289
三流散文学在异质文化中的融合与传播291
结语292
后记294第一章五山文学与五山文化
日本中世初期，连年的战乱使社会经济文化受到了严重破坏，庄园制瓦解，各地的守护大名控制了所管辖的土地和民众，旧佛教腐败衰微，掌握了政权的武家与旧贵族之间的矛盾呈多元化状态，因此，幕府希望用新兴的禅宗来代替旧宗教势力，模仿南宋禅宗寺院体制建立了五山十刹五山是当时日本朝廷模仿南宋所制定的禅寺的等级，将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京都的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列为最上位的五山，而将南禅寺定为五山之上。将净妙寺、禅兴寺、圣福寺、万寿寺（京都）、东胜寺、万寿寺（乾明山、相模）、长乐寺、真如寺、安国寺（山城、北禅寺）、万寿寺（蒋山、丰后）列为十刹。的官寺制度，从而奠定了禅宗的主导地位，也使五山禅僧接触中国的新佛教、新儒学和先进文化成为可能。五山禅僧中有赴宋元明求法的日本禅僧，也有渡日传法的中国高僧，还有幕府派遣的勘和贸易遣明船的遣明使僧，这些禅僧以其高度的文化修养成为幕府的外交、文化顾问，五山文学的创作主体和外来文化的传播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从宗教、思想、文学、艺术几个方面论述五山禅僧如何传播中国文化，进而对日本中世多元化文化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禅宗东移入扶桑
南宋社会经济发达，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兴盛时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尤其是造船技术的提高，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南宋统治者积极鼓励对外贸易。南宋初期，时值日本白河法皇主持院政太上皇或法皇（出家的太上皇），日本中世执政的一种政治形态。后期，政权由外戚藤原氏家族移于武家平氏之手。由于平清盛在保元之乱保元元年（1156年）7月日本朝廷中发生的内乱。崇德上皇与后白河天皇、摄政、关白家的藤原赖长与藤原忠通的对立激化，崇德、赖长一方以源为义的军队为主，后白河、忠通一方以平清盛的军队为主展开了激战，结果崇德大败，被流放到讚岐。保元之乱成为日本武士登上政治舞台的契机。中助后白河天皇平乱有功，升任大宰府太贰大宰府的次官。掌九洲政务，因见日宋贸易有利可图，对外采取积极推进政策，奖励海外贸易，此外还修筑兵库港，整备濑户海峡等，以利于船舶的往来，使日僧大批入宋成为可能。据梅应发、刘锡撰《开庆四明续志》卷八中记载：“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而随商船求法渡宋的僧人也络绎不绝。仅史料中有姓名记载的入宋僧就有一百二十余人,其中大部分为五山禅僧。最著名的当属日本禅宗的开山之祖明庵荣西。荣西曾于1168年、1187年两度入宋，师从临济宗黄龙派第八代传人虚庵怀敞，参禅问道。1191年孝宗皇帝赐其“千光法师”之号。归国后，荣西以九州为中心，在肥前（佐贺、长崎县）、筑前（福冈县西北部）、筑后（福冈县南部）、萨摩（鹿儿岛西部）等地兴禅布教，开创了圣福寺等多所寺院。禅寺多模仿宋代丛林清规，其建筑也为宋代禅刹之样式，由于荣西在宋时曾营造天台山万年寺三门的两廊、智者大师的塔院，还襄助过天童山千佛阁等建筑工程，获得许多建造寺院的经验，这给日本禅寺建筑以很大影响。此外，他还撰述世称日本禅宗创立的宣言书《兴禅护国论》，阐明禅宗宗旨，介绍唐宋禅宗的特色，并申明兴禅“护国”的道理。在新兴的镰仓幕府皈依、支持和保护下，创建了寿福寺，在京都创建了台、密、禅三宗兼学的道场建仁寺，为日本禅宗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荣西对禅的大力提倡给当时的日本佛教界以极大的刺激，引起了人们对禅宗的兴趣，因憧憬南宋的禅风而入宋者接踵而至。其弟子道元1223年入宋求法，登天台山万年寺，历游天童、阿育王、径山等著名寺院，学禅于天童山如净禅师。回国后，1227年在日本深草建兴圣寺，为日本最初的禅堂。1243年在越前（福井县东部）开创永平寺，成为日本曹洞禅宗的开山之祖。其法孙圆尔辨圆1235年入宋，巡游于天童、净慈、灵隐诸寺，复登径山，学禅于径山无准师范，1241年回国开创东福寺，弘扬教禅一致之学。为弘扬临济正宗禅的宗旨，圆尔曾先后向后嵯峨天皇进讲中国五代宋时高僧延寿纂辑的禅学名著《宗镜录》，为执权幕府政权中辅佐将军的最高长官，源实朝时任命北条时政为此职，后由北条家族世袭。北条时赖、后嵯峨上皇、龟山上皇等授禅戒，对日本临济禅的兴隆、发展和临济宗的独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禅僧在宋长期学禅，学成归国时，带回大量的佛书、禅书、僧传等。荣西于1168年初次入宋携归天台新论章疏三十部六十卷；泉涌寺不可弃法师入宋僧俊芿于1211年归国时携带佛教典籍1008卷、世俗典籍919卷；俊芿的弟子闻阳湛海嘉祯末年初次入宋，归国时携经论疏数千卷。这些经书和典籍不仅对日本的佛典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还直接刺激了日本印刷业的发展。通过五山禅僧的努力，在京都、镰仓等诸禅院相继出现了宋元刻本的仿刻板。印刷了如《虚堂和尚录》、《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心要》等大量的高僧语录和禅籍等。《景德传灯录》、《禅林类聚》、《五灯会元》、《宗镜录》、《佛祖传记》等宗教史上的重要经典也是这个时代出版的。镰仓、室町期间刊行的五山版包括禅籍在内的佛教书籍共195种，佛教以外的经史子集等78种同上。，这极大地促进了禅宗及中国文化、文学在日本的传播。
宋、元、明的求法僧归国后对禅宗的传播，使日本朝野对中国盛行的禅宗有了初步了解。他们仰慕中国佛教，积极劝请中国高僧渡日直接传法。因此，五山禅僧中不乏宋、元、明的渡日传法僧。首位渡日传法僧是宋代阳山无明慧性法嗣的兰溪道隆。他于1246年应日本入宋僧明观智镜之邀，携弟子义翁绍仁、龙江等人乘船渡日传授佛教文化，仿宋禅寺之貌，建成临济宗建长寺派大本山，为镰仓五山第一大寺，成为日本最初的纯禅道场。1260年，宋南禅福圣寺僧兀庵普宁渡日后，当时的执政北条时赖受其感化，达到大彻大悟之地，对镰仓武士政权与禅的结合作出了很大贡献。后来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高僧接踵渡日，举扬临济禅风。1299年，元代佛教界首屈一指的禅僧一山一宁作为元朝外交使节渡日，在日二十年，先后住持过南禅、建长、圆觉等大寺，在镰仓、京都大张法筵，大振禅风，并创立了“一山派禅学”。一宁在日期间，弘扬佛法，传播宋学。因其人格高尚、博学多才，深受日本朝野上下各阶层的尊信，给予日本国民精神上的影响甚大，后宇多法皇在其示寂后特赐“国师”称号，赞曰“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极大地改变与加深了日本朝野、佛教界对临济禅的认识，有力地促进并扩大了临济禅在日本的弘扬与传承，奠定了日本禅宗独立的基础。
二宋学思想的传播及根植
中世的日本，由于贵族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失去了实力，思想领域里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儒教也呈现出衰微的征兆。然而此时，中国的南宋正处于文化高峰期，儒学高度发达，理学风靡学术界和思想界。宋学的理念和方法论与禅宗十分接近，禅与宋学相互影响，三教一致思想认为儒教、佛教、道教其本质是相同的。宋代以后很多禅僧宋学修养很高，并将宋学作为传教的手段。受此思潮的影响，入宋僧在传入禅宗的同时，也自然将这种“宋学”思想引入日本。日本禅宗史上著名禅僧圆尔辨圆（圣一国师）回国时携带中国经籍数千卷，收藏于京都东福寺，从其藏书
目录：
中可见许多与宋学相关的书目。后来，几乎所有的五山禅僧在修禅的同时都不断提高自己的宋学修养，并将其作为传教的手段。由于五山禅僧的努力而兴盛起来的新儒教后来逐渐普及到全国各地，在与日本固有思想的融合过程中，逐步成为独立的学术思想。
入元僧中岩圆月少年时代剃发为僧，学习密宗，后随东明慧日、虎关师练习禅宗。1325年渡海到元，游历禅山名刹，历时7年之久。其勤奋好学，精通程朱理学，诸子百家、天文、地理、阴阳五行无所不晓。元代僧人竺仙梵仙称其“学通内外”。归国后向将军足利义满和摄政关白二条良基讲儒学的新旧两义，力说儒学的意义。所著《中正子》一书，提倡儒佛一致，论诸子百家，被日本学者誉为古代日本哲学思想史上的鸿篇巨擘。东褔寺的岐阳方秀是一名彻底的宋学信奉者，他讲朱子的《四书集注》，并为其标注日文读法，使一般人也能理解原著内容，为儒学在日本的普及开拓了新局面。了庵桂悟曾任东福寺、南禅寺的住持，师从云章一庆，习禅宗经典及庄子等外典，向舟桥宗贤学诗传四书等旧注儒学，潜心研究《宗镜录》，与禅、净一致的思想产生了共鸣。晚年应后土御门天皇（1442—1500）之命，在宫中宣讲金刚经、般若心经等，并以83岁的高龄作为遣明正使率第八次遣明船入明，受到明武宗的厚待，在明期间还与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往来，深得阳明学精髓。桂庵玄树代表了日本当时宋学繁荣和普及的最高水平。其9岁入南禅寺，师从兰坡景茝，又随建仁寺云龙庵的惟正明贞和东褔寺的景召瑞棠学习《四书》的新注。1467年随遣明使天与清启入明，在明7年，受宪宗之宠，遍游苏杭，历访诸儒探究程朱之学，其中最崇《尚书》。1473年归国，恰逢应仁大乱1467年（应仁元年）至1477年发生的内乱。因足利将军家和畠山?斯波两管领家的继承问题，细川胜元的东军和山名宗全的西军分别率领诸大名在京都展开了激战。战乱扩大到了地方，出现了战国时代。从此，幕府失去了权威。，因难以在京都弘教，遂到九州、肥后（熊本）、萨摩（鹿儿岛）等西部地方，向武士及庶民传播儒学，以至达到宋学风靡西部边陲的盛况。1481年刊行的桂庵玄树的朱子《大学章句》是日本历史上出版的第一部朱子新注，此书在1492年再版，成为极珍贵的藏书。另外，玄树还著有《家法倭点》一书，对岐阳方秀标注的《四书》“汉籍和点”加以修正，辨新古。《四书》的读法、标点符号在其《家法倭点》中得到统一。桂庵玄树的学问被弟子们所继承，为日本近世朱子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日本汉文学的巅峰——五山文学
以偈颂或佛教法语为主的宗教文学始于唐代。到了南宋，以诗文扬名的禅僧辈出，形成了禅宗文学的黄金时代。由于五山禅僧将禅宗传入日本，宋、元、明文学也随之船载以入，中国大陆禅林尊重文笔的风习也直接传入日本。但是，这种“以文为本，学道其次”的倾向最初在五山禅林内被认为是“邪道、俗人所为，忘记了禅僧的本分”而受到责难。后来，诗文的功效逐渐被认可。竺仙梵仙认为“道如主食，诗文如副食，诗文可助学道”，桂庵玄树主张“诗熟则文必熟，文熟则禅必熟”，禅与诗是表里一致的关系。这种文学观逐渐风靡整个禅林，禅僧们开始关注和学习大陆禅僧和文人的诗文集，并对诗文的著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五山文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当时，五山禅僧中流行以内外典兼通为尚的禅林学术理念，“朝经暮史昼子夜集”蔚然成风。五山求法僧崇尚中国文化，在中国体验丛林生活、参禅求法的同时，云游山川大刹，结交中国博学俊颖之士，究儒学、弄诗文，回国时带回了大量的禅僧诗文集，广传至禅林之中。除中国禅僧的诗文集以外，僧侣们涉猎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中国文人的诗文集。主要作品有《诗经》、《楚辞》、《文选》、晋代陶渊明、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的诗；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宋代苏轼、黄庭坚、王安石、陆游、欧阳修等的诗文；元代黄溍、虞集、程钜夫，明代的宋濂、张楷等的诗文。还有赋诗撰文所需的《礼部韵律》、《古今韵会举要》、《韵府群玉》等韵书以及《太平御览》、《事文类聚》、《皇朝类苑》、《记纂渊海》等，这些典籍在五山禅僧汉诗文的研习和创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山文学中，宋元明的渡日传法高僧的影响极大。他们对日本五山禅林界进行了直接指导，成为五山文学创作的源流。如镰仓末期渡日元僧一山一宁被称为五山文学的始祖，其博学多才，不仅精于禅学，而且从儒道百家，到诗文、小说、乡谈、俚语、书法、绘画无不精通。慕名来挂塔的修行者络绎不绝，一山只好通过作偈颂的考试进行选拔。以古诗、律诗、绝句等诗歌形式作偈颂需要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因此，此举被禅林视为促进五山禅僧提高汉诗文修养的重要契机。一山之后，东明慧日、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等元代高僧相继渡日。竺仙梵仙在将元代的禅林文学新风传入日本发挥了重要作用。梵仙的影响力极大，据说五山的文笔僧几乎都与其有过交流，他的《天柱集》、《来来禅子集》、《东渡集》等多部著作的问世，促发五山文学兴起的机运得以成熟。
在一山一宁的直接指导下，五山禅林中优秀诗僧辈出。有入元僧雪村友梅、龙山德见、虎关师炼等。虎关师炼被尊为五山文学翘楚，是集汉学之大成者，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完成了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僧人传记《元亨释书》（30卷），其诗文全部收录于《济北集》（20卷），文风洗练，纵横奔放。中岩圆月个性率真，曾入元求法，精通程朱理学，仰慕李白、杜甫的诗风，所著《东海一沤集》（30卷）内容丰富，说、论、杂文、诗兼备，由元代百丈山禅师东阳德辉作跋，赞为“疑是大唐人作”，被誉为五山文学兴盛期里程碑式的作品。绝海中津和义堂周信为五山文学的双璧，绝海中津曾作为遣明使入明9年，回国前明太祖接见了他，其应制所赋熊野三山之诗被称为千古绝唱，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明僧录道衍曾为其诗文集《蕉坚稿》作序时说：“禅师得诗之体裁，清婉峭雅，出于性情之正，虽晋唐休彻之辈，亦弗能过之也”，赞叹其技法、诗风。义堂周信的汉文、汉诗卓越超群，是“五山文学”之集大成者，其所著的《空华集》（20卷）洗练、纯熟，为五山文坛带来了新风。五山文学后期的代表诗人一休宗纯著有诗集《狂云集》和《续狂云集》，其自由奔放的诗风和放荡不羁、嫉恶如仇的性格在当时的五山禅林独树一帜。五山文学的棹尾，最后一名遣明使僧策彦周良博学多识，熟悉中国文化，擅长汉诗文，著有《谦斋诗集》、《城西联句》等，明人称“读其文有班马之余风，诵其诗有二唐之遗响也”。五山文学后期，禅僧们的热情转移到了中国诗文集的鉴赏和研究，留下了大量的注释书。这些注释书虽然缺少独创性，但对汉诗文的鉴赏和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说五山文学除文学史价值之外，文化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禅宗史丰富的史料，儒学史上重要的成就，具有多重丰富的内涵。
四从唐式茶会到日本的茶道
中国的吃茶之风盛行于唐代，据考证，在奈良时代遣唐使就将此风习和唐代其他文化一起传入日本。《日本后纪》以及平安时代的敕撰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中就有很多描写当时上流文人间流行吃茶的汉诗。遣唐使废止后，这种风习也逐渐消失芳賀幸四郎：《芳賀幸四郎歴史論集Ⅳ，中世文化とその基盤》。
日本与中国茶文化的再次相遇是在宋朝。中国宋朝时禅法已甚流行，而茶具有遣困、养生之功效，故禅林逐渐有吃茶的风气。吃茶的礼仪、行法更成为禅门生活中重要的一环，于是有“茶禅一味”的说法。《栂尾明惠上人传记》中写道：“建仁寺长老（荣西）赠茶，关于医师，知茶有遣困、消食、快意之效，然此物日本不多，乃寻得其实，植两三株，诚有醒眠，舒气之功，亦使众僧服之或谓此茶子，乃建仁寺僧正禦房（荣西）由大唐携来植育而成者”。荣西在华多年，受天台山寺庙茶礼影响很深，两次入宋，都将茶种带回日本。归国后在他开创的镰仓寿福寺、博多圣福寺、京都建仁寺等寺院设立每日修行中吃茶的风习。他带回的茶种传到各地，诸国也流行起了饮茶风。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说：“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上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曾嗜爱矣，古今奇特之仙药也。”说明茶可去病醒神、养生延龄、益于人生。又从《太平广记?茗部》上引用33条关于茶的说明，从茶的名称、功效、采摘、制作等方面全面介绍了中国茶。1215年荣西献上二月茶，治愈了源实朝将军的病，自此，饮茶之风更为盛行。
到了南北朝时期，兴起了唐式茶会（类似中国唐宋时期的茶宴、茶会）。这种唐式茶会由入元禅僧传入日本，最初在禅林中进行，后来在与禅宗关系最为密切的武士社会流行开来。当时流行着“众人聚之，品茶催兴”，荣西在《吃茶往来》中写道：众人来集，请于客殿，以飨点心，然后“水织酒三献，次索面茶一返，以山珍海味劝饭，以林园美果甘哺”。用过点心，众人“其后起席，或对北窗之筑山、避暑于松柏之阴，或临南轩之飞泉，披襟于水风之凉”。点茶仪式在可以眺望周围风景的茶亭二楼进行。室内的装饰有出自思恭、牧溪等中国名画家之手的释迦、观音、文殊、普贤等佛画，桌上铺着金襕，古铜花瓶中插有红花、青莲，烛台、香炉中插着香匙、火箸等。在房间的一角，放置屏风、设置茶炉煮茶，旁边装点着许多有名的茶壶、茶碗等，用的是中国的青峰、雅州、茂山等名茶，客位、主位之席放置交椅、竹椅。此外，还有点茶仪式、斗茶游戏以及宴会歌舞等，从形式到内容完全是豪华复杂的唐式茶会风格。茶会的这种奢华风习到了室町中期开始改变。当时流行书院茶，书院茶的主要特点是摒弃了斗茶以胜负为目的的游戏性以及娱乐性，重视对精品唐物的欣赏和系统的茶礼的制定，形成了风雅而又庄严的茶会风格。后来村田珠光在书院茶的基础之上吸收了民间茶简素的风格,将禅的思想导入茶道，奠定草庵茶的基础。茶会的人数从多到少，从茶亭到简单的茶室，从复杂的室内装饰到简素的陈设，茶已从单纯的趣味、娱乐性质发展到一种精神上的追求。这与当时日本社会的政治形势、文艺思潮和艺术审美观有密切的关系。中世后期，上层社会一方面追求优雅艳丽、情趣和官能上的感觉美，另一方面向往简素枯淡、闲净清雅的情趣，这两种文化现象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审美的特点是在闲寂清素中追求雅趣，豪华复杂的唐式茶会就这样逐渐发展成闲寂清素的茶道。
唐式茶会不但为日本茶道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期间与茶道相关的诸艺术领域，如庭园、建筑、室内装饰、书法、绘画、香道、花道等都呈现出相同的发展轨迹。可以说茶道承载了诸多的文化艺术内涵，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禅宗文化和贵族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
五从宋元的山水画到日本的山水画
随着入宋、入元僧与渡日禅僧的频繁往来，宋元的许多文化传至日本。其中之一便是宋元的名画。包括人物画、山水、花鸟画等。宋元画分为院体写生画和水墨画两种。其中，浑然一色的水墨画所含的特殊画境与禅宗的悟境及思想背景一脉相通，因此，宋元水墨画传到日本后立即成为贵族、寺院竞相追逐收藏的对象。镰仓时代末期至南北朝初期，仅镰仓圆觉寺的一所小寺院佛日庵就收藏了牧溪等宋元画20余件。由于皈依禅宗，武士、贵族与寺院禅僧来往密切，加之执政的武家逐渐贵族化，其兴趣爱好也深受其影响。因此，宋元画逐渐被武士们所重视，从山僧的寺院传到了武将、又变成了武将向将军进献的礼品或武将之间的赠答品。1481年大内政弘向将军献画时，一次就进献了三十二幅名画。武家之间形成了宋元画的收藏热，自足利义满起，历代将军都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大量收藏，室町将军家收藏总计90件，279幅名画。其中人物画114幅、花鸟画91幅、山水画74幅，包括名画家30余人的作品。据说这只是其收藏的一部分，足见宋元画流入日本的数量之惊人。
随着禅林界、上层武士社会对宋元名画的理解和鉴赏的深化，社会上兴起了收藏、鉴赏热。到了室町时代中期，名画的价格飞涨，因此，五山十刹的禅寺中出现了许多临摹宋元名画的画僧。开始是给禅诗配画，后逐渐出现了专门的画家。如相国寺禅僧如拙，其画属于道释画向山水画发展的最初阶段，1410年前后完成的《瓢鮎图》，简洁的构图技巧和雄劲的笔法被认为是深受南宋著名画家马远的影响。道释画至天章周文时已发展为水墨山水画，周文笔法学自于南宋的马远、夏圭，但其题材仍为日本的自然观，经过禅的修养醇化达到清淡雅逸的意境，形成了日本水墨山水画的主要风格，代表作有《山色峦光图》、《竹斋读书图》、《三益斋图》等。确立日本水墨画的独立地位，开创水墨画新纪元的是被称之为“画圣”的雪舟等杨。雪舟自幼入宝褔寺修禅，天生好画。后入相国寺，敬仰如拙，师从周文，也临摹传入日本的宋元画。1468年雪舟随大内氏的遣明船渡明，在明期间，他入“天下禅宗五山”之一的四明山天童禅寺修禅，被推为天童禅寺禅班第一座。期间还应明人之邀，画了富士山、三保之松原和清见寺三绝景图。不久，他离开天童寺上京，在北京礼部院制作壁画，深得明朝宫廷赞赏。在明一年多的名山胜景游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曾经在宋元画中憧憬的中国山水风物，并认为“明国的山川草木皆我师”。之前的周文等一流山水画家只能通过宋元画的想象来间接表现大陆风景，雪舟的收获是可以将大陆的山川景色直接入画，这也反映在他的《夏冬山水图》等作品中。归国后，他不再拘泥于取法一两家，而是兼收并蓄，除了继续习夏圭、梁楷、牧溪、玉涧等画风，还广泛吸收中国宋元画样式，开创了根植于现实土壤，洗练、畅达、雄劲、富有生命力的新画风。雪舟的画题材丰富、画风多样，主要作品大多出于南宋院体的严谨笔法中，同时强调水墨淋漓、丰富的空间构成和强烈的个性。如他的《泼墨山水图》具有抽象的意蕴，从其泼墨法即可看出明代画家张有声或李在的画风，也能窥出玉涧、牧溪山水画的笔法。另外，他还一改前人只画大陆风景的作法，将日本本土山水风景绘入画中，完成《天桥立图》等巨制。雪舟从宋元摹本到师法中国自然风物,再到师法日本自然风物的过程中，完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点的水墨画——汉画。以他为代表的新绘画潮流奠定了室町时代绘画的主流——汉画派的基础，并给即将到来的日本近世绘画以极大的影响。至此，在宋元山水画的影响下，与禅宗密不可分的日本山水画逐渐脱离了对宋元山水画的单纯模仿，形成了清淡雅逸、气韵自然的日本独特画风。
结语
日本中世文化是在没落贵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武家文化框架，由禅僧为其充实了内容。由于当时其自身文化还没有成熟，使日本社会产生了渴望汲取和掌握宋元明先进文化的心理需求。为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而登场的便是以镰仓、京都的五山十刹为中心的五山禅僧。他们当中无论是到中国直接体验禅林生活的日本禅僧，还是渡日传法的中国禅僧，带到日本的禅宗其物显示了新宗教的魅力，船载以入的学问、艺术、趣味等均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宋、元以及明代的先进文化。这些禅僧中许多人历任于京都、镰仓五山等大寺的住持，接受朝廷、武士政权的支持和崇信，确保了作为特殊文化形态的宗教在日本中世佛教界独占鳌头的地位，成为当时社会的精神指导者。尤其是五山势力在幕府的大力保护下，得到了经济上的安定，取得了文化形成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即具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和闲暇、充裕的精神。除佛学以外，作为当时的文人，五山禅僧还潜心多方面的学问，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因此，属于知识阶层中最上层、最优秀的禅僧聚集在五山，他们要以学问和教养来满足社会，尤其是要满足保护者——当时执政者的期待，便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地传播并介绍中国文化。这种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日本民族特色、新的文化体系。可以说，五山禅僧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也是日本中世文化形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中坚力量，而这种文化由于它自身的价值，又成为日本近世文化的母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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