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忏悔》由秦晖、吴思等担任编委会成员，王克明、宋小明主编，精细选编了30多篇“文化大革命”亲历者、参与者的回忆和忏悔文章组成本书。这些“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参与者，通过个体性的记忆回顾，呈现当时的历史环境，直面曾经的罪错，向那些被伤害的人们低头致歉。
巴金曾说：“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这些“文革”的参与者、亲历者选择在垂暮之年站出来直面曾经的罪错，值得致敬。
2013年，开启了一场“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个体忏悔接力；2014年，《我们忏悔》出版就是这场接力的继续。”
作者简介：
《我们忏悔》由王克明、宋小明主编，钱理群、秦晖、吴思等担任编委会成员。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
王克明，文化学者。1952年出生，曾在陕北插队十年。现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研究，任延安余家沟村建设顾问。著有《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等。
目录：
前言《我们忏悔》编委会
特别前言《我们忏悔》编委
1示众钱理群
2跟风整人的懊悔赵遐秋
3最黑暗的夜晚高宜
4“反动权威”胡传奎之死张阿妹
5我在“文革”中的那些事张雁滨
6生命的暗夜陆晓娅
7我的“文革”经历刘伯勤
8我的忏悔杨健
9艰难忏悔胡健
10那年冬至日烧纸王冀豫
11“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杨里克
12如果能够赎罪……任国庆
13我打谷志有王克明前言《我们忏悔》编委会
特别前言《我们忏悔》编委
1示众钱理群
2跟风整人的懊悔赵遐秋
3最黑暗的夜晚高宜
4“反动权威”胡传奎之死张阿妹
5我在“文革”中的那些事张雁滨
6生命的暗夜陆晓娅
7我的“文革”经历刘伯勤
8我的忏悔杨健
9艰难忏悔胡健
10那年冬至日烧纸王冀豫
11“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杨里克
12如果能够赎罪……任国庆
13我打谷志有王克明
14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章孟杰
15我对批斗“反动军官”的悔恨李华
16老棍王建勋
17此生无法挽回的遗憾刘小佈
18我的极左经历吴思
19一个“狗崽子”的迷惘李斌
20我的忏悔——从人到“驴”的自白卢晓蓉
21趋利避害也是我的天性张华
22没有地址的信张红兵
23冤孽施明
24初恋祭邢仪
25刻骨铭心的痛丁爱迪
26永久的悔刘晓航
27“文革”记愧史铁生
28我最好的朋友落难时，我只是看客……丁珊
29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老鬼
30一生的愧疚食指
31见血及其他刘齐
32病理切片一二三吴琰
33回眸“文革”年代的真实语境张嘉谚
34灵魂蒙羞的1976张健
35无罪的悔郝一星
旅美友人致《我们忏悔》编委会信
史铁生致王克明信史铁生
后记王克明
不会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忏悔是忏悔者的自我救赎，是摆脱恶对自己良心的折磨。基督徒认为忏悔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非基督徒也要讲“天地良心”，同样有求得上苍（天理）宽恕，拯救自己良心的需要。所以忏悔不应该只是某种“文化”的特有现象，而应该是一种普世的人文精神。
——秦晖
在极权体制依然存在，其罪恶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应该对历史的错误和罪恶负责的利益集团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否定的情况下，我并不赞成“全民忏悔”，那会混淆历史的责任。
——钱理群
不会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忏悔是忏悔者的自我救赎，是摆脱恶对自己良心的折磨。基督徒认为忏悔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非基督徒也要讲“天地良心”，同样有求得上苍（天理）宽恕，拯救自己良心的需要。所以忏悔不应该只是某种“文化”的特有现象，而应该是一种普世的人文精神。
——秦晖
在极权体制依然存在，其罪恶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应该对历史的错误和罪恶负责的利益集团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否定的情况下，我并不赞成“全民忏悔”，那会混淆历史的责任。
——钱理群
人类文明和生物进化都遵循这个公式：试探——或成或败——成则进，败则退，然后再试。文明成败，相当于物种兴亡。我们的总结和忏悔，乃是文明进化和个人进步的必要条件。缺乏这种能力的物种和文明及其个体，无法顺利转轨，一旦走错就会一错到底，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因此，无论对人对己，忏悔都是有利可图的美德，成本很低的美德，而且是进化史上很高级的美德。反过来也可以说，美德就是对人对己对文明对物种都大有好处的品质。
——吴思
忏悔不是患得患失的后悔，它发自内心，基于良心良知良能。可是数十年来，无论高层提倡、社会示范和教育灌输都与此相悖。我们立足于斗，张扬悲情，从不自省，仿佛全世界都欠我们的。中华民族步履艰难，直至现今的全民族的道德滑坡都与此有关。
——王学泰
如实地回忆以往的过错，并加以认真的检讨和诚恳的反思，是良知的体现。知耻近乎勇。国家建立这样的机制之前，先行一步的公民值得敬佩。
——丁东
忏悔，是对自身的过错、罪孽以及人类的悖谬行为承担一份精神责任。这种精神责任应该由人类自己承担，而不应该推给神灵。人人都应该有忏悔意识。
——摩罗一段“文革”已似过眼烟云，一场浩劫已经事如春梦。但是，一份愧疚依然深藏，一种罪责始终重压。那就是我们不曾讲述的“文革”经历，不愿否定的青春年华。为了珍惜过往的年轻，为了守护曾经的真诚，我们一直掩饰自己，直到掩藏了为害，掩盖了历史。终于，公众记忆中，没有了我们的罪过；历史谴责里，只剩下个“王张江姚”。
对“文革”的无知，直接影响对历史的解读。刚刚过去三十多年，“文革”便已模糊不清。因为弄不清那血雨腥风戕害了多少无辜生命，搞不懂那大风大浪湮灭了多少人性良知，于是，非亲历者以为那场“伟大革命”有“历史合理性”，亲历者也有人依旧鼓吹“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如果继续剥夺对真相的回忆，同样的真相就可能再次上演；如果从社会灾难中找出“合理性”，同样的灾难就一定重复发生。
我们确实有过真诚激情，我们当真以为目标高尚。但是，我们对什么真诚？我们看什么高尚？
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忽然敌我分明；青春年少的花季，我们转眼虔诚迷信。同样是人，我们分出三六九等；同样是友，我们撕裂成对立阵营。我们迷信“语录”，崇拜教条；我们扫除“四旧”，轻侮人权；我们烧毁书籍，蔑视知识；我们破坏文物，亵渎文明。一个个“敌人”被打倒，编成了我们的光荣花环；一次次谎言和暴力，铺就了我们的革命征途。父母悲恸于我们的划清界限，老师叹息于我们的揭发伤害，亲友伤惋于我们的回避疏远，同学强忍于我们的咄咄逼人！师长、父老被侮辱被损害时，我们没想过应该挺身保护；优秀文化被指为“封、资、修”时，我们没有思考也不去怀疑。抄家虐待“走资派”时，揪斗侮辱“反革命”时，我们可能还去欣赏暴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反认他乡是故乡时，我们很少能去质疑荒唐。我们强制乡亲“割自留地尾巴”，无异于给饥饿光景雪上加霜；我们鄙视村中“地富反坏”，等同于在惶惶乱世趁火打劫！
那时，我们真诚地贯彻了“最高指示”，站在了“敌人”之上，却不知，竟让无数人蒙冤受屈、忍辱负重。我们高尚地保卫了“红色江山”，接近了“伟大”目标，却不料，竟交出了人性的意志和灵魂。
为什么对简单夸大的阶级斗争，我们没有过怀疑？为什么对人多势众的群众运动，我们没静下思考？为什么在群体的狂热中，我们失去自我？为什么在崇拜的偶像下，我们满眼敌人？为什么我们会头脑简单、观念极端，任它深刻而痛苦地伤害亲情、友情、乡情和爱情？面对“文革”时，我们是否问过一句为什么？哪怕是仅仅一句……
我们为什么没有问过为什么？
丧失思想能力的青年时代，真能有宝贵的青春价值？失去自我意识的群体迷幻，还能值得“青春无悔”？那时，影响我们想象力的，并非事实，而是信念。信念成为断语，便一夜普及；信念成为迷信，便强大如斯。我们以为揭开了幸福的秘密，其实不过是妄想；我们以为投入进伟大的事业，其实不过是膜拜。我们陷入群体幻觉，对强权卑躬屈膝；我们失去人格意识，对个人唯命是从。我们服从别人怂恿，深信自己肩负使命；我们感觉群体强大，专横推行简单教条。一个群体目标，取代了我们的所有理想；一场想入非非，替换了我们的所有幸福！事实上，只要效忠个人，我们便不会辨别真伪，立刻失去个性；只要感情狂暴，我们便没有推理能力，变成乌合之众。只要我们的精神统一于一家，我们就一定会拒绝讨论，而用言行暴力去伤害别人。那种排斥一切的平等精神，对自由和个人生命价值视如无物，毫不尊重；那种为信念和领导者而战的大众民主，只可能对非民主制度五体投地，无限忠诚。于是，我们成为被制造的人民意志。而人民呢？人民在这种意志下蒙受苦难！
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多年以来，我们没忘记自己曾为害他人，没忘掉自己曾愧对他人，在心中一次次否定那些行为。但我们也一直回避它们，怯于面对，羞于启齿。然而，人性的原则高于一切。回避过错，实际上还是在漠视曾经的人间苦难；不敢面对，说到底还是没勇气建立人性良知。谁都不愿意咀嚼吞咽记忆的苦果，谁都不情愿剖剥撕扯良心的谴责，但以人性反思，我们觉得，每个人的忏悔，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
因此，我们才懂得：应该道歉，必须忏悔。
我们曾问自己：“有什么可忏悔的？”我们本来就是“文革”受害者，“文革”带来的无尽恶果，至今无数人仍在承受。“文革”不是我们发动，极左不是我们创始——忏悔，是为自己的错误选择承担良心责任，而我们只是听命，无权选择——他们不忏悔，我们忏悔什么？
自古以来，一切制造社会、文化浩劫的权力者，从无忏悔，尚无先例。在他们那里，不存在忏悔不忏悔的问题，只存在历史评判的问题。而在我们，忏悔，是良知的自觉，是人性的升华。由此，宝贵的人类文明经验——宽容和宽恕，才不会失去价值。我们忏悔，社会一定更宽容；我们忏悔，人类可以更宽恕。
个人良心需要我们忏悔。乱世中不是所有人都有过分之举。在有组织、有计划的迫害运动中，我们的暴力行为、不齿行为，使我们成为事实上的“文革”积极分子——罪过参与者。而我们更可能从中发泄，出头表现，“靠拢组织”，牟取利益。我们的更积极，更冲动，造成的伤害更严重。扪心自问，我们做不到无动于衷。
社会后果需要我们忏悔。像当年的德国青年服从他们的“元首”一样，我们投身侵犯自由的客观后果，伤害了别人，伤害了社会。我们作为“文革”受害者，认为发动者应该负责；我们作为“文革”加害者，自己就无须承担责任？！道德罪过关系到个人的言论和行为方式，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越是受害者不向我们提出责任要求，我们就越是扪心自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能不道歉？！
政治责任需要我们忏悔。我们曾经狂热拥戴，支持极权不法，支持破坏制度，因此成为政治行为。政治责任关系着公民赋予政权及其行为以合法性，是每个公民都推卸不掉的共同责任。有了我们原始般的“三忠于四无限”，专断强权才可以肆无忌惮。扪心自问，作为谬误的土壤，我们应该追究总结。
文化责任需要我们忏悔。即使是被迫的、无能为力的，我们都对那时的“屈从权力”行为负有责任。因为，我们继承发扬的，是皇恩浩荡、感恩戴德、君命如天、血报皇朝、皇权长久、圣寿无疆。这都是些什么？扪心自问，我们应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什么？
历史责任需要我们忏悔。今天，我们有了比较、辨别文明和反文明的能力，也就有了对人类、对后代做出交代的能力。即使罪不在我，但我们曾经经历，曾经错误。灾难亲历者的应有责任，是建设一个限制暴力、诬告、陷害行为，抑制群体狂热行为，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无法为害的文明制度。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文化层面上的灾难根源，让未来不重蹈覆辙。因此，扪心自问，我们有必要对曾被伤害的人们，对曾被玷污的历史，大声地说：对不起！
罪过的历史必然是苦难的历史，不应该无影无踪。集体无意识必然犯有集体罪过，不应该毫无罪恶感。我们的青年时代一度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人格一度葬身于“文革”。
“文革”中，我们也曾经“忏悔”，但那不是面对人性。“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是为信念的胜利而决心献身，是群体无意识的自大狂妄。那种面向强人秩序的忏悔，有无知洗脑的感恩，有极权高压的被迫，也有趋炎附势的自觉。在任何有违“最高指示”的思想言行都可以成为罪行时，那种忏悔是极权与迷信统治的工具。
“四人帮”审判后，“文革”发动者不用承担责任了，无限忠于“文革”发动者的我们，也不用对“文革”及其罪过承担责任了。我们轻松地成为了免除责任的无名氏。但是，不会对反文明负责的话，怎么能学会对文明负责？如果用年轻的真诚为自己辩护，我们就永远不知自己曾经良知泯灭。如果不用对罪过负责，我们就永远可能再次拥戴罪过。
忏悔，本质上是个人心灵行为，是敞开胸襟，与灵沟通，是进步和文明。忏悔反思，才能将过去的不堪经历，变成未来进取的经验教训。否则，会在面对社会不公时，从普遍贫穷和“文革”运动中寻找对抗现实的思想资源。那只能导致以革命的方式解决矛盾，以专制的结果终止冲突，把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再度引向灾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未来。将我们的个人经历讲给公众，是靠近良知的大醒大悟，是面向未来的义无反顾。只有今天能得到反思忏悔的权利，我们明天才能得到民主自由的权利。而那，才是改良社会不公、建设文明未来的文化和制度保证。
历史假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巨大障碍。忏悔，就是说出真相，请求宽恕。未来，必将用了解真相的方式清算历史，用公开真相的方式还原历史。清算不是复仇。只要有忏悔，便可得宽恕。因为，忏悔是拯救我的灵魂，宽恕是拯救他的人性。人类的灾难多来自人类的傲慢。“文革”精神的本质便是如此，是想通过侮慢人性，成为他人的上帝。忏悔，便是放弃傲慢，向人性谦卑。
我们知道，罪过的反面不仅是德行，更是信心。看似无力却异常坚韧的文化和文化的最终产品——精神与人格，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最重要资源。当“文革”忏悔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行为时，我们的民族精神才可能更理智，更宽容，更崇高，更自由。
如果能由“文革”青年一代引领“文革”忏悔，我们将不枉亲历历史灾难，我们曾经的青春才能有些许价值。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做起了这件事，我们就负起了历史责任；只要我们记下了历史，它就终将会被人阅读。
让我们对孩子说：不要放弃对灾难的记忆，否则灾难会降临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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