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的风气》是穆涛先生新创作的一部文化散文集，分信史的沟与壑、《汉书》告诫我们的、身体里的风气、正信、贾平凹记、一本文学史著作引发的七个话题、耳食之言和文学文风以及中国文化气质八个部分。作者读史明变，循经思义，评古察今，怀旧不守旧，既考查传统典籍里文化生态的润泽光亮之处，又反思当今生活，有清醒的现代意识。且笔力踏实，文风朴素。堪称一部文学佳作。
作者简介：
穆涛，1963年生于河北廊坊，《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政协委员。
目录：
信史的沟与壑
信史的沟与壑
信变
玉皇大帝住什么房子
树和碑
黄帝的三十年之悟
多士
职官
反粒子
道理
匠
敬与耻
苜蓿蒲桃锦身毒国
“儒”这个字
谁敢窥天机信史的沟与壑
信史的沟与壑
信变
玉皇大帝住什么房子
树和碑
黄帝的三十年之悟
多士
职官
反粒子
道理
匠
敬与耻
苜蓿 蒲桃锦身毒国
“儒”这个字
谁敢窥天机
局限
自然者默之成之
代价与成本
认了
《汉书》告诫我们的
算缗和告缗
董仲舒的藏身之处
《食货志》里的一笔良心账
八政与九畴
采风是怎么一回事
使时见用 功化必盛
刘邦的新农村建设
身体里的风气
身体器官的服务员
笨人
内装修
去欲的态度
气
客气
会说话
睡觉
心底那个“愚”字
身体里的风气
正信
正信
敲木鱼
觉悟
空指什么
本钱
化和幻
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
旧砖与新墙
师和傅
致中和
敬礼
静雅
标准和榜样
清谈和清议
读文件
大实话
神话与鬼话
活力源
坊间言
贾平凹记
给贾平凹的一封信
《带灯》这本小说带来了什么
两本书：《秦腔》和《废都》
创新
立场与观念
以前
收藏
千字文
另一支笔
履历
一本文学史著作引发的七个话题
坐船和吃饭
带着问题读书
李浩怎么读《隋书》
事关唐朝的三个问题
我们的地域文化意味着什么
双轨制或三轨制
史家怎么史
耳食之言
耳食之言解
文学标准和文学生态
李渔的“四期三戒”
《人间词话》的方法
言者有言
文学的核心
鲁迅在西安
虚心实腹
境界
文风
再说文风
解放思想
简洁
乡土散文
网络语言
搜旧书
安黎兄
忘我
再说忘我
夜读抄
听说过的两句话
四月天
河东与河西
清明
秩序
传神
内涵
描写
一杯水
小的故事
表面的东西
念旧的水准
回头看
时代烙印还是时尚趣味
现代精神与民间立场
言立而文明
文学，文风，以及中国文化气质
文而不化不叫文化
文化是有血有肉的
化是讲规律的
在汉代，文学意味着什么
真实 境界 表达
底线
怎么样理解主见
穆涛的文字透露着儒雅之气和仙风道骨之韵。
读穆涛的文章，我体悟到的是他在引经据典之后文字的磅礴大气与犀利尖锐，我看到的是那些我所渴望看到的有思想穿透力的内心表达。
——南京大学教授丁帆
穆涛之文，新论迭出，貌如森林，层峦叠嶂，密不透风，高低伸展着繁复的枝条叶片。却叶子连结了枝曼，枝曼连结了枝条，枝条连结了枝干，许多根线条形成一个走势，顺着某一种逻辑秩序，终结于根脉核心。胸中千古事，笔底有春秋。
读穆涛之文，如看静水。乍一看表层，是向一个方向流动。细一看底层，却又是向相反的方向。永远的层层叠叠，深不见底。直看得人全神贯注，心惊肉跳。及至水落石出，又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悟。
穆涛的文字透露着儒雅之气和仙风道骨之韵。
读穆涛的文章，我体悟到的是他在引经据典之后文字的磅礴大气与犀利尖锐，我看到的是那些我所渴望看到的有思想穿透力的内心表达。
——南京大学教授 丁 帆
穆涛之文，新论迭出，貌如森林，层峦叠嶂，密不透风，高低伸展着繁复的枝条叶片。却叶子连结了枝曼，枝曼连结了枝条，枝条连结了枝干，许多根线条形成一个走势，顺着某一种逻辑秩序，终结于根脉核心。胸中千古事，笔底有春秋。
读穆涛之文，如看静水。乍一看表层，是向一个方向流动。细一看底层，却又是向相反的方向。永远的层层叠叠，深不见底。直看得人全神贯注，心惊肉跳。及至水落石出，又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悟。
信史的沟与壑
从道德一词的瘦身说起
按旧说法，书分四类，“经、史、子、集”。以前的读书人主要读经史，经史是课本，子集是辅助教材，是课外读物。经史也有分别，经是基础讲义，史是专业课程，先习人事，再练世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指的就是这层意思。经是常道，世事变迁，但人的基本东西不会变，且会持久鲜亮。读经就是卫道，找天地人的大道理。读史是找德，德是什么？“德者得也”，行到有功便是德。“天之大德曰生”，繁衍后代是最大的德行。但德也是有局限的，比如那个“好”字的结构，女有子为好，妇人得了儿子才是好。还有明人陈眉公的那句话，“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德中的旧观念。笼统地说，德是高尚行为的结果，在一个朝代里，哪些行为是高尚的？哪些行为是卑劣的？不是这个朝代里的人可以定论的，有权有势也不行，皇帝说了也不算，这就是史的价值所在。道和德这两个字最初是分开来讲的，不是一个词汇。到了唐朝，因为一部书，才把这两个字粘合在一起，唐朝尊崇道教，把《老子》一书奉为《道德经》，到唐玄宗李隆基时期达到顶峰。李隆基是很会恋爱的皇帝，也很智慧地热爱老子，他把《道德经》视为自己的“红宝书”，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根基，不仅随身读，还御笔注疏。他的智慧之处在“取之于真，不崇其教”。他喜欢老子的三句话：“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为所欲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李隆基一度是有为的贤明皇帝，他创造了“开元盛世”，政治清明，百姓殷实富足。但到了晚年，又背离了老子这三句话，才有“安史之乱”暴发，强大的唐朝由此走向下坡路，渐行渐衰。
道德一词进入现代汉语，被彻底瘦身了，专门指人的修养，传统文化里的有机成分被拧干，仅剩下一个皱巴巴的皮囊，除了一点点液体，什么也装不进去了。
历史的学名叫“春秋”
历史的学名叫“春秋”，这是圣人的譬喻，“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为什么把历史叫春秋，而不叫冬夏？我琢磨出这么几层意思：
一、当时是小国政治年代，叫诸侯国，只是比今天的县稍宽敞些，人口也稀疏。据行家估算，当时全国仅二千万人口，比今天的台湾人口还要少四分之一。但是国家数量多，西周时期最多将近八百个，仅山东境内就有四十多个，周室东迁后，《左传》有记载的仍超过一百二十个。小国寡民在弱肉强食的环境里过日子，如危地里的庄稼，春种秋收，得一茬是一茬，说不出可持续发展的松心话。如果当年也是今天的一统天下，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大物博，凭孔圣人的智慧，不会叫春秋的，会换另外的视角，可能会叫天空，或海洋什么的。
二、冬夏两季表层的东西多，春秋两季深层的变化多，不确定因素多。物如此，人和社会亦如此。
三、春天是播种，是开始，是动机。孔子很看重动机，他在《论语?为政》里说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与政治貌似不相关，但有一个关键处是相通的，就是“思无邪”，心术要正，动机要纯，出发点要端庄。秋天是收获，是结果。从动机里看居心，在结果中察得失。一个朝代是怎么拉开帷幕的？又是怎么谢幕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蕴藏其中的东西才是这个朝代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用刘知几《史通》里的话说，“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所惧的，正是《春秋》笔法，明察秋毫，微言大义。
四、依农历天时，冬夏叫至，春秋称分，老话叫“日夜分”，分是分明，指的是昼夜平分，白天和黑夜基本持平。审视历史要一碗水端平，要公允，不能挟私用假。“临流无限澄清志，驱却邪螭净海波。”
五、上边写的四款，都是我的瞎琢磨。据王力先生考据，西周早期，再溯以前，一年只分春秋二时，讲春秋，就意味着全年。郑玄笺注“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为“春秋犹言四时也”。
读史讲致用，温故为知新。温故讲究读史方法，温这个词用得恰当。历史原本已经死去了，只有读活了才可能出新价值。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课本”，有五千年的厚度，很难读，城府深，色调沉，像一个人板着脸孔，古板，刻板，缺情少趣且苦辣，对，是苦辣。像冬天里喝烧酒，要“温”一下口感才稍好些。
我们的历史不太好读的原因，有两点最具中国特色。一、历史是断代的。二、既有帝王术，还有宰相术，两条线索并行，却不是双轨制，是连体的两个人，既互动，也互相牵扯。
截止于清朝，中国有两种国家体制形态，一种是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简单的联邦制——分封建国。周朝鼎盛的时候，有近八百个“加盟共和国”。还有一种就是秦始皇开创的帝国制。这两种国家体制形态都是在陕西这片土地上开创的，陕西被称为“三秦大地”，这个“大”字，陕西这片土地还是承受得住的。但秦朝以降，二十几个朝代的更替不是禅让，不是竞选，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淘汰，而是革命，是流血牺牲，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打碎了之后重建。这是中国历史叫断代史的原因。读历史读到断裂地带要小心，要提高警惕，要记住两句名言，“一朝天子一朝臣”“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革命年代是以胜负论英雄的，基本不管青红皂白。
中国的皇帝，因为是家庭承包制，业务水平差距比较大。像抛物线，高和低的落差很悬殊。但中国的宰相们，基本保持在一条相对高的水准线上。好皇帝和劣皇帝，差别在业务能力上。好宰相和劣宰相，差别不在业务能力，而是心态、心地和心术。
政治里的好和劣是复杂的，心态，心地，心术更复杂，正是这些，愁煞着史官，但也彰显着史官的眼力和人格魅力。
信的视角
有三个常用语，都是臧否人事的，排在一起看，挺有意思。“不三不四”“人五人六”“乱七八糟”。
不三不四，指一个人做人做事没规矩。依南怀瑾先生的理解，易的卦理有六爻，初爻二爻喻地，三爻四爻喻人，五爻和上爻喻天。不三不四，就是不太会做人，做事情不守人的规矩。
人五人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空有五脏六腑。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五脏六腑是人的核心内存，各司其职，各有其责。人五人六的含义是内存完好，但不正常工作。用坊间的大实话说，叫吃人饭，不屙人屎。另一种说法是五常和六艺表面化，徒具虚表。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六艺是西周时候的学校（庠序）开设的六门功课，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马）、书（识字）、数（记算）。六艺在以前泛指人的基本才能。
乱七八糟，解释起来要麻烦一些。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男子“二八肾气盛，天癸至”。这是《黄帝内经》里的话，“天癸”是男女的基本东西，“天癸至”，就是男女成人了，可行天伦，有了生儿育女的功能。女孩子十四岁，男孩子十六岁，如果天癸未至，该来的不来，就是乱七八糟。七和八，还是中国人传统生活里的大数字。七是神秘的，密切联系着人的生和死。胎儿在宫中孕育，七天一个变化，这是被现代科学证明了的，如今妇科医生给孕妇写诊断书，也是以周计算。人命归天，死后要“祭七”。亡人撒手人寰，走上不归路，也是七天一个行程。从死的那天算起，每七天祭奠一次，“头七”“三七”“五七”，依坊间的“老理儿”要重祭。“七七”叫“满七”，也叫“断七”，指亡人已过奈何桥，和人间尘缘已然了断。七影响着一个生命的开始和结束。八，也陪伴着一个人的具体生活。一个人才出生就有了生辰八字，八字是中国人的人生观。《易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经典，用八种自然神态解释世界的构成，乾坤震巽离坎艮兑，即天、地、雷、风、日、月、山、泽，这是中国人最早的世界观。在上古混沌不太开化的年月里，能有这样的世界观，我们的老祖宗实在是了不起。以前科举考试作八股文，有文采叫才高八斗，有城府叫四平八稳，处事圆滑叫八面玲珑，人生得志会威风八面，生活不顺叫倒八辈子霉，与人疏远叫八竿子打不着。中国人过去使用的老秤是十六进制，半斤是八两。七和八里，有自然科学，也隐着生命科学。一个人的生物钟，也因循着这个规律，女子以七计数，男子以八计数。女子长到28至35岁，男子长到32岁至40岁，就到了生理的高峰值，再以后，就一点一点走下坡路。男和女到了56岁那个节点，生理上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男子是阳，阴开始增加了，一个男人以前不管怎么满世界跑，56岁开始就懒得动弹了，喜欢闷在家里。相对应着看，女子56岁以后，阳气升腾，晚上和早晨，去看在公园里扭秧歌的人，女性是占多数的。七和八不能乱，如果乱套了，就没法收拾了。
中国人的生活里，还有一个核心字——信。信是传统价值观，人与人之间被“信”沟通着。臣子的最大心愿是取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想的也是如何取信于民。说一个人不三不四，人五人六，是说一个人活得没有了信誉。乱七八糟更糟糕，是失了天信。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近乎义”。这是孔子对信的态度，一个人活在世上要立信守信。佛门站在另外的视角说信：“信有是有，信无是无”。心诚则灵，指的是要持有信心。还有一个词叫信根，信根有五个字：“信、进、念、定、慧”。没有信，不能精进，不精进则无念，不念不定，不定不慧。《华严经》里说：“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
信本是简单的，因为被不断地转换视角，就复杂化了。
老百姓过日子看重的是言而有信，做事情是“靠谱”，还是“离谱”。有一段民间逸事，讲原深圳市长许宗衡被双规后，家里巨大的保险柜谁也打不开。一个中纪委官员见多识广，说这是极品声控密码锁，密码多用八个字，专案组成员轮流测试，“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老天保佑，百事平安”等等，无奈屡试屡败，只好押解许宗衡过来，许市长对着保险柜，念念有辞，字正腔圆：“清正廉洁，执政为民。”柜门应声大开，里面满满当当一柜子硬通货。
《山海经》里记载的鱼和兽，有不少是根据它们各自的叫声命名的，当时这些动物没有名字，我们的祖先就临摹它的叫声称呼它。“石者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豹而文题白身，名曰孟极，是善伏，其鸣自呼。”流沙河先生有一段文字，写得很有趣味。“龙，繁体作龍，是形声字。右旁象龙腾形。左上是童字的省略，童省声，读tónɡ音。左下似月字者为肉字，表示龙是肉食动物。龙古音tónɡ，正是扬子鳄夜鸣声。扬子鳄名龙，古人说这是‘其名自呼’”。现实里的例子多的是，蛐蛐、雀、鸦、鸭、鹅、鸠、鹧鸪、猫、蛇、蛙，都是其名自呼。
清正廉洁，执政为民，不要成为官人的自呼。
两个故事，一种风范
文天祥《正气歌》里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含着史官守节，秉笔直书的两个故事。
董狐是晋国的史官。
晋灵公荒政也暴政，“厚敛于民，广兴土木，好为游戏”。在郊外建了一个别墅，大种奇花异草，其中桃花最盛，因此取名桃园。晋灵公荒政不荒园，终日在桃园里取乐。据《左传》记载，他有两个暴政细节。桃园里有一个高台，晋灵公在台上和宠臣搞“飞弹比赛”，靶子是园外的百姓。“中目者为胜；中肩臂者免；不中者以大斗罚之。”“台上高叫一声：‘看弹！’弓如月满，弹似流星，人丛中有一人弹去了半只耳朵，一个弹中了左胛。吓得百姓每乱惊乱逃，乱嚷乱挤，齐叫道：‘弹又来了！’灵公……索性教左右会放弹的，一齐都放。那弹丸如雨点一般飞去，百姓躲避不迭，也有破头的，伤额的，弹出眼乌珠的，打落门牙的。”（《东周列国志》）第二个细节是杀厨师。一天晋灵公想吃熊掌，酒热了单等这道大菜，几番催促后终于端上来了，但肉不太烂，灵公“以铜斗击杀之，又砍为数断”。当时赵盾是相国，因屡屡上谏引发晋灵公不满，欲除之而后快。赵盾命大，得以逃亡在外。第二年，武将赵穿在桃园内设计杀了晋灵公，迎赵盾回都城。赵盾以相国之责，拥立新君，晋国开启晋成公时代。
太史董狐在史书上记述这件事是“赵盾弑其君”。赵盾知道后大惊，反复解释这件事和他没关系。董狐坚持自己的观点：你是相国，虽然出逃在外，但没出国境。返回都城也没有讨伐弑君之贼。如果说和你没关系，谁会相信呢？“是是非非，号为信史。吾头可断，此简不可改也。”（《东周列国志》）孔子对这件事的评价是：“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在齐太史简”，写的是齐国一家三兄弟，一树三枝，同为太史。
崔杼是齐庄公倚重的大臣，倚重的方法有点偏，只因齐庄公和他的爱妾有私情，还拿这件事奚落他。崔杼把齐庄公杀了。
齐国太史在史书上记，“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把太史杀了。命太史弟弟重写，还是“崔杼弑其君”，崔杼再怒而杀之。又命太史的小弟弟写，见仍然是“崔杼弑其君”。崔杼害怕了，刀枪入鞘，知道硬骨头的史官是杀不完的。
由史官而史馆
中国是最重视史的国家。著史叫治史，和治理国家一样的分量。也叫修史。修史是什么意思？从字面理解，历史不完整、有漏洞，要修补；错讹的地方，要修正；丑陋的地方，要修饰，要装修。史被修来修去，找它的真面目就越来越难了。
最初，史官的地位很高，像爵位，由皇帝授受，可世袭，可家传，真正“德艺双馨”的人才有资格担任。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早晨造字，晚上记事。但这是传说，无据可考。中国自商朝开始设立史官制度，史官的职任是如实记录天子的言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那个时候，历史是个人写作，史官的良心有多厚，史书的分量就有多重。春秋以降，直至秦汉、两晋，出产了一批才高八斗，肝胆正气的史官，董狐、齐太史、司马迁、班固仅是其中的代表。
从前的规矩严，史官“据迹实录”，帝王是不能御览的，这是“硬性规定”。其中的要义是“君史两立”“以史制君”。但皇帝也不是吃软饭的，为防患“以史制君”，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三年推出“史馆”制度，历史由个人编撰“升格”为集体创作，并由宰相领衔。“总知其务”，史修成后要“书成进御”。史馆的“规格”大了，但史的亮度和信度也开始大打折扣了。“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推辞，最大的弊端是“书成进御”。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时代是从唐朝结束的。但史馆制度实行的初年，“君史两立”的遗风还在。贞观十六年四月里的一天，李世民想看看记录他日常行为的《起居注》，遭到了负责述录《起居注》的褚遂良的直拒，当时君臣间的对话很有意思，问的直接，答得了当。
“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
“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
“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
李世民富有明君作派，才有了褚遂良的贤臣骨气。或者反过来说，有褚遂良这等大臣，才有了改变世界的李世民。
诸葛亮防“以史制君”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就是不设史官。魏蜀吴三国，只有蜀史官空缺。陈寿在《三国志》里的评价是：“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斗转星移，自唐以后，帝王不仅察看《起居注》一类的日常记录，甚而直接主持修史，既当教练员，也当裁判，皇帝是越当越辛苦了。史书越写越厚，但有了一个大缺憾，“史以醒世”的功能弱了，多了粉世的功能。皇帝修史，地方大员修志，史志成了皇帝以及地方官的专用化妆品。清朝雍正乾隆时期，一些读书人闹过一阵子“不读史”的学潮，在书信和笔记里，把史写成屎。《大清见闻录》里讲了一个笑话：一天，老天爷捂着嘴窃笑，老天奶奶在一旁问，“笑什么呢？你个老不正经的。”老天爷连笑带咳嗽着说，“人间又造了两个字，实在忍不住，不得不笑。”说着张开手，掌心里写着两个字：信史。
班固的厉害处
班固的籍贯是陕西咸阳人，史载是“扶风安陵”，这里要做个说明，“扶风”不是今天的扶风县，安陵也不是战国时候的安陵国。汉朝建都长安，都城周围是畿辅要地，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个特别行政区管理，时称三辅。右扶风下辖咸阳、兴平一带。安陵是汉代第二个皇帝刘盈的墓地，刘盈即汉惠帝，吕后生产，一生性格软弱，惟母命是尊。司马迁著《史记》甚而不设《惠帝本纪》，而是设《吕太后本纪》。刘盈七岁为太子，十六岁执大业，二十四岁山崩，葬安陵。安陵在今天的咸阳市渭城区内，东汉时候属右扶风。
班固一生两次坐牢，第一次坐牢使他名望大振，第二次把牢底坐穿，死于囚内。
班固世家出身，父亲班彪是名太史，著《史记后传》。父亲亡后，班固归乡居丧期间修订重著《太史后传》，即《汉书》，被“明眼人”告发，以“私修国史”罪名入狱。“陷于斯，显于斯”“如此总如此”，这两句话讲的是世事的大因与大果。班固“私修”的国史因才高言重被汉明帝赏识，特赦后授“兰台令史”，正式修撰国史。这是班固第一次坐牢。
第二次坐牢要从班固“投笔从戎”以后说起。
窦宪是“外戚专权”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妹妹先为章皇后，即汉章帝的正宫，章帝崩后，继而窦太后。窦宪以“国舅”之威显赫当时，他最大的政功是两次率军北平匈奴，第一次出兵打到今天的蒙古境内，第二次率兵一直征讨到新疆哈密以西。两次出兵赢来了北方多年的和谐安定。班固与窦宪是“乡党”，都是右扶风人。班固追随窦宪北征西伐，既是参谋，也是秘书，首次出征，大破匈奴，作《封燕然山铭》，记载北伐的赫然战功。范仲淹诗中写过的“燕然未勒归无计”，指的就是这件事。几年后窦宪居功欺主，失势后自戮。班固被当作余孽入狱，同年死于牢中，时年61岁。班固的一生，可以说是生的光荣，死的却不伟大。
世上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有两件事，文事和武事。武将带文采的，是增本事。文人有武艺的，也是增本事。但亦文人又武人的，看历史上的一些人证，人生的结局多有大麻烦。茄子一行豇豆一行。什么树结什么果，嫁接的果树，比如那种叫“苹果梨”的，只是暂时的丰产，口感也特殊一些，但树的晚景不保。
《汉书》是班固的突出贡献，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班固的世界观尚儒，守君臣父子道。他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其实这是史家司马迁世界观里的开阔地带。班固著《汉书》也有“出格”之笔，在写法上虽说循《春秋》的萍踪，但《春秋》是时政要闻概述那一类写法，《汉书》则“言赅事备”，注重细节的饱满与“杀伤力”。如开卷之作《高帝纪第一上》的开头一段：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做皇帝的，都不是一般人，不是父生母养的，是天子。做臣子的职责是努力找出天生地造的证据。班固是史官，虽守君臣节义，却也因文心而文胆，写刘妈妈的受孕过程，一个农妇的雨中“神交”，是刘爸爸亲眼见到的。难得的“春秋”笔法，真是从心所欲又不逾矩，向班固同志学习。
身体里的风气
按照老说法，三天一气，五天一候，十天一旬，十五天一节，九十天一季，四季轮回，年复一年。天气，气候，节气，季节几个词是这么来的。我们老祖宗看天时的基础是依农时，依庄稼的生长规律，天和地呼应着看。但发射神舟飞船的气象基础，不是农时，因为需要准确地分析出近太空云层的薄厚变化，给飞船找一条出路，就是在云层中找个空子，让船钻出去，然后再满世界去转。现代气象学的基础已经改变了。
只要不离开地球，我们老祖宗的这一套东西是很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候是内部变化的外在状态，中医望诊看症候，厨师料理看火候。按冷暖选择居住地的鸟叫候鸟，人按季节增减衣服，候鸟比人笨，不能换羽毛，只好换地方。但不要小觑这些鸟，它们是掌握气候变化的高手，是原始的气象学专家。人穿了战国时代的衣服成不了战国人，但候鸟飞到哪里就是哪里的鸟。
在传统观念里，气是原动力，是能量源，是存在的根本。人身体外的气叫空气，关上窗子，捂住嘴、鼻子，外边的空气进不到体内，人就死了。人的体内也是气，是实实在在的气，气也要排出去，排不出去，一样会死。一个人躺在地上，另一个人过来摸一摸，说，没气了，安排后事吧。
气的表达形式叫风，风发为气，意气风发，指的都是这层意思。气在体内运行不畅，中医叫气滞，严重了叫痛风，再重了叫中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打嗝是初级气滞，关节炎要稍重些，脑中风麻烦就大了，眼斜嘴歪，手脚失常。
气在体内一定要顺行，这很重要。能逆行的是内功高手，是武侠小说里的人物。气横行的话，身体内部会出乱子，乱子是大病。在精神病院里，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对墙发呆，有的走来走去，都是气在横行。把气捋顺，比把弯的铁棍弄直费劲多了。
中医里的气分阴阳。阳气是什么？两岁小男孩半夜里小牛牛直了，有时候是憋尿，没尿的时候就是阳气。进入青春期后就不太好分了，性被叫醒了，兵临城下，风雨欲来花满楼。阴气是什么？一个中年人坐在空调房子里仍然烦躁不安，而且吃什么都不是原来的味道，就是阴气不够用了。
在人的身体内，气是一个系统，血是另外的系统。各司其职，气血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有点类似现在党委和政府的行政设置。气是主动的，是领导者。血是被动的，靠压力开展工作。给瓶子里注入水，水是沉在瓶子底部的。人站在地上，血不在脚踝周围，而绕周身运行，靠的就是血压。一个人血压适度高些不是坏事情，当然高过了头也不行。低血压才是可怕的，像早些年国产的汽车，总是打不着火。
气节这个词是说个人的，指一个人做事的原则和规范。风气是说社会的，指一个区域的原则和规范。看一个区域领导的水平，不用和他见面，看当地的风气就够了。一个地方的最高长官就是一个人的大脑。大脑和心脏协商，通过气血的运行确保四肢及身体各器官负责任地工作。大脑和心脏怎么协商？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气亏些，有人血亏些。但总的来讲，大脑是占上风头的。比如思想这个词，心做着基础工作，但成果归大脑。再比如，动脑筋要宽一些，小心眼就窄多了。走进一个陌生院子，见一个人手脚费劲地比划着走，并且眼斜嘴歪着打量人，你会立即得出结论，这是个脑瘫患者。一个地方社会风气不好，寻根的话就会找到领导者那里。社会风气的传统说法叫民风，民风是多棱镜，折射的面很多，不仅照世道，也照官人。官本位也是伤官人的，而且被照入镜子里的官人，多数都是赤裸裸的。
给贾平凹的一封信
老贾：
知您在写新书，一个月前那封长信是盲目写的，十月二日听您聊到写的内容，以及您的一些想法，自制不住，再给您写一些我的听后感，也可视为上封信的继续。
说说我对“立场”和“观念”的认识。
先说立场。
看一个喝水的杯子，角度不重要，因为杯子规模太小，一眼可看穿，见到整体。看一个独立的房子，角度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从前边看，和从后边看是两回事，爬到房前的高树上往下看又是一回事。站在哪里看，哪个位置，就是立场。
看一座山与看一条河是不同的。山是静的，但四季有变化。河是每一刻都在流动的，但四季变化不大（北方的河除外）。看山，在山外看，和在山里看不一样。在山脚看，和在山顶看不一样。山里的居民与山外的游客对山的态度也不一样。看河，在岸上看，和在船上看不一样。横看与竖看也不一样。顺流看与上溯逆流看更不一样。水里的鱼，岸边的人家，以及孔子在“川上曰”的什么，各有各的立场。
看人生，看社会，比看山、看河还要复杂一些，但“立场”这个概念是相通的，不同的角度出不同的效果。
八十年代的时候，讲作家是“代言人”，写农业题材，是为农民说话，写工业题材，军事题材，乃至教育题材，是为不同的行业说话，也就是说，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如今的时代讲“发言人”。代言人与发言人，一字之差，变化是不小的。教育部发言人，工业部发言人，商贸部发言人，乃至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讲的虽也是“局部利益”，但牵涉面宽了，是在全局的环境里讲局部利害。
经济学如今细化为两种，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指的是货币流通、商业流通影响到的物质与雇佣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大框架。是一个拳击台，台上有两个人在打，还有一个裁判，周围是看客，门口有人卖票。微观经济学指的是物价指数、商业周期，还包括商业运作手段。是拳击台上两个人怎么打？真打假打？裁判是否公正？周围的看客赌注怎么下？拳击场老板有无暗箱操作？这一阶段内人们对拳击的兴趣，等等。
宏观经济学是大的，微观经济学也是大的。区别在于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宏观范畴。今天美国人带来的金融危机是微观范畴。市场与计划有规律，金融危机也有规律。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这个判断被邓小平推翻了。中国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了社会进步并不是这么鲜明的一刀切的事情。还有一点，按以往的理论，人类社会是这么往前走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如今资本主义制度出了大事，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走不通了？下一步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如今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取得了成功，下一步是中级阶段，接下来是高级阶段？这是评职称的说法，到了高级怎么办？
上帝在哪里？人类的出路与未来在哪里？上帝快点燃神灯吧，因为美国人在往火星上走了，我们中国也在跃跃欲试。那是条必然之路？还是一条求生的路？火星是诺亚方舟吗？
具体到您的作品，八十年代您的一系列中篇小说，散文如《商州三录》，长篇小说如《浮躁》，是站在农民立场上的。那个年代您那么站是毫不犹豫的，但九十年代就迟疑了，进入二十一世纪，脚步更迟疑了。您站的地方没变，但您看到的东西变了。
先是《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尔后是《怀念狼》《秦腔》《高兴》再到《秦腔》，您对社会的看法、态度，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
《高兴》是变种，是大戏之间的“花腔”。
有一点我必须说出，因为是我的心里话。从《废都》到《秦腔》，我读到的都是“现场感”“当下感”，是“现在进行时”，尚未读出“以后”“今后”，没读出“预言”。
《红楼梦》是一部有预言感的书。但《三国演义》是一本讲“规律”的书。
中国的社会规律有两种：一种是“演绎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19到1949是三十年，1949到1979是三十年，1979到2009是三十年，这三十年之变有目共睹；还有一种说法是“五百年出一真龙天子”，这其中的根据很神秘，依天象。
第二种规律是“归纳法”，秦皇汉武，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时代更替，有始有终。
归纳法是宏观经济学，演绎法是微观经济学。
《三国演义》的“规律”在微观之列。
您于“易学”，于“神秘”，及至“天象”“星徽”是有内修的，在写新书时，可否收敛于书内？
那天，您谈的多的是“土地”，讲土地政策，亦收，亦放，一放一收。讲的真是好，但其中也有些问题可以研究。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在于“民”这个字，他的“三民主义”有开世之功。
在以前，中国的土地是皇帝一个人的。土是皇土，民是臣民，栋梁也是奴才。自中山先生之后，万象更新，民众盟生自主之愿，国名先是“中华民国”，继尔“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现在仍有些旧属之气，但云开了，光线照进来了，算一算，从中山先生提出到现在，仅一百年光阴，和两千年的“一统帝制”比较，时间也太短。“老百姓”自己改过来也要一段时间呢。
您那天讲土地政策，讲到把土地发给农民，再收回，还是站在帝制、皇帝观念上说话，把国家和民众对立着。
比如八十年代初，土地发给农民联产承包，因为政府必须关心几亿农民吃饭的问题。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土地，改革最棘手的东西暴露出来了，因为土地是整个中国人民的，是农民的，也是城市人的，焦点矛盾集中暴露在城乡交接地带。
土地不仅仅是农民的了，这是改革的一部分。只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吃饭是大事情，才有“基本农田”这一说法。
站在“土地是农民的”这一基础上，我觉得有站错队之嫌。
改革，改的就是观念。
再说些改革中的观念。
土地与田园
农本思想与田园经济是我们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我女儿穆一读初中一年级那年，您给她写过一个书签，“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她一直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以前中国人就是两件事，读书与耕田，很多人家门楼上写着门匾：耕读传家。一个将军，赫赫战功之后，要“解甲归田”，当朝宰相求隐，叫“告老还乡”。但如今的中将或部长，退休了，国家给退休金，不给土地。
以前的土地，是人的立身之本，将军大臣，皇上要赐土地，自己也要仗权势圈地。商贾做大买卖的人，也要在乡下置地，无地的人，就是稗草，被风吹着没着落。土地是判断一户人家，或一个人价值的基本参照物。大户人家、殷实人家、破落人家的区分，就是以土地为标准。有土地的人叫地主，在别人土地上干活的人叫农民。农民不是职业，是身份的代称，如同以前的公务员叫老爷一样。土地所属的不平均，是造成以前社会不稳定乃至动乱的根本原因，“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就是农民没有了活路。
以前的诗或文章，写田园乐、故土情，是写“主旋律”，因为是那时候的核心价值。游子一词，是针对故土说的，游子思乡也是一种“主旋律”。
如今，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人均有份。土地的所属不平均的时候，多的是地主，少一些的叫富农，可怜的叫贫农、雇农。如果一种东西是平分的，这种东西的内在魔力就会下降，直至消失。从大趋势上讲，如今的农民是职业了。
农民一词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只是这变化还有待于被清晰、被认识。
如今的政策是“亡羊补牢”，比如“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是矛盾的，“小城镇建设”是缓解大城市的压力，因为大量农民工进城；“新农村建设”的用意也差不多，把农民再吸引回到土地上。这一政策不太起效果，因此又在城市打造“新农民工”形象，给一些优秀的农民发城市户口，让农民工孩子就近上学。
《高兴》这本书预示了这种矛盾和尴尬，但麻辣味再浓呛些会更好。
关于“质疑”
一个作家如何“质疑”，暴露出他自己很多东西，学识，眼光，心胸，见识还有见地，还能见出品位。
质疑有三种：
1、一个人真的不明白，学生问老师的那一种；
2、对常识的卖弄、显摆，如十万个为什么那种，在科普范畴。
这两方面是一种，不在文学范畴内。
第二种是看出了，看见了，看着了，被激怒了。持这种质疑的人，一定要提醒自己看得够远吗？自己近视吗？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自己的看法如何呢？
社会的规律是大势，怎么往前走是“天定的”。
一届能力强的政府让人们欢欣鼓舞；一届能力弱的，手忙脚乱的，不断亡羊补牢的政府让人们垂头丧气。从本质上说，这两种情况是一回事，人们的欢欣鼓舞或垂头丧气都是“当局者迷”，都是“身在此山中”。
一个优秀作家的激动或沮丧不应该在这里。
第三种质疑是科幻小说式的，自作主张，异想天开，漫天要价。
还有质疑的基础问题，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质疑。
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习惯睡在一个大瓦罐里，亚历山大大帝知道了，去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哲学家睁开眼睛说：“万分感激，请您移开一步，不要挡住我的光线。”
有人解读为，这是哲学家的智慧，光线不是皇帝能赐予的。
有人读出不畏皇权。
这两种解读都内含着质疑。其实，哲学家在这件事上想的一点也不复杂。除了不要挡住光线，他没想别的。
我们有不少“解读”都存在问题，比如孔子周游列国的落魄，是因为多个诸侯君王不买他的账。读庄子是远离政治漩涡，心怀天地。屈原失宠于楚王，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还有苏轼如何，王安石如何等等。
“质疑”声离政治太近！似乎是站在官府院子里向外看。政治是社会的核心地带，但文学要升腾起来。
关于“超前”和“滞后”
八十年代的文学是热的，读者多。作家们看社会问题准，脉把的好。比如《班主任》《高山下的花环》《爱情的位置》等等，那时是改革初期，冰河才解冻，两岸的树才刚刚长出嫩叶，作家们为多个领域代言，看得很是“超前”。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作家看社会不太清楚了，不是眼花了，而是社会结构多元也多姿态了。作家的眼光不再“超前”了。可以做个比较，把作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医学家、军事学家、法律专家、科学家排在一起。作家看社会不仅不比他们“超前”，甚至有了落差。如今文学杂志的冷漠局面，大多数作家的失落感，根本原因就在这种落差上。
分析这个问题，看一些文学杂志的
目录：
就清楚了。看
目录：
上的题目，就知道了作家眼中看的、心里想的是什么？很多文学杂志卖不动，不是“文学边缘化了”，是作家们“滞后”了。作家写的东西，如果不是社会焦灼层面的，不是社会进步层面的，如果听不到社会文明脚步艰难迈进的节奏声，听不到观念的车轮轧动铁轨的咣当声，这样的文学注定不被欢迎。
有点困了，先写到这里。
乱写这么多，真的想读到您更过瘾的下一部新书。
穆涛
2009.10.27
《带灯》这本小说带来了什么
我跟老贾是同事，他是主编，我们做了21年同事了。艺术审美是需要拉开点距离的，我们距离近，办公室紧挨着。太近了，许多东西就看不清了，属于灯下黑吧。我参加过他太多次研讨会，但基本不说话，只是帮忙做些会务。今天因为是这个形式，要是上午的形式我还不准备说。现在这个气氛有点儿像我们《美文》编辑部开会，就事说事，实话实说。我说三点，因为是灯下黑，我就瞎说。
第一点，我先说说他怎么写人，怎么写事情。
老贾的写作是用中国人的脑子写中国人。我们的当代文学，学习外国文学太投入，都不太像中国人的文学了。天真或者逼真地模仿外国人写作，不叫国际化，也很难达到超一流水平，叫“影子文学”还差不多。世界上强大的民族，都是用本民族的思维方式思考事情和做事情的。文学是人学，老贾是这么写人的。当然，他还写得不够好，至少离我觉得他应该达到的标准还有点距离。但他这些年，写的这些书，都尽力地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创作着中国人的文学作品。老贾写事情，是放在变化中去写，放在越来越复杂了的社会状态中去写。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只有《浮躁》这一本单纯一些，以后的那么多本，都是越写越复杂。
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中国社会有多复杂呢？我举几个细节，比较着，也分析着去看。
先看大的方面。我们现在是世界经济的老二了，经济上挺强大。我们开了奥运会，世博会，还有大阅兵。有那么多开发区，有深圳速度。有珠三角经济区，海峡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关天经济区，以及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等。我们用三十年时间，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扬眉吐气地做中国人了，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些是大的方面。
我再举几个小例子，对应着去看。
在今天的农村，有那么多无依无靠的孩子，叫留守儿童。有那么多无助的老人，叫留守老人。不仅仅落后的村子有这种情况，中度发展的村子这种情景更多。而且这不是个别现象，不是小数字，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群体。一个时代被叫作太平盛世，有一个底线标准，就是老有所养，少有所教。比这种情况更值得深思的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人在哪里呢？在城市，学名叫农民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农民工，现代汉语词典里应该收入这三个词，但该怎么注释呢？该怎么向我们的后代解释这件事呢。据相关资料统计，城市农民工的数字大约二亿六千万，差不多有半个欧盟，十个台湾那么多。这些人口是流动的，是我们当前社会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秦朝是怎么灭亡的？在暴政苛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流民问题。秦国政府为了鼓励老百姓生儿子，制定了土地奖励政策，生儿子奖土地，生闺女什么也没有，后来没这么多土地了，这个政策就作废了。这是秦朝流民问题的成因。今天的农民工，以及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人口更多，情况也更复杂。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大眼珠子，少看几眼GDP，扭头看看这边吧。
再说说河流。有一份调查资料说，在我国经济发达及半发达地区，有接近50%的地下水资源被不同程度地污染了。地下水是和土壤、农林植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可以解释湖南多个地方收获的“有毒大米”事件了。三十年的时间，地下水被污染了，要想恢复过来，恐怕需要九十年。地下水是这个样子，地上水又怎么样呢？1949年建国以来，我们的政府在两件事上下手有点过重，其中之一就是对大江大河的治理。黄河上修了那么多水库、水电站，其中的功与过已经不需要后人评说了。黄河如今是经常断流呢。在黄河下游，河北、河南和山西一些相邻的村子经常为争水集体斗殴拼命呢。长江这方面的话题也有点沉重，具体的不太方便说，但长江沿线的一些湖泊这些年已经不断发出警示讯号。在大江大河上大动手脚，是会导致重大生态变化的。我们下手过重的另一件事是祖坟挖的多。是从明十三陵定陵开始的吧，帝王的，大臣的，各方著名人物的，我们以保护的名义做着太多的破坏工作。所谓的“曹操墓”闹了多大的笑话，这是开先人的玩笑呢。有一年我在新疆一个小博物馆，见玻璃罩子里躺着几个干尸，就感慨地想，这几位当年究竟犯了什么天条，以至于一千年之后在这里暴尸。老祖宗留下的遗产，是给子孙万代的，不是只给我们这一代的。现在有一个时髦词，叫“可持续发展”，我觉得说得太轻描淡写了，地下水，地上水弄成这样子，让我们的后人怎么生存？又在不遗余力的挖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认真思考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给我们的后人做个好一点的祖先。
还有我们的人文生态问题。
有一出老戏叫《除三害》，主人公周处本事大，能力强，却是个村霸，横行乡里。他上山斩恶虎，下水除蛟龙，为民除了两害，却不知道自己是第三害，后来受高人点拨，进山悟道去了。如今周处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比较多，有的还挺受尊重，进了政协或人大。什么是人文生态呢？在以前的村子里，对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基本是有共识的，做坏事当恶人是被多数人不齿的。如今这个底线遇到了挑战，今天有“贩毒村”，“贩卖人口村”，“偷盗倒卖自行车村”，还有“洗脚按摩村”，差不多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这些“问题村子”的出现暴露着一个大问题，在利益驱动下，是与非的界限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底线断裂了。
人文生态的恶化对我们社会进步的威胁是极大的，我们再来对比着看一个现实，我们现在经济上强大了，世界经济排名老二，但中国人行为做事的信誉度排名是老二吗？我看排进前二十名都危险。我们用怎样的眼光看身边暴富又行为不端的“煤老板”“油老板”呢？
盖房子是重视打地基的。社会这所大房子，地基就是人文生态。人们的行为要守一个基本准则。“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害处是把中国人传统行为准则破坏了，那些年有一个口号叫“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中国被尊称“礼仪之邦”，我们老祖宗在做人做事方面是有大规矩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邻里往来，都有规矩，七十二行，也各有行规。把这些东西都废除了，有更好的东西替代它吗？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上取得了大成就，但中国人传统性格里善良淳厚的东西随风飘逝了多少呢？我们的经济大厦这么宏伟，但支撑它的地基是什么呢？我们如今有“学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这些东西好是好，就是有点简陋。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信仰缺失”，我看倒不是信仰缺失，中国人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没有主体宗教，而是“以礼入教”，礼就是规矩，我们如今是规矩缺失。
我们如今的社会形态就是这么个现实，辉煌着，伟大着，我们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让大多数人过上了相对好的日子，这是非常伟大的。但同时存在着这么突出的隐患、隐忧和隐痛。社会现实就这么复杂，一个作家，一个有良心和良知的作家，应该对历史负责任地抒写我们的时代。
《带灯》这本书，不仅仅是在批判现实这个层面上，老贾是在沉着冷静地呈现着当前现实状态。这是一本血淋淋的书，只不过老贾的文风厚实，语言生动，一白遮百丑，看起来才不那么血腥。
第二点，我说说对今天的文学标准的看法。
一百年前，也在“五四”之前，新文化思潮启蒙的初期，张之洞提出一个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说，这是对未来中国文化结构的思想设计，这个设计非常了不起。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思想设计完成得怎么样呢？
我觉着，好像把这个设计弄拧巴了，很多东西，成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甚至在认识领域，提到“新思维”，就成了西方的代名词。
我们今天的经济在世界排名老二，这个排名的标准是西方的。不仅仅经济标准，太多的领域我们都在听命于人，工业指标、农业指标、科技、环保、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现在的大学教授，嘴里说不出几个洋人名字，会被视为没水平。“地沟油”是厨房垃圾，它的危害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但大学的讲堂上，来自国外的“学术地沟油”正在热火地煎炒烹炸呢。太多一知半解的，模棱两可的，七零八落的，甚至自相矛盾的东西成了我们教授的掌中宝。大学，是出标准的地方，大学教育，尤其是人文科学领域，是关乎民族精神和民族根本的。“五四”大学生走上街头干嘛？是反对卖国，是为了不做洋奴。
我们今天的文学标准又怎么样呢？有一个事实不能被忽视，没有向外国文学的学习，就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种学习不仅仅是写作方法，也有思维层面的东西，比如“小说”这个概念。中国的旧文学称为“小说”，是基于思维方式的命名，这种文学形式不是走在社会大路上，是羊肠小道，不承担社会重大责任，基本是娱情娱乐，占个“小”字。中国的旧文人，写诗写散文，署自己真实姓名，写小说，多数用化名，因为在以前，写小说不被认为是文化才能。今天的小说，能走在反思社会进步与倒退的主航道上，是学习西方文学的结果。但现在还有另一个事实，如果把西方的文学标准拿掉，我们有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中国文学标准吗？如果真的把西方文论丢开，可能有些评论家就不太会说话，也不太会写批评文章了吧。
西北大学有一位硕士生，毕业论文写贾平凹，核心谈贾平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来找我，说是听听我的看法。我先让他说说“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这个学生挺认真，“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梳理得挺清楚。我又让他说说汉语中“士”和“文人”这两个概念，他说得不太清。我告诉他，中国传统文化人有个标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知识分子是外来词，也有一个基本原则，不管达或不达，都要有社会关心。中国的文人与西方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点的认知上是有差别的。当代中国的文化突出人物，有对中国传统反思与扬弃的一面，也有学习借鉴西方的一面。但你敢肯定他们会沿着西方标识的知识分子路标往下走吗？这位学生说，那这个文章写不成了。我说你要写，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这也是贾平凹写作里有大魅力的一面，可以从贾平凹笔下的人物与“知识分子”形象的差异写起。
秦国和秦朝，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建立标准。“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历法，“颛顼历”虽然不太合适，但中国地大物博，历法都凌乱着，有夏历，周历，殷历等六种，每年的正月都不一样，这还叫统一的国家吗？“书同文”，统一文字书写。“行同伦”，这件事做得差劲，“焚书坑儒”，人的思想意识能统一吗？一张纸把星星之火包起来，是痴心妄想呢。
一个国家，如果不打算什么事都跟在别人屁股后边跑，那么在有些领域，可以遵循国际标准，而在有些领域，必须有自己国家的标准。前几天看过一个消息，说2015年人民币可以实行自由兑换。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我们快有自己的金融标准了。也不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学，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批评标准。
第三点，我给老贾提个建议。
《带灯》这本书里，有二十几封信，是带灯写给自己意念中的意中人的。中国旧文学讲“写境”，也讲“意境”，“意境”显示着境界和深度，也显示着写作人的审美高度。旧小说里有那么多旧体诗，那是用来显示才能的。一本《红楼梦》产生了“红学”，是因为这本书里既有文学才华，还有文化才能。老贾在文章中多次说过，小说仅有故事是不够的，小说不能写得太像小说，这是他的文学观。带灯的这些信与小说里讲的故事是互不干涉的两条线。在我看来正是用来实现意境的，类似的方法他以前的小说也用过，比如《废都》里人和那头奶牛的对话，《土门》里主人公的灵魂出窍。老贾重视这一点是他区别于其他当代作家的地方，是与众不同，也是过人之处。但我觉得，这些信，这些信里谈的东西，太美好，太干净。里边的那种善也不是中国人“人之初，性本善”的那种，不原生态，不混沌。可能这正是写作者的用意，带灯就是一盏美好的，干净的灯。我觉着有点理想化，这些信的力量压不住那里边的故事。“红学”的魅力在于追究故事之外的那些东西。或许《带灯》这本小说的故事太有力了，既复杂又清晰，既残酷又婉转。有的地方叫人掉眼泪，有的地方又令人莞尔。而且故事里的这些人物，几乎每一个都真真切切，是“解体了”的人。“解体了”是什么意思呢？文革中，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整个中国，只有他一个人是清晰的，下边的上百万人是个群像，每个人都是模糊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这个群像解体了，成为了真实的个体。《带灯》这本书的亮度之一，就是这些清晰生动的个体。这仅仅是个建议，说出来，供主编参考。
今天我的话长，以后再填表格时，遇到“有何特长”一栏，我就填今天这次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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